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亦冰：北宋前期吏职的“流内官”身份与免役权——以《天圣赋役令》宋6条为中心的考察
根据《天圣赋役令》宋6条规定，北宋前期，部分京师诸司吏人与州县公吏具有“流内官”身份，并可据告身蠲免户役，其范围主要包括中书门下堂后官以及州司长名衙前出职为州上佐者。这一群体的形成，缘于唐后期行政体制调整，诸司诸使以及各藩镇中，出现了如都知兵马使、都押衙、孔目官等免除州县色役的军将、吏职，且往往带有散试官、检校官等“品官”身份；但在五代宋初，这些吏人所带“品官”身份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逐渐萎缩，最终只有具备“流内官”身份且仍充吏职者得以持有告身并免除户役。就制度规定而言，充任州县差长名衙前者可免户下差役，并有机会迁转职次至都知兵马使，进而出职为官。但州司公吏多有名额、任职年限等限制，且充任差遣多有陪费、破产之虞，对于寻常民户而言，投名州吏人及县司押录往往须积累数十年劳绩，方有可能成为长名衙前并得免户役，迁转职次，至于出职希望则更是渺茫。
北宋前期吏职的“流内官”身份与免役权
——以《天圣赋役令》宋6条为中心的考察
撰文｜张亦冰 张亦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修成于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的《天圣赋役令》宋6条，有如下规定：“诸户役，因任官应免者，验告身灼然实者，注免。其见充杂任、授流内官者，皆准此，自余者不合。”此条宋令，学者复原为唐开元二十五年（737）《赋役令》第14条：“诸任官应免课役者，皆待蠲符至，然后注免。符虽未至，验告身灼然实者，亦免。其杂任被解应附者，皆依本司解时日月据征。”其主要依据为《通典》卷6《食货·赋税》条所引开元二十五年令文。徐畅详细分析此条唐令内涵，认为由户部司下发至州的蠲符，主要针对有告身的流内、流外官以及“固定地在中央机构供职”的诸色杂职掌人，至于任职州县的杂任，“原则上不包括在蠲符免课役范围内”；在此基础上，徐氏比较了唐宋令文的差异，进而考察了唐宋之际赋役蠲复制度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得出以下认识：一是随着唐中后期免役身份的多样化，蠲符制度渐趋伪滥，最终随着宋代户等制度的确立以及免役户的固定化而消亡，官户仅凭告身免役；二是因宋代官户不再免“课”即两税，仅有免役特权，故相比唐令“免课役”，宋令只称“免户役”；三是因宋代仅品官之家有免役特权，诸色人吏不得免役，故宋令言“见充杂任”免役，强调其“授流内官”。
本文赞同徐氏关于唐代蠲符免役群体范围的辨析及对于唐宋官户赋役蠲免内容、文书凭证变化的认识，但有关宋代诸色吏人免役规定的解释，仍义有未安。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宋令“其见充杂任、授流内官者，皆准此，自余者不合”针对对象的理解。此句既言“皆准此”，意谓“诸户役，因任官应免者，验告身灼然实者，注免”之规定，适用于“见充杂任、授流内官者”。宋代免户下差役者，并不限于流内品官，所谓“杂任授流内官者，皆准此”，所“准”者不仅是免役权，还有“验告身灼然实”这一免役凭证规定。换言之，此条令文的主要意图在于规定凭告身免役者的范围，即：“因任官应免”的品官之户（包括见任、前资、致仕官户，但标准不一）以及“见充杂任授流内官”之户；而所谓“自余者不合”，意味着除“品官”以及“见充杂任授流内官”之外，持有告身的群体不得免除户役。
