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 工业互联网发展进路：反思与建议

导语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工业互联网对企业转型升级提供独特服务的定位越来越清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目前能够真正满足这些定位的工业互联网寥寥无几。我们有必要梳理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背景与现状，分析其困境与根源，探讨其未来进路，并提供具体举措建议。

文 / 李平、张国建

2012年，美国通用电气（GE）建立了Predix，希望利用数字化技术重塑其传统制造业巨头的地位。一时间，工业互联网概念和对传统工业再造的前景成为各国政府和产业界热议的话题。2015年，响应消费互联网的热潮，中国企业和政府共同推出了“互联网+”思路。所有人都希望借助消费互联网积累的数字化技术优势，快速打造工业界“BAT”，构建一个庞大的工业互联网市场。然而，2017年传出Predix售出的消息。2019年，德国机床巨头通快（Trumpf）推出的AXOOM也被卖掉。此后，中国各类工业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通用）平台也不断传出负面消息。例如，2023年8月22日，三一重工旗下的树根互联终止上市申请。因此，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始反思沿用消费互联网思路的弊端，重新探寻不同出路。

时至今日，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工业互联网对企业转型升级提供独特服务的定位越来越清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目前能够真正满足上述定位的工业互联网寥寥无几。相对成功的工业互联网都是聚焦在某些行业的特定环节，例如采购、物流、智能制造、招聘等职能领域，以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为目标。不少工业互联网主要提供通用型云服务，往往陷入“红海”恶性竞争。虽然人们对工业互联网抱有极大期望，但现实是缺乏成功典范。因此，我们有必要梳理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背景与现状，分析其困境与根源，探讨其未来进路，并提供具体举措建议。

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背景与现状

工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具有重要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消费互联网以双边市场（最终客户与供应商）为基础，但特别关注最终客户一边（包括个人和机构，同时包含B2C和B2B）。工业互联网则以全价值链为基础，但特别关注最终客户之前的多层级附加增值链（Value-added Chain，限于B2B）。其次，交易导向的消费互联网不要求双边参与者密切合作，而创新导向的工业互联网则要求多方参与者（包括平台主、补充者、供应商、客户等四位主体）深入合作，融合实体业务流程与数字化技术，在多层级附加增值链中实现价值共创。最后，消费互联网平台采用独占垄断的封闭式治理模式，而工业互联网平台则采用多方合作的开放式治理模式。因此，两类互联网在范围维度、合作导向、治理模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区别。因此，工业互联网（Industry Internet，也可称为产业互联网）可以定义为：通过数字化技术与实体业务流程融合，赋能单一行业或跨行业全价值链多元参与者密切协作，追求价值共创，进而实现持续转型升级。由于平台（即业务-技术融合的基础设施）是互联网的中枢，本文以平台为分析核心。

工业互联网发展源自工业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第一，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冲击了所有工业行业的发展方向与路径。一方面，消费互联网领域的颠覆性变革让企业和政府看到了“互联网+行业”的潜力，使得工业互联网成为公认继消费互联网之后的互联网下半场。另一方面，消费互联网的影响逐渐传导到生产端，使得工业企业不得不正视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挑战与机会。第二，生产成本攀升，如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工业软件成本等，使得工业企业不得不寻求转型升级之路，从成本导向转向价值导向。第三，供应链管控难度提高。由于环保政策收紧和国际贸易摩擦频发，尤其是中美脱钩引发的全球供应链突变，导致供应链地理分布日益分散、管理难度越来越高。第四，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与新兴需求场景不断涌现，包括国内与国际市场，增加了柔性制造的挑战。例如，在3C市场等领域，大多数企业既无法抓住电子烟、平板电脑等短期爆发的需求，也无法应对手机、电脑等市场的快速萎缩。

