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玳玫：1925—1926：新文化群体的分化及其人文困境——以《语丝》与《现代评论》关系为考察中心
1924年底，《语丝》与《现代评论》先后创刊，编辑部均设于北京大学一院。二刊同人由北京大学两个教授群体组成：《语丝》成员多为本土的浙籍章太炎门生派系，《现代评论》成员多为留英美归国学者派系。二刊相遇实际上是1920年代新文化知识分子内部人文主义群体与科学主义群体的相遇，其矛盾隐含诸多复杂的社会文化内容。其时《新青年》的时代已经结束，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分化和各走其路已成大势。《语丝》与《现代评论》的笔战，尤其是因“女师大风潮”而引发的激烈交锋，正是新文化知识分子深层分化的一个表征。双方的论辩除了个人意气、群体积怨以及社会资源分配不公造成的裂痕外，最有意味的是注重人文（尊重学生的个人自由）与注重科学（看重学校的教学秩序）两种文化思路之间的分歧。新文化运动中“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已呈不相协调之态，其思路方式变得各执一端，不可调和，终至两败俱伤。
1925—1926：新文化群体的分化及其人文困境——以《语丝》与《现代评论》关系为考察中心
撰文｜姚玳玫姚玳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24年底，新文坛的两份刊物《语丝》和《现代评论》几乎同时在北京大学创刊，且同时于1927年下半年迁往上海。二刊均以“周刊”为出版周期，注意言论的时效性；均标榜思想立场的“独立”；同人基本上均为北京大学教员，有由《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人马重新组合的迹象。他们不仅是北大围墙内的同事，更有私人交谊；二刊编辑部均设于北大一院，可谓低头不见抬头见。这种近亲性和编辑力量的旗鼓相当，决定了他们之间关系的特殊性：不是盟友，便是论敌。从其时北大的人事格局看，二刊成员分别代表北大两个教授群体：《语丝》成员多为本土的浙籍章太炎门生派系，《现代评论》成员多为留学英美归国学者派系。前者是蔡元培任校长实行教授治校时期北大教授圈中势力最大的一派；后者则在20年代之后渐呈优势，作为有西学背景的文化精英受到各方器重。两派的相遇，显示了新文化知识界思想学术的汇合与分流。
进入1920年代之后，《新青年》的解体，《中国青年》的棒喝五四新诗人、推翻新文学偶像泰戈尔、张扬社会科学至上，都透出思想文化转向的迹象。同时，大批留学欧美人员归国，改变了前期知识界的人员结构。在专家治国方略主导下，留洋人士颇受重用，不仅成为其时大学的骨干力量，更进入政界商界，作为幕僚得到优裕社会待遇。科学与玄学之争中“科学”的胜出，显示了知识界风气的转变。用社会科学方法解决社会问题，不仅为部分明智的当权者所赞许，更为热衷于“主义”的在野政治文化群体所推崇。在这种背景下，“五四”时期原本隐晦的人文与社科两类知识分子形成分野。《新青年》解体表面上是陈独秀、胡适两派的分道扬镳，其实掩盖了另一个问题：陈、胡均为热衷外来学说、推崇科学主义的人士，与他们有本质差别的，倒是知识背景更为本土的周氏兄弟及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作为《新青年》骨干成员，周氏兄弟等在《新青年》时期就已呈现与陈、胡不尽一致的人文改革思路，但那时他们“听将令”，他们的独特性消融于“五四”文化改革的总体表达中。《新青年》解体，思想文化界群龙无首，众声喧哗，他们的人文主义诉求反倒清晰地浮现出来。以周氏兄弟为核心的《语丝》与以一批留洋归国的社科学者为主体的《现代评论》相继创刊，其实各有要说的话。双方因“女师大风潮”而引发激烈交锋，其实是借题发挥，论争背后隐含着不同的文化思路。本文以前期《语丝》与《现代评论》的论争为对象，考察两刊交锋的言说路径、思想实质、文化隐义及最终透出的新文学人文方向的变化，重点探讨《语丝》的人文主义诉求在1920年代中期的处境及去向。
《语丝》是孙伏园辞去《晨报·副刊》编辑职务后，建议“自办刊物”，在周氏兄弟支持下创办的。1920年《新青年》解体，陈、胡分道扬镳，周氏兄弟转向《晨报》等新文化运动的外围刊物投稿。1921年冬《晨报》开辟《副刊》，由周氏兄弟的学生孙伏园（孙福源）任主编。兄弟二人的重头作——鲁迅的《阿Q正传》、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19篇短文，均在该刊上连载。1921年底之后，周氏兄弟疏远《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基本上立足于“晨副”。这表明他们已从陈、胡的《新青年》群中脱离出来，谋求自己的表达空间。周作人说：“报上有这么一个副刊，让人家可以自由投稿，的确是很好的。”鲁迅也说，与孙伏园“因为先前的师生关系——恕我僭妄，暂用这两个字——关系罢，似乎也颇受优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三元的稿费，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杂评，有时也送些稿费来”。可见“晨副”给周氏兄弟带来全新的感受。正因此，1924年10月《晨报》新任主编刘勉己擅自抽去鲁迅稿子，致孙伏园愤然辞职，转而提出“自己来办一个出版物，大家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不受别人的干涉”时，周氏兄弟欣然支持。有个细节值得一提：留学归国的刘勉己（鲁迅称“那位留学生”）受命整顿《晨报》，抽掉鲁迅带有顽皮调侃笔调的《我的失恋》一诗，引起孙氏愤然辞职。结合前此陈源（西滢）就“晨副”上陈大悲译作、高斯倭绥剧本《忠友》的翻译问题提出尖锐批评，令编者孙伏园因外语能力欠缺而陷入尴尬境地看，1920年代留学生群体进入知识界，显然给本土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压力和挑战。鲁迅对留学生身份的敏感，两个群体关系之微妙，已见端倪。
