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 莉：种族主义的新冠：以病为名——新冠肺炎的全球媒介呈现
在新冠病毒肺炎的爆发与传播的过程中，媒体扮演了再现疾病及其爆发地族群的重要角色。在公共卫生事件中，“污名”是一个常见现象，“黄祸”论及将疾病以地点命名都是媒体污名疾病的方式。在新冠肺炎的报道中，新种族主义的再现形式是将疾病爆发族群或者群体“种族化”或者“群体化”，从而将他们从正常的族群中隔离出去。在表征体系中，将疾病来源原罪化，实现对患病族群的隔离与歧视性对待合理化是一种话语策略。在面对疾病的威胁时，以血统论为种族主义依据的歧视性言论让位给了“有病的族群”的言论体系。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新种族主义表现下族群间交流的隐喻是：疾病的传播不管是否到达了每个个体，我们彼此都已经是对方眼中的病人。
种族主义的新冠：以病为名
——新冠肺炎的全球媒介呈现
撰文｜纪莉
纪莉，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类的历史充满了共同性疫情的传播。疫，即人传人的疾病，英文传染病（pandemic）的词根即含有“all people”的意涵。而每每疾病传播的危险逼近，“仇外”与种族主义思维与现象就会蔓延。从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到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传播，伴随病毒传播的不仅有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疾病，也有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偏见。
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传染性疾病的显著度越高，人们对外国人越容易出现非积极的态度，尤其是当这种传染性疾病显示出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蔓延的时候。新冠肺炎爆发并最终将人类带入了大流行病（Pandemic）时代。当人们感到疾病会长时间存在并且不可避免地终将会传染自己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产生仇外的社会心理。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再现疾病以及疾病爆发地族群的重要角色。
一、疾病的污名化与种族歧视的现象表征
2020年3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新冠肺炎在中国以外的确诊数量在当天是中国境内确诊数量的8倍。新冠肺炎已经开始具有全球蔓延的危险。但是，“说实话，相比病毒自身，污名化是最危险的敌人。”
1963年，欧文·戈夫曼在《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一书中，对“污名”（stigma）进行了概念化描述。他在书中提出三种污名化的类型：一种是对身体残疾的污名（physical deformities）；一种是与对个体特征的认知（blemishes of individual character）有关；而第三种则是对种族、民族和宗教的部落型污名（the tribal stigma of race, nation and religion）。第三种形式的污名，对于一个家庭、部落、某个群体中的所有人无差别地进行身份攻击。
谭德塞博士所担忧的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病毒就是第三种形式的污名。在他发表这个讲话的第二天，英国便报道了新加坡籍学生在伦敦被殴打的新闻。在传染病发生之时，污名与歧视紧密相连。当具有不可确定性的流行性疾病出现时，出于恐惧与自我保护的社会心理，对疾病进行污名是一种群体应激反应。它“以病为名”对他人进行标签化、符号化，为区别对待甚至歧视他人获得合理、科学与文明的符号资本。这种行为，在这次新冠肺炎的媒体报道中，至今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有两个。其一是法国一家地方报纸Le Courier Picard在其头版使用了一张中国女性戴口罩的图片，不仅配图文字为“黄色警告”，而且在内页的新闻使用了《新黄祸？》作为标题。
“黄祸”这一种族主义词汇在19世纪登上历史舞台，是20世纪初西方列强鼓吹入侵和殖民中国的理由之一。19世纪西方极端种族主义者宣称，黄种人会吞噬西方的“文明”社会，是白种人的威胁，是以为“黄祸”。这种建立在肤色血统论上的词汇一直被视为西方国家歧视东亚人民的表现。进入全球化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21世纪，当传染性疾病来临，这种极端种族主义词汇再次出现在媒体上，连西方媒体CNN都发表文章说：“这个时候，在关于在亚洲的疾病和死亡的报道中出现这样的词汇……也达到种族主义的极端了”。
在公共卫生事件中，“污名”的另一个常见手段是将疾病以地点命名而给地区及本土族群造成的被歧视的风险。中东呼吸道综合征（MERS）以及西班牙流感对当地带来的耻辱感随着每次关于疾病的再现而加深。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5月制订的《新发传染病命名建议》（Best Practices for Naming New Human Infectious Diseases）中对关于地名的污名化影响进行了回顾，该文件呼吁全球科学家、卫生部门、媒体都应该避免因疾病名称而给某个国家或个人带来不利影响。因为疾病名称一旦被公众广泛知晓，就很难再更改。但即便有科学的规范与主张，媒体在报道中也会有失范的表现。比如《经济学家》在1月30日发表《武汉病毒是否会成为流行病？》报道。该文不仅在标题上方印上了“中国制造”的字样，而且还用一张中国国旗式样的口罩遮盖地球的图片配图。如果说在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COVID-19”之前，各国媒体采用“武汉肺炎”是因为报道便利，那么11日之后始终采用“武汉肺炎”“武汉病毒”，则带有刻意将疾病隐喻政治化甚至制造歧视的意涵。“COVID-19=武汉=中国=中国人=华人= 亚洲人”的国际反应链条，带来的是对所有亚洲人的偏见与歧视。以地名与疾病联姻是污名化 “他者”最直接和便利的手段。