关于宋代官户的免役特权以及限田免役规定，学者已有充分讨论。而理解此条令文的难点，在于明确同样据告身免户役的“见充杂任、授流内官者”，所指究竟为何。据令文规定，该群体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属于“杂任”、具有“流内官”身份、拥有告身及所属户具有免役权。因此，欲厘清该群体范围，理解其得以免役的制度依据，必须回答以下问题：宋令中的“杂任”所指为何？这些“杂任”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免役？这些“杂任”如何获得流内官身份，是否拥有告身？是否存在“杂任”持有告身但不得免役的情形？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考察令文规定的免役对象范围，并思考其如何获得这一免役身份。
唐前期中央、地方各级官司中，充斥着大量吏人，主要包括置于京师诸司的流外九品官以及供职州县官府的“杂任”。但在唐后期，不论“流外官”抑或“杂任”均逐渐消解；与此同时，在京师诸司、诸军、诸使机构以及州县出现了带有品官头衔的新的吏人群体。这也造成根据“因旧文，以新制参定”原则编修的《天圣赋役令》，令文中虽仍沿用“杂任”概念，但在实践中其内涵势必发生变化。那么，《天圣赋役令》宋6条中所谓“见充杂任”者究竟为何？
在宋初编订的《宋刑统》中，载有对“杂任”的解释与相关规定，但完全照搬《唐律》及唐开元二十五年《杂令》，不足以体现唐宋“杂任”概念的差异。宋代君臣在实际政务中引述唐律“杂任”概念，仅见以下一例：
有司奏议的主旨，在于比照《唐律》条文“品官任流外及杂任于本司，杖罪以下依决罚例，徒罪以上依当赎法”条，调整在京诸司流外职掌者官当标准，针对群体主要有二：流内品官任流外职事者、勒留官及归司人。
北宋前期，在京诸司人吏中符合“流内品官任流外职事”条件者，乃是选补自幕职州县官的中书门下堂后官。至于所谓“勒留官”，系中晚唐以降，朝廷给与京师诸司吏人的长史、司马等上佐或州县判司簿尉等职事官头衔，但并不实际赴任，依旧供职本司。这一制度延续至北宋前期。由于勒留官属“品官”，具此身份的吏人符合“品官任流外及杂任于本司”情形，其犯徒以上罪，官当赎罪之法同于一般流内官。但北宋京师诸司吏人得授勒留官后多以此为基础，出官入流，成为簿尉、三班奉职、三班借职等低级文武官。其中奉职、借职等三班使臣，本属无品武阶，虽为“流内”但并非“品官”，其犯罪处置“比同品官具决罚、当赎取裁”，须参照品官标准进奏定夺，无法直接当赎。如此一来，具有勒留官身份的“诸司职掌”吏人，其官当特权，反较出官入流之三班使臣优越。因此，根据太平兴国八年（983）调整方案，京师人吏中，如中书堂后官等以流内品官充任流外职事者依旧如唐律，“徒罪以上依当赎法”；而勒留官吏人“徒、流等罪”以上的官当标准则限制更严，改为“公罪许当赎，私罪以决罚论”。
由此观之，随着唐前期“流外官”以及“杂任”群体的消解，宋人理解中唐律“流外官及杂任”的概念范畴，已与唐律本意完全不同，大体相当于包括中书门下堂后官、诸司主事、令史、孔目官、勾覆官、勾押官等“诸司职掌”吏职在内的一切“流外职事”，其内部不再因有无流外品以及是否“省补”而区别。据此推测，《天圣赋役令》宋6条中的“杂任”，当泛指京师吏人及州县的“流外”吏职群体。考虑到唐宋之际在京诸司与州县出现了大量具有“官”称的吏人，接下来，本文将考察哪类吏人同时具备令文规定的四项条件。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京诸司吏人的“流内官”身份与免役特权略加辨析。