然而，工业互联网局限于依赖自身原有优势，选择容易摘取的“低处樱桃”。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2021年发布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数据地图（2020）》显示，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已超过70家，平台接入设备数量突破4000万台（套），工业App数量超过35万个。工业互联网平台来源主要有制造业链主（如三一重工树根互联、海尔卡奥斯）、ICT巨头（包含传统IT厂商和电信运营商，如华为、联想、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传统软件企业（如金蝶）、互联网大厂（如阿里巴巴、亚马逊、腾讯、百度等），以及新创互联网企业。由于各种平台主（Platform Sponsor）基因不同，其切入点和发展路径也有所不同。传统制造业企业基于对行业独特需求与价值链的深刻理解，倾向于瞄准智能制造在本行业的具体应用，提供生产流程管理、供应链协同等服务。ICT企业和消费互联网大厂在数字化基础设施上有着长期积累，逐步从数字化所需的云服务、数据处理实体业务，走向搭建集成数字化工具的运营。其他企业则基于专业化软件和硬件设施，为工业企业设备（即物联网）和流程的数据采集提供支持，也可以在某一职能领域提供具体的服务，例如招聘、采购、物流等。

当前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大多由现有行业巨头构建。有关数据显示，国外多数工业互联网源自工业软件企业与信息服务企业，而中国工业互联网大多来自行业巨擘，尤其是制造业链主，占中国所有平台企业总数的47%。由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建立依赖重资产，且需要建立对复杂行业场景的深刻理解，以及需要依靠平台主的影响力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参加，制造业链主成为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主力。然而，由于缺乏数字化基因，这些制造业平台主受制于数字化技术短板。此外，其他类型平台主（包括ICT企业、消费互联网企业、软件企业与新创互联网企业）同样受制于不熟悉行业场景的短板。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类平台主极少密切合作。

总之，工业互联网发展至今在工业中的渗透率仍然不足20%，更为严重的是缺乏成功的最佳实践和具有影响力的代表性案例，制造业企业与数字化技术企业深入合作尤为少见。这就是工业互联网（以平台为中枢）发展的现状，以及其所面临的困境。

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的困境与根源

很多人将工业互联网视为数字化转型的载体，但我们认为它远超狭义的数字化转型，即数字化技术在改良旧有实体业务流程方面的表层应用（新瓶装旧酒），而是实体业务流程的深层变革（新瓶装新酒），即广义的数字化转型，亟需数字化技术与实体业务流程的深入融合。正是由于缺乏这一认识，目前工业互联网陷入困境。与此相应，我们将制造业的定义扩大，称之为广义的实体业。

工业互联网平台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实体业平台主受制于不熟悉数字化技术的短板，而其他类型平台主则受制于不熟悉实体业务流程的短板。以上两个短板本应可以通过两类平台主密切合作得以克服，但此类合作却鲜有出现。另一方面，实体业平台主把管控自身独家供应链的思路与工业互联网管理混同，用传统管控思路指导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引发一系列问题。与此相似，其他类型平台主则将消费互联网或数字化技术的思路与工业互联网管理混同，用单纯数字化技术思路指导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也导致一些问题。同样，以上两种思路本应可以通过相互融合达到平衡，但此类融合却寥寥无几。工业互联网以实体业务流程与数字化技术双方高度融合为其核心特征，但这种融合严重缺乏正是其面临的关键困境，进一步体现为两个具体冲突性问题。

第一，供需冲突问题，即工业互联网平台的通用性PaaS（平台即服务）供给和工业企业特殊性SaaS（软件即服务）需求之间的内在冲突。这反映通用标准化与特殊定制化的基本悖论。具体而言，工业互联网平台在建设时通常采用PaaS模式，提供跨行业通用性数字化解决方案，以适应多元行业需求。PaaS模式的优势在于提供整体架构设计，降低开发成本，提高共享程度，加快平台落地和推广。然而，这种通用性（标准化）供给同时导致其与具体企业特殊性（定制化）需求之间的基本矛盾。这是因为具体企业往往面临高度复杂、多样化的实体业务流程，因此需要定制化的SaaS，满足具体实体业务流程的特定要求。供需双方冲突直接引发当前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的两个不同路径：(1)大企业主导通用性PaaS，作为平台内核底座；(2)其他企业聚焦定制性SaaS，作为平台补充配件。然而，以上两个路径缺乏整合，导致企业客户的迫切需求无法得到真正满足；前者让企业客户担心自己越来越成为行业巨头的附庸，升级之路就此锁定；后者让企业客户不断重复建设，难以真正达成整体性数字化转型。因此，工业互联网平台需要PaaS与SaaS双方的搭配协同。