创办《语丝》主要是周氏兄弟在文化改革落入低谷，世事忧扰、寂寞“如大毒蛇”缠住“灵魂”的背景下想做点事。连平时不大爱管事的周作人也出面张罗，“感到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之不可缺少”。从1924年11月2日周作人等在开成北楼“议刊小周刊事”，到11月17日《语丝》创刊，刚好半个月，可见工作速度之快。《语丝》创办后，周氏兄弟频频推出重头作品，可见他们的全力以赴。其时，兄弟已经失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多年形成的默契，他们在办《语丝》这件事上可谓志同道合。
周氏兄弟人文主义志趣形成于留日时期。关节点是鲁迅的弃医就文，选择“文学”安放他一生之抱负。在东京那种环境，留学生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很多，却没有人学文学，鲁迅称：“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那几个同志中，就有他的二弟周作人。他们筹办《新生》失败，转而为留日学生杂志《河南》撰稿，鲁迅写《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学》等，兄弟共同翻译“域外小说”。自此，周氏兄弟以文学为寄托，他们看重文学与精神之关联，体察文学的“不用之用”、有为与无为之关系，视文学为精神发生地，认识与时人迥异。1918年初，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稿。周作人首次在《新青年》发表译作《陀思妥夫期奇之小说》（1918年1月15日）；鲁迅首次以“唐俟”笔名在《新青年》发表诗《梦》《爱之神》《桃花》（1918年5月15日）。同期，以“鲁迅”笔名发表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12月15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发表，周氏兄弟于20世纪初的文学抱负终于得以安放，且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结伴同行。他们的加入，为陈独秀、胡适文学革命方案提供了切实而有精神深度的内涵支持。之后，鲁迅的小说一发不可收拾，《呐喊》诸篇从不同角度拷问人的问题，成为初期也是其后新文学创作最炫目的“实绩”。周作人源源不断推出译作，写关于“美文”，关于儿童文学与歌谣，关于妇女，关于下半身与精神诸文章，在人道主义的框架中展开文学书写，他们较之陈、胡，目标和途径更为清晰：从文学切入，直逼中国人的精神痼疾和制度的“吃人”本质，赋予文学以人道主义的新内涵。这是表达人的精神心灵最贴切的方式，一种超越改造国民性具体方案，超越科学常识、政治主张、宗教信仰等具体问题的终极方式。在五四文化改革斑驳、混杂的语境中，他们保持文学本体论的清晰思路。这一点与陈、胡显然有别。
《新青年》时代，周氏兄弟仍是“听将令”的兵，他们的思路并没有贯彻在《新青年》的办刊实践中。鲁迅说：“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他称《呐喊》诸篇是“遵命文学”。《新青年》解体，让鲁迅“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些文字，叫做随便谈谈”。从《新青年》时期用“曲笔”到《语丝》时期的“随便谈谈”，文学写作已成为周氏兄弟的生活方式。
早期《语丝》在周作人的主持下，文学主义路线得到明确贯彻。创刊前夕，周作人访问过胡适，就《语丝》一事咨询意见。1924年11月13日他又致信胡适：“‘慨自’《新青年》《每周评论》不出以后，攻势的刊物渐渐不见，殊有‘法统’中断之叹，这回又想出来骂旧道德、旧思想……想你也赞成的吧。”这话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骂旧思想、旧道德”，属于人文方面的刊物；二是将《语丝》与《新青年》《每周评论》相衔接，依然走文化批评之路。依周氏兄弟一贯志趣，《语丝》不会完全是《新青年》的后续，又不可能没有关联。《语丝·发刊辞》称：“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和经济问题也没什么兴趣，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比起致胡适信，《发刊词》口气低调而目标清晰，重心放在“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的正面主张上，与“主义”“政治”“经济”等自觉撇清，与卷入“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后期《新青年》《每周评论》划清界限。