如前所述，中书堂后官多由各处幕职州县官充任，且任上有机会升改为京官，其本为“任官应免”户役者，且得授告身，符合令文全部四项标准，应属于“见充杂任”而得授流内品官，可以告身免役范畴。至于被授“勒留官”身份之吏人，虽拥有出官入流机会，且起初“出官及选限，皆无定制”，但咸平年间宋廷命翰林学士宋白等详定人吏授勒留官及出官标准，如“中书沿堂五院行首、副行首，依旧制补三班；通引、堂门、直省、发敕验使臣，遇阙，依名次补正名，三年授勒留官，遇恩则一年，授后，七年出官”，在京诸司吏人等待得阙“补正名”后，往往经历数年才得授勒留官，又须在此基础上积累年劳，方可能出为三班借职、三班奉职、主簿、县尉等低阶文武官。勒留官出官之制，被时人归入流外补选法，可见其与流内官隔若天堑。加之前述太平兴国三年品官当赎规定，勒留官与“流内品官任流外职事者”对举，其迁转也由吏部“流外铨”负责，因此勒留官身份显然不属“流内”。至于免役特权，根据建隆三年（962）五月甲申“应诸州府先举行在京文武职官、内诸司、台省寺监、诸军、诸使，不得影庇合充县司色役人户”诏令，要求州司必须起发不碍县役者充当在京诸司吏职，可见在京不必差充县役；但该诏令同时规定“在京百司人吏，每有收补，准元敕须候本州回文，委不碍差役，即得收补”，揆诸其意，在京诸司吏人原则上仍可能被本州抽差，承担州司吏役，故而各官司“收补”吏职前须征求州司意见，确保不碍差役方可。至咸平四年（1001）二月，宋廷更下诏“京百司人吏，并不得放免下户差徭科配”，彻底罢除其免役权，并且“主百官人吏蠲免差配，给蠲符”的户部蠲符案也被裁撤，蠲符不再作为官吏免役凭证。
综上，在京诸司吏人也无法免除州司差役，所得勒留官并非流内品官，并不符合令文所述诸项条件；惟中书堂后官能够以流内官身份、在蠲符制度罢废后须依告身免役。
二、州县吏职及其免役权
宋代地方吏役可分州役、县役与乡役三层次，其中州役包括衙前、人吏两类（监司另置贴司），内部各分等阶，如台州衙前分都知兵马使至第六名教练使，共十三阶；州司人吏则分孔目官至粮料押司官，共十阶。那么，哪些公吏具有免役权呢？学者已指出，州县诸公吏中，具有免差役特权者主要为衙前。北宋开国不久，建隆三年五月宋廷下诏申明：“诸道州府或于衙前使院及诸将幕随使人员处影庇当直，苟免县司差役，自今委令佐专切点检，除衙前近上职员、大将，本户即与放免，仍不得影庇他户，余并不在此限。”可见各州吏人，仅衙前得以免除户下县司差役。另如乾兴元年（1022）宋廷为防止形势户无限制地影占民户为佃，妨碍差役，特要求三司定夺形势户限田免役之法，最终拟定方案“应臣僚不以见任、罢任所置庄田定三十顷，衙前将吏合免户役者定十五顷为额”，可见长名衙前与官户相似，能够免除本户诸项差役，只是限田免役亩数相对较少，超额部分仍须参与户等评定并据此差役。
但北宋前期衙前来源颇为复杂，并不都享有免役特权。元祐年间宋廷谋划调整役法，复行雇募衙前，臣僚曾追述熙宁募役法前的衙前免役制度，据元祐五年（1090）户部进奏：“河北、河东、陕西乡差衙前，据投名人所得支给等钱，并减半给；投名衙前除依条本户合差耆长不免，其余色役并免”，两年后御史中丞苏辙上言：“嘉祐以前，长名衙前除臣僚置庄田以三十顷为限差三大户外，许免其余色役。今若许雇募衙前，依昔日长名免役之法，则上等人户谁不愿投。”“长名衙前”除部分来自乡户衙前（里正衙前）、押录衙前等定差或自愿转补，大多为民户主动投充的“投名衙前”；前文户部称“投名”而非“长名”衙前，即是为了照应前述“乡差衙前”以说明其来源。由此观之，衙前免役并非全无限制，仅“长名衙前”有权免除耆长（即三大户）之外的差役。那么，前述衙前诸多职次是否都有可能属于“长名”并享有免役权？