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伟华：中日文献互证的理路和方法——张志和止作《渔歌》一首考
世传张志和《渔歌》五首，实为一首，即“西塞山前白鹭飞”。最早著录张志和《渔歌》的为李德裕《玄真子渔歌记》，附录为“遗迹”文字格式，标示“烟波钓徒玄真子张志和”仅“西塞山前”一首。《续仙传》本来记载唱和“共五首”，但至晚唐五代模仿《渔歌》的作品增多，《续仙传》传抄者在写本上随自己所见而改易，遂有涂抺修改的“二十五”“二十余”的不同版本传世。《渔歌》唱和初式结句第五字有一固定字，这由《经国集》载诸人《渔歌》唱和所证明，说明《渔歌》五首是唱和产物。南宋陈振孙之前尚未把五首《渔歌》视为张志和一人之作。苏轼与黄庭坚的“渔父”创作也证明张志和只有“西塞山前”一首。《渔歌》词名见于李德裕文载录、日人和作，约在唐大历至元和年间，而《渔父》词名在晚唐五代出现。故《渔歌》者，中唐之名也；《渔父》者，晚唐五代之名也。
中日文献互证的理路和方法
——张志和止作《渔歌》一首考
撰文｜戴伟华
戴伟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承与语言服务研究中心教授。
我们在教学中对文学名篇会给以更多关注，细读相关文献，确实有值得再深入探讨辨析的地方，常见的是释读有误，需要订正。当然还有其他问题，比如文学经典需要进一步阐释，对“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被悬挂在政事堂的内涵探讨，即为一例；又比如作品归属有误，如张志和作《渔歌》只有“西塞山前白鹭飞”一首，而传张志和《渔歌》五首，包括“钓台鱼父褐为裘”“霅溪湾里钓鱼翁”“松江蟹舍主人欢”“青草湖中月正圆”，则归属不对。所谓张志和《渔歌》五首传世，确实存在一些重大疑点。疑点之一：《渔歌》唱和五人，独传张志和之作。疑点之二：最早著录张志和《渔歌》的为李德裕《玄真子渔歌记》，而其附录存在不可解处。既然世传张志和《渔歌》五首，那最早记载如何？如何确定张志和所作有五首《渔歌》？原始材料并不多，理清其原委，大致可以判断：张志和所作《渔歌》仅“西塞山前”一首，而非五首。
因为张志和《渔歌》是此词的最早作品，这为人们了解此词的最初形式提供了便利。
（一）《渔歌》唱和与初式
《渔歌》的调式和词式原是容易确定的，因为最早的五首《渔歌》首次记载见李德裕《玄真子渔歌记》，《渔歌》形式可归纳为两点：（1）句式为七七三三七字；（2）除第三句不押韵，一二四五句皆押韵。但《渔歌》因传入日本并有了和词，而日人和词反过来又证明了《渔歌》体式除上述两点外，尚有第三点，即结句第五字在两首以上唱和中皆有一固定字，这一点为人所忽视。而这对解决最早五首《渔歌》的产生和作者归属至关重要，所谓“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渔歌》传入日本，日人必严格遵守《渔歌》体式而模仿，包括词题书写格式。日本天皇、公主、滋贞主的唱和之作在词题中出现“用X字”或“X字”。《经国集》载诸人《渔歌》唱和，太上天皇《杂言渔歌五首》（每歌用“带”字），公主《杂言奉和渔家二首》（每歌用“逆”字），滋贞主《同》。而日本国会图书馆抄本分别作《杂言渔歌五首》（“带”字）、《杂言奉和渔歌二首》（每歌用“送”字）、《同前》。显然，国会抄本公主《杂言奉和渔歌二首》（每歌用“送”字）不误。滋贞主词题作《同前》《同》意同，即《杂言渔歌》，但循题例“每歌用‘入’字”实不可缺省。可以说，“西塞山前”等五首《渔歌》词题本应有“每歌用‘不’字”的说明，日本人在写作时按体例沿用，按照日人学习中国的态度和做法，传入日本的五首《渔歌》似无作者名而词题应是《渔歌》（每歌用“不”字）。
