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名字就为中国读者所熟知，他和他的《金蔷薇》——一代人的枕边书，用“维罗纳晚祷的钟声”唤醒了无数人冰封已久的温情，用抒情、唯美、浪漫的文字与宏大叙事、理想主义的激情对话，为当时略显平淡的时代氛围注入了一缕如诗般温暖的微风。帕乌斯托夫斯基一八九二年生于莫斯科，后在基辅度过整个青年时代。他的父亲是一个铁路统计员，本该精确、理性的他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彻头彻尾的幻想家，是一个向往远方、渴望动荡生活的人，这种特质似乎也遗传到了儿子身上。帕乌斯托夫斯基早年生活漂泊不定，从莫斯科到基辅，从俄国腹地到黑海之滨的敖德萨，再从俄国南方到北方，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俄国，晚年则延伸至世界各地。伴随着时空路线的更迭，则是他丰富得让人有些眼花缭乱的人生轨迹：基辅大学历史系学生，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生，一战初期的前线卫生兵，电车司机，水手，渔工，记者，编辑……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才正式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帕乌斯托夫斯基
有必要特别提一提帕乌斯托夫斯基就读的基辅第一中学，这所学校由俄国外科医学之父皮罗戈夫创建，优秀的师资为学校营造了独特的文学艺术氛围。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同学中，最著名的要数布尔加科夫，这位杰出校友后来把话剧《图尔宾一家的日子》的情节放在了母校。在《文学肖像》中关于布尔加科夫的那一篇文章中，帕乌斯托夫斯基记录下了很多中学回忆。他说，第一中学和其他“那些单调乏味的俄国古典中学形成了鲜明对比”，后来“很多从事科学、文学，特别是戏剧工作的人”，如导演别尔森涅夫和作曲家利里多森斯基，都毕业于此。帕乌斯托夫斯基日后选择从事文学创作，或许也受到了基辅第一中学校园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创作始于中学最后一年，他在基辅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在水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在几家工厂当工人的间隙，他开始了他第一部中篇小说《浪漫主义者》的创作。谈及早年习作时，帕乌斯托夫斯基写道：“对于幻想中的世界的神往，以及由于不可能见到这种世界而产生的忧郁……占据了我青年时代写的绝大多数诗歌和第一篇不成熟的小说。”虽然作家后来焚毁了他的大多数早期作品，但其中的浪漫主义却留在了他的几乎全部创作之中。帕乌斯托夫斯基真正的成名之作是一九三二年问世的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在后来收入散文集《金蔷薇》的《一部中篇小说的由来》一文中，帕乌斯托夫斯基详细叙述了《卡拉-布加兹海湾》的成书经过。这部小说描写里海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与当时苏联的生产题材文学一样诉诸改造自然的主题，但优美的文笔和浪漫的气息却使得这部作品在当时的同类题材文学中显得有些另类。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创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和大自然有关的。他热爱旅游，一生中几乎走遍了俄罗斯的每一寸土地——西伯利亚、中亚、北方、远东，他把所见所闻，更主要的是对俄罗斯大自然的爱、对故土的赤子之情，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读者。在他的笔下，静谧威严的北方森林，风光绮丽的黑海，摄人心魄的里海海岸，原始神秘的普拉河，美丽的梅晓拉地区……俄罗斯大自然的美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动人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帕乌斯托夫斯基对自然的亲近不经意地流露在他的字里行间——为了辨别和记住森林中的一草一木，他的林间小木屋变成了乡间巫医的住所，他可以像普里什文那样“把秋天的每片落叶写成一首长诗”。在帕乌斯托夫斯基到过的地方之中，最能够引起他心灵振荡的是莫斯科和梁赞州附近的梅晓拉地区，这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爱”，留存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对大地的依恋”。在他的笔下，这个流淌着林间小溪、遍布着大大小小湖泊的地区，散发出如此耀眼的光芒，传达出俄罗斯中部地区大自然如此迷人的魅力，以至于在帕乌斯托夫斯基之后许多作家都不敢轻易触及这个地方。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成就，不仅在于他在文学上从梅晓拉汲取了无数灵感，为读者贡献出《梅晓拉地区》《森林的故事》等优秀文集，以及《夏日》《破旧的独木舟》《电报》《烟雨霏霏的黎明》《273护林所》《独面秋天》等小说，更为主要的是，他让人们发现了原来就在“鼻子前面”的风景。