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 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系统性转型：迈向共益型企业家精神

导语

企业家精神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家精神的内容演变大致经历了四种类型的企业家精神——创业企业家精神、社会企业家精神、工匠企业家精神与共益型企业家精神。在新时代全新的社会矛盾与经济发展战略导向下，着重需要基于全新的共益型企业家精神引领驱动宏观经济与微观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未来如何进一步培育和激发共益型企业家精神，对于实现从创新驱动到创新引领的转变，对于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与时代价值。

陈劲  阳镇  尹西明 / 文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再次强调企业家精神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后疫情时代创新引领发展的重大意义，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各类市场主体蓬勃成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

聚焦于我国独特的制度情境，企业家精神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企业家精神的内容演变大致经历了四种类型的企业家精神，即以创业为核心的创业企业家精神、以社会创新与社会责任履行为核心使命的社会企业家精神、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工匠企业家精神，以及价值共创、共享与共益的多重使命整合驱动下的共益型企业家精神。而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培育和激发共益型企业家精神，对于实现从创新驱动到创新引领的转变，对于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与时代价值。

创业企业家精神驱动的创新创业与国有企业改革

创业企业家源于创业（Entrepreneurship）这一核心概念，从创新管理角度而言，创新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业是对新产品或服务从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的全过程实践，创业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重组、整合与创新，创新是创业的重要实现手段。实质上，创业企业家是在面对不确定性与高度动态化的商业环境下建立一定的组织结构与运行秩序，从而实现组织利润的获取与心理成就的满足。创业企业家精神是创业企业家的核心本质，从企业家个体的心理特征角度来看，创业企业家精神蕴含了对风险的个人偏好、对超额利润的巨大渴求，创新与个人创造力为主要构成的创新精神成为创业企业家精神的显著标志。从企业家行为角度而言，创业企业家精神可以理解为对市场进入活动的实践行为，包括了对新市场的挖掘、进入以及对原有市场的新产品或服务的新导入性竞争行为。从组织行为学角度而言，创业企业家精神不仅意味着带领组织成员共同实现新创企业的成长目标，更重要的是领导、组织与管理新创企业内的持久创新性实践行为，包括响应组织成员对自我扩张、自我迭代、自我更新、自我升级的价值追求与行为诉求。

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制度变迁，实质上正是通过制度创新激发与培育创业企业家精神的过程。一方面是对民营经济作为我国改革发展重要潜在力量的重视，各类所有制企业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与发展实质上离不开创业企业家精神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推动了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企业组织成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资源；另一方面是国有经济改革的系统性推进，现代公司制度的引进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激发了国有经济领域的创业企业家精神，驱动了国有企业不断提质增效，强化了国有企业作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主力军作用，为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奠定了基础。

社会企业家精神驱动的社会创新创业

社会企业家精神将企业的利益相关方价值诉求融入到组织的社会目标之中，实现创业企业家精神下无法覆盖的社会性利益相关方网络，从而能够扩大企业的社会影响，进而完成社会诉求的捕获、社会价值主张的提出、社会创新创业网络的建构，以及社会效益的识别与评估。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性体现在组织运营过程中价值链的各个创造环节。在企业价值使命维度，社会企业家精神基于社会价值创造的社会使命从而超越了创业企业家精神下的单一经济价值创造的使命，通过以社会价值创造为出发点感知社会资源与发现社会性生产要素，实现企业家机会感知的变革，进而在组织运营层面聚焦于社会性议题，以社会需求满足作为基本驱动力量，解决创业企业家精神作用下的市场失灵问题。评价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性程度也由创业企业家精神下的单一经济维度转向经济与社会价值创造的双重维度。

在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作用下，诞生了一大批社会企业，为推进我国的社会福利改善，解决我国的社会环境问题提供了重要力量。我国的社会企业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公益型的社会企业，公益型的社会企业资金主要来源于外部捐赠与资助，通过创新性的社会方案解决社会问题。第二种类型是市场型的社会企业，市场型社会企业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自身的商业化运作实现财务的稳定供给，少部分来自于外部的慈善捐赠与政府扶持资金。如我国公益平民化的背景下，传统的网络众筹由于缺乏市场导向，自身运营久久难以持续，而在线慈善商店如以善淘网为代表的市场型社会企业，借助互联网技术将爱心捐赠者、善意购买者、公益组织与受助人群等多元利益相关方建立网络联系，从而形成“共生共赢”的业务模式，进而以明确的市场导向强调市场销售的获取，从而促进企业社会目标的实现。

企业家工匠精神驱动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伴随着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不断向前演进，我国工业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迈向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工业化后期一个典型的特征是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工业经济时代逐步迈入知识密集型的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与工业的双轮驱动与互嵌融合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这使得制造业服务化趋势也越为明显，强调生产的个性化服务、定制式生产成为典型的需求端诉求，因此工匠企业家精神要求企业家不仅要注重产品的质量与价格性能，而且更要注重对于产品的服务体验、创意体验以及审美的满足。企业家工匠精神意味着在企业层面企业家以顾客的价值实现为最终导向，专注于企业品质文化的建设，塑造内部的工匠文化，进而为消费者提供内嵌了工匠精神的高质量产品与服务。这也意味着在企业内部企业家充分关爱员工，树立质量第一的企业发展主线，从而激励员工进行创新活动以及鼓励劳模精神，发挥员工的劳动与创新潜力。尽管在后工业化阶段我国制造业发展规模、工业技术创新能力、工艺复杂程度以及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都有显著性提升，但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甚至工业创新强国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工业化深化阶段。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尤其需要注重企业家层面的工匠精神培育，制造业企业家亟需由传统的粗放型的制造生产模式下的产品“价廉质低”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放弃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粗放式制造”下急功近利的生产经营理念，注重消费者对于产品的个性化审美体验、注重产品研发设计投入环节以及产品的环保价值理念，将互联网背景下的云计算、智能制造、大数据等数字化、智能化与信息网络化技术手段融入到产品和服务品质提升过程之中，基于数智化时代下的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重塑和创新数字经济下的工匠精神。

