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人物|姚谦复出
跨越标签，每个人都有许多面可以去探索和成就，许多面的姚谦成了一个姚谦们。 2016年3月，姚谦宣布加入乐视音乐负责整合上游，这是一次“聪明的理解和精明的选择”吗？
“看到了吗？玻璃那里竖着一块牌子：禁止大便！”
我们坐在一个台湾小鲜肉开的餐厅里吃饭，姚谦伸手指了指对面哈哈笑开了。我们这才发现，对面竖着一块令用餐者胃部极不舒服的牌子。在姚谦看来，这种“对面的审美反差”也是城市的“魅力”所在，人需要面对真实的“光与阴”。
自由之身十年，突然加入一家互联网音乐公司，连轴转接受媒体采访，他有点累了。采访前一晚，姚谦哪都没去，躺在家里看《花样姐姐》，他笑笑说，因为里面有林志玲，不用费大脑。
采访当天，姚谦穿一件宽松的衬衫，带一副框架眼镜，“自来卷”长头发在后脑勺绑紧打结，谈兴渐浓，思维活跃，话题转换非常快。他的声音平缓、语气中带着探究，手势语言极为丰富，偶尔沉思时，他会反问我们怎么看某一个问题。在半天时间的聊天里，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姚谦说了“群众”这个词接近20次。
在入职消息正式公布之前，姚谦“偷偷摸摸”上了三周的班，这里的一切让他感到好奇。只要有空，姚谦就约一个年轻人到公司对面的Zoo 咖啡聊天。
不要怀旧，这是分众的时代”
姚谦在北京买了套房子，十年来坚持往返在北京和台北之间，写了许多洞察两城生活的专栏。他很享受这种悠闲的退休生活，没想过有一天会回到音乐行业，而且是一家快节奏的互联网公司。
在他北京的生活空间里，姚谦装了一顶鸟巢大灯，但他也在各个角落里，放上许多顶无个性的小灯。他如此自我解读：“安装一盏睡觉时都不会关闭的鸟巢大灯，反映出我在混乱的生活中寻找秩序和安全的追求。”
因为歌手李玟的关系，姚谦前不久认真看完了《我是歌手》全三季，他感受到节目组不只是赛制进步，摄影、剪辑都在进步，连收音都在进步，很努力的在进步。
“李玟上《我是歌手》压力很大，我一直鼓励她，这已经不错了，有这么好的音乐平台让你唱歌。电视电台这种传统媒体平台，他们也要面对新的环境，消费者的阅读习惯在改变。”
真实的情况是，《我是歌手》第一届比赛结束后，三个月时间里所有人都在讨论，但今年，几乎所有的音乐类综艺节目，也就一周时间就没人再讨论了。
姚谦感叹，“中国每天都在巨幅的改变中。群众在改变，网络新平台的出现以及新的聚焦流量模式，与三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了，都需要新的理念和思路。”
“人们听音乐的方式从群众聚集收听到各自聆听，而网络平台现在又给人们带来了更多可视听的音乐选择，把各自聆听的独立性又给提出来。”姚谦分析，共同审美观是音乐综艺节目最大的问题，而且重复三遍，就会审美疲劳。电视难免会落入宏大叙述，以大唯美的概念，煽动性的表现情绪。视频网站上的节目也是一个道理。目前整个互联网在综艺节目制作上，还在寻找符合互联网基因的模式。
姚谦每次打开门户网站的界面，都觉得“恐怖”，全部是密密麻麻的资讯，只是每一家网站的颜色不同而已。门户网站的衰落，和唱片时代、艺人生命周期是一样的，“自我复制永远都是最可怕的事情”。
姚谦最害怕听到以前的同事说：“以前我们是这么做的，现在这样做不对”，这些说法常让他心惊胆战，曾经好几次他以为这是对的，可是，他说：“群众告诉我这是不对的，我改变了。”
在姚谦看来，共同价值观的审美判断如果继续照搬，那一定会失败。 “以前的市场是80%周杰伦＋20%类周杰伦，现在已经反过来了，更多应该是分众音乐，各类的音乐。”
生态这个词让我有点兴奋”