有意思的是，以热爱自然著称的普里什文曾经在信中气愤地说帕乌斯托夫斯基是“疯子”，因为他担心旅游者在看过这些关于梅晓拉的随笔之后会把这里践踏得寸草不生！仔细地探究帕乌斯托夫斯基笔下的大自然，我们会发现其中体现出的意境与俄罗斯“情绪风景画家”列维坦的作品有着同质的美，而他丰富的想象和对大自然的本能热爱，又使他的创作继承了来自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列斯科夫和布宁等文学大师的景物描写传统。从本质上说，帕乌斯托夫斯基善于挖掘平凡事物中不寻常的美，善于发现平素不易被发觉的现实生活中的诗意，善于表现普通人美好心灵的创作风格，是与他对大自然那种细心感悟、与其融为一体并感同身受的能力（或者是本能）密不可分的。大自然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诗神，是他笔下永恒的主人公。而作家频繁诉诸大自然主题，更是让我们能够感知到他对城市文明的审慎态度，对回归大自然所代表的自由、静谧和独立的空间的渴望，这似乎构成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某种独特反叛。《金蔷薇》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扛鼎之作，尤其在中国，提起这位作家，读者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它。《金蔷薇》这一标题在中国流传甚广，然而，如果我们细读开篇《珍贵的尘埃》就不难发现，老清洁工让·沙梅用首饰作坊的尘埃中簸扬的金粉打造出来的，是一朵饱含爱、温情和悲悯的玫瑰花。在俄语以及欧洲的诸多语言中，玫瑰、蔷薇、月季均为一个词，而在世界通行的所谓“花语”中，能够象征“爱”的花显然非玫瑰莫属。《金蔷薇》原来有个副标题——“论作家技艺和创作心理”，这是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高尔基文学研究所讲授创作技巧和心理学课程的主要内容，虽然作家本人称这是一部中篇小说，但作品并没有情节上的相互联系和连续性，更像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散文集，然而《金蔷薇》的主题十分集中，即写作的方方面面。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的自序中写道：“这本书不是理论研究，更不是指南。这里只不过记下了我对写作的理解和我的写作经验。”不过，帕乌斯托夫斯基不仅介绍了自己的写作经验，还独到地解读了许多文学大家的创作。《金蔷薇》的开篇《珍贵的尘埃》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看待文学创作本质的提纲挈领之作。它以年迈的巴黎清洁工让·沙梅从尘埃里淘金、最终积攒成一朵金蔷薇的故事，来隐喻文学创作的艰辛过程，来形容作家们从粗粝的现实中寻觅素材，最后向世人呈现经典的创作本质。在文章的最后，帕乌斯托夫斯基假借一位后来购得这朵金蔷薇的法国作家之口写道：“每一个瞬间，每一个偶然投来的词语或眼神，每一个缜密的思想或一句戏言，每一个人类心灵的细微活动，以及杨树的飞絮，夜间映在水塘里的点点星光，这些同样都是金粉的碎屑。我们文学家在几十年里搜寻这无数的细沙，为自己悄悄把它们收集起来，熔成合金，然后铸成自己的‘金蔷薇’——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或长诗。”帕乌斯托夫斯基用简洁鲜活的文字和亲切温暖的语调，将宝贵的创作经验和盘托出。在《闪电》一文中，帕乌斯托夫斯基将构思形容成闪电，来回答其产生的先决条件。“构思就是闪电。电在地面上空积聚多日。当大气中的电积聚到极限，一团团白云变成了阴森可怕的雷雨云，在浓稠的带电水汽中就会产生第一个火花——闪电。……构思就如同闪电，产生于一个富有思想、情感和记忆片段的人的思维中。这一切都是一步步慢慢积累的，直到那种需要必须放电的极限。那时，这整个压缩的、还有点儿混乱的世界就会产生闪电——构思。”帕乌斯托夫斯基借助这个自然界的现象，绝妙地解释了构思以及灵感产生的基础——不可脱离生活，要矢志不渝地接触现实，积累素材，才能形成成熟的构思，灵感的诞生也是同理。这与让·沙梅从尘土中筛出金粉，最后铸成玫瑰花有异曲同工之处。在《金蔷薇》中，帕乌斯托夫斯基还表达了自己对创作语言的关注。他对语言给予了高度重视，关于这一点，他在《文学肖像》中有过这样的表述：“有一句千真万确的话：‘在真正的文学中没有微不足道的东西。’每个词汇，甚至是乍看上去毫无意义的每个词、每个逗号和句号，都是必需的，有特色的，它们确定整体并有助于更精湛地表达思想……一个适时给出的逗号能够产生多么震撼人心的效果。”他认为作家要掌握俄语丰富多彩而又含义确切的词汇，还要去探索“一个最主要的、永不枯竭的语言源泉——人民自身”，因为“他们说出的任何一个词语都是字字珠玑”。在《金蔷薇》的《好似小事》一文中，帕乌斯托夫斯基简略提及了盖达尔一边踱步、一边字斟句酌的写作方式，以及他能几乎一字不差背诵自己作品的本领。