若据前引建隆三年诏，免户役者限于衙前中的“近上职员、大将”，这一群体所指为何？《云麓漫钞》记载，衙前“职次曰客司，曰通引，官优者曰衙职”，而治平年间，福州“乡户衙前以五十六人为额，押录衙前五十五人，长名衙前六十人，客司、通引官五十七人，凡二百二十八人，为衙前额”，可见抽差乡户里正、县司押录之外的“投名衙前”群体中，还可区分出两个层次：客司、通引官以及“长名衙前”即所谓“衙职”，仅后者属于“近上职员、大将”，具有免户役之权，名目包括前述都知兵马使、都押衙、押衙、教练使等；至于其“官优”之表现，应主要指所带散试官及检校官衔，下文详论。总之，在州司衙前群体中，仅职次在客司、通引官以上，自教练使至都知兵马使在内的“长名衙前”，享有免除耆长之外户役的特权。
接下来需要分析此类“长名衙前”如何得授流内官及其告身给付情况。据《淳熙三山志》，南宋福州衙前吏人，只有“更重难日久有劳”、当职次迁至最高级的“都知兵马使”才有机会“赴阙与补摄”。相关制度形成甚早，天禧二年（1018）十月宋廷规定都知兵马使供职年限为两年；次年十二月下诏诸路府州军监，明确其出职规定：“自今都知兵马使年满，并先申本路转运司，委使看验人材书札，堪任班行差使，即得发遣赴阙。如选懦、不习书札及老疾不任差使者，却送逐处，与摄长史、司马。”可见所谓“赴阙与补摄”，即得到任职州级政区官司推荐，并经本路漕司考核，根据其行政能力、年龄、身体状况等因素，或发送京师铨选机构（三班院）补授“班行”即三班借职等小使臣武选官阶，并注拟相应差遣，或授予摄长史、司马等州上佐摄官，仍放还本州任职。此两类情况属衙前“出职”，其中使臣武阶自属“流内官”，各州长史、司马，虽系与“正官”相对之“散官”，但其仍由“流内铨”管理，同样应属“流内官”范畴。
但衙前赴阙出为班行后，未必承担本州吏职差遣。元符三年（1100），试尚书兵部侍郎兼权吏部侍郎黄裳进奏，建议调整衙前出职三班使臣的差遣管理方式：
契勘诸路都知兵马使年满转补三班差使、借差，在元丰条，到部应副短使，足日收入住程指射差遣。元立法，乃许归本州或本路管押纲运，仍依召募得替官员支给路费，系短使者即理短使，系住程者即理在职月日。今看详，在部人合应副短使一年以上，无阙方许收入住程。若独许衙职出身之人就便出外管押纲运，理当短使，显属侥幸。今欲乞依元丰条格施行借差。
根据黄裳所述，根据元丰条制，衙前出职为三班使臣后，当“到部应副短使，足日收入住程指射差遣”，而元祐制度调整后，“乃许归本州或本路管押纲运，仍依召募得替官员支给路费，系短使者即理短使，系住程者即理在职月日”，由于根据元丰之制，出职使臣须先充任“短使”类差遣，“应副短使一年以上无阙”，方允许理为“住程差遣”；而元祐以后才允许使臣得以归本州本路充任押纲差遣，官府发给路费，还能直接理为“住程差遣”，待遇较元丰制度优越过多，“显属侥幸”，因此建议恢复元丰之制。朝廷听从该建议，“其元祐指挥更不施行”。由此观之，衙前出职班行后不一定充任州司吏职，难以称为“见充杂任”。
至于获得州上佐身份的衙前，往往仍居本州，如咸平五年重修灵石公主圣母庙，题记中称“昨蒙东许村陇西押衙、西许村陇西长史，俱怀信义，能蕴规仪……深见堂殿破碎，庙宇凋残……遂乃酾酒造饭，修书遍出乡郊，共谋建造，杪舍资贿，选买良材，拣命班工，克时起立”，此处的“西许村陇西长史”应当就是衙前出职得授上佐，其居于本乡，在乡村社会扮演的角色与尚未出职的“东许村陇西押衙”相似。此外，咸平三年，宋廷规定“诸州行军司马、节度防御团练副使、别驾、长史、司马、司士、文学参军，除特许签书州事外，不得掌事”，各州上佐并无相应行政职掌；其所从事者仍多为州司安排的吏职庶务，如州长官多委派衙前吏人主持本州衙署、祠庙的修造工作，如知州刘俊民重修张王庙，“因于百里之民襘禳之赀，白军请其余，易材葺正寝之欲隳者，翼室之素庳者，命摄长史胡晟主干之”，除由长官出面筹措钱物外，具体施工事务指令摄长史胡晟负责，当即以上佐官而为州司差遣吏职“杂任”。