面向新时代的共益型企业家精神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新时代下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动力以及经济发展结构已经发生系统性转变，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下，共益型企业家精神是解决社会与环境问题的一种更加新颖有效的企业家精神。共益型企业家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将传统创业企业家精神中的市场化理念、冒险精神与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社会价值导向逐步寻求混合，即从创业企业家精神驱动下的风险、回报的单一考量转向对各种社会影响与风险的综合权衡决策，从而将市场体系的力量和效率导向在社会影响层面实现整合，进一步催生全新的组织形态，即共益企业（Benefit corporation）（见图1）。以共益企业为组织载体的“第四部门”组织尝试以“经济、 社会与环境” 三重底线践行可持续性商业模式，以弥合企业市场驱利的利己主义导向与社会价值创造与社会影响力乏力之间的鸿沟。

在新时代全新的经济发展目标与新的社会矛盾背景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充分共享，离不开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作用。共益型企业家精神在价值创造导向层面不再是基于商业企业家主导商业性元素作为其价值创造来源的核心元素甚至全部，更加强调其在商业实践过程中的社会影响、社会声誉和社会能力，价值创造网络突出与整个商业生态圈乃至整个社会生态圈中的利益相关方的互惠共生关系，由此共益型企业家精神的价值捕获和价值创造过程（价值主张生成、价值网络建构、价值分配优化）要求整合社会性元素与商业性元素，最大限度发挥基于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多元共享价值创造的内生性潜能。

培育激发共益型企业家精神，

驱动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宏观制度层面，首先需要持续推进市场化进程，通过持续优化市场营商环境，简政放权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充分调动企业家在新时代的冒险精神与探索精神，进而为驱动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发展提供韧性基础。其次，需要推动社会创新与社会创业的制度优化。最后，需要在立法层面将共益型企业家精神驱动下的新型混合型组织即共益企业作为一种全新的组织形态纳入现代企业制度体系中，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制度合法性。

在中观社会生态层面，从企业与社会关系视角来看，共益型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与成长有赖于良好的社会生态，进而从社会合法性与社会激励的视角推动企业以多种形式有效嵌入与融入社会，实现商业与社会的共生发展。具体来看，第一，构建支撑共益型企业家精神成长的良好社会生态需要改善社会组织、社会公众对共益型企业家精神驱动下的共益企业与共益型组织这一全新组织形态的社会认知欠缺问题。第二，搭建共益型企业家成长的社会平台，形成共益型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化社群和支持机制，以社会平台搭建推动社会激励机制的建设，对于具有良好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综合价值创造绩效的企业需要出台相应的激励制度予以重点激励，并给予相应的社会融资支持。

在微观组织层面，需要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共益企业或者共益型组织成长的评价认证体系，从而保障共益型企业家精神驱动的共益企业的创新创业激情与可持续成长。针对当前我国混合型组织的实践进展，共益型企业家精神驱动下的共益组织（共益企业）作为一种双重使命驱动、双元制度逻辑共生共融以及综合价值共创与共享的新型混合型组织，需要从两个方面同步发力构建共益型组织的微观评价认证体系。第一方面是聚焦于市场逻辑主导下的商业组织场域，针对目前已有的对于商业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评价指标体系，从组织使命、组织社会责任实践表现、组织价值创造绩效等多个层面重新探索传统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共益程度，对于具有共益属性的商业组织予以认证，推动传统市场逻辑主导的商业组织向共益企业系统性转型。另一方面是针对我国微观组织实践场域中的混合型组织场域，探索全新的共益型企业认证体系，主要体现为在双重使命驱动的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制度背景下，根据2015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国有企业系统性地分类为具有不同使命目标与功能定位的商业一类、商业二类与公益类国有企业，基于使命混合程度的异质性进一步深化推动国有企业的分层分类改革。因此，针对公益类国有企业、商业一类国有企业和商业二类国有企业三种类型国有企业组织使命、功能定位与价值创造目标的异质性，分类探索面向不同类型国有企业迈向共益企业的认证评价体系。尤其是对于商业一类的国有企业，其组织运行过程市场经济制度逻辑的主导作用容易产生“使命漂移”，更需要全面的共益型组织评价标准体系为国有企业迈向共益型组织提供合意的支撑环境。通过在微观组织层面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共益型组织成长评价认证体系，能够为企业运营管理过程中以共享价值式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开展社会责任实践与社会创新提供持续的保障和引导，实现社会责任理念根植于企业运营管理实践，推动社会责任管理与议题实践融入公司治理、运营管理、商业模式与业务实践过程之中，创造高水平的、可持续的利益相关方价值和社会经济环境综合价值。

关于作者 | 陈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阳镇：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暨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尹西明：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特别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 | 本文刊登于《清华管理评论》2020年7-8月刊，内容有删减

责任编辑 | 刘永选

邮箱 |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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