《语丝》创办，明显有将当年《新青年》超政治的文化改革事业进行下去的意思。周作人说：“《新青年》同人最初相约不谈政治，那是我所极端赞成的，在此刻想起来也是那时的工作对于中国最有意义。可是，这是三代以上的事了；我个人至今还没有改变这个态度，环境却是变了。”鲁迅在几年后谈到《语丝》时也说：“这刊物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但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周氏兄弟对《语丝》的理解基本一致，所谓“任意而谈”“随便说话”，强调的是对“人”的自由表达的尊重，对批判性人文话题的推崇。与《语丝》发刊词上强调的三种姿态：“自由的思想，独立的判断，和美的生活”相一致，那是一种人文性、文学性的姿态。
这种文学主义路线从《语丝》第1期起就有体现。第1期以周作人的《生活之艺术》为头条，体现其“美的生活”主旨。文章从契诃夫一则书简谈起，谈到中国礼教禁欲的无自由和无节制，非禁欲即纵欲，认为“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节制，去建中国的新文明”，创造一种美的生活。此文呈现周作人关于健康人性的构想。与《语丝》及后的几篇文章——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周作人的《林琴南与罗振玉》《再说林琴南》、刘半农的《巴黎通信》、钱玄同的《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等放在一起，就会发现《语丝》的“随便说话”想说的是什么话。有几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对林琴南的评价。作为有自己文化理想的旧派文人，林琴南与《新青年》同人有过激烈论争。林氏去世后，社会对他“渐有恕词”，保守人群对他的尊敬日增。《语丝》对林琴南作了新的表达。周作人称林“在中国文学上的功绩是不可泯没的”，刘半农也表示赞同。但周作人仍坚持：“林琴南始终拥护他所尊重的中国旧礼教，在许多许多人看来是他的最可敬仰的地方。对于之一点，我极端反对。”二是对陷入低谷的文化改革现实表达忧虑之感。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继续批判旧伦理，呼唤建立中国人新的精神人格，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受冲击后的一种坚持。从第3期起，鲁迅《野草》诸篇陆续刊载。这是鲁迅一生中熔思想性、精神性和文学性于一炉的一组杰作。其对黑洞般现实的象征性叙述，对空茫绝望自我的疗伤式书写，对自我精神出路的追问及确认，对人性劣根性的洞识与批判，浓缩着复杂的隐喻性内涵。周作人翻译介绍外国文艺，掀起关于民谣的讨论，写恬淡小品文，谈关于人性、关于文明、关于伦理改革诸话题，致力于现代人性构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江绍原、张定璜、俞平伯、废名等也呼应、对话、阐发，构成《语丝》整齐的阵容，形成其特有的人文品质。三是坚持文学艺术和美的独立性，所谓“任意而谈”，是对人的自由和文学独立性的尊重。沅君的《“无病呻吟”》《不著名的文人的作品》《对于文学者应有的理解》《闲暇与文艺》等文，对人的复杂性和文学的微妙性有贴切的阐述。文艺创作需要闲暇，“无病呻吟”有其道理，对文学者要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周氏兄弟20世纪初已形成的人文主义思路在《语丝》中得到真正的贯彻：以文学为方式，以重建国民精神文化心理为目标。刘半农说：“就《语丝》的全体看，乃是一个文学为主，学术为辅的小报，这个态度我很赞成……我想当年《新青年》，原也应当如此，而且头几年已经做到如此。后来变了相，真是万分可惜。”以周氏兄弟为核心，包括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有这种共识。周作人称当年《新青年》的追求，已是“三代以上的事”。如今多数人都身不由己地被时代裹着走，放下文化改革之初衷，投身“救亡”或“主义”之事业。超越政治的文学改革之事业，寂寞而艰难，但他们仍坚持着。
二、与科学主义相遇：《语丝》与《现代评论》的异质性
比《语丝》问世迟二十多天，1924年12月13日创刊的《现代评论》也是周刊。《语丝》逢周一出版，由新潮社发行，每期16开4张8页；《现代评论》逢周六出版，由现代评论社发行，每期16开8张16页，篇幅比《语丝》多出一倍，还常常“因要紧文稿过多，特增四页”。《现代评论》成员结构清晰，撰稿人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写文艺文章的陈西滢、胡适、丁西林、郁达夫、徐志摩、凌叔华、杨振声等，一是写政论时评文章的王世杰（主编）、燕树棠、周鲠生、钱端升、彭学沛、高一涵、陶孟和、唐有壬等，后者是一批社会科学学者。总体而言，政论为主，文艺为辅。《现代评论》筹办时，曾邀创造社合作，其广告词称：“现代评论撰述人，包含‘太平洋’‘创造’两个社全部社员，和其他国内有名杂志的执笔者。”但刊物一半政论一半文艺的拼盘方式，遭郭沫若等婉言拒绝。郭沫若称：“太平洋的那些从英国回来的学者，我们总觉得他们太绅士了，说坏些便是官僚气味太重，一时好像合作不来。又加上用文艺来做政论的附属品，是我们出马时所最反对的办法，虽然时势变了，也觉得不好立地抛弃。”此番话道出：一、时势变了，做纯文学已不合时宜；二、“五四”新文学群体与20年代初留欧社科政论群体之间关系错位，隔阂颇深。同理，由王世杰主持以政论为统率的《现代评论》，与由周作人主持以文艺为统率的《语丝》，也会貌合神离，从文章体式、关怀对象到抵达目标，都有不一致之处。