此外，还需明确衙前出职为州司上佐者是否授予告身？宋初告身给授制度大体沿袭唐制，乾德四年、咸平三年，宋廷曾两次下诏官告院“重定”告身所用绫纸、褾轴规格，其中并未述及长史、司马告身；至皇祐四年（1052）宋廷诏“颁官告条制”，规定诸州长史、司马、班行借职告身“并如京官灵台郎制”，用“小绫纸、小锦褾、木轴、青带，并五张”。但上述诏令的重点主要针对部分官员的告身材质等次加以调整，而非细致规定告身给付范围。在咸平三年九月诏中，规定同列“上佐”的诸州别驾，若检校官至员外郎，其告身规制为“用中绫纸、中锦褾、中牙轴、青带”，可见检校官员外郎以下的州上佐，也应给付告身，只是规制较低而已。值得一提的是，真宗后期及天圣年间曾任知制诰的夏竦，曾于任上作《青州司马于祐之可青州长史制》，此虽为贬降官而非衙前出职告词，但亦可证明长史等上佐确有官告；皇祐二年至四年间担任知制诰的胡宿，亦曾多次撰写衙前出职为上佐之告词，如《翁奭可和州司马致仕制》载：“某早入铨流，适随掾牒，附邮引疾，谢事乞事。听解纲曹，即授上佐，仍优廪给，当识台恩。”又如《吴高可抚州长史致仕制》载：“某少隶牙门，晚有班籍。以年力之疲曳，愍王事之驱驰。即其本邦，授以上介，俾从安逸，当体宽优。”两道制词都简述了授官人从事衙职期间的工作内容，强调致仕前年劳酬赏的旨意，可见衙前出职州司上佐给告之制，早在皇祐四年九月“官告条制”颁布前即已确立。综上，北宋前期长名衙前出职为摄长史，符合天圣七年所修赋役令文“见充杂任、授流内官者”之条件，且拥有告身，在蠲符制度罢废的情况下，可据此免役。
最后需要厘清令文中“自余者不合”，即虽持告身但不得据此免役的吏人范畴。如前所述，衙前吏职群体中除客司、通引官外，“官优者曰衙职”，即教练使至都知兵马使等衙前军将；这部分衙前人吏多具有检校官、散试官以及兼宪衔，据《云麓漫钞》记载：
唐制：诸州有军，故刺史衔带使持节某州诸军事某州刺史，今之厢军是也……百姓则列五军，有前、后、左、右、中军之别，军校有前军、后军、中军兵马使、左右厢虞候，又有都知兵马使、左右押衙教练使，其目颇繁，择民之豪富者为之。唐建中赦许带宪衔，遇赦加恩，踵为故事，有积阶至司徒、司空、仆射、太保者，甚为乡里之荣。《青琐高议》云：“曹钧梦龙求援，钧如所约。他日复梦致谢曰：‘欲相酬，要何宝？’曹曰：‘惟愿子孙世世不离乡里而荣者。’叟再问何官，曰：‘都押衙。’”后罢民兵，权轻矣。国初，有士夫被遣而责为衙校者，如海外数州，每阙守，帅司或差衙校摄州郡，宴设、修造则令赔备及出犒赏，遂有破家之患……湖州有胡夫人墓志，载其夫履历，细考之，方知为衙前。今台州凡吏人妻必自称夫人，盖亦沿袭也。初遇赦，即带银、酒、监、武，银谓银青光禄大夫，酒谓检校国子祭酒，监谓兼监察御史，武谓武骑尉。绍兴三十六年六月，衡州人诉其乡人胡厚冒称官户，索出告命，乃其高祖再迁，乾德四年为衡州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监武如式。省部契勘：“元丰五年以前，官制未行时，衙校各带宪衔，止是吏职，不合理为官户，始立法云。”
