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上帝眷顾的吴彤：“我不是大师，对名利没什么兴趣” | 对话
文 | 李笑莹
校对 | 邬楚钰
编辑 | 董露茜
吴彤走过的音乐之路有很多分岔，玩摇滚、唱流行、吹民乐、做电影配乐、参加世界乐团，它们相互交错又平行发展。在吴彤心里，无论哪一种音乐，只有小的演奏家，没有小的乐器，更没有小的风格。
年初，吴彤与马友友及丝绸之路乐团所创作的专辑《Sing Me Home（歌咏乡愁）》获得第59届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大奖。这是吴彤与马友友及丝路乐团的艺术家们第二次斩获格莱美大奖，七年前，在第52届格莱美盛典上，他们曾凭《欢乐与和平之歌（Songs of Joy & Peace）》获最佳跨界古典专辑大奖，吴彤也成为国内首位荣获格莱美奖项的音乐人。
吴彤一直认为，音乐奖项从来不分第一还是第二，拿奖的并不一定比没拿奖的强多少，他们的幸运仿佛是被上帝眷顾的。丝绸之路乐团十八年来所坚持的跨国跨文化的宽泛式文化概念，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他们用音乐去探索全新的艺术语言，在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下逆潮流而行，用一种更开放的心态去发现和接纳不同的文化，从而将其文化背后所包含和承载的智慧用音乐传达出去。
“这张专辑获奖后我们接下来的音乐之路要怎样走？这才是我最关心的。”吴彤轻声说，“当你的内心足够宽阔的时候，你就感到自己并不是想要去做什么，因为其实你只要往前走，那条路就是你自己走出来的，就是你自己！”
吴彤将人生经历过的每一个阶段比作为四季，春天发芽，夏天怒放，到秋天开始有点又要收获了，但是也到了秋风箫瑟的时候。“当你在人生金秋时，也会感觉到一些来自健康，来自生命的警告”。吴彤开始强迫自己在夜里十二点进入睡眠，虽然刚开始会有些难以办到，不过现在他已经完全可以看到每日清晨的太阳，常常定在八点的闹钟还没响自己就已经醒来。起床后，吴彤喜欢给自己和家人煮一锅养生粥，再顺手抓起一把小米洒在院子和阳台上，以招待每日前来拜访的“不速之客”——小鸟。
吴彤是处女座，每天出门前他一定要自己把厨房的碗筷洗好，不然就会浑身不舒服。近些年，吴彤还开始坚持每日数次大作（道教中的一种基本修练方式：闭目盘膝而坐，调整气息出入，手放在一定位置上，不想任何事情）与每年两次辟谷（源自道家养生中的“不食五谷”，是古人常用的一种养生方式），他喜欢也习惯了清净的环境。
对吴彤而言，他最大的快乐来自于没有限制、自由自在的音乐世界，这种自由令他开心。对于作品创作，他不希望受到外界商业价值的影响。“一旦用钱去衡量你的艺术作品，那艺术可能也就改变了方向”。
读完《吴彤们》特别有感触。小时候父亲的严苛对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在生活还处于比较紧绷的状态吗？
吴彤：人其实有很大的可塑性，我很羡慕那些一直在松驰的状态下把事都办了、甚至达到一个难得境界的人。这当然很好。但我也并不认为我现在这个状态必须要改变，因为我在不同年龄段会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不是说一直在唱歌，或者一直在写歌，就必须沿着这一条路一直往前走。我总是在对新东西感兴趣，那你就必须要有一个严格的学习计划。
我也会有放松的时候，比如说跟朋友聊天喝酒以及读书的时候。读书时，如果有一壶茶泡在旁边会更好。我不是那种特别要让自己一根线一直紧绷的人。除非工作压力到这儿了，‘你必须要今天交稿’才行。我不会在特别疲劳的时候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效率不高。
从玩摇滚乐到现在的音乐大师，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平和了？
吴彤：大师不是，我变成了一个音乐人吧。
我可能积累得多了一些，工作比那时候多一些，也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我把每一件工作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但是做摇滚乐时，我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观众，有更大的舞台去证明自己。现在呢？我也不是不着急，工作压力还是有一些的，但相对超然一点。
从轮回乐队到重新调整好状态，这个过程大概花了多久？