1920年代社会科学知识群体的崛起，与时局变化关系密切。“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在各方社会矛盾激化、政治热情高涨的形势下，用科学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寻找社会出路，已成为知识界的共识。1921年5月蔡元培赴欧考察，目的之一是引进人才。陈西滢正是蔡氏此次引进的人才之一。这批人员归国，改变了中国知识界原有的人员结构。刚从《新青年》分裂困境中走出来的胡适，旋即与丁文江等留学生群体走在一起，成立努力会，创办《努力》周报。努力会成员多为有留学欧美背景的学者和技术型官员，而《新青年》另一拨人——周氏兄弟、刘半农、钱玄同则没有加入。从《新青年》早期的不谈政治，到《努力》的以议政为已任，留欧派新文化群体的目标已经转移。胡适派学人群于此时形成。
研究者多注意到《现代评论》与《太平洋》之间的联系，却没有注意到《现代评论》与《努力》的关系。从刊物宗旨和人员身份看，《现代评论》几乎是《努力》的后续。曾信心十足、要在《努力》上参政议政、推行好人政治的胡适，也只是将《努力》维持一年零五个月。之后，胡适发誓要办一份新《努力》，仍邀“《努力》的一班老朋友”参加。新《努力》要多做思想文学上的事业，虽然我们深信“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一年后创刊的《现代评论》可能正是这份新《努力》。这次胡适不参加编务，但从他致两位《努力》老友高一涵和陶孟和的信看，他是《现代评论》实际主脑。当然，这回由王世杰等担纲，刊物不可能完全按胡适设想的朝“在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方向来做，甚至不大可能致力于建设一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在貌似独立和严谨之下，科学主义的就事论事解决问题实际的方法可能更受青睐。《现代评论》的《本刊启事》称：“本刊内容，包括关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科学各种文字。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虽同样强调“独立”，但“态度是研究的”，“趋重实际问题”，务实不务虚，务科学不务文艺，与《语丝》主张自由思想、美的生活，判然有别。
1925年由北大教员办的这几份刊物，其实低头不见抬头见，互相关联。林语堂《给玄同的信》，借用刘半农的话，称：“我觉得这正合拿来评近出之三种周刊：温文尔雅，《语丝》也（此似乎近于自夸，姑置之）；激昂慷慨，《猛进》也；穿大棉鞋与带厚眼镜者，《现代评论》也（《现代评论》的朋友们不必固谦，因为穿大棉鞋与带厚眼镜者学者之象征也）；以《现代评论》与《语丝》比，当然是个学者无疑。”这是《语丝》同人首次用形象化语言比拟二刊，道出其时三种知识分子类型。1925年3月31日鲁迅致信许广平，也称“《猛进》很勇，而论一时政象的文字太多。《现代评论》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却很灰色，《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孙伏园也将《语丝》《现代评论》《猛进》三家视为“兄弟刊物”。高长虹则说几刊间在“虚与委蛇”：“当时引人注意的周刊可以说有四个，即：《莽原》，《语丝》，《猛进》，《现代评论》。《莽原》是最后出版的，暂且不说。最先，那三个周刊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如《语丝》第二期有胡适的文字，第三期有徐志摩的文字。《现代评论》有张定璜的《鲁迅先生》一文……而办文学思想的刊物又商之于胡适之。虽然内部的同异是有的，然大体上却仍然是虚与委蛇”。
《现代评论》以“时事短评”为重头戏，致力于对国际国内局势，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问题作评论，如《中山北上》《军阀末运》《善后会议的形势》《贿选罪与检察官的责任》《何谓“伪工业国之文明”》之类。政论文与文艺文的比例约2：1。编辑也兵分两路，王世杰等负责时评，陈西滢负责文艺。“闲话”属于文艺栏目。创刊之初，有西滢的《开铺子主义》《独身主义的萧士比亚兄妹》《中国报纸的外闻》等文艺“闲话”，但真正设“闲话”专栏，要到第1卷第19期（1925年4月18日）。前三次由“奚若”执笔，第22卷起基本由“西滢”执笔。名为“闲话”，所议话题虽多为时事要闻，与正儿八经的时评仍有差别，更为率性而谈，或批评或讽刺，是一种文艺笔法，与语丝体颇为相似。用“闲话”方式谈论眼下正在发生的隐含复杂人事内容的事件，其分寸的把握，是一难点。
