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论坛丨沈黎晖：摩登没变，是这个时代变了！
2016年4月8日至10日，第19届哈佛中国论坛在波士顿举行。哈佛中国论坛由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创立于1998年，至今已成长为北美地区领先的学生论坛。哈佛中国论坛于每年春季在哈佛大学召开，邀请政、商、学各界领袖，就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重大机遇与挑战进行积极而有建设性的探讨。
随着中国音乐逐渐向着多元化和国际化发展，很多中国的音乐工作者通过不同的尝试，将中国特色的音乐元素和国际风靡的音乐形式结合，使华人音乐真正意义上走向世界。
音乐作为与生活融为一体的艺术形式，对社会产生着微妙却深远的影响。音乐人通过音乐表达态度，而媒体人通过各式各样的节目扩大音乐的号召力。音乐工作者们对音乐的呈现、发展、传承有什么看法？
本次哈佛论坛分论坛“亚洲之声：音乐影响力”邀请了摩登天空创始人沈黎晖、资深音乐企划人／前太合麦田CEO詹华、音乐制作人谭伊哲，分享了他们在音乐领域的经历和故事。
我这两年好像成了一个成功的代表，其实以前在这个行业里，我跟“成功”这个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至少在6年以前甚至10年以前都是这个样子。
我是在1997年成立的摩登天空。其实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做我自己的乐队。所以严格来讲，当时我是一个自费歌手。我为了让自己这个自费歌手好看一点，就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公司，假装自己是个公司签约的乐队。
公司不能只签一支乐队，得找其他乐队来陪衬我。后来我能找到的两支乐队，一个叫超级市场，一个叫新裤子，找到这两支乐队，是因为他们都是我美校的同学。（除了他们）我不认识别的人，别人也不相信我。
我记得当时签了新裤子以后，新裤子彭磊回家说，我们签公司了。别人问，签了什么公司，他说，我们签了个印刷公司。（现场笑！）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像开玩笑的开始。可是当时我们自己乐队的唱片也卖了不少，也拿了年度最佳乐队，赢了所有的排行榜。
一年以后，新裤子发行了他们自己的唱片，也卖了好几十万。超级市场虽然卖得很少，但他们是中国第一支电子乐队，评价还挺高。所以当时我觉得，看起来我们运气还不错，用了三支乐队好像就改变了一个时代。在我们之前的乐队，都是头发留特别长，穿夹克带铁钉那种摇滚乐队。
然后，我们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干。我们开了摩登天空的杂志，开了自己的Livehouse，那时候还是卡带时代。后来CD来了，非常容易被盗版。CD盗版的成本更低，音质还有保障，我们感觉自己好像还不错的时候，唱片销量就突然下降了。
杂志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大概成立三年四年的时候就遇到了特别大的困难。我们也做了一些欧美唱片在内地的引进，有一大堆退货在库存里。
当时詹华在EMI，他来找我说，有个乐队叫Radiohead，我也特别喜欢，就发了张唱片。后来过了几年在库房还看到很多Radiohead的退货，就是《Kid A》那张。后来又有人问我，还有一支乐队要不要发行，叫Coldplay。（现场笑！）我说Radiohead都没卖那么多，Coldplay就算了吧。 （现场大笑！）
后来我和张亚东、有待（张有待）去伦敦办公室见EMI全球的总裁，我拿着中国版的Radiohead给了他一张。我跟他说，这个在中国只印了两千张。当时，中国的情况确实在CD出来以后效益降低了很多。所以摩登天空这个公司，一直跟挣钱和所谓的成功没有关系。
后来彩铃来了，彩铃跟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关系？都是网络歌曲。在那个年代我们是怎么活过来的呢。在2004，2005年的时候，我们开始给大公司做服务，比如摩托罗拉、诺基亚、苹果、LEVIS，但都是跟音乐有关的。
他们觉得我们公司虽然不大，但是我们很酷，很有意思，于是就挣到了一些钱。挣了钱以后就开始还钱。我做的第一件事还是升级我们的录音棚（笑）。记得当时赚了100多万，我就花了大约40万升级录音棚，同事觉得你有病啊，好不容易挣了钱，又花到了唱片制作上面。
我其实不是特别同意“技术决定一切”，我觉得技术是为人服务的。当时我们公司最难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录音棚里用PC电脑录了很多唱片，我们出的唱片得了很多奖。虽然音质非常差，是我们出版的最差的时期。
后来詹华发起过一个“回声33年”，是总结中国从1979年到2011年，在内地所有流行音乐出品的目录。整个目录大约有4万张专辑。4万张流行音乐的出版，内地的知名乐评人选了重要的500张，作为评选30年来最佳100张专辑的基础。
后来这个评选进行不下去了，但是那500张唱片选出来了。500张唱片里面，摩登天空当时入围了55张唱片，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我后来发现，那55张唱片里面有我们在非常困难阶段录的一些唱片。
我想说的就是，音乐这样人文的东西，人文应该是高于技术的，技术是为人服务的。当然，我们在这样的时代，看起来这个产业已经在慢慢成长，或者说已经前进了很多，在人文以外一定要再提升质量，这是不矛盾的。
所以我们在做唱片公司这件事情上，一直是闭门造车。在最难的那个阶段，我就愿意把自己关在录音棚里，不跟这个时代发生这么多联系。我最高的愿望，就是可以不用为工资和房租发愁，天天在录音棚里制作音乐就很好。我们在2004、2005、2006年经历了最艰难时期的转折。我们挣了一些做服务的钱，然后还给别人。