日本《渔歌》写作第一人是嵯峨天皇，其有《杂言渔歌五首》（每歌用“带”字）。这意味着，传入日本的《渔歌》应是五首，“西塞山前”等五首《渔歌》题当有“每歌用‘不’字”数字，否则，天皇何以“和”或“仿”作《渔歌》五首，而又注明“每歌用‘带’字”；因传入日本《渔歌》五首未署名，嵯峨天皇把传入的五首《杂言渔歌五首》（每歌用“不”字）的唱和之作，误解为一人之作，故仿作《杂言渔歌五首》（每歌用“带”字）。如果张志和《渔歌》五首皆为一人之作，何必标示“每歌用‘不’字”在初唱中约束自己，这应是对参与唱和者的集体约束。日人误读误用却给人们还原《渔歌》初式提供了有力佐证：《渔歌》“西塞山前”等五首是唱和产物，非张志和一人所作。联系大历年间《状江南》唱和，诗题原有“每句须一物形状”，对理解组诗形式特点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因日本《渔歌》初词题目“每歌用‘带’字”，而推测张志和原题应有类似“每歌用‘不’字”。除李德裕《玄真子渔歌记》和沈汾《续仙传》指向张志和只创作“西塞山前白鹭飞”（“西塞山边白鸟飞”）一首外，南宋以前文献除偶有误记，都认为如此。如《诗人玉屑》云：“颜鲁公守湖州日，与宾客唱和，为渔父词。志和曰：‘西塞山前白鸟飞……’坐客叹服不已。后果传之。”此处仅“西塞山前”一首，《渔父》名应是受后出文献影响改《渔歌》而成。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玄真子渔歌碑传集录》一卷载：“玄真子《渔歌》，世止传诵其‘西塞山前’一章而已。尝得其一时倡和诸贤之辞各五章，及南卓、柳宗元所赋，通为若干章。因以颜鲁公《碑述》《唐书》本传以至近世用其词入乐府者，集为一编，以备吴兴故事。”陈氏肯定了张志和《渔歌》世传只有一章（首），但“尝得其一时倡和诸贤之辞各五章”句可能有误，如结合《续仙传》便能得到解释，“一时倡和”即张志和、颜真卿、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五人唱和，又循陈振孙文意，张志和只有“西塞山前”一章，“一时倡和诸贤”当包括张志和，而张志和只传“西塞山前”一章，这与“各五章”在数字上有矛盾，“各”应为“共”的误写，或为衍字。陈振孙在此云“尝得其一时倡和诸贤之辞共五章”，是对后世止传诵张志和《渔歌》一首判断的补充说明，说明止传一首的依据，实际上，陈振孙见到的是张志和一时五人唱和的五章，否则无法讲清楚“止传”一章和“五章”的关系。陈振孙将见到的张志和等五人“一时倡和”《渔歌》五章，以及南卓、柳宗元“所赋”《渔歌》，附上颜真卿所撰碑等，成《玄真子渔歌碑传集录》一卷。“一时倡和”与“所赋”有了区分，前者是同时同地唱和之作，而后者则是事后所写，至多为“追和”。
据陈振孙所述，五首（章）之说确实存在。《唐朝名画录》载“颜鲁公典吴兴，知其高节，以《渔歌》五首赠之”，将五首归于颜真卿肯定是误听误传，但这却是将《渔歌》五首归属于一人的较早记载。可以说，陈振孙之前没有人把五首《渔歌》都视为张志和之作。苏轼与黄庭坚的“渔父”创作也证明张志和只有“西塞山前”一首《渔歌》。《乐府雅词》卷中徐师川《浣溪沙》《鹧鸪天》词跋云：“张志和《渔父词》云：‘西塞山前白鹭飞……’顾况《渔父词》云：‘新妇矶边月明，女儿浦口潮平，沙头鹭宿鱼惊。’东坡云：元真语极丽，恨其曲度不传。加数语以《浣溪沙》歌之云：‘西塞山前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芘一身青蒻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山谷见之，击节称赏，且云：‘惜乎散花与桃花字重叠，又渔舟少有使帆者。’