陈西滢在这个群体中，较为特别。他主修政治经济学，却喜欢文学；写时评文章，却用文艺或称闲话笔法。这种两栖性使他与《语丝》同人貌相近实相远。16岁赴英上中学，在英国生活十年，完成学业并获博士学位，于1922年回国，陈西滢受教育的背景，思想观念形成的路径，与本土的“五四”新文化知识者有明显差别。英国式学术/思维训练，人际交往方式浸染，回国后受聘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的优裕地位，使陈氏的文章有认理不认人的执拗，虽机智、幽默却略带傲慢之态。由他来主持“闲话”，信口开河的率直，层层追究的强硬，本土问题体抚之不足，自觉不自觉流露出来的优越感，他其实没有拿捏好分寸，遇上敏感话题，卷入具体人事纷争，便会愈演愈烈。回国之初，陈西滢已在陈大悲《忠友》翻译一事，掀起轩然大波。1923年8月13—31日《晨报副刊》共19期连载陈大悲翻译高斯倭绥剧本《忠友》。陈译连载尚未结束，9月27日，“晨副”发表陈西滢的《高斯倭绥之幸运与厄运——读陈大悲先生所译的〈忠友〉》，4万字的文章分4天载完，指出陈译从标题到内容的数百处错误，且多为常识性低级错误。陈说：“我把红笔的记号数一数，译文里的错处和不能懂的地方有二百五十处。这二百五十个错处，如果做一个正误表，加着些说明，恐怕副刊一两个月还登不完。”他不无调侃地说：“其实陈先生做他的‘新剧大家’去就得了，何必硬做这种外行事？”陈西滢有理有据，不依不饶，不仅令陈大悲丢尽面子，更触及新文学的痛处。自白话文运动以来，翻译作为新文学实践的重头戏，吸引众多有志于此道者的参与。当年林纾不懂外文而翻译小说，为后人树立了榜样。没有扎实外文基础的人也敢于从事文学翻译。大量译作推出，误译错译俯拾皆是，让人怵目。到了20年代，留学归国者人数增多，社会总体性外语水平提高，相关问题也浮出水面。陈西滢对陈大悲的批评，揭开了问题的盖子，由此引起轩然大波。不仅波及陈大悲，更波及大量从事翻译推动翻译的人群。孙伏园1924年10月辞去“晨副”编辑一职，与陈大悲事件有关。那几年，知识界留学归国群体与本土群体之间，一个持续不断的论争就是文学学术的“翻译”问题。胡适在《现代评论》上有几篇文章谈翻译问题，挑起讨论。徐志摩居高临下地说：“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没有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1920年代初留洋学者的归国，的确给本土新文化界带来压力和挑战。
这一时期，有国外学历者获得优裕待遇，拥有更多社会资源，其自负感和优越感也溢于言表。相比之下，没有西洋留学资历，在新、旧教育体系杂糅背景中走过来的本土知识分子，其知识结构之不完备，社会待遇之受冷落，便凸现出来。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均属于后一类人。周作人后来回忆刘半农，称刘与胡适同龄，“刘半农因为没有正式的学历，为胡博士他们所看不起，虽然同是‘文学革命’队伍里的人，半农受了这个刺激，所以发愤去挣他一个博士头衔来，以出心头的一股闷气”。正是有某种自卑感，刘半农才对陈西滢在伦敦向友人介绍他“Ateacher of the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something like a professor or alecturer”一语耿耿于怀，这事成为1926年1月刘、陈论战的由头之一。鲁迅后来不断讥讽“学者”“绅士”“正人君子”，也隐含这种宿怨。
将《语丝》与《现代评论》两个集团的矛盾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认识，才能把握其微妙处。《语丝》同人的压抑落寞之感，不仅来自时局混乱、“武人当政”、“科学治国”等对人文改革的多重排抑，更来自其时知识分子现代角色身份转型的多重困扰。《语丝》的创刊，使他们终于有自己的园地，可以自由发表思想言论，耕耘美的生活，建设健康人性了。从太炎门下走出来，带着书生性情的他们需要一种寄托。从创刊至1925年5月，《语丝》度过一个平静的自说自话的早期阶段。绕过《努力》的政治情结，走早期《新青年》文化批评和文学言说之路，初期《语丝》有一种守护自由的纯粹性和包容并蓄的多元性。除了周氏兄弟的文章，钱玄同的随感录、江绍原的民俗文章、林语堂的学术长文，还有徐志摩的随笔、胡适的译诗、顾颉刚的古史杂论，不同品种，济济一堂，思想才情，各尽所兴。他们文字流淌着一股汩汩的清泉，那是《语丝》最舒展的时期。
1925年5月30日，《现代评论》陈西滢那则“粉刷毛厕”的闲话，打破了这种平静，两刊在女师大问题上的分歧被捅开。这事其实已酝酿了几个月。1925年2月7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时事短评”上发表《北京的学潮》，首次谈及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和女子师范大学正在闹驱逐校长风潮之事。对于美术专门学校，他说：“因风潮而解散学校，我们不敢说教育部的措置得当，可是这究竟是教育部权限以内的事。至于用军警包围另一学校，阻止美专学生开会，那可不见得是教育部权限以内的事罢？我们实在不懂得马次长有什么权力可以干涉人民集会的自由与言论的自由。”显然站在维护学生方立场上。但对于女子师范大学，他对学生方却多有微词：“我们觉得那宣言中所举的校长的劣迹，大都不值一笑。至如用‘欲饱私囊’的字眼，加杨氏以‘莫须有’之罪，我们实在为‘全国女界的最高学府’的学生不取。”3月21日《现代评论》又发表署名“一个女读者”的来信《女师大的学潮》，称杨荫榆是中国大学唯一女校长，“如果她的教育训练，不在女师大历来的官僚校长之下，而她的校务行政，又无重大的过失，我们应否任她受教育当局或其他任何方面的排挤攻击？我们女子应否自己还去帮着摧残她？”显然同情女校长杨荫榆，且试图以“女读者”唤起女学生的同情。《语丝》方面，1925年6月之前，未见直接谈女师大学潮的文章。