“我听到有趣的词从他嘴巴里说出来，很有吸引力。因为我真的不了解，没有进来过（互联网），以前就在远处观看，听他说生态这个词的时候，我有一点兴奋了。”姚谦说。
2016年1月15日，小河“音乐肖像”项目北京展演的第一天，因姚谦的朋友万芳参与了这个项目，当晚姚谦也在。这是尹亮（乐视音乐CEO）和姚谦第一次认识，两人一见如故，聊了四个小时，结束时尹亮发出“邀请函”问“有兴趣过来吗？”
2016年3月，在尹亮办公室里，姚谦坐在转椅上搓手，在空中不停地比划手势表达他加入的感受。“我在努力，每次听尹亮讲生态都会有新的理解。”
姚谦喜欢乐视直播的那场格莱美颁奖礼，不过反而在音乐口味上他有很多和尹亮不同的见解：“哈哈，我想这是他拉我入伙的原因。”
乐视给姚谦职位的抬头是高级副总裁，但在内容上，他负责的范畴包括但不限于乐视音乐生态业务规划中的“产业上游资源整合”。
2015年乐视音乐直播了367场演出，在各种乐视终端上累积了超过2亿的直播观看用户。在众多业内人士看来，音乐人的成长会越来越脱离平台和唱片公司，对一家以视频起家的互联网平台来说，除了直播之外，围绕上游的内容还能做什么？还能怎么参与?这是姚谦和尹亮正在思考的议题。
尹亮希望把包括音乐节、演唱会、Livehouse演出等各种音乐线下演出垂直整合到平台，成为自己的IP，与用户产生更强的粘性。尹亮对我们打比方，市场上有湘菜、川菜、粤菜，不同的菜系口味不同，内容创新的核心力量在于，炒出什么口味的菜。“我们绝不会用一笔钱去签100个艺人，更看重的是能力而非合约。这个能力指的是在我们的体系里，能否为不同层级的艺人设计不同的资源体系，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
对于在公司的角色，姚谦希望不仅仅是帮助音乐人，他还希望分享他的经验和资源，对乐视的硬体（手机、电视、VR）也极度感兴趣，他正在一名音乐人的思维转换到平台人的思维。
“面向使用者的化学反应是非常奇妙的。在唱片业时代，办演唱会是为了服务我的专辑。而现在需要从群众的需求和未来生活可能发生的变化去理解，把渠道和互动关系做好，这太有趣了。”
经常有人告诉我，现在有多少人通过网络平台消费音乐，我们从中可以获取多少钱。可是我一直都没有这样认为过，不是说建立版权买卖体系的时间还没到，是我们真的需要换位思考，要听听看“群众”对于音乐付费是怎么想的。前几年，我不参加任何（讨论）盗版的会，我不是说打击盗版对版权不重要。而是我在想，你反对盗版之后，你跟群众之间的关系，他怎么评价你，这很重要，可是我们没有解决。
（版权的独家）我只能说我不反对，这涉及竞争和利益。拥有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并把权利最大化。而那些平台作为被授权者，也希望多支付一些版权费而实现排他。这就是商业竞争，在自由的市场下，我不反对这样。
不过我觉得无论何种竞争下，音乐消费者的利益不被影响是很重要的，靠独家内容强迫群众去“站队”是恶性竞争。
我后期觉得，对于一个作品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被留下来，被记忆，这样才算是一个成功的作品。像我写的《脚趾上的星光》，在内地我放弃了实体唱片（售卖），用户可以通过网络免费下载。
现在要来重新定义作品的成功，以前我们会根据作品在多久时间、在什么样的媒体、有多少曝光率等等数据，来分析它是否会成功。大多数作品会跟预想的结果一样，但也有个别例外。比如我们认为会成功的歌曲，100万个COPY，可到现在已经被大家遗忘了，而有的当时不被看好的作品却流传了下来。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人们有更多的选择，在面对大量消息的时候，不再是“被迫”接受那些被大肆宣传的信息，而是寻找那些自己真正需要的内容。音乐传播有一个很大的功能是使用者跟创作者之间的沟通，所以有些作品经过长时间运作也很难红，就是因为网络赋予了人们选择的主导权。