乃取张、顾二词合为《浣溪沙》云：‘新妇矶边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惊鱼错认月沉钩。青蒻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细雨转船头。’……山谷晚年亦悔前作之未工……因以宪宗画像求元真子文章，及元真之兄松龄劝归之意，足前后数句云：‘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尚觅元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 青蒻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欲避风波险，一日风波十二时。’”苏轼《浣溪沙》、黄庭坚前后创作都是改张志和《渔歌》而成，这里都没有用到世传张志和五首中的另外四首《渔歌》的现成词句，这是张志和只有“西塞山前”一首《渔歌》的力证。事实上，尚无一首以“西塞山前”为主，又檃括所谓张志和另四首《渔歌》的游戏之作。而张志和止作《渔歌》一首在唐诗中也留下痕迹。钱珝《江行》百首之一云：“曾有烟波客。能歌西塞山。”诗中明言烟波钓徒张志和作“西塞山前”《渔歌》一首。
（二）《渔歌》五首流传系统
北宋《渔歌》图词并存的张志和五人唱和的“五本”尚有流传。因为张志和人生的神秘色彩，以及词图一体的形式，而引起人们关注。李复《回欧阳学士书》云：“某蒙问烟波子，往年于长安雷氏曾见图象，亦于小说中见。名志和，字子同，张其姓也，常渔于洞庭。颜鲁公在吴兴，爱其高逸，以渔歌五首赠之，志和乃摘句配景，自画成幅，人禽草木风雨烟云，雅尽其妙，后人多模效而传之。”可见，所传张志和《渔歌》“写景夹词”的卷轴在北宋已被人模仿而存在，是否为真迹，很难判断。但这里所云颜真卿作《渔歌》五首而赠张志和，张为之以词配图。颜真卿作《渔歌》五首，与《玄真子渔歌记》和《续仙传》等诸家记载相左，当非。
张志和作《渔歌》五首的明确说法应出现在南宋。《舆地纪胜》载：“颜真卿守湖，志和来谒，真卿以其船敝，请修之。曰：‘愿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有《渔父词》五首……’”唐人画记中就有颜真卿作五首《渔歌》以赠张志和的传闻，《舆地纪胜》大概是综述各种相关记录而增减误写。那么，传入日本的《渔歌》何时把五首归为张志和一人所作呢？据《经国集》载，最早作《杂言渔歌》天皇数人，没有提到《渔歌》为张志和所作，将《渔歌》五首归为张志和所作的是青木正儿。青木正儿《支那文学艺术史考》云，宪宗在位之日恰与嵯峨帝同时。而《经国集》题下署“太上天皇”，并注“在祚”，由此可知这首词是天皇在位时的御制之作。与宪宗在其词上所说的时间相同，最早是由嵯峨帝对张志和原作五首的模拟，也依原作御制戏作了五首。今谨录其中的三首，并附以张志和原作的一首。神田喜一郎云：“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是仿中国唐代张志和所作的著名的《渔歌子》五阕。”《渔歌》《渔歌子》有别，不可混称。事实上，原始文献《经囯集》并没有标示天皇是据张志和《渔歌》所和。张志和作《渔歌》五首是青木正儿首倡，经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传播而为人们广泛接受。
（三）十五首《渔父》流传系统
因《渔歌》体式有三要素，而结句第五字的要求在一首词中无法判断，故在复歌，即两首及以上的创作中才能知晓。因此，《渔父》结句第五字作法失传，不用结句第五字固定创作的唱和或复歌，都应是后来的仿作。这也可以辅助人们判别《渔歌》创作的时代。即便人们将无名氏十五首《渔父》视为唐人作品，也可以断定非张志和同期唱和之作。《全唐五代词》收录作“无名氏”处理，并有“考辨”。
