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恶性肿瘤死亡占居民全部死因的23.91％。可喜的是，近年来，在我国的医疗卫生领域，新技术、新药物、新的治疗标准和系统方案，正呈现加速涌现的趋势。
出门诊、下病房、做临床试验
他们分秒必争
只为患者能多一线生机
△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栏目视频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拥有多个国家肿瘤学重点学科，国家临床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肿瘤科、病理科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淋巴瘤科是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科主任朱军和他的团队目前承担着80多款新药的临床试验任务，全国淋巴瘤临床试验的五分之四左右都是由他们科室牵头完成的。朱军说，新药临床试验，好比不断寻找新武器，精准打击肿瘤。为了更好地治疗癌症，朱军需要经常带领团队，面对药监部门针对原研新药临床试验进行的严苛核查。北大肿瘤医院每年诊治淋巴瘤患者6000余例，其中大约70%-80%罹患的都是难治型的淋巴肿瘤。刘哲就是其中一位。2006年被诊断为非霍奇金淋巴瘤，经过手术、化疗、放疗，刘哲的病情一度得到控制，但2013年，他的病情又复发了，那时并没有好的“武器”来帮助他打败疾病。就在刘哲打算要放弃的时候，2016年他得知一个好消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正在招募PD-1新药的临床志愿者。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刘哲报名了，经过严格的检查和评估，最终他符合条件，可以入组。同样，65岁的淋巴瘤患者岳先生也成为了这样的志愿者，这给他的后续治疗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在病房走廊的宣传栏上，张贴的是一张张患者和家属的寄语，每一张小卡片背后，都是一段锥心刺骨的记忆。朱军教授告诉记者，正是患者迫切的求生欲，鞭策着他们不断前进，不断寻找新的药物、新的治疗方案，给患者带来抗击肿瘤的信心和勇气。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助理、淋巴瘤科副主任宋玉琴是朱军教授的得力搭档。虽然每天都是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状态，但宋玉琴似乎不知疲倦。她告诉记者，拼命接触新药临床试验，为的就是能给自己的患者找到医治疾病的可能。2019年，他们参与了一款中国本土研发的抗癌药物BTK抑制剂的临床试验。经过详实的试验，他们使这款药物，获得美国FDA突破性疗法的认定，实现中国原研新药出海新“突破”。这个过程中，不仅是药物获得了认可，中国医疗团队开展的临床试验，也得到了国际的认可。根据国家癌症中心的统计数据，目前全国淋巴瘤患者5年的生存率为32.6%，而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接受治疗的淋巴瘤患者，5年的生存率已经提高到62%，10年生存率已经提高到52%。他们的创新，正在切实推动国内淋巴瘤诊疗水平的提升和进步。告别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案
现在肝癌诊治有了“操作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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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每年大约有84.1万新发肝癌患者，78.2万死亡肝癌患者。原发性肝癌是全球导致死亡的第三大癌症，中国是肝癌大国，患者占到了全球的一半，5年生存率偏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是国内治疗肝癌最好的医院之一，对于许多肝癌患者而言，这里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中山医院肝外科副主任、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副所长史颖弘告诉记者，肝癌的治疗方法有十几种，像手术、射频、介入、药物等，而这些方式互相搭配就有上百种不同的方案，针对不同情况的患者，用哪个方案进行治疗是最适合的，一直是个难题，每一家医院都有一套自己的手术方式，这导致治疗效果参差不齐。为了提高肝癌的治疗效果，中山医院联合全国治疗肝癌的专家，制定出《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由国家卫健委发文向全国各级医疗机构提供统一的诊疗规范。现在，这个规范成了医生们在治疗肝癌的“操作宝典”，里面详细介绍了肝癌患者在不同时期的多种治疗方法，再结合医生们对病情的评估来判断，给出最佳的一套综合治疗方案。肝癌晚期患者王山，2019 年 8 月确诊，参照这个规范进行了2个月的综合治疗，效果就十分显著，11月顺利进入了手术室接受了手术切除，现在距离手术已经过去11个月，每一次的复查癌细胞的指标都控制在了正常范围内。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是《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编写专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这种综合治疗方式需要不断进行治疗方式的调整和药物的搭配。最近三年他们通过研究打开了治疗新思路，通过免疫药物的联合治疗大幅度提高了治疗效果。
半小时观察：日新月异的抗癌利器
恶性肿瘤是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一大类疾病。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逐渐加剧、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与慢性感染、不健康生活方式、环境等危险因素的累加，防控形势严峻。而另一方面，随着全社会对恶性肿瘤这类疾病的重视，诊治水平的提高，许多恶性肿瘤早已不是不治之症，新的诊断手段、新的治疗技术和新药物正在不断涌现，我们期待广大医务工作者、科研人员进一步加大研发创新，带给我们更多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