另一方面，在这次的新冠肺炎面前，族群内的自我污名化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造成了病人及其所在群体因为耻辱感不敢寻求帮助，从而造成族群内的心理创伤，疾病防控与恢复更加艰难。如果族群内面对疾病都无法客观、科学与理性地沟通，那么这种现象也容易为狭隘的种族主义所利用。
全球学者对2002—2003年的SARS事件的报道的总结与反思对于观察此次新冠肺炎的媒体再现具有一定的对照价值。在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媒体报道在感知、管理乃至界定危机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全球媒体对传染病的报道不仅塑造了对传染病的全球理解，而且塑造了关于疾病的文化记忆，成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流行疾病的报道最终会与国家及民族的形象挂钩，形成一个民族的隐喻。“疾病就是战争”的隐喻在人们对疾病的概念化中占据了相对主导的地位。相同的隐喻有可能服务于不同的修辞意图，由疾病影响力的差异建构不同的“他者”。由于政治化议题的表达，作为“他者”的中国为新种族主义的隐喻提供了话语基础。这也是每当疾病爆发，西方媒体上就会出现“黄祸论”的话语延续。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次新冠肺炎爆发，中国第一时间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合作，显示了在面对重大突发卫生公共事件时，更新文化记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
二、从新冠肺炎报道看新种族主义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表现及其理论分析
二战以后，显性的民族主义言论危险逐渐彰显，同时为了“政治正确”，西方媒体也自觉回避此类言论。很多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后，西方主流媒体边缘化并且建构了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形象，以合理化西方国家的种族优越感。但其实各国媒体对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冲突的国家的报道常常带有偏见，并互相影响，互构出危机四伏的“他者”。
1995年，美国学者迪纳什·德苏泽试图用文化相对主义作为出路，提出《种族主义的终结》，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反对。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北美形成的一种非公开的隐\形的种族歧视现象。“新种族主义喜欢针对的目标，不是‘阿拉伯人’或‘黑人’，而是阿拉伯和黑种（被视为）吸毒者、罪犯、强奸犯，诸如此类；又或者作为‘阿拉伯人’和‘黑人’的强奸犯和罪犯”。由此可见，新种族主义不同于种族主义，它不是以种族为依据的、基于生理的自然因素，而是由诸如刻板印象、偏见和意识形态等社会共有的表征所维持的较细微的日常歧视性行为所构成的。它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是将一些社会群体“种族化”。所以，新种族主义反映的是群体排斥和宰制的历史现象。平时，文化相对主义似乎可以让人们相处得其乐融融，但是一旦危机来临，将“有病的族群”从日常生活中隔离就显得堂而皇之。
在疾病的传播与报道中，新种族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对疾病爆发族群或者群体“种族化”或者“群体化”，从而将他们从正常的族群中隔离出去。在新冠肺炎的新种族主义话语表征体系中，将疾病来源原罪化，实现对患病族群的隔离与歧视性对待合理化是一种话语策略。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未有定论，爆发地溯源的工作依然在开展。直到今天各大科学实验室对于病毒的宿主以及它如何传播到人身上的问题依然没有科学的解释。但是与艾滋病、埃博拉病毒的报道一样，西方媒体中近20年来对流行疾病的再现往往是对发展中国家打上“原罪论”的烙印。
媒体的新冠肺炎报道中，“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病毒是第一轮强隐喻。代表作品有丹麦报纸Jyllands-Posten所刊登的中国国旗讽刺画。在该画面上中国国旗上的五星被5个病毒形状的符号所替代。另一个代表性作品是《经济学家》的配图：一个被中国国旗口罩覆盖的全球。而更为显著的是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杰西·沃特斯在《五人谈》节目中用“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表达列举“中国应该为新冠肺炎正式道歉”的理由：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于中国而不是美国，是因为中国人吃蝙蝠、吃蛇、吃不干净的、没有煮熟的食物。”在杰西·沃特斯的这套话语表达中，他首先对特朗普关闭对中国的航班的行为进行维护，批评有人不恰当地把这种行为称为是“种族主义者”，从而为“种族主义”正名：凡是有利于本国族群的事情，不应放入种族主义的界定中考量。接着用“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表达和“吃蝙蝠”这一示例进行演绎，再次证明隔离中国不是种族主义。最后，他引用《纽约时报》的报道声称中国人“不诚实、欺骗”，来说明自己观点的严肃与正确。在这里，“中国人落后野蛮—所以中国人吃蝙蝠—所以中国人传播病毒”的种族主义言论与埃博拉病毒传播过程中，西方媒体的新种族主义话语体系极为一致。在面对疾病的威胁时，以血统论为种族主义依据的歧视性言论让位给了“有病的族群”的言论体系。