吴彤：很长。从04年到09年，至少五年时间。开始的第一年，因为有太多质疑或者是过分关切的目光，这都会给你带来不舒服。其实，时间慢慢地让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淡，但还是有一些遗憾，现在想起来还会隐隐作痛，觉得这件事的结束方式可以更好。
后来大家又可以坐到一起了，一起聊聊天喝喝酒，甚至有的时候工作需要，我们还偶尔会一起站在舞台上。十多年过去了，会觉得那真的就是人生的一个阶段。那个阶段里，大家都不成熟，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但就没有做得更好。
和乐队怎么又开始联系的呢，谁先找的谁？
吴彤：这都是小事，现在想起来，谁给谁主动去打一个电话，我都不觉得好像是低人一等。我更觉得可能谁先打一个电话，这个人想得更明白一些。人还是应该超越那些小的细节，用一生的长度去看。从生命的角度去看，每一个人都在学习和完善，或者用每一个生命都是不完美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家都是在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
丝绸之路乐团的音乐家们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大家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会因为文化或者信仰不同而造成沟通上的冲突吗？
吴彤：冲突谈不上，大家在音乐上会有理解上的不同。
我们每个人都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每一个人的意见都会得到最好的尊重。按照每个人的方式去试一试怎么样做？因为大家都有专业的态度和精神。如果觉得谁的意见不好，那一定是觉得谁的更好，大家都会选择那个‘对’的。不存在谁不给谁面子，就事论事。艺术是不骗人的，耳朵是不骗人的。
但从文化来讲确实有差异。比如，在我离开轮回前的那几年乐队非常火，在国内一演出就是几场连在一起，宣传和采访一个接着一个。但出去跟丝绸之路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把最开始的几年作为我们的磨合期，都非常谨慎，希望能先排出好作品，而不是说我们先赶快出名吧，赶快让大家知道我们吧，不是的！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标准，我们认为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才愿意去跟大家分享，一直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和国内的气氛不一样。
我们听到关于“丝绸之路”的消息，基本都是拿了格莱美大奖这样的重头事件。
吴彤：基本上国内的关注是这样的。但其实我们每两三年会在国内演一圈，这种演出报道还是有的，但不像娱乐新闻，每天都在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拿个头条，不是这样的。
两次拿到格莱美大奖，心情有什么不同吗？
吴彤：还是有点窃喜，感觉被上帝眷顾了。从我内心来讲，对奖其实没有那么的冲动。被提名了以后，大家都特别的兴奋，然后还给我自发地办了一个party，关心我的朋友都来了。我很感谢大家的友情，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开心的晚上，大家有一个话题，我觉得很开心。但作为得奖本身这件事来讲，我并不觉得第一名比第二名要强多少，我是说只是这张专辑。专辑拿奖后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这才是我最关心的。
老实讲，第一年第一次拿奖还真的是非常意外，这么大一个奖，居然我也可以和丝绸之路和友友去分享这份荣誉，觉得很幸运。第二次获奖我更觉得好像多了一份使命感——丝绸之路十八年来所坚持的跨国跨文化的一种宽泛的文化概念。以世界性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工作，我们有一颗开放的心，不是说全世界都要演奏中国的音乐，或者中国人也要演奏摇滚乐什么的，我们就是要用一种更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不同的文化，这样可以让我们发现不同的文化及其文化背后所承载智慧，这是我们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的理由。