但5月12日鲁迅已起草《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第一件）》，列举女师大校方“大呼警察”“开除自治会职员”诸事，呼吁撤换校长。5月24日鲁迅又起草《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第二件）》，措辞更为激烈：“杨荫榆氏行踪诡秘，心术叵测，败坏学校，恳即另聘校长，迅予维持事……讵杨氏怙恶不悛，仍施诡计。”5月27日七位教员署名的《宣言》在《京报》上发表，明确支持女师大学生驱逐校长之举。5月30日，陈西滢在其“闲话”结尾处补了一段：“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我们自然还是不相信我们平素很尊重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播得厉害了。”挑出“某籍某系”在鼓动风潮一事。女师大学潮背后的两个教授群体，站到前台，开始交锋。
女师大问题上同情学生方与同情校长方，既与两个群体的文化思路有关，也与他们的情感意气有关。周氏兄弟由前任校长、浙籍老友许寿裳聘请，在女师大执教数年，与学生有一定的感情。1924年秋季，杨荫榆接替许寿裳成为女师大校长，这一变化在周氏兄弟心中引起波动。周作人说：“我本来很怕在女学校里教书，尤其怕在女人底下的女学校里，因此在这时更想洗手不干了。”从人道主义、人权平等、青年学生反抗校方家长式专制的角度来理解，周氏兄弟会更同情幼者、弱者的学生。这与他们的文化批判思路相一致。反之，留学群体此时正热心于好人政治，关注点已由文化层面转入制度层面。好人政治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推崇专家治国治校。留学归国女学者杨荫榆执掌女师大，正符合这一思路。从维护正常教学秩序和师生尊卑秩序角度，他们更同情长者、精英者的杨氏。另者，私人关系也在起作用。陈西滢与杨荫榆是无锡同乡，陈与章士钊在英国时结下私谊，陈的表叔吴稚晖与章是好朋友，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也决定陈的倾向性。他将学生闹学潮理解为多数人暴政，所谓“群众专制”。对权力优劣势之估量，与周氏兄弟恰好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氏兄弟同情文化等级地位更低的学生层，陈氏等同情文化等级地位更高的校长。前者着眼于反专制，后者着眼于维护理性的正常的师道秩序。
1925年5月起，《语丝》与《现代评论》因女师大学潮爆发了一场自“五四”以来新文化阵营内部最激烈的笔战，历时近一年。《新青年》解体后新文化知识界潜伏着的思想分歧于此时公开挑明，人文知识分子在落寞纷扰年代深受压抑的心理情绪找到发泄的端口。这其中，自觉“运交华盖”的鲁迅表现得尤为强烈。有意思的是，这场论争很快绕过女师大学潮对垒双方谁是谁非问题，而转向对论争对手的文化人格作追究和责难上。现代评论派的“伪正人君子”性质被揭发，成为《语丝》文化批判的一个话题。正是这个对象，激发了鲁迅20年代中期思想表达的灵感，鲁迅的一系列作品——《朝花夕拾》《野草》《彷徨》的后半部，以及《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里的杂文，都产生于这一时段。这场论争，甚至成为后期鲁迅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三、意气之争：《语丝》人文主义的蹈空及其非理性陷落
20年代已不是一个可以从容谈“美的生活”的年代了。搅入女师大风波，面对的可能是一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具体纠纷，其是非对错难以真正说清。两个群体藉此而展开的辩论，有为各自的文化思路作辩解、阐释、开拓之意，尤其是《语丝》。创刊后的前半年，《语丝》按自己的路线走，虽与整个环境不甚协调，到底自说自话，自得其乐。女师大事件的搅动，激发了周氏兄弟及《语丝》同人介入现实的热情，乱世背景下的文化杂感与时局批评相携手，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刊物原来的言说基调。何况遇上陈西滢这样难缠的对手。论辩渐为事态牵着走，急就篇连连推出，深思熟虑、从容淡定之态渐失。为辩论而辩论，为驳倒对方而搜索枯肠甚至强词夺理，理性的流失也不可避免。
1925年下半年，《语丝》同人多数卷入女师大事件论争中，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鲁迅抨击杨荫榆的线索，一条是周作人、刘半农、川岛、林语堂、张定璜等就几则传闻与陈西滢作对质、澄清的线索。前者是主线，后者是副线。1925年6月1日《语丝》第29期头条刊载鲁迅的《“碰壁”之后》，这是鲁迅首次评论女师大事件。此文写于5月21日，其时鲁迅还没有读到陈西滢5月30日发表的“粉刷毛厕”那则闲话。此前，他起草《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第一件和第二件，弹劾杨荫榆，呼吁撤换校长。5月27日《京报》发表女师大七位教员署名《宣言》，可能是他起草的。介入女师大事件，鲁迅的矛头直指杨荫榆。《“碰壁”之后》先谈“心造”之境：“我眼前总充塞着重叠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有新鬼，魂游，牛首阿旁，畜生，化生。”