十五首《渔父》初题“和张志和”，而省“和”字署名为“张志和”，现在一般归为“无名氏”作。其一，对考证十五首词的作者归属非常困难，题为张志和作没有依据和说服力。其二，这十五首虽曾被误题张志和所作，但十五首并非一人一时所为，甚至没有理由判断那“每歌用‘不’字”的五首是一人之作。其三，这十五首应该不是张志和同时代的作品。理由之一，不明《渔歌》原初形式；理由之二，“鱼龙混杂一川中”“谁道侬家也钓鱼”中“鱼龙混杂”“侬家”是中唐后用于《渔歌》词中的新词，和初词五首格调不同；理由之三，结构上出现重复（复沓）的新手法，“远山重迭水萦纡。水碧山青画不如。山水里，有岩居。谁道侬家也钓鱼。”“山”“水”二字三次使用。特别要指出“水碧山青画不如”一句，为韦庄所写。韦庄《桐庐县作》有“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青画不如”。《渔父》“水碧山青画不如”用韦诗成句，此作当在韦诗之后。
《渔父》十五首应写于晚唐五代，而且一直在流传，无论题“和张志和”还是署名“张志和”，与张志和其人并没有关系，与《渔歌》五首流传可视为不同系统。
二、《续仙传》所记唱和本事
张志和创作《渔歌》之本事，记载较详的，见于《续仙传》。《太平广记》“神仙”下录《续仙传》：“鲁国公颜真卿与之友善。真卿为湖州刺史，与门客会饮，乃唱和为渔父词，其首唱即志和之词。曰：‘西塞山边白鸟飞。……’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递相夸赏。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写景天词，须臾五本。花木禽鱼，山水景像，奇绝踪迹，今古无伦。而真卿与诸客传玩，叹服不已。其后真卿东游平望驿，志和酒酣，为水戏，铺席于水上独坐，饮酌笑咏。其席来去迟速，如刺舟声。复有云鹤随覆其上。真卿亲宾参佐观者，莫不惊异。寻于水上挥手，以谢真卿，上升而去。今犹有宝传其画在人间。”明正统道藏本《续仙传》卷上有同样的记载，文字稍异，但文献价值很高，具引如下：“乃唱和为渔父词，其首唱即志和之词，曰：西塞山边白鸟飞……真卿与陆鸿浙、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余首，递相夸赏，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写景夹词，须臾五本，花木禽鱼，山水景象，奇绝踪迹，古今无比。而真卿与诸客传玩，叹伏不已。”明正统道藏本与《太平广记》微异，说明明以前《续仙传》有不同版本流传，这有助于考订《渔歌》唱和的史实。《太平广记》所云“写景天词”，无法理解，应据明正统道藏本《续仙记》作“写景夹词”，即写景夹带着《渔歌》文词。陆鸿浙，应作陆鸿渐。另，唱和篇数明正统道藏本作“共唱和二十余首”，《太平广记》引《续仙传》作“共和二十五首”，这说明《续仙传》写本此处或有涂抺改易或有模糊不清，致使不同版本的记载有差异。可推断改易过程如下，初稿应是“共唱和五首”或“共和五首”，既符合《续仙传》所载“其首唱即志和之词”“西塞山边白鸟飞”一首，也符合张志和与颜真卿等四人唱和之数总和的实际。五人五首唱和以后，为追逐风流，和《渔歌》者甚众，后人过录或抄写时，以为沈汾计算有误，遂在“五”首之“五”旁圈去“五”字，另写为“二十”字样，“二十首”正与世传和作数合，即张、颜等五人“一时倡和”五首外，尚有编入无名氏的十五首。“二十”何以成了“二十五”呢？应是改易时，该涂抹去的“五”字落笔太轻，被人误以为是“二十五”。那为何会有“二十余”呢？这可能改为“二十”后，又加上张志和兄张鹤龄的一首，在当时可能还有其他《渔歌》追和作品出现，只能采用约数，即在“二十”字样上添写“余”字，成“二十余”。“二十五”或“二十余”不同载录，虽各有其理由，但却意味着，“二十五”者误用了原本已圈去的“五”字；“二十余”者知原本的“五”字已被圈去，在“二十”后加“余”字。