而在《文学肖像》的《与盖达尔的几次会面》中，帕乌斯托夫斯基对此做了更为详尽的记录，他认为，盖达尔对作品中的每一个词汇都经过反复斟酌，它们的位置和搭配是唯一的，所以，作品能够被记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用这样的词汇写成的文章非常严谨，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帕乌斯托夫斯基称之为“浇铸的散文”。他又以库普林的作品为例，说明了富有特色的语言对于传达人物形象的典型性、表达作家的思想所起到的巨大的作用，库普林作品中的各种“行话”、人物之间的对话方式、接近口语的语言，使作家笔下的某一特定群体的特征跃然纸上。其实，帕乌斯托夫斯基叙述这一切的目的，就是在说明作家对自己的语言应该持有的态度。他本人的作品就体现了对待语言的严谨态度。读他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其语言的优美，这当然不仅仅得来于他笔下细腻、优美的风景描写和浪漫主义色彩，我们在其中看不到当今俄语中泛滥的外来词语、不规范词汇、过剩的形容词，他使用的是纯正的俄语，来自俄罗斯民间的语言，他的语言就是真正的俄罗斯语言。这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十分耐读的主要原因。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创作理念中，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想象力，他在不同阶段的文字中一再谈论这一主题，足以说明想象力，或曰幻想，对于其创作的重要作用，这也成为他评判一位作家的主要尺度。帕乌斯托夫斯基认为，善于幻想是一个作家最可贵的天赋之一，想象乃是“艺术生命力的发端”，是艺术“永恒的太阳和上帝”。他感叹于爱伦·坡说过的“幻想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事业”；他在格林的作品中看到了幻想对一个作家的作品产生的巨大力量，虽然格林描写的都是地球上并不存在的国度，但是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被作家走了无数遍，他知道每一个街道的转弯、每一株植物的特征，能指出所有街道和楼房的位置。阅读格林的作品，使人产生对他笔下的神奇国度的向往，他的故事“像美酒一般使人头晕目眩”。安徒生的作品也是其作者善于幻想的结果。童年时的安徒生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幻想，他幻想他所能想象到的一切事情。他自由的想象力把成百上千个生活中的细节化做了栩栩如生的童话故事。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家无法控制自己体内奔涌的思绪，安徒生和布尔加科夫都有即兴写作的天赋，也许，这就是他们的想象力在呼唤自由，要求被释放并获得外在的表现。丰富的想象力能够使人们看到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之处，能够看到生活中那些在表面的或是疲惫的目光下会溜走的特征。对于一个善于幻想的人来说，世界上没有乏味的东西，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饱含着美妙和快乐。帕乌斯托夫斯基呼唤人们保持幻想的天赋，他认为我们的时代需要幻想者。因为幻想是一个“强有力的源泉”，“这种源泉能够产生文化、艺术、科学，以及为美好未来而斗争的愿望”。假如认为一部作品因为其中过多的幻想就丧失了其社会意义，是有失偏颇的。我们不难看出安徒生童话所包含的只有成年后才能理解的“第二个童话”，以及童话中体现的现实意义。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作品的好坏在于它唤起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是否能够以其知识丰富我们的身心。这说明，帕乌斯托夫斯基认为，无论幻想还是浪漫主义，都不能脱离现实，“想象脱离了现实，是不会结出果实的”。它们与“‘粗糙’生活”和对这种生活的爱并不矛盾。帕乌斯托夫斯基就是一个扎根于现实的作家，在充盈着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生活的闪光。他同时也极力褒扬那些能够在作品中反映现实、表达对普通人的爱，用自己的作品折射文学和社会生活的作家。他喜爱莫斯科生活的编年史家吉里亚罗夫斯基，他高度认同库普林，因为他们用每一部作品呼唤人性，对人类的深厚的爱使他们用准确的洞察力对现实生活中的所有现象进行长久不衰的关注，所以他们才能写出一些绝妙的现实主义作品。《金蔷薇》的内容还涉及素材的选取、细节的呈现、人物性格的塑造等一系列重要的环节和因素，此书出版后深受欢迎，一度被包括中国作家和读者在内的世界多国文学爱好者当作创作指南。然而，《金蔷薇》不仅仅是创作谈，或者说，如果我们仅把它当作写作指南来看，会忽略这部集子中的另一朵“金蔷薇”。刘小枫在《重温〈金蔷薇〉》一文中这样谈及这部作品：“它不是小说，而是启迪，是充满了怕和爱的生活本身”，“如果把这本书当作创作谈来看，那就会抹去整部书跪下来亲吻的踉跄足迹，忽视了其中饱含着的隐秘泪水”。的确，在帕乌斯托夫斯基娓娓道来的写作技艺背后，其实是他推崇的生活哲学，即对受苦和不幸的下跪，同时越过一切苦难，把目光投向更为高远的天空，诗意地生活。在无处不在的生活中发现诗意是帕乌斯托夫斯基所擅长的，他曾说过，“一个人越博学，他对现实的接受就越全面，他和诗歌就靠得更近，他也就越幸福”。