此段史料常为学者引述，用于证明宋代衙前带检校官（如检校国子祭酒）、散试官（如银青光禄大夫）、兼宪衔（如兼监察御史），系延续晚唐五代藩镇衙军旧制，并说明宋代衙前社会地位已大为下降，不再属于官户，元丰年间李清臣论官制，即言：“国朝踵袭近代因循之弊，牙校有银青光禄大夫阶，卒长开国而有食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散试官、检校官衔，不但在唐中后期为“乡里之荣”，系“子孙世世不离乡里而荣者”，至五代宋初亦颇为时人所重，如前述湖州乡人衙前墓志多加上述诸官衔，“吏人妻必自称夫人”；后晋天福三年（938），中书舍人李祥进奏，指出吏职散试官服色过高之问题：“仆隶则动逾数百，丝纶则皆示特恩。所以仓场管錀之微人，曹局简札之小吏，至于伶伦贱类，洒扫庸奴，初命便假于贵阶，银章青绶……乃致贵贱不分，宠荣滥被。”建议限制各州衙前给授散试官范围，“节度州只许奏都押衙、都虞候、教练使、客将、孔目官及有朱记大将十人，仍取上名；支郡则只许荐都押衙、都虞候、孔目官，其诸色人并委本道量转职次”，可见此时散试官衔仍为人所重，《云麓漫钞》称其为“官优者”，确无不妥，而其“官优”的凭证即为告身，如胡厚冒称官户时取出其高祖乾德四年“衡州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武骑尉”衔告身。但总体上看，这部分群体的政治、经济权利确实逐渐受到限制，如自唐大中二年藩镇衙将即无法据散试官、检校官衔奏请授正官，至北宋，此类官更不属于流内范畴；至于免役权，据洪迈回忆，其“八世从祖师畅，畅子汉卿，卿子膺图，在南唐时皆得银青阶，至检校尚书、祭酒。然乐平县帖之全称姓名，其差徭正与里长等”，可见在南唐统治下，散试官、检校官并无免役特权；北宋建隆三年更规定“诸称摄试乡衔户例合充色役者，不得放免”。因此，衙前所授散试官、检校官均非流内官，虽具有告身，但难以依托该凭证获得免役特权。至于未授“流内官”之长名衙前，其身份免役凭证当为使府牒、帖。天圣六年十月，臣僚上言“豪民于防、团、刺史以上武臣门馆，希求牒帖，补充教练使、衙内指挥使”；南宋人曾目睹晚唐此类牒文原件，歙县人汪克于琵琶村郑氏得唐光启三年郑稹“改补正同十将兼衙前虞候”牒，牒文结语“牒举者准状，帖牒所由，仍牒知者，故牒”，日期及系衔为“光启三年（887）十月二十三日牒，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吴圆”，该牒形制“纸甚低小，状极紧厚，自十将至姓名三印，年月日四印，其文曰‘歙州之印’，印文刻缺而朱墨色皆如新”，可见使院补授所举衙前吏职，当直接下发牒文，并以转录牒文为帖，给付该衙前吏人。
综上所述，在州县公吏群体中，符合杂任而有流内官身份且能通过告身免除户役者，仅有衙前出职为长史、司马等州司上佐。那么，对一位州县公吏而言，其需要经历怎样的职次迁转与出职过程，才有可能获得上述身份与特权，将是下文关注的重点。
三、北宋前期州县公吏获得免役权与流内官的途径
对于宋代州县公吏的职次迁转与出职制度，学者已有全面梳理，本文不拟赘述，而是着重分析州县公吏获得免役与出职权利的途径，以及吏人在所处制度环境中的职业选择。
天圣八年二月南京进奏称：“当京自来并无长入衙前转迁体例，昨自建京后来，牒西京会问留守两衙，分析到衙前所管职员：都知兵马使一人，左、右都押衙二人，都教练使一人，左、右教练使各一人，守阙教练使一人，押衙二人。并三年一转。至都知兵马使，三年满出职，如愿在班行，即押赴阙；如不愿者，与摄长史、司马。”南京应天府置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此时参照西京调整本府衙前人吏员额及迁转之制。由进奏可知，只有“长入衙前”方适用上述衙职转迁体例，且升至都知兵马使满三年，才有可能获得出职资格。此外，据前所述，只有“长名衙前”才得免户役。因此，一位州县公吏，不论获得免役权抑或出职为“流内官”，首先均须获得“长名衙前”的身份。