第二，成本-价值冲突问题，即成本导向的交易平台与价值导向的创新平台之间的内在冲突。这反映成本效率导向与价值创新导向的基本悖论。具体而言，目前工业互联网平台大多属于交易平台，主要解决行业内部信息不通、现有资源分散所导致的资源配置错位、运营效率低下的短期供应链瓶颈问题，通过短期优化行业资源配置、疏通行业供应链堵塞，实现短期成本最小化。与此相对，未来工业互联网大体属于创新平台，主要解决行业内部与外部多元能力互动融合所导致的潜在价值创新的长期生态系统发展问题，通过赋能行业成员合作创新，实现长期价值最大化。因此，工业互联网平台不仅需要取得短期效益，更要实现长期效益。

在分析工业互联网目前困境与冲突问题之后，其核心根源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答的课题。为此，我们可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本质属性与核心功能两大方面加以探讨。如果将实体业务流程与数字化技术看作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生产力”，将平台主与平台主之间、平台主与平台补充者之间，以及前两者与其服务对象的企业之间（包括供应商与客户）的关系视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生产关系”，那么工业互联网平台困境与问题的核心根源在于新兴“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因此，未来亟待构建新兴的生态系统型（生态系统以平台为基础设施）“生产关系”。换言之，作为新兴“生产力”，数字化技术正在突破传统“生产关系”的局限，朝着新兴“生产关系”方向转型。历史证明，生产力革新必定带来生产关系变革。

具体而言，数字化技术已经在消费互联网领域产生了颠覆式变革，尤其是推动销售、物流、传媒等板块发生质变，涌现出诸如淘宝天猫、Shein、顺丰、极兔、微信、TikTok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兴企业。非常明显，数字化技术正在大大促进企业走向开放式价值共创的合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工业大机器时代走向数字化时代，位于数字化技术顶端的人工智能具备类似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使得生产力发展逻辑产生了巨大变革。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数字化技术极大推动创新与创业的“民主化”，但大多数人更加强调人工智能具有辅助、提升人类决策的独特能力，却很少重视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同时还具备替代人类决策的“主观能动性”，包括自我行动能力与自我行动意愿。然而，面对数字化技术“生产力”，工业互联网平台主仍然严重依赖传统供应链“生产关系”。这正是工业互联网平台目前困境的核心根源所在。实体业务流程与数字化技术双方高度融合这一工业互联网核心特征要求突破传统“生产关系”。

第一，平台属性认定的冲突，即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公共财产属性与平台主把平台视为私有财产之间的悖论，也就是平台开放导向与封闭导向之间的矛盾。平台主企业往往围绕自身降本增效的目标，基于其所处的产业链地位投入资源，从而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这让平台主企业天然地认为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其私有财产，将其视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战略手段。典型案例包括苹果的硬件平台与软件平台。在这种情境下，工业互联网平台缺少为平台补充者与企业客户服务的意识。此外，平台主企业为了强化其对平台的管控力，往往采取“半封闭式”模式治理工业互联网，即限制平台补充者与企业客户的进入许可，以及其运营活动。此种治理模式极不利于工业互联网四类主体（即平台主、平台补充者、供应商、客户）之间的积极互动与密切合作，更不利于平台主之间的积极互动与密切合作。最为严重的是，这不可避免对实体业务流程与数字化科技的高度融合产生阻碍作用。总之，工业互联网平台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以“开源社区”为代表的公共财产属性与平台主视平台为私有财产的矛盾冲突，因此限制了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有效发展。

第二，平台目的认定的冲突，即工业互联网平台以价值共创与共享为目的与平台主把平台视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的之间的悖论，也就是平台竞争导向与合作导向之间的矛盾。需要指出，平台目的冲突与平台属性冲突高度相关。这是因为公共财产属性与价值共创高度相关，而私有财产属性则与自身利益最大化密切相关。换言之，平台的公共财产属性要求平台高度开放，而平台的私有财产属性则要求平台高度封闭。此外，高度封闭的平台引发自身利益最大化所导致的竞争趋向，极不利于平台四类主体之间的密切合作，而高度开放的平台则有利于合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平台开放也要适度，因为无节制的过分开放导致平台治理混乱，同样不利于合作。换言之，适度开放的平台对竞争与合作（即竞合）的有效平衡最为有效。