杰夫和哈霍夫（Joffe & Haarhoff）对埃博拉疫情的报刊报道进行分析时发现，英国有关埃博拉病毒的所有文章都提到了非洲，几乎一半将其与猴子联系起来，另一半将其与那里缺乏适当的医疗设施相联系。而贫穷、污染、森林环境和部落仪式等归因为埃博拉病毒传播的因素，以埃博拉象征非洲，意味着这类灾难的爆发是“无可争议”的“咎由自取”，以象征西方的优越。而由于殖民等对非洲带来的创伤与不公在疾病的报道中失去了踪影。而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以吃蝙蝠、戴有病毒的口罩象征中国以及中国人也在同一话语体系内生产着“不可救药”的“中国病人”形象。
沃斯特曾因屡次发表种族主义言论而受到美国媒体质疑和批评，但是此次言论并没有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讨伐。美国主流媒体仅有《新闻周刊》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而且只是简单描述了现场言论，并以“我们给福克斯新闻电话，对方没有发表评论”，这种所谓客观性描述报道此事。被沃克斯引用的《纽约时报》并未就其种族主义言论问题发声。而英国唯一报道此事是英国小报《每日邮报》。它在新闻标题中用“狂喷”来揶揄中国政府要求沃特斯道歉的严肃态度，在“傲慢”“偏见”“无知”等中国政府对此事的评价上打引号来表示对中方看法的不认同。与沃特斯美化“种族主义”的手段如出一辙的是，《每日邮报》在报道的副标题里将中国政府对沃特斯言论的批评描述为“贴标签”（label）。全文以中国政府“谴责”沃特斯，而沃特斯只是半开玩笑而已的笔调将这种已经日常化的歧视性言论戏谑化、微小化。
三、新种族主义的形式化隐喻
联合国的《种族主义的维度》手册中在关于“种族主义与疾病”关系的描述里，提出种族、阶级和性别都会对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和个人福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它会影响人们对疾病的认知、寻求医治的行为以及获得救助的机会。 现代社会疾病的救治也具有马太效应。我们可以认为科技、经济、政治治理能力越是发达的地方，个体与族群在疾病的预防和治愈方面越具有优势。但是如果反之不加检省地认为在疾病的预防和治愈方面相对不利的族群、社会阶级或者性别群体就是落后、无知甚至“低级”的则是一种种族主义论调。因此，当流行疾病到来时，疾病的现代化的处理与种族观念的认知、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就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巴克提出新种族主义有三个构成方式：一是政治与文化系统中的“我们”比他者优越，因为我们不同，这种不同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二是“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特别认同，并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区别“他们”和“我们”的情感边界；三是其他的文化是病态的，因为会对“我们”带来问题。这三点带来了“真实的恐惧”。我们只有在自己的生活方式里才感到安全。它导致了看似多元的文化其实互不交流，画地为牢，也使得不同族群的人类建立了情感之墙。
在新冠肺炎的报道中，西方媒体《中国是亚洲的病人》一文拉开了中美两国互相驱逐记者的序幕。其实当下对“东亚病夫”的理解与严复说“中国者，固病夫也”的时代已经截然不同。“亚洲的病人”一词无论如何都会让人从文化、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产生对一个身体衰弱、精神萎靡的群体想象。而“东亚病夫”却在各种抗日主题的电视剧中被重新建构成了一个“自我东方主义“的形象。它一方面似乎要通过这种形象的建立来刺激国人自强、抵抗外辱的精神，另一方面又通过消费主义逻辑下的反复低品质生产打造了一个自我矮化的形象。当它与文化消费的目标结合到一起变成一个民族内化的伤疤后，外部文化的任何符号借用都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此次《华尔街日报》的文章用词不当，但是该文的编辑认为“亚洲的病人”作为一个常用词汇，在欧洲多国之间也经常互相描述。事实上，即使是一些学术期刊使用“亚洲病人”来描述中国疾病与健康问题也并不少见。因此，西方媒体以文化误解的方式合理化了自己的行为。这个解释恰反应了西方媒体在描述中国问题时对中国文化的陌生与隔阂。
在疾病面前，新种族主义思路下的文化相对主义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对“口罩”的符号使用。在欧美国家民众的普遍认知中，口罩是病人防止传染他人而使用的防护工具，戴口罩象征着病人。而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文化和普通认知中，戴口罩则是对自己的保护，并不意味着自己是病人。然而卫生观念的民族主义化使得双方各自固守着自己的文化观念，仅以自我的安全为界，不再尝试交流与沟通。如果说种族主义思维下族群间面对疾病是怒目相视、彼此隔绝，那么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新种族主义表现下族群间交流的隐喻则是戴口罩的人：疾病的传播不管是否到达了每个个体，我们彼此都已经是对方眼中的病人。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0年第3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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