北宋前期衙前“有乡户、押录、投名三色人充役”，其中长名衙前多由自愿投充而来，也有部分来自子孙承袭。在熙宁役法改革前，长名衙前在各州衙前职员中所占比例甚大，同判司农寺曾言“今投名衙前半天下”；苏辙亦言“熙宁以前，诸路衙前多有长名人数”，且西川、两淮、两浙诸州衙前大半以上为长名。据钱彦远所论“近世重武，通谓刺史治所为牙……国初……出儒臣守郡，始募城郭子弟，或里胥杂补”，司马光则称“诸州招募人充长名衙前，若招募不足，方始差到乡户衙前”，可见差发乡户衙前以及县司押录衙前，主要是作为投充长名衙前的补充，“如衙前阙，即抽差年满押录、里正，押录三年，里正二年替，限内各管重难一次”。不同来源的衙前，其承担的差遣职任区别不大，但相比投充者，里正、押录等即使被差为长名衙前，承担相同重难差遣责任，也难获得迁转机会。天圣二年九月，兖州龚丘县民孙元，曾向坐落于所居村落南十字官道的炳灵公行宫进供石香炉一座，并在所造香炉上留下了自述身世的题记：
大宋国兖州龚丘县万岁乡南仇保东史村税户孙运男元。右，伏以元自一十二岁，蒙翁伯父遣□本州后行，奉敕减省归农。16岁，充本县主事案籍。亦曾祗应东封，勾当巡检司，迤逦转充上衙司录事。二十九得替归庄，准例充衙前军将，应副过重难场务使三年，愿免役归庄。前后勾当以来，别无少欠官物，或纠本家。
据此可知，孙元本为当乡税户，因其伯父任州司后行吏人，照理“俾职级年满出职，共子姪继替”，本可承袭吏职，但因朝廷诏敕“减省归农”；在16岁时应差役，充任县司人吏，后因参与真宗泰山封禅以及本州巡检司差遣，积劳迁转至县吏高阶的衙司录事，并在得替后被差充为衙前军将，成为一名“押录衙前”。但在“应副过重难场务使三年”后，孙元并没有选择转为长名衙前，而是情愿“免役归庄”。从所述“前后勾当以来，别无少欠官物，或纠本家”，而造石香炉供炳灵公意在“供养神祚，思福答贺神道”，孙元对充任衙前无过失颇感庆幸。除因顾虑衙前差遣风险较大，孙元之所以作归农选择而非改充长名，可能还与缺乏具有诱惑力的职业前途有关。直到天圣八年四月，宋廷依知滨州崔有方奏议，规定“应诸州军年满得替里正、押司录事，如差充衙前年满，愿永充衙前者，并依见在职承引客司等例，据入仕年月次第相对迁转”，里正与押录差充衙前者，若愿转为长名衙前，则有机会逐次迁转甚至出职；至此，衙前吏职才成为具有可预期职业前景和一定吸引力的“仕途”。
除了承袭、投充及里正差充衙前，还有部分衙前由州吏人迁转而来。如生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的青州益都县民苏文思，出身本为税户，父祖并无充任吏职者，但“自幼读书聪达于人。及长，不能占丁在籍，遂弃学业，充在府司为公吏”。苏文思之所以“不能占丁在籍”，可能与户下丁数较多、意图降低户等有关；而其投充州吏，进入吏人所属“形势版籍”，脱离寻常税户，则应经过一定选拔。当时的县吏押录、前后行，即须“投名试书等”，州司人吏当不例外，而苏文思早年曾经就学，此后亦“善通法律，书算尤高”，理应符合标准。在州司充任吏人期间，苏文思不但办事谨慎小心，更因明法律而得漕司选拔，参与司法事务，职次逐渐迁至孔目官，任职京东路安抚司；又因青州知州兼京东路安抚使，其在安抚司任职期间，得到知青州唐恂赏识，一度破格转为州司人吏之首的“都孔目官”（都院），此后又循例迁转至教练使、左都押衙，最终在62岁时于左都押衙任上去世。
