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光镜20周年：空谈批判没有意义，做自己，然后去帮助更多人

文 | 李禾子

校对 | 宋子轩

编辑 | 安西西

坐在反光镜三人面前，很难想象自己面对的是一支成军已经20年的乐队。他们穿着新潮，健谈，对周遭事物依然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当天的采访安排在了北京东二环附近的飞行者录音棚里，第二天他们就将启程前往南宁，开始他们名为“只有音乐才是我们的解药”20周年全国巡演的第一场演出。

这样的状态也许和朋克乐有关。“简单、直接、自由、有力量。”乐队鼓手叶景滢这样谈起他们对于朋克乐的理解。采访过程中，他和贝斯手田健华几乎成了乐队的全权发言人，主唱李鹏坐在一旁，反倒显得有些安静。“不过这种力量不一定来自音乐形式，”叶继续补充，“说实话音乐发展到现在，其实没有人特别注重你是金属、朋克或者别的什么（音乐类型），应该接受和包容，音乐本来就是这样的。”

“我们就是土壤”

对于音乐的本来面目，以反光镜为代表的这批中国早期地下独立乐队也许更有发言权。那是在物质匮乏、娱乐生活单调的90年代，各种音乐类型尚在襁褓孕育萌芽，地下摇滚刚刚在中国兴起，一切规则也都还尚待建立完善。也就是在那时，Nirvana代表的垃圾摇滚（Grunge）开始逐渐在小众范围内流行起来。

反光镜的成员们第一次听到了这种带着几分颓废却又让人精神亢奋的音乐，后来又渐渐迷上了朋克乐。“之前大家都疯狂地练技术，突然从 Nirvana 开始，加上后来突然成名的 Green Day，更多的年轻人觉得可以通过这种音乐更快地登上舞台。” 他们回忆，“朋克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不像金属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练习技巧。我们想用最短的时间玩音乐，朋克可能是最好的方式。”

乐队的成员都是发小，同在一个大院长大，有着共同的爱好，比如玩滑板、听音乐、弹吉他……1997年，反光镜正式成立，他们形容自己像一个“大家庭”。

不过，在他们看来，那个被许多人认为是理想主义余温尚存的90年代，似乎并不显得那么浪漫。“那个时代对于我们来说还挺噩梦的，设备也不好，音响也不好，也没有人看演出，只有我们自己捧自己的场。”那时，处于变革期的北京远远还称不上是文化中心，可以供乐队演出的场所也是少之又少。他们只好提着设备，跟当时为数不多的酒吧谈演出，几乎没有过固定的演出场所。

反光镜贝斯手田健华

当时也出现了一批和反光镜一样死磕摇滚乐的乐队，脑浊、69、A Boys、2月30、体液和无信仰宝贝等等都属于这一行列。“我们几个乐队就天天混在一起玩，大家有设备的出设备，有地方的出地方，”但这样的生活还是让他们很快乐，“当时觉得好玩开心，因为年轻，对物质上没有要求，对经济上也没有要求，大家在一起玩高兴就行了。”

直到1998年位于五道口的嚎叫俱乐部开业，这些乐队才终于有了“根据地”。“其实有一种 ‘久旱逢甘雨’的感觉，”田健华谈起乐队在嚎叫的时光，“反正就算我们的设备是破的，想安排个演出起码还能安排安排，好歹算是一个固定的场地。”那会一场演出门票10元，能活下来还要多亏五道口的留学生——虽然也没挣多少。

常驻嚎叫俱乐部的几支乐队就是后来名噪一时的“无聊军队”，回想起来，反光镜也很庆幸能有这样一群同行者，“如果只有一两个人的话，慢慢地我们可能就没有信心了，还好我们是一帮人，所以大家互相打气，就能抗到这么长时间。”他们还常常喜欢开玩笑，“朋克在那个时候没有土壤，我们在一片荒芜里边迸发出来，我们就是土壤。”

巡演！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乐队

早期的演出生涯中，反光镜几位成员还从没有过“职业化”的意识，用叶景滢的话说，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在“漂”，“想着能今天晚上别赔钱了就行，够抽烟、够喝酒，好点能够打车回家足矣。”赔钱的时候也不少，他玩笑道，“我们属于没给祖国什么负担，属于自娱自乐，当然也没制造什么产值。”

2001年，反光镜前往美国进行巡演，成了崔健之后第二个在美国办巡演的中国乐队。“因为那个时候互联网还不发达，看完我们的演出，很多美国人就觉得中国还有这么一帮人做这样的音乐，觉得很新奇，”谈起这次巡演的感受，三人眼中依然显出兴奋的神情。当时不像现在，来看演出的多是外国人，华人还很少。乐队成员演出时穿着肥大的裤子和滑板鞋，还染了发，一个美国乐迷好奇地问他们，“中国人现在都穿这样的衣服吗？你们不是应该穿那种军服吗？”