接着就杨荫榆《致全体学生公启》中“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也当体贴尊者之心”一语作发挥。称杨氏的确视学校如家庭，家有幼长之分，实行的是家长尊卑制。他说“我踏入这学校，就有阴森森的感觉”，教员们在这里教书，如“在杨家坐馆”，指证学校的家长制作风。又将学生与校长的矛盾喻为“妇姑勃谿”：“这家族的人员——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怎样的，母女，还是婆媳呢？”杨氏掌管下的学校实行卑尊有别的家庭式专制，校长对学生有婆婆对媳妇般的霸道，学生闹学潮是年轻人反抗家长制。这一推演，就为学潮与杨荫榆的作风做了定性。之后，他又写《女校长的男女的梦》《寡妇主义》等，继续沿着这一思路作批判。《女校长的男女的梦》称，从“小说”看到，“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逼勒良家妇女，都有一定的程序：冻饿，吊打。那结果，除被虐杀或自杀之外，是没有一个不讨饶从命的；于是乎她就为所欲为，造成黑暗的世界”——比拟、对照、质问、批判，从性心理角度进行剖析，称杨“将自己夜梦里所做的事，都诬栽在别人身上，却未免和实际相差太远了。可怜的家长，怎么知道你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女人呢！”到了12月20日的《寡妇主义》，作者以杨的单身为据，推测其心理缺陷，归纳为“寡妇主义”，称：“中国的女性出而在社会服务，是最近才有的，但家族制度未曾改革，家务依然纷繁，一经结婚，即难于兼做别的事。于是社会上的事业，在中国，则大抵还只有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便多半落在上文所说的独身者的掌中。这在先前，是道学先生所占据的，继而以顽固无识等恶名失败，她们即以曾受新教育，曾往国外留学，同是女性等好招牌，起而代之。社会上也因为她们并不与任何男性相关，又无儿女系累，可以专心于神圣的事业，便漫然加以信托。但从此而青年女子之遭灾，就远在于往日在道学先生治下之上了。”寡妇主义者比道学先生对青年女子的危害更大，鲁迅分析：“在女子，是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儿女，而后真的爱情才觉醒的，否则便潜藏着，或者竟会萎落，甚且至于变态。”将杨的单身与其人格心理缺陷相联系，挖掘其变态、专制的根源，坐实其“寡妇主义”性质，指出寡妇主义教育对青年女子的危害：“全国受过教育的女子，无论已嫁未嫁，有夫无夫，个个心如古井，脸若严霜，自然倒也怪好看的罢，但究竟也太不像真要人模样地生活下去了。”这说到底只是一种推测，无法坐实杨荫榆人格心理真的有问题。先是捕风捉影，而后给所捉之影定质定性，文学写法背后的非理性质地已经浮现。
如果说鲁迅对杨荫榆的揭发还算客气，他还不断为她的“专制”找出根源，对于“躲在黑幕里”的陈西滢等，则直接以“蛆虫”骂之。他说：“我说她是梦话，还是忠厚之辞；否则，杨荫榆便一钱不值；更不必说一群躲在黑幕里的一班无名的蛆虫！”读过陈西滢“粉刷毛厕”一文后，鲁迅当晚写下《并非闲话》，并见刊于6月1日《京报副刊》。这是鲁迅与《现代评论》首次交战。他从署名“一个女读者”的《女师大的学潮》谈起，就陈文的“流言”“偏袒一方”“某籍某系”“挑剔风潮”一一作回应，最后就“臭毛厕”与“饭店召集教员”作发挥：“学校的变成‘臭毛厕’，却究竟在‘饭店召集教员’之后，酒醉饭饱，毛厕当然合用了。西滢先生希望‘教育当局’打扫，我以为在打扫之前，还须先封饭店，否则醉饱之后，总要拉矢，毛厕即永远需要，怎么打扫得干净？”“这种蛆虫充满的‘臭毛厕’，是难于打扫干净的”。暗示臭茅厕之始作俑者乃是校方。写文当天，他致许广平信称：“所谓陈西滢者，对于我们的宣言出来说话了，装作局外人的样子，真会玩把戏。我也做了一点寄给《京副》，给他碰个小钉子。”又说：“既经骂起，就要骂下去，杨荫榆尚无割舌之权，总还要被骂几回的。”此时，鲁迅已决心“骂下去”，不管“东滢西滢”。三天之后，鲁迅又写《我的“籍”和“系”》，继续追究“籍”和“系”问题。咬文嚼字，由近及远，借题发挥，作语义延伸及实质追究，这种方式成为鲁迅日后杂文写作的基本样式。
那是鲁迅经历《新青年》分裂、兄弟失和的彷徨之后，找到的一个发泄的端口。1925年3月18日鲁迅致信许广平，谈《工人绥惠略夫》中主人公绥惠略夫：“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于成了单人，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1925年6月他写了两篇奇文：《颓败线的颤动》《失掉的好地狱》，均写梦境，写亲人和同道者的背叛，主人公被推向无边的黑夜和荒野。之后，他又写《死去》，想象死后情形，心理极度黑暗、绝望。“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空虚，我用真实去换来的空虚存在。”“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都在嘲笑我的瘦了。……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我近来的渐渐倾向个人主义，也就是为此。”他这样分析自己：“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无治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人道主义有人道承担，个人无治主义则撤回这种承担，仇视一切，“对谁都开枪”。鲁迅此时正陷于绥惠略夫境地，从这个角度理解他与陈西滢的论战，以及此后他用“投枪”“匕首”对付论敌，也许有他的心理原因。而绥惠略夫式的回击，可能是非理性的。