做自己的音乐又要和不同的团队合作，你怎么做到身份之间的切换呢？
吴彤：我基本上不会在同一时间干两件事，那样的话会让我工作起来很抓狂。一段时间做一件事，或者重点做一件事，这样会比较好。
之前做过摇滚做过流行做过民族，你认为一种音乐要积淀到一定程度才能去做下一种音乐，还是说其实它们一直都是平行的？
吴彤：我觉得音乐本身是平行的，无论哪一种音乐风格，只有小的演奏家，没有小的乐器，没有小的风格。
如果你有足够宽泛的音乐想象力和技术，一个民族乐器同样可以演奏摇滚乐出来。但如果你做不出来，那是因为你没有技术，或者说你没有想法。
其实单从音乐本身来讲，不存在环环相扣。但是一个演奏家的成长，从学生到你学习的曲目越来越多，风格掌控得越来越多，直到你最后开始创作，然后创作不同的风格，越来越多的控制或者说得心应手地演奏不同类型的音乐，游刃有余地在不同的音乐风格之间转换，以致于最后形成自己的演奏风格，这是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递进关系。
不可避免的音乐之间也存在鄙视链，似乎做爵士的会瞧不起摇滚，做摇滚的会瞧不起民谣，做民谣会瞧不起流行，你会有这样感觉吗？
吴彤：我觉得这跟食物链异曲同工。也和这种所谓的成功学是有关系的，这应该是近代西方文明带来的一种思考方法。中国从来没有这样，没有谁的哪种思想高过谁，从来没有。中国的文化里边找不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但凡对中国文化有点了解的人就会有这样的常识。
你在鄙视别人的同时也一定被别人鄙视，因为你鄙视别人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你在你鄙视的那个音乐元素当中去学习的机会了，对不对？每一种音乐其实都有它宝贵的地方。你鄙视它就失去了向它学习的可能性，于是你就有了弱点。当你有弱点的时候，别人鄙视你也变得正常了。
你有自己比较偏好的音乐类型吗？
吴彤：这个问题通常我现在不太会问自己。因为首先不同的时期，我会对某一种事情感兴趣，这是正常的。比如说小时候，我从来没有发自内心的从一开始就喜欢民乐，是我父亲逼我学的。但当我学了几年以后，我发现自己掌握了这个语言，我就觉得不错，开始享受它。
当我接触到流行音乐的时候，我觉得流行乐我感兴趣，听到摇滚乐的时候我觉得摇滚乐很酷，但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演奏摇滚的时候就把民乐扔下了，说民乐太土了，摇滚太洋了，我不觉得。因为我认为，再洋气的摇滚我也是照猫画虎。我要找到自己心中的摇滚，血液当中的摇滚，那我就要找到我自己是谁。那笙就是我血脉里的血液，我不能回避。
你会看轻自己是因为你看不清自己，你贬低自己是因为你对自己不够自信，你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在那儿，你没有找到自己的优势。所以，我并没有说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优势，但我知道每一步都还没达到最好，他们都是有可能成为最好的。就像我说的笙，我在摇滚乐的演奏演唱中也要把它加进去，我试图找一条属于中国人或者让我自己舒服的摇滚。
所以你就看到，我加入丝绸之路乐团后，会有很多人在讲：你是不是出国了，要搞民乐推广。那其实我也在唱，我把中国的民歌带出去，我会创作新的作品。
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来自于我的音乐世界是没有限制的，我可以充分地感觉到自己在音乐创作世界里的自由。如果我现在想呐喊出一个很强烈的愿望，那我会选择用摇滚乐来表达。那要是我现在想写山谷里的一阵风，那用摇滚的表达方式可能就不太合适，它没有那种金戈铁马的气势，但用笙来表达可能就会比较合适，或者是用人声的哼唱。
在《吴彤们》这张音乐专辑中，你还是把《烽火扬州路》放在了第一首，是有不舍或者不甘的感情吗？
吴彤：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对摇滚的探索，只不过现在可能更多的时间放在器乐里面了。
创作上面，我从来不觉得不甘，因为你做过了就是做过了。只要你还想继续做，没有人让你停，没有人可以拦住你。现实是这样的，就像人的性格，你本身就有不同的愤怒，对不对？也有温柔、婉转、叙述、忧伤和思念，不同的情绪选择不同的音乐风格这很正常。
对我来讲，可能我最近做的音乐方向有摇滚，但是不多，也许明年或者后年我摇滚做得真的很多，那我就能做了，所以没有什么不甘的。我现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儿，就行了。如果要说我有一点不甘心的话就是时间真的有限，不能同时做很多事。你要说有没有兴趣？有，但是在我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做最感兴趣的事儿了。