张氏唱和、写图，在当时已经成影响巨大之文化事件，后宪宗亦曾欲求《渔歌》图文真迹。不仅有张、颜等人唱和，陆续追和者亦众，《全唐五代词》除上述五首外，还收录了唱和作品计十六首，合之正为二十余之数。综合考察，张、颜唱和计五人，“共唱和五首”，可进一步引申。其一，《续仙传》云唱和者五人，即张志和、颜真卿、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其二，《续仙传》明言张志和首唱为“西塞山边白鸟飞”一首，他人亦和此首。按，“鸟”通行本作“鹭”，当抄录辨字不同所致。其三，《续仙传》云“须臾五本”也正对应着五首《渔歌》，而且，张志和是在“五本”上依据内容作画，“写景夹词”“真卿与诸客传玩”，所“传玩”者非独《渔歌》词，而有配画，否则，只有文字当不好传玩。“五本”就是“今犹有宝传其画在人间”的五首分题《渔歌》的词与画本。五代沈汾当见过词画合一的“五本”。
有关张志和行迹，颜真卿有《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颜真卿大历七年至大历十二年在湖州，大历九年秋八月张志和始拜识颜真卿于湖州。由此可知，《渔歌》唱和事当发生在大历十年至大历十二年的某春天。幸赖《续仙传》详细记载，与李德裕录存《渔歌》配合，可助考证唱和诗始末。其实，张志和仙人行迹是《续仙传》的夸张附会，《新唐书》将之列入《隐逸传》，隐逸是其身份。颜真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概括精准，张志和是甘于贫贱、泛舟湖海、宅居渔船、逍遥烟波的隐者。
五代沈汾撰《续仙传》中关于张志和的记载，除神仙虚妄处，与诸书所传生平合。其中对于《渔歌》（《渔父词》）是有记录的，值得注意的是：颜真卿与张志和友善，颜为其作碑铭可证；颜真卿和张志和直接接触是在颜为湖州刺史时；唱和《渔歌》是颜与门客会饮时，可见《渔歌》是饮宴娱乐之作，诸公对《渔歌》的内容和形式均有浓厚兴趣；此次首唱是张志和，不知是共同商定，还是偶然或早有安排；首唱之作是张志和“西塞山边白鸟（鹭）飞”一首；唱和者五人，唱和作品应是五首；五首词成，“递相夸赏”，说明这五首词是每人用心之作，各自满意，互相欣赏；张志和乘兴，也可以理解为乘机为五首词作风景画，写为“五本”；张志和画景作图与《渔歌》词文字夹带互衬的创作，为与宴者高度赞赏，以为“奇绝踪迹，今古无比”，故“传玩”“叹服”。有关《续仙传》记载的“写景夹词”，在中国绘画史上应具有特别意义。“写景夹词”即图词配合，在当时应为新艺术形式，引起观者的好奇，给予高度赞赏。
据《续仙传》，大致理清楚张志和《渔歌》创作的实际情况。唱和词共五首，由张志和依各人唱和内容作画，计成“五本”。《唐朝名画录》载：“初，颜鲁公典吴兴，知其高节，以《渔歌》五首赠之。张乃为卷轴，随句赋象，人物、舟船、鸟兽、烟波、风月，皆依其文，曲尽其妙，为世之雅律，深得其态。”此与《太平御览》所引《历代名画记》文字相同，应是将《渔歌》和五首相结合的最早记载，但这一段文字问题很多。其所描述的事实是：颜真卿作五首《渔歌》赠张志和，而张志和则为之绘画为卷轴，内容皆配合词文。将五首《渔歌》归于颜真卿所作，纯属误写误记，至少李德裕《玄真子渔歌记》中是将第一首“西塞山前白鹭飞”系于张志和名下的。由此可见，《续仙传》记载与之比较，更近真实。《渔歌》产生是因张志和首唱，颜真卿诸人唱和。但《唐朝名画录》对理解《续仙传》所记“花木禽鱼，山水景像”作了很重要的补充，所谓“人物、舟船、鸟兽、烟波、风月，皆依其文”。此五本传于世，故《续仙传》云“今犹有宝传其画在人间”。