墓志称赞苏文思“未尝苟贪财贿蓄积”，“无尝见责，善候二千石意”，从其生平来看，确实未因经济问题受责罚，且得到漕司、州司官员赏识，职业生涯颇为顺遂。但即使如此，苏文思于天圣三年（1025）“十六在官府”充任青州州吏，当其受知州唐恂赏识，迁至都孔目官时已是30余年后的嘉祐年间，而其终于高阶衙职的左都押衙，更是已过去了47年，最终也未能迁至都知兵马使，更未能出职为流内官。究其原因，在于州司衙前及人吏均有名额及任期限制，宋廷曾于太平兴国八年五月规定，州司衙前“并须依次转补，及不得额外别置名目添人”，又于大中祥符八年正月下诏“定额已足，即令守阙；如有阙，亦依例迁转”，加之不少公吏因与州司长贰关系密切，“知州、通判临替徇情，额外添人，蓦越迁补”，更堵塞了寻常公吏迁转通道。相比州司长官元随及主动投充衙前的当地豪民“希求牒帖，补充教练使、衙内指挥使或内知客、子城使，以至押衙回图军将”，初始即为衙前军将，苏文思自州司吏人循序渐进的迁转之路，显然太过漫长。
除此之外，州司公吏是否还有其他免役及出职为官途径呢？雍熙二年（985）宋太宗因三司积弊较多，诏“诸郡选胥吏之廉干者隶于三司”，此后“诸州军衙前军将、承引官客司并衙职员，如愿充三司军将、大将者，自来不曾犯徒刑，家业及二百千已上，谙会书算之人，由发赴省”，原为州司人吏职员即与三司大将，原为承引官、客司及衙前军将，即与三司军将，且“例免里正之役”，并可在三司军将、大将任上积累年劳，出职为三班使臣。文彦博曾为其随行教练使郭宣奏请恩泽，称其“勾当近二十年，有行止得力”，请求朝廷“改补一三司大将名目，且在臣处驱使”，可见北宋前期，出职为三司军将、大将亦是州司衙前、人吏免役、出职的重要渠道。但自乾兴元年，三司即牒令诸路漕司暂停发遣州司衙前、人吏充三司军、大将，至天圣八年三月更诏令罢除此制。因此，对天圣三年方才充任吏职的苏文思而言，除苦熬年月、积劳迁转出职外，确实难有更为便利的渠道获得免役与出职机会。事实上，苏文思终其一生，虽获得长名衙前之职及相应户下免役权，但终究未能出职为官。也许因深感吏役生涯难有前途，苏文思在家庭婚姻方面颇费思量，其本人“续娶刘氏，迹本儒家”，对于两位女儿的婚配，也是“不欲出聘，耻与同等为亲，遂结爵禄之家”，所召二婿分别为尚书学究张惟新、进士贺立，均系“衣冠庆门、道艺之士”，看来是将门户跃升为“品官之家”的希望，寄托于投身举业的后辈了。
综上，免役与出职为官，是州县公吏职业前途的核心诉求，但除了与州司高层关系密切的官吏子弟、元随以及资产雄厚的地方豪强，大部分依行政能力投充、据劳绩迁转的基层公吏，至少须耗费数十年时间的漫长等待，经过激烈竞争，才有可能完成上述目标。
四、小结
晚唐五代，随着京师诸司与州县行政机制的变化，特别是使职体制的兴起，央地各处出现了诸多带有“品官”头衔的吏人，承担了国家行政中新出现的诸多繁杂庶务。但至五代宋初，官员人事管理制度、民户版籍制度经一系列整顿，逐渐严格、规范化，加之藩镇对州县的控御弱化，并被以京朝官知州、知县为核心的州县行政体系取代，吏人们依靠“品官”头衔获得的政治、经济特权也在逐渐收缩。不过，宋廷维持地方行政运作，仍须仰仗这部分州县公吏应付财务、刑狱方面诸多事务，因而必须对其加以笼络，委派经营酒场以营利，给予免役权与出职为官的机会，便可视为北宋中央朝廷给予部分吏人的报偿。
至于《天圣令》宋6条针对唐令旧文的修订，规定具有“流内官”身份之吏职，得依告身免除户役，则可视为对上述制度演化过程的总结，所涉群体范围，主要包括在京师供职的中书门下堂后官以及衙前出职摄州上佐，而仍于州司充吏职者。户下免役权以及出职为“流内官”，是承平时期州县公吏在制度范围内有可能获得的主要经济、政治利益，也是其重要“职业目标”。但对于诸多为重难差遣所困的吏人来说，获得上述权利的制度路径极其有限，州县吏职次的任期规定严格，名额亦多有限制，加之承担职役过程中难免责罚甚至赔费、破产，看似能够依靠自身努力达成的愿景，实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7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