鉴于网络快速传播的功能，会存在歌曲或艺人一夜爆红的现象，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作品爆红的时间或许不会太久，人们的审美和需求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变化。
之前爆红的网剧《太子妃升职记》我其实没有全部看完，我在看的时候，我的外甥女，她在学声乐硕士。她看了一眼说“大舅舅，我们都看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它的？”她说“朋友转给我的，台湾有一个视频可以看到”。我问“好看吗？”她说“好看，太好玩了”。
（这之后）促使我快速坚持看完了，努力去思考年轻人审美的趣味点。发现真的不是恶趣味，除了穿越，性格的对调，还有很多他们在课堂和正常生活以外可以当作调侃的东西，拿来重新演绎。
现在是跨界时代，审美的跨界很重要，甚至搞不好中年人、老年人都有兴趣。我觉得它给我的启示是：跨界审美的再定义。
这三年来，我对自己的外甥女都禁止她们别再说“小确幸”了，原来我妹妹说“吃了什么，这是一个‘小确幸’”，我说‘你别恶心我’。“小确幸”是一种无意义的催眠，而且是一个封闭式、自怜式的催眠，虽然它来自村上春树，但村上春树没有想到，他这句话会造成日本人跟台湾人的沦落。
我们一定要活在当下审视自己，我不是说要那么严肃，但我们一定要随时警惕，不要一头载进去，自以为是幸福了。世界真的在改变，不停的改变，新的资讯、新的能量，可以让我们用新的审美，新的思考来思考我们的人生。
举个例子，前几天一个音乐相关的健身公司在北京装修，请了三拨人，美国人、台湾人和内地人，你会发觉台湾年轻人一直坐在那里聊蔡英文的鞋子。一个在台湾生活了20多年的美国人，后来很客观地跟我说“真可怕，台湾的年轻人生活就这么一点点，只有蔡英文的鞋子”。
互联网平台非常重要，坦白讲，在台湾并没有像豆瓣一样的平台，台湾音乐的衰退就是因为网络不活跃，只是依赖曾经很成功的网络和已经设定了的审美在发展。
台湾互联网平台的内容大部分也是政治人物和媒体人物，文化内容很少。其实像豆瓣这种平台，在欧洲或者美国都不一定有，如果有，应该也处在地下状态，可能比较小众，在国内它却是一个大众化平台。
我可以在豆瓣上看到很多俄罗斯年轻诗人的作品，也可以看到内地我不认识的人的一些音乐作品。我觉得非常好，互联网平台的发展，让内容选择的主动权由媒体转移到用户手中。
未来我希望我自己是一座桥梁，通过我可以让一些人展示自己的长处，找到自己的优势。其实真正让我内心快乐的并不是我推出的作品卖出很高的版税，而是一个作品因为我有了一个更多的分享，让更多人去喜欢。比如去年好妹妹乐队工体演唱会，我非常高兴我参与了整个过程。
艺术家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热爱音乐，所以都会有一些共同的特质，相近的情怀。而不同之处和他们成长的过程有很大的关系，这批独立音乐人（好妹妹、梁晓雪）没有经历过被唱片公司养成的过程，所以他们身上的朴素性是我特别喜欢的。
对于我来说，艺人的价值观对我很重要，价值观越相近的人，我们之间越容易沟通。当然我觉得对于艺术家来说，开放的心态，对音乐有开放式的聆听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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