无需赘述，以上两大冲突源自传统“生产关系”（即私有财产与自身利益最大化，强调科层制管控，由此导致平台封闭性与竞争性）与新兴“生产关系”（即公共财产与平台四位主体生态系统共赢利益最大化，包括自身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平衡，强调网络协同性，因此引发平台适度开发性与竞合平衡）的冲突，包括由此引发的供需冲突（平台主侧重通用性PaaS，而平台补充者侧重SaaS）、成本-价值冲突（交易平台侧重成本目标，偏好价值分配（Value Capture），以及已有资源的路径依赖式应用（Exploitation），而创新平台则侧重价值目标，偏好价值创造（Value Creation），以及潜在资源的路径突破式探索（Exploration）。

工业互联网平台未来发展的进路探索

探索工业互联网未来发展进路呼唤新兴理论视角。为此，我们借用价值共创视角。这一视角源自营销研究领域，并在商业模式和生态系统研究领域得到进一步发展。然而，目前这一视角更多强调消费者为中心，缺乏考虑数字化技术引发的工业领域变革。我们可以在已有价值共创的理论基础上，结合数字化技术与实体业务流程高度融合，提出更适合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的新兴思路。这一新兴思路主要包括三点：（1）针对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悖论性质，采用阴阳平衡的哲学视角；（2）根据阴阳平衡视角，提出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的双元价值共创概念；（3）根据阴阳平衡与双元价值共创，指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发展阶段（见图1）。

首先，我们需要超越主导西方思想的非此即彼逻辑，以及由此产生的机械论与还原论，转向适合悖论思维与复杂系统的阴阳平衡哲学视角。由相生相克为主题的阴阳平衡哲学视角强调对立与统一的平衡（既在对立中寻找统一，也在统一中认可对立）、冲突与和谐的平衡（既在冲突中取得和谐，也在和谐中引入冲突），从而实现组织对应复杂动态情境。基于阴阳平衡哲学视角，工业互联网平台可被视为相互依赖企业一系列互动活动构成的网络集成系统，具体表现为超越市场制组织形态（Market Form）与科层制组织形态（Hierarchy Form）两极分化的网络制“元组织”（Network Form as Meta-organization，即超级组织）。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本质在于平台四位主体之间价值共创的集成。工业互联网的价值共创涉及产品中心逻辑（Goods-dominant Logic）与服务中心逻辑（Service-dominant Logic）。由于以上两大逻辑，供应商与客户所体现的价值有所不同，前者侧重交易价值（Value in Exchange），而后者侧重使用价值（Value in Use）。依据阴阳平衡思维，以上两大主体（即供应商与客户）、两大逻辑（即产品中心逻辑与服务中心逻辑）、两大价值（交易价值与使用价值）、两大流程（B2C与B2B）等要素彼此包含对方，同时彼此区分，因此相生相克，构成悖论。阴阳平衡思维同样适用于供需冲突、成本-价值冲突、技术-业务、公共-私有财产、开放-封闭、自身-共同价值、竞合、生产力-生产关系、价值创造-分配、应用-探索等悖论。

其次，工业互联网平台与价值共创的内在关系可以帮助厘清其发展困境的症结。依据应用式与探索式学习悖论的双元平衡，我们可以构建双元价值共创概念。价值共创要求工业互联网平台必须基于多方资源现状，面向多方利益协同、多方共识构建价值共创的基础设施。依据价值共创视角，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的主导逻辑是赋能平台主与补充者（甚至供应商与客户）共同做大“蛋糕”。价值共创可以区分应用式价值共创与探索式价值共创，由此可以构建双元价值共创概念。具体而言，应用式价值共创主要来自垂直行业单一领域的合作，而探索式价值共创主要来自横向跨行业多元领域的合作。这两者共同构成双元价值共创的悖论。工业互联网平台既能促进多元补充者之间合作创新，同时协调解决多元补充者之间的各种冲突。因此，平台具备元组织的功能性质。