三、《玄真子渔歌记》附录即“遗迹”文字格式
据文献记载，最早寻找到《渔歌》遗迹的是李德裕。按，张志和作《渔歌》不见颜真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首次记载见李德裕《玄真子渔歌记》：
在书写体例上，唐人有用“如左”“如右”指示书写内容，但用例极少。但上言“《渔歌》如左”，下言“右一”，忽“左”忽“右”，书写章法失序，原因何在？未为人发明。其实，这一章法失序，正为还原事物本真提供了依据。无疑，李德裕是见到《渔歌》真迹的，因其严谨睿智，在抄录时保留了纸本状态。
李德裕文中“宪宗皇帝写真求访玄真子《渔歌》”事，在《唐诗纪事》也有记载：“宪宗时，画玄真子像，访之江湖间，不可得，因令集其诗上之。”这里记述和李德裕所记有异。李德裕文明确表明宪宗访求的是《渔歌》，而《唐诗纪事》则表明访求的是玄真子，而“令集其诗上之”为求其次而已。从李文所述“梦想遗迹，今乃获之”语，当为《渔歌》。李德裕出刺润州，又与张志和家有旧交，就到民间访得，并将原委记载下来，成《玄真子渔歌记》。这里有几个问题让人困惑，其中不可思议的是，宪宗皇帝为什么会对《渔歌》感兴趣？首先，张志和作为一位传奇人物，帝王对其感兴趣本就不足为奇。其次，李德裕替宪宗皇帝寻找的《渔歌》应不是通常理解的《渔歌》词，如是词，找来很简单，宪宗皇帝自己也许就能记诵。宪宗要的是《续仙传》中所提及的有画有文字的五本《渔歌》，宪宗应被《续仙传》描绘的《渔歌》唱和及其“写景夹词”的创作过程深深打动，留下深刻的记忆。今天虽已无法得见原物，但从李德裕的记载可略知其一二。李德裕写好《玄真子渔歌记》后，将寻访到的五本“遗迹”附后，后来编入文集时，只能保留文字而成了今天所能见到的格式。“《渔歌》如左”这是李德裕文章用于说明附录的文字。“烟波钓徒玄真子张志和”以下，应是“五本”的文字抄录。“五本”原来是先署名，再写词，再作画的，一张为一画本。录成文字时，五首当在一纸上成一卷，故以“右一”“右二”“右三”“右四”“右五”区别。揣测张志和依词作画时，自署“烟波钓徒玄真子张志和”，这和颜真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自谓烟波钓徒”合，《新唐书》亦云“自称烟波钓徒”。“五本”中颜真卿四人或未及署名，故文集过录时，无法确定四首中的一首属四人中的何人，只能暂以“右二”“右三”“右四”“右五”和署名张志和的一首区分。
如依正常文本书写，既然“《渔歌》如左”，下面当以“左一”“左二”等分别抄录五首分属不同作者的《渔歌》文字。现在有违书写常规，“如左”下出现“右一”等。究其原因，李德裕一定是尽量保留纸本原样。附录抄写可能有三种状态：一是作“左一”等，则在“左一”下抄录作品并署名，此为例程；二是作“右一”，则如今传本样式；三是不注“左一”或“右一”，这种样式只能在五首作品皆出于一人才能出现。现在的问题是，五首作品，一首为首唱，四首为四人的和作。首唱自署“烟波钓徒玄真子张志和”，其余作品在当时的“五本”上又因当时人皆知晓作者而未署名，而李德裕得到这一宝物时，有人已将“五本”即五页缀合为一卷，并在页与页之间的上页左侧标明序号。这一标序是图文关系，即原物图在右而词文在左，谓右一、右二等，指示词文所在位置。故李德裕过录五首《渔歌》时，即保留了“《渔歌》如左”下以“右一”“右二”等标序的五首作品，尽可能存真。李德裕是唐代著名官员，做事认真严谨，《渔歌》附录，以“作者+作品+右X”而不是以“左X+作者+作品”样式录存，虽很平常却有智慧，一是表明了首唱作者，如以“左X+作者+作品”样式抄写，下面四首作者易让人产生误读，以为是张志和一人之作。