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始终不乏一些个性十足的存在，他们或者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或者为捍卫自己的权利遭遇多舛的命运，帕乌斯托夫斯基显然不是这样的作家，他以一种中立、和缓、润物无声的立场，捍卫着自己的文学理念和作为一个人的良知。在《金蔷薇》中，我们能充分感受他的这种生活哲学。在《金蔷薇》中，有《早就想写的一本书》这样一篇文章，文中写道：“很久以来，十多年前，我就考虑写一本非常难写的书，我当时就认为，甚至至今仍认为，这本书是有趣的。这本书应当由一些杰出人物的奇闻逸事组成。”在这篇文章中，帕乌斯托夫斯基“简单地记叙了”他对几位作家的“杂感”，那是他关于契诃夫、勃洛克、莫泊桑等著名作家的笔记，这些似乎是随手记下的文字给作家自己未来的书开了一个头。《文学肖像》应该可以算作那本“有趣的”书的继续和充实。在这本由俄国作家和外国作家组成的“画册”中，有我们十分熟悉的如爱伦·坡、席勒、安徒生、亚历山大·格林、布尔加科夫、爱伦堡、库普林等作家的二十五幅肖像。它们是由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六六年发表的文字组成的一个主题画廊。虽然这些文字肖像体裁丰富、风格各异，但是，每一幅画中的主人公都与帕乌斯托夫斯基作为一个作家或者作为一个人的生活发生过密切的关系，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让帕乌斯托夫斯基感到亲近。把帕乌斯托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他们对诗歌和文学的共同热爱。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青年时代和许多作家，如洛斯库托夫、盖达尔，组成了一个作家大家庭，作者难忘和他们的聚会，难忘“有趣的争论、交锋和大胆的文学构想”，他们“每个人都把给其他所有人朗读自己的新作当作神圣的职责”，难忘他们共同组织起来的大大小小的“科诺托普”（文学聚会）。透过作者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想象，那些年轻而精力旺盛的作家是怀着怎样纯洁的感情和崇高的虔诚来参加这一次次文学盛宴的。文学爱好所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这种爱能让人忘记饥饿和艰苦的生活，有时候，“一天的食物就是淡淡的茶水和一块面饼，但生活却是美好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勃洛克和巴格里茨基、丘特切夫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行，使妙不可言的现实生活更加充实。世界对我们来说就像是诗，而诗就是我们的世界。”那时，文学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切，文学创作拉近了帕乌斯托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的距离，他写到了他和盖达尔、罗斯金、格罗斯曼等作家每年夏天在索罗特恰的集体生活，写到他们陶醉在民间诗歌的世界之中，接触到无数民间语言的宝藏。帕乌斯托夫斯基热爱大自然，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时刻可以感受到这一点，透过《文学肖像》我们更可以感受到，他还热爱与他怀有同样感情的人,热爱能够带着同样的情感描写大自然的人。这就是帕乌斯托夫斯基选择库普林作为自己画像主人公的原因之一。“库普林对大自然的爱虔诚而平静，十分富有感染力，从中可以感觉得到他的天分所传达出来的力量。库普林如此描述大自然、森林和波列西耶树脂工人住的小房，以致忧郁开始啮噬你的心灵,这种忧郁源自你现在不在那儿，不在那些地方，源自一种想立刻见到其天然的冷峻与美丽的渴望。”这也是帕乌斯托夫斯基选择费定作为写作对象的原因之一，因为费定也是一个以全部身心融入大自然的人，他“并不仅仅像一个旁观者那样去喜爱大自然，而且也像一个林务员，像一个园艺家，像一个种菜人和一个花匠那样去爱它”。除了库普林和费定，在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记叙的卢戈夫斯科伊、托佩恰努等作家身上，热爱自然成了一种品质，成了他们的一种共性，也成了帕乌斯托夫斯基与他们感到亲近的一种亲缘关系。体验大自然的最好方式就是亲身融入其中，帕乌斯托夫斯基一生中走过了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在《断想数章》中看到他的足迹。他在旅行的同时，也在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结交并了解不同阶层的人。一方面，这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另一方面，这些经历大大丰富了他的人生，成就了他做一名优秀作家的理想。帕乌斯托夫斯基认为，好的作家意味着好的生平，反之，好的生平对于一个人来说多半意味着他有成为作家的可能。