最后，根据阴阳平衡与双元价值共创可以预判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发展阶段。目前工业互联网主要依赖应用式价值共创，属于上半场。如前所述，目前大多数行业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基本属于交易平台，主要解决行业内部信息不通、现有资源分散所导致的资源配置错位、运营效率低下的短期供应链瓶颈问题，其出路在于利用诊断式人工智能，短期优化行业资源配置、疏通行业供应链堵塞，实现短期成本最小化。与此相对，未来工业互联网主要依赖探索式价值共创，属于下半场，但同时兼顾应用式价值共创。具体而言，未来工业互联网平台以创新平台为主，主要解决行业内部与外部多元能力互动融合所产生的潜在价值创新的长期生态系统发展问题，出路在于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构建赋能行业成员的基础设施，实现长期共创价值与共享价值两者的最大化。但是，未来工业互联网平台并不排斥交易平台功能，而是平衡创新平台与交易平台。总之，工业互联网上半场本质上是应用式价值共创，而其下半场本质上是以探索式价值共创为主、应用式价值共创为辅。

在现实实践中，我们发现许多产业链物流、大宗商品贸易的平台企业根本无法真正打通相关供应链，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转身入局进入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领域，比如宝武钢铁的欧冶云商、鞍钢的积微物联、阿里巴巴的犀牛智造等。因此，以上两大阶段划分只是基本情况，并非一成不变，但表明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未来发展的举措建议

基于以上有关困境根源的分析，我们提出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未来发展的核心框架与具体举措（见图2），包括以下三点。

建议1：借助数字化技术“生产力”，构建生态系统“生产关系”

目前工业互联网平台主自身尚未脱离传统企业外部竞争和内部分工的思路，一方面排斥企业外部合作，导致无法真正解决工业企业痛点；另一方面企业内部割裂，层级严明，导致市场反应偏差大、速度慢。平台主和补充者之间的价值共创一直“接触不良”，无法密切合作。因此，平台主必须提升自己的开放性和可塑性，随时与补充者或其他平台主开展价值共创的密切合作，而其合作的基础在于数字化技术自身天然具备的“赋能性”（Affordance也可译为“可供性”）。需要特别指出，与消费互联网不同，工业互联网特别需要平台主与补充者的深度合作，而不是简单的“撮合”，因此体现为价值共创关系。这在工业互联网下半场尤其重要。

借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来理解数字化技术与实体业务流程的关系，前者主要体现在“赋能性”方面，而后者则主要体现在新兴商业模式方面，包括价值共创（Value Co-creation）与价值共享（Value Co-capture两个维度）。目前存在的普遍困境是，技术（以及市场）呼唤新兴生产关系，而传统商业模式或竞争战略则因循守旧，仅仅注重价值分配, 却忽视价值创造，因此阻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价值共创与共享的新兴商业模式。

由此可见，工业互联网上半场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部分改良，而工业互联网下半场则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整体变革，尤其体现工业互联网生态系统化，即平台主与补充者之间的高度相互依赖的生态关系。这挑战旧存的组织形态，即市场制与科层制，因此呼唤以网络制为基础的生态系统组织形态（Ecosystem Form），即元组织。

建议2：促进实体业务与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兼顾内核底座与补充配件

张瑞敏曾说，互联网时代不是“做大做强”，而应该是做平台型企业。然而，在工业互联网时代不是做单打独斗的平台主，而是要当合作型平台主。这不仅包括平台主与补充者之间的密切合作，同样包括平台主之间的深入合作，即共同平台主（Co-sponsors），尤其是实体业务流程与数字化技术两类平台主的搭配协同。

目前构建工业互联网的路径大体存在四个不同模式：（1）跨行业、跨职能通用性综合型工业互联网（即工信部所定义的“双跨平台”），为所有行业提供全方位服务；这主要由超大型实体业企业（例如海尔、三一重工等）、消费互联网大厂（例如阿里、腾讯等）、大型软件公司（例如金蝶、用友等）主导；（2）具体职能领域导向的专业性工业互联网，包括原材料交易、物流、采购、招聘、数字化服务等；主要由新创中小型互联网企业主导（例如智海在线、智联招聘等）；（3）垂直行业工业互联网，试图打通单一行业端到端全流程价值链的所有节点；这由具体行业中大型企业、新创中小型互联网企业为主；（4）融合以上三种模式的最新模式，由具体行业链主企业与数字化科技企业作为共同平台主深入合作，将垂直行业整体实体业务流程或具体职能领域与数字化技术高度融合（包括业务数字化与数字业务化两大维度），赋能实体业务导向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促进生态成员之间的价值共创。例如，海尔卡奥斯平台近年采用“大企业共建，中小企业共享”模式，构建多个 “一米宽、百米深”的垂直行业子平台。在汽车行业，卡奥斯与奇瑞成立合资公司，共建“海行云”平台，其中奇瑞贡献行业知识和应用场景，卡奥斯贡献平台能力和技术底座。