二是和者四人，到李德裕看到“五本”时，只有张志和自署名，却不知其他四首作品的作者分属，只好用“右一”标明张志和之作，也说明“右一”只是指张志和《渔歌》，并不指余下四首皆张之作。三是这样的抄写格式完整地反映了《渔歌》原初状态，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无论是李德裕的记文，还是五首《渔歌》的抄录，都非常清晰地反映了五首《渔歌》作者归属，结合《续仙传》的记载，张志和《渔歌》只有一首，那就是传世的“西塞山边白鸟飞”。而误认为是张志和所作的另外四首《渔歌》则为颜真卿、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之作。唱和中的“钓台鱼父褐为裘”“霅溪湾里钓鱼翁”有一首应为颜真卿之作，《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云张志和“又欲以大布为褐裘服”，颜真卿以“舴艋”称其舟船，颜所谓“舴艋”，张志和自谓之“渔舟”。颜真卿亦亲闻张志和“愿以为浮家泛宅，沿泝江湖之上，往来苕霅之间”，并记入《碑铭》中，《碑铭》云“宅渔舟，垂钓纶”和“钓台鱼父”“钓鱼翁”相对应，确定第二首作更为妥当。因为参与唱和的陆鸿渐等三人，均无相关记载，无法确定作品归属，但《续仙传》排名次序应有所本。因此，据《续仙传》排序，五首作品作者依次是张志和、颜真卿、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
另外，《李德裕文集校笺》有《玄真子渔歌记》校语，为确定张志和所作《渔歌》篇数提供了重要线索。校云：“本文文末署曰：‘长庆三年甲寅岁夏四月辛未日，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德裕记。’今按长庆三年岁在癸卯，而非甲寅。此处‘甲寅’误。又本年夏四月乙酉朔，无辛未日，‘辛未日’亦误。合而推之，订本文作时为长庆三年四月。本文又载《丛刊》本、傅校本李集之别集卷七。《四库》本李集之别集卷七、《全文》卷七〇八载李德裕所作记，删张志和《渔歌》五首；《全诗》卷三〇八载张诗。”这一校语非常重要，它至少提示如下两点：第一，长庆三年岁在癸卯，而原文为“长庆三年甲寅岁”，这一误虽无法找到校勘学依据，但却提醒人们注意到，李德裕当年著文，不当有此误，应是后来编集者所误加。第二，《四库全书》编辑李集时删去“《渔歌》如左”以下文字，应是经过研究所作的慎重处理。《全唐文》编辑李集时也应参用《四库全书》，其《凡例》云：“唐人别集。四库全书所载，多至九十余种。其中专以诗行者，不过十之三四。其余文集，悉行甄录。”也有可能《全唐文》编辑者不仅以《四库全书》为底本，也参用了明刊本，因体例而删去“《渔歌》如左”文字。毫无疑问，《四库全书》编辑时，对清以前版本附录中《渔歌》五首的作者为张志和产生怀疑，并认真做了选择，删去“《渔歌》如左”以下文字，这就意味着他们否定了《渔歌》五首为张志和一人所作的传统说法。
《玄真子渔歌记》所附为“遗迹”文字格式，故云“《渔歌》如左”；而“右一”“右二”“右三”“右四”“右五”当为“遗迹”原来的格式。存“遗迹”之真而已。遗迹为卷轴形制，《太平御览》载：“初，颜鲁公在吴兴，知其高节，以《渔歌》五首赠之，乃图传为卷轴，随句赋象，人鱼，鸟兽，风雨，云月，皆依字成形，雅叶其妙。”“写景夹词”的具体形式为“随句赋象”“依字成形”。
四、结语