这次的美国巡演也成为反光镜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他们开始慢慢学着如何去做一个职业乐队。

“当时因为没有互联网，大家也没有通道去了解到职业化和系统化的东西，”田健华反思，“当时中国这块有一个断层，像崔健他们有一个职业系统的东西，但我们是独立于这套系统之外的，所以就只好自己去摸索。直到去美国演出，才发现人家是怎么做的、人家有什么计划，学习了很多。”

反光镜主唱兼吉他手李鹏

美国巡演完成回国之后，李鹏以主唱兼吉他手的身份正式加入了反光镜。也就是从这时起，反光镜开始酝酿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做一次全国巡演，“当时的想法就是少说多做，主动去改变一些现状，（那个时候）大多数乐队就是在等，在等别人发现自己，自己不做宣传推广，我们越来越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直到2004年，在积累了一定人气和经验之后，全国巡演终于提上了日程。这次巡演包括乐队成员、摄影师和助理，一行一共8人。当时互联网刚开始慢慢渗透进人们的生活，除了海报等等的传统宣传方式，希望“改变现状”的反光镜还会主动在一些地方性的BBS发布自己的演出信息。

他们也成了国内最早开始售卖自己演出周边产品的那批乐队之一，包括T恤、绒衣、布标、毛衫、帽子和护腕等等，巡演每到一处，他们便会在门口摆摊销售这些“副产品”。叶景滢把这些形容为他们“早期的创业”，“那是我们那会儿特别珍贵的东西，我们特别主动也特别愿意去做这件事。”

反光镜鼓手叶景滢

就这样，乐队坐着火车，一口气走遍了全国30多个城市，“有一个半月的时间都不在北京”。结果还不错，每个地方都有不少乐迷来看他们的演出。“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他们笑说，每场演出的观众少则百十来人，多则2、3百人，还有不少当地的乐队跑来问能不能给他们做暖场，“那会已经是很疯狂了。”

也正是经过这次巡演，乐队开始意识到自己有了歌迷，“这奠定了我们的基础和自信，还有团队凝聚力。觉得自己还行，不光是在北京能演，全国还有这么多人也都听我们、支持我们。”

反光镜自诩是“中国巡演最多的乐队”，比起发片，在演出方面他们的确要勤快得多。从2004年第一次巡演开始，他们每年的大把时间几乎都在巡演中度过，抛开2016年暂停的一年，今年已经是乐队巡演的第十一年。“我们觉得巡演就应该频繁一点，”他们非常相信巡演的力量，叶景滢打趣说，“中国有那么多地方，我们每天演都没问题，但是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赶得上。”

“你们不会觉得特别累吗？”

“累啊，可是这是我们的职业，你不能因为累就不上班啊，而且有那么多歌迷希望我们能出现在他们的城市。”

自己满意，才能让别人也满意

相比于早期作品，反光镜近年来的作品少了不顾一切的少年心气，多了几分稳重。叶景滢也说，“随着年龄增长经历不同都会成熟稳重一点，我们只不过有时候还有点稚气，因为和年轻人接触的比较多，像社会上那些接触的少，毕竟玩音乐的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纯的。”

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迎合，而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我们的一些歌迷还未成年，我们的言行对他们影响很大，所以更希望向社会传达一种正能量的东西，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听到有营养的音乐，然后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有自己的想法。”

三人经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做自己就好。”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价值观，才让他们相比一些同期的摇滚乐队少了很多怨气。面对许多社会问题，虽然也会愤怒，但“我们不想上来就说傻，那太无聊了，我们不是小孩儿，那样的表达没有意义。”

“做自己”几乎成为了反光镜的一条行为准则，所以面对外界对自己三年没有发片的质疑时，他们也并不急于去解释或证明什么，“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不够满意，自己不喜欢就没有办法发表出来，最起码要先过了自己这关，我们的宗旨就是可以没有，但是不能不喜欢，宁缺毋滥。”

但尽管如此，面对如今朋克乐队越来越少的问题，他们也依然会担忧。

“我们还是希望凭着反光镜一点小的名气，去帮助中国更多年轻的朋克乐队，包括去影响整个环境，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可能太过于专著自己乐队的事情，但就像我们的创作，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需要有这种责任感，需要把环境弄得越来越好，别让人感觉来了中国以后，一问朋克乐队没几支。

“其实也并不只是朋克音乐，我觉得大家都是一个团体，咱们要做的是把中国独立音乐、中国摇滚乐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了解，这个是大家要努力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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