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做了摩登天空音乐节。音乐节是2007年10月做的，那时正好是摩登天空（成立）10年。这个音乐节做得很艰难，因为当我们宣布做音乐节的时候，我们公司只有十个人。当我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公司就有一个人辞职了。（笑！）
就这么十个人的公司，要做一个每天几万人的音乐节。显而易见，我们没有能力操作这么大的一个活动，音乐节需要几百万的投资，我们当时也没那么多现金。这个音乐节结束后，确实是赔了大概200万，也就是你把刚赚到的钱又赔到音乐节里面。
有的人觉得，你疯了吗？又在赌博。音乐节是一个能给人带来巨大虚荣感的东西，能够极大满足你的虚荣心。因为一个音乐节完全是你脑子里编出来的。你想做一个音乐节，你说想要什么艺人来，观众就真的相信会有这样的艺人来，然后他们那天还就真的来了，这听上去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
而2007年我们做音乐节的时候，大家没有习惯去买预售票，所以根本就不知道能有多少人来。我们预售票大概卖出每天几千张，可现场还是每天来一万多人，总数大概是三四万人。做音乐节就是特别混乱，但特别happy，结局虽然赔了很多钱，但我们特别有满足感，团队所有人都high了。
07年的时候，我真的想象不到，7年以后我们在纽约的Central Park做了摩登天空音乐节。当然这跟一个人有关系，摩登天空在2006年的时候来了一个美国人，这也是个挺国际化的事儿。
2006年的时候我们公司收到一封邮件说，我叫Michael，我在美国的音乐工业工作了10年，原来做过公关公司、唱片公司，所有的岗位我都做过。我在网上搜中国音乐搜到了摩登天空，可不可以免费为你们公司工作三个月？
一个星期以后，一个美国人，小小个儿，拉一个行李箱敲我们办公室的门。他真来了，我们觉得这人是不是疯了。其实2006年的时候我们刚刚好转一点，他为我们免费工作了三个月，三个月以后的结果是，我们决定在纽约开个office，雇了个人，每个月还发几千美金工资。
过了一两年我才发现，亚洲的音乐公司只有摩登天空在纽约开了一个办公室，连日本的公司都没有。但是在07年我们要做音乐节的时候，确实就帮到了我们，因为第一年就请到了Yeah Yeah Yeahs。
7年以后，我们在纽约做摩登天空音乐节也是因为他。我们在2009年做了草莓音乐节，三年以后草莓开始赚钱。他问我要不要在纽约开摩登天空音乐节。我说别开玩笑，我为什么要去纽约。
直到大前年他又问我的时候，我才真的开始认真想，（做这个音乐节）要花多少钱。我问Michael，我们会赔多少钱？他说不会赔。他一直特别乐观。我说，那就赔100万吧。赔100万的话我们就可以做。我心里是这么想的，结果我们赔了更多。（现场笑！）
但确实非常魔幻。作为一个中国公司，《纽约时报》写了好几篇报道，还有一个媒体写了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它说中国现在不光要向美国出口玩具，现在已经要出口音乐节了，要文化占领美国。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
这对我来讲是种什么感觉呢。我们在纽约做了个音乐节，音乐节的海报贴满了纽约的SOHO，我觉得我们占领了SOHO。音乐节的海报旁边就贴着传统演唱会的海报，我们成了纽约的一部分。这个感觉在音乐节第二天特别明显。
我是在音乐节开始以后才去，当我从酒店走到音乐节（现场），进了Central Park，看到很多人在那儿跑步，还有些人在那儿街头表演，就像电影一样。
可再往里走，听到万能青年旅店，《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的前奏，在纽约的Central Park响起那样的音乐，你觉得，哇，那是一个超现实的画面，一切就这样发生了。其实我之前没有那样的感觉，因为你在音乐节里面的时候是体会不到的，在音乐节外面，音乐在那儿响的时候，感觉特别明显。
摩登天空这两年发展确实比较顺利。我们签了大概60多组艺人，几乎中国最红的乐队都在摩登天空。其实我们从开始到现在没什么改变，但这几年在中国烂大街的歌可能跟我们也有些关系。什么《董小姐》啦，什么《南山南》啦，什么《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啦。
这些在以前可能是一些所谓的小众民谣，所谓的小众文艺青年听的歌，可它们确实都成了年度最热门的歌曲。实际上这些事情可能也不是我们刻意而为，确实是时代不一样了。年轻的一代成长起来，一个音乐节可以有几十万人来看，北京上海的音乐节能来26万观众，26万观众都是中国最酷的年轻人，都穿得特别漂亮。这是以前我们在地下室的时候根本想象不到的场面。
这几年，我们做的艺人唱片版权累积在一起，版权也开始赚钱，艺人经纪也开始赚钱。我们也开了自己的场地，Modernsky Lab，希望做一个跨界的艺术、年轻文化空间，北京、上海和昆明都要开，20个场地，第一个在北京。
我们也在湖南开了摩登天空的电台。我觉得这种传统的FM电台特别酷。我跟湖南广电说，能不能开个电台，他说可以，我说我可不可以做中国第一个摇滚乐电台，他说你不可以这样说，你可以这样做。（现场笑！）当然也没有那么摇滚。
其实我很不满意我们的歌单，但是慢慢好一点了。现在准备做第二个电台在云南。我们还开了互联网的票务平台，互联网的直播平台，跟我们的现场音乐结合在一起，是一个所谓的闭环。有很多投资人现在找我们，要不要钱要不要钱要不要钱，我说好好，我们拿一点点拿一点点拿一点点。
我们是一个独立唱片公司，到现在好像在这儿讲成功学，但我觉得我们没变，时代变了。这个时代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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