重要的文学事实研究，已不容易有新的发现，依靠地下出土文献只能丰富文学史的书写，但不能在所谓重要作家作品研究上寻求突破。陈寅恪言“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在考察历史事实过程中，异国之故书和吾国之旧籍成了互证材料，将汉文学传播意义的分析转变为中国文学经典名篇名家事实的认识。《渔歌》五首自创作后，虽然引起人们关注，但并没有赓和的记载，而这一唱和在异邦有了回响。将中日两组《渔歌》置于一处比较，即可还原张志和等人唱和的原貌。如果张志和等五人唱和诗题中无“每歌用‘不’字”，那严格模仿的嵯峨天皇首唱《渔歌》五首，何以在诗题中有“每歌用‘带’字”；只是嵯峨天皇不知张志和等人唱和“每歌用‘不’字”是对五人唱和体式的限定，而以为是一人所作的要求；当我们以嵯峨天皇之题补足张志和等人唱和之题时，有力证明了张志和“西塞山前”首唱，四人必以“每歌用‘不’字”体式相和，如是张志和一人五首之作，诗题加“每歌用‘不’字”自我设限，不仅多余，甚至无理。目前学术界对于域外汉籍的使用和研究，侧重于资料搜集整理以及域外的传播过程，而本文在中日文献比较中，还原史籍原貌，可以视为“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运用的极具说服力和操作性的个案，并且对早期词生成状态的探讨亦有重要意义。
梳理历史过程，要有阶段性划分意识，如此方能分辨过程中的事实呈现。本文力图将五首《渔歌》和十五首《渔父》给以不同时间段产生的分析，《渔歌》见于李德裕文载录和日人的和作，约在大历至元和年间。元和年间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虽误将五首归属颜真卿作，但称《渔歌》仍保留了初唱名；其后，和凝《渔父》“白芷汀寒立鹭鸶”以及十五首无名氏之作名为《渔父》，皆大致同时之作。《续仙传》存其本事，却改变《渔歌》名，易为《渔父》，而《新唐书》则依李德裕文云其“尝撰《渔歌》”。可见《渔父》之名在晚唐五代出现。故名称为《渔歌》者，中唐之名也；为《渔父》者，晚唐五代之名也。经典流传为研究者所关注，而《渔歌》初式与后世仿作的差异可以认识诗歌传播中的语境及其变化，这有利于人们进一步探讨经典的影响和传播，对文学传播史、阅读史的研究当有所启发。
面对文献，我们应该区分出文献的质量而确定可靠的成份。在研究过程中，李德裕文章最有质量，也最具可信度，但由于附录的特殊格式使人们误读而成为定论。如果尊重李文仅在“西塞山前”一首前署“烟波钓徒玄真子张志和”，其余四首均未署名。这就是原来的文本呈现逻辑，也是事情本相。而《续仙传》因著作性质而被人怀疑其可信度，但人们在论述相关问题时，还是将其部分记录视为可信资料。这涉及对神仙传的材料辨读，其实《续仙传》云张志和水上活动技能是有现实基础的，他只是精于水上运动，记录者在某一点上加以渲染甚至夸大，就让其接近神仙了，和张志和有交接往返的陈少游、颜真卿并没有将之视作神仙。陈寅恪《剧谈录》“元和中李贺善为歌篇”按语云：“所记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不仅如此，如将相关材料汇集一处，加以辨别，去伪存真，同样具有“个性之真实”的作用。
材料有时代性，同一史实，在不同时代记载中会打下时代烙印，比如《渔歌》一名在《续仙传》中被改写为晚唐五代通名《渔父》。同样，后来人在使用材料时，照顾到当代流行之说或现状，有可能改写原来记录，修史尚且如此，何况笔记小说。《续仙传》本来记载为“共五首”，但至晚唐五代模仿《渔歌》的作品增多，《续仙传》传抄者在写本上随自己所见而改易，遂有涂抺修改的“二十五”“二十余”的不同版本传世。《续仙传》材料非常重要，这是唯一保留《渔歌》初唱本事高质量材料，不应被“神仙”外表所误而降低材料的使用价值。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2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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