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伊里亚·爱伦堡》这篇文章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爱伦堡的羡慕，羡慕爱伦堡能够在有生之年目睹欧洲各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爱伦堡的作家命运使得他有资格和整个世界对话，使得他笔下道出的一切能在千百万人心中激起回响。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画廊中，以这种“好的生平”，或曰丰富的生平使他的心灵产生剧烈震颤的，还有亚历山大·格林、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奥斯卡·王尔德等。当然，激发帕乌斯托夫斯基创作灵感的还有很多因素，比如对某位作家身上某种品质的认同，如茨维塔耶娃身上的那种“农妇和普通女性的美”，阿赫马托娃的伟大天赋，马雷什金“面对世界和真实的人类生活所表现出的崇高的激动”，等等。帕乌斯托夫斯基和一些作家的共同生活经历也同样促成他写作《文学肖像》中的一些篇章，在《布尔加科夫和戏剧》中，除了布尔加科夫在戏剧创作方面的成就以及他对戏剧的热爱，我们还知道布尔加科夫和帕乌斯托夫斯基曾经是同班同学，曾经一起为看戏逃出校门，曾经一起捉弄学校的学监，曾经一起在第涅伯河上荡舟，在水上咖啡馆度过一个个充满了幻想的夜晚。这些都是促使帕乌斯托夫斯基拿起“画笔”的原因。另外，更为可贵的是，在帕乌斯托夫斯基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有一些作家正在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容、公正地评论他们，就像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文学肖像》中所做到的那样。一九五七年,他写作了《生命的湍流——关于库普林散文的札记》，那时，库普林的创作刚刚开始被文学界承认，而且是有所保留的承认；一九六二年，帕乌斯托夫斯基发表了《布尔加科夫和戏剧》一文，并号召大家，“无论我们怎样对待布尔加科夫的创作，接受或是不接受他，我们都应该向他鞠躬致敬，因为这是一名作家，一个以全部思想和身心忠诚于祖国及其艺术事业的人，他度过了并不轻松的一生，真实，坦诚，从不背叛自我。”要知道，布尔加科夫完全被文学界接受、他的作品全部得以发表，是在帕乌斯托夫斯基写作这篇文章的二十年之后！对这些作家和他们创作的客观叙述，表现了帕乌斯托夫斯基作为一个作家所怀有的正义感和勇气以及面对文学的责任感，他不允许任何人玷污文学、蔑视真正的文学家。正是由于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积极斡旋，像库普林、布尔加科夫、巴别尔、格林这样的伟大作家才及早地得到了公正的待遇，他们的作品才得到了全面的接受和理解。《文学肖像》是由关于作家的回忆片段和生活逸事组成的，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一些在文学史书中读不到的珍贵资料，此外，作为一名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不可避免地在行文中流露了自己的文学观和美学观，他对幻想、浪漫主义及其与现实的关系的思考，对语言的态度问题的思考，等等。这些思考既和他所叙述的作家有联系，也和他自己的创作有密切关系。这些内容和《金蔷薇》相互补充，形成了某种呼应，表达了作家创作理念的延续性和一致性。如果说《金蔷薇》聚焦于文学作品中的某些技艺，那么《文学肖像》则聚焦于掌握这些技艺的人，两部作品从不同角度表达作家的理念，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创作风格可以通过这两部文集得以窥见，或者说，《金蔷薇》和《文学肖像》这两部篇幅并不太大的散文集，就是帕乌斯托夫斯基文学创作的最典型体现。在帕乌斯托夫斯基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姊妹篇的形式推出《金蔷薇》和《文学肖像》，我们阅读这两部散文集中的文字，既是在重温帕乌斯托夫斯基所处时代的浪漫和激情，也是在体味帕乌斯托夫斯基钟情于生活和艺术的审美精神。
二〇二二年
合璧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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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蔷薇》《文学肖像》
陈方，女，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获得者。先后出版专著《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研究》《俄罗斯文学的“第二性”》，译著《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异度花园》《第二本书》《一个欧洲人的悖论》《我的孩子们》等，其中《第二本书》获2017年单向街书店文学奖，《我的孩子们》获2020年中俄文学外交翻译奖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