《语丝》与《现代评论》论战的另一条线索是周作人、刘半农以及林语堂、章川岛等的言论。此时，已经失和的周氏兄弟在《语丝》上各行其是，但对女师大风潮的态度却基本一致。不同的是，鲁迅与《现代评论》诸君原没什么关系，除胡适外，皆是陌路人。周作人则与陈西滢及东吉祥诸君有交往。登山、游玩、饮茶，“谬托知己”。他们之间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投合的一面。之后翻脸、反目，对于周作人来说，是一种扭转。为此他分析自己内心两个“鬼”：“和地道的绅士们周旋，也仍旧是合不来的，结果终于翻脸，以至破口大骂；这虽是由于事势的必然，但使我由南转北，几乎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旋转，脱退绅士的‘沙龙’，加入从前那么想逃避的女校，终于成了代表，与女师大共存亡。”这段话颇有深意，主张“美的生活”的周作人，终于不得不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旋转”，对曾经的友人“破口大骂”。最引起他愤慨的是“流言者之卑劣心理”：“没有凡某籍人不能说校长不对的道理，所以我犯了法也还不明白其所以然。”他就此展开质问。他对陈西滢的“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的传闻尤为愤怒：“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恬然自居于正人之列。”陈西滢否认“叫局”之说，要求公开澄清事实，传出此话的张凤举又不愿意作证，反令周作人陷入尴尬。这场对话以充满义愤的声讨开始，以遁入虚空的口水战告终。费很大劲将自己扭转过来投入战斗，却落入无聊的纷争中，周作人自感“白费精神”。另一场论战是刘半农就其在伦敦与陈西滢结怨的几件事而写的《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以及章川岛以“爱管闲事”署名写的《刘博士订正中国现代文学史冤狱图表》和林语堂的《写在刘博士文章及“爱管闲事”图表的后面》几篇文章。围绕两件事打笔仗：一是陈西滢妹妹说过陈西滢的英文比Dickens说得好，英国文学史没有把陈的名字编入其中“真是瞎了眼”；一是当年陈西滢在伦敦向友人介绍刘半农时，称刘是“北京大学教师——类似于教授或作家”一语，令刘不快。这场笔战其实是意气之争，含有因20年代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而带来的积怨。
作为和事佬，徐志摩从另一个角度道出了这场论争的实情。徐说：“我是不主张随便登载对人攻击的来件的，一则因为意气文字往往是无结果，有损无益，二则我个人生性所近，每每妄想拿理性与幽默来消除意气——意气是病象的分数多，健康的分数少……西洋老话说‘你平空打一下罗马人，你发见一个野兽’。这样猛烈的攻击看情形不会就此结束的。我愁的是双方的怨毒愈结愈深，结果彼此都拿出本性里的骂街婆甚至野兽一类的东西来对付，倒叫旁边看热闹人中间冷心肠的耻笑，热心肠的打寒噤。”胡适也出来说话。1926年5月24日他分别给鲁迅、陈西滢和周作人写信，称“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谊之战”，“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由于论辩双方各有理由，各执一端，滑向枝节性、意气性的纠缠上，失去思想交锋的理性，最终两败俱伤。朱自清在读完鲁迅和许广平私下交流与《现代评论》笔战诸事的《两地书》后，“觉无多大意义”，“鲁迅骂人甚多，朱老夫子、朱山根（顾颉刚）、田千顷（陈万里）、白果皆被骂及；连伏老也不免被损了若干次”。新文化知识分子的非理性陷落已经出现。
20年代中期，社会各方力量的多重角力，带来一个混杂多元的局面。《新青年》时代已经结束，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分化和各走其路已成大势。《语丝》与《现代评论》的笔战正是新文化知识分子深层分化的一个表征。值得注意的是，双方的论辩除了个人意气、群体积怨以及社会资源分配不公造成的裂痕外，最有意味的是注重人文（尊重学生的个人自由）与注重科学（看重学校的教学秩序）两种文化思路之间的分歧。“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的两面旗帜，到20年代中期，二者已呈不相协调之态，其思路方式变得各执一端，不可调和，终至两败俱伤。没有科学的、理性的社会秩序作为保护，发展自由的、民主的个人主义，似乎会导致非理性的激情泛滥及最终的事与愿违；反之，强硬的而缺乏人文关怀的秩序，宰制人性的科学主义，又会导致新的专制主义的出现和人性的崩裂。在缺乏良性调节的中国现实土壤中，《语丝》的人文主义倡导，其实遭遇重重困境。与科学主义相遇，激发了他们的人文偏执，一场激烈的论战让他们某种程度上失去理性之判断力，陷入伤人又自伤的困局。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1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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