虽然可以预判未来可能形成多元并存、百花齐放的工业互联网格局，但上面第四个模式是目前最为可行的模式。只有等到此模式发展成熟之时，我们才能有效构建通用性综合型工业互联网。换言之，跨行业通用性工业互联网需要以第四模式发展为基础，开发和积累多元模块，或者多元专业平台，然后通过合并同类项方式，归纳提炼具有高度通用性的平台内核底座。

必须承认，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期内，工业互联网平台受制于能力有限，仍将长期深耕垂直行业。然而，工业企业嵌入高度相互依赖的生态系统之中，其涌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源头均来自合作伙伴网络。工业互联网的每个行业与每个领域都需要高度差异化和专业化的知识与经验，从而做精做深。这就需要大批“专精特新”型专业平台聚焦各自深耕的行业领域，培养自身独特、具有高度差异化优势的能力。因此，“专精特新”型专业化平台能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提供最为有效的赋能服务。

此外，从以上众多专业化平台中可能涌现少数跨行业、跨领域“双跨平台”，其作用不在于垄断所有解决方案，而在于集成多行业、多领域的专业能力模块，为专业化平台提供全面赋能服务，因此可称之为“平台群的平台”或“平台集成的超级平台”（Meta-platform），体现为超级PaaS（Meta-PaaS），成为拉通专业平台群多元内核底座之间兼容的统一架构。

最后，平台内核底座（体现为PaaS）需要实体业务流程与数字化技术两类平台主密切配合，构成兼容互补的共同平台主。同时，平台补充配件（体现为SaaS）需要平台主与补充者之间、补充者之间密切配合，构成兼容互补的网络关系。以上互补性体现在两个维度：（1）补缺性互补（类似“雪中送炭”，补足短缺的关键组件）；（2）杠杆性互补（类似“锦上添花”，提升协同效应）。这两个互补维度既适用于平台内核底座领域的价值共创，也适用平台补充配件领域的价值共创。

建议3：尽快从工业互联网上半场转向下半场

如前所述，目前大多数行业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属于交易平台，以短期成本最小化为核心目标，可被视为工业互联网上半场。与此相对，未来工业互联网平台属于创新平台，同时兼顾交易平台，以长期共创价值与共享价值两者最大化为目标，可被视为工业互联网下半场。笔者强烈建议尽快从工业互联网上半场转向下半场。

从工业互联网上半场转向下半场依赖数字化技术的转型，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具体而言，诊断式人工智能最有利于工业互联网上半场，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则最有利于工业互联网下半场。需要特别指出，工业互联网下半场的价值共创范围需要扩大，不仅包括相关产业的平台主、补充者、供应商与客户，而且扩展到高校与政府，因此构建产学研创新体系。由此可见，由于参与者从原有四类主体扩展到新的六类主体，产学研创新体系成为工业互联网从上半场转向下半场的重要赋能机制之一。

另外一个重要机制是采用“三兔共耳”视角重新解读微笑曲线，将此应用于工业互联网下半场（见图3）。这个全新解读包括三个方面：（1）研发与销售的集成主要通过双方深度合作，即采用销售大数据分析启发产品研发，然后通过产品快速迭代打开市场；（2）制造与研发的集成主要通过双方深度合作，实现工艺创新；（3）制造与服务的集成主要通过双方深度合作，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包括制造服务化与服务制造化两方面的价值共创（这与生产性服务Producer Service高度一致）。

综上所述，本文梳理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的背景与现状，分析其困境与根源，探讨其未来进路并提供以上三个新思路，这三个新思路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关于作者 | 李平：东北财大特聘讲座教授、厦门大学特聘讲座教授、哥本哈根商学院终身教授；

张国建：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生。

责任编辑 | 刘永选（[e-mail]）

文章来源 | 《清华管理评论》2023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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