再次录制演唱《烽火扬州路》跟之前的心情状态有什么不同吗？
吴彤：我觉得可能到60岁才是我最摇滚的时候。
摇滚乐不是一定要唱得声音有多大或者有多高，年轻的时候我可能凭的是一腔热血。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你对生命有了理解，你会发现摇滚并不是一定用音量来诠释的，它需要的是你的态度、你的观点。
所以我觉得不同时间再去唱这个歌或者其他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不同的。我非常享受演唱一个曾经唱过的作品，它给我带来的声音上的不同感受，会让我更能够体会到摇滚的本质是什么。
你去过的地方很多，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吗？
吴彤：印度有它非常独特的地方，它跟我国就像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样，都是礼仪之邦，而且印度教跟中国的佛教也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当你到了印度以后，你会发现整个印度社会就像30年前的中国，虽然硬件设施很差，街道上的这种市政设施非常非常落后，但却是作为东方文化很重要的一个代表性国家，这个地方的艺术氛围非常好，即便百姓不是很富裕，但他们对艺术相当尊重。也因为他们对宗教的充分信仰，即便他们非常不富裕，但他们并不愤怒，百姓的心理是相对平和的。相比于我们现在中国社会发展那么快，或许我们失去了一些内心的东西。
而纽约呢？我一直觉得纽约是唐朝长安的感觉。全世界很多精英都汇聚在纽约那个地方，人非常拥挤，大家都充满了创造力，可能你说在中国，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好像是速度太快了。但是你到了纽约之后，其实你根本跟不上它的节奏。但是它又是包容的，当你在纽约进入到艺术家这个圈子，你会觉得他们对艺术也非常尊重。我觉得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美学概念需要我去带给他们，但我发现很多美国的学者已经在很早以前就将它们带到了美国，而且已经成为他们的历史了。
所以说一座伟大的城市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单纯地说全世界的精英都在那儿，而是因为它有一颗开放包容的心。谁能说纽约的风格是什么？纽约的特点是什么？纽约的特点就是纽约。纽约的特点可能是没有特点，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人在那儿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宿，我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在纽约的那个环境当中，你真的是可以感觉到，当你心中足够开阔的时候，你就不必要一定说我怎么样，因为其实你只要往前走，那条路就是你自己走出来的，就是你自己。
还有什么地方是你想去，但一直没机会去的吗？
吴彤：太多了，顺其自然吧，就连北京的胡同我还没有全部都去过呢。
对现在整个音乐行业您了解吗？有什么看法吗？
吴彤：我不是太了解，只是知道一些。我觉得从整体上来讲，现在的音乐作品其实是量多质少，并不是说我们那个年代有多好，但是那个年代大家都是五年、十年才出一张专辑，现在好像如果两三年不出专辑，市场就会把你忘了一样。
我觉得艺术作品可能不是一定有商业规律的，有的时候你不花时间，不下功夫去磨你就没有那个领悟，没有那个领悟就没有那个灵感，没有那个灵感就没有作品。
好像一直以来你对“商业”都没有什么追求。
吴彤：有人喜欢追逐名利这些东西，但我可能没什么兴趣。每个人的选择不同，世界上不应该只有一种人。
我认为有时候艺术家得到了更多的资金，反而这条艺术之路就会越走越窄，更多变成了一种自我享受。因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一旦你有了对钱的关注，你再继续用那个东西来衡量你的艺术作品，你的艺术可能就变方向了，你追求路跟原来也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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