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SCI崇拜” 弊端尽显，要除！然而，新的量化指标在哪里？

科研评价中存在的论文“SCI至上”的现象，已经对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职称评审、人才引进、业绩奖酬，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人才称号评定、项目成果评审等工作带来严重影响。近日，科技部、教育部印发文件（教科技[2020]2号），要求规范SCI论文相关指标应用，树立正确的论文评价导向。

此次双部委联合，如此鲜明地炮打SCI，是史无前例的，而触发这次变革的原因和本次疫情中暴露出来的SCI弊端有莫大的关系。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各国科学家都在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科研，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论文相继发表，除了传统学术期刊，有相当一部分的科研成果在全球以预印本（Preprints）等形式快速发表和共享。根据《Nature》杂志报道，仅截至1月30日，至少就有54篇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英文论文发表在各类SCI期刊，预印本平台bioRxiv、medRxiv、ChemRxiv等网站，其中预印本论文有超过30篇。相比之下，发表在国内期刊的研究寥寥可数。

从预印本的发表看，截止2020年2月2日17时，bioRxiv发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coronavirus 2019-nCoV）的论文40篇，其中20篇来自国内科研机构；而在ChinaXiv（http://chinaxiv.org/ 我国的预印本官方平台，可能很多人甚至都没听说过）发布的相关预印本论文仅有1篇《武汉2019冠状病毒S蛋白可能存在Furin蛋白酶切位点》。

2020年1月29日，科技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技攻关项目管理的有关事项通知，要求各项目承担单位及其科研人员要支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并提倡有关成果和数据应按要求，提供相关项目承担单位、攻关团队等共享使用。

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近30年的SCI一定想不到，自己会从一个论文索引工具，逐步变成某种程度异化和扭曲科学研究目的，让国内学术共同体爱恨交加的核心评价指标。

SCI引入中国的前世今生

上世纪60年代，《科学引文索引》在美国诞生，与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并称世界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它通过统计大量的论文以及某期刊某论文的影响因子、被引频次等量化指标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

因为改革开放之前，科研水平高低、科研经费的拨付，并没有什么量化标准，也没有同行参与评价，完全是由行政部门官员说了算；

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大学率先用SCI量化指标来衡量科研人员水平，并被国内广大高校和机构广泛沿用，这对于引导国内学者在全球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提升中国科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在当时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唯SCI的做法越来越严重、普遍。有的学者靠学术不端，短时间内发表数十篇上百篇，却对解决实际问题没有任何意义；有的高校人才招聘时直接“明码标价”，要求3—6年内要发表多少篇SCI文章；有的省份甚至将SCI指标纳入到高校建设指标中……

科技评价体系的扭曲

外科医生只要手术做好了，能看好病人就行了，为什么必须发表论文？

医生说，我也不想硬着头皮发论文，但是没有文章就不能评职称，没有职称就没有待遇，没有职称也就无法执业发展。

如今，有人戏称SCI等指标就是学术界的GDP，原因就在于这些指标与奖金、拨款等物质利益因素直接挂钩。

由于学术共同体的认知模式已经被这套量化指标绑架，直接导致了一些学术不端现象屡屡发生，也让一些国内学者更愿意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造成了国内科技期刊水平“矮化”。

新评价体系不立，“SCI崇拜”难破

SCI崇拜”事实上是个老问题。早在10年前，就有院士炮轰“SCI崇拜”，认为这种看重论文发表数、引用数、影响因子的“SCI崇拜”，误导科研工作者，催生学术不端。

然而，10年之后，“SCI崇拜”现象并未得到有效缓解。究其原因，最大的问题是，不用SCI作为评价体系，那用什么？两部委这次的文件中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细则。

事实上，从2018年开始，科技部、教育部等多部门就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以下简称“五唯”）的专项行动

收效如何，大家自有体会。

以论文发表数、论文发表的期刊档次来评价学者，和用考试成绩评价学生一样，会给公众可见的公平。如果不用可量化的论文指标，而在考核、评职称时引入“软性”指标，谁能保证评价不被人情因素利用？

显然，突破点在建立具有公信力的新的评价体系，在此之前，改革仍将举步维艰。

此次两部委的发文，对于中国的学术、科技评价体系来说是否是一个破而后立的重要契机，仍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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