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用文字重新推开童年之门，有遗憾，也有自我和解
文 | 米亚
2016年10月，我在“中国三明治”进行了为期一个月一共四次的“童年写作课”。与三十多位学员一起，重新推开童年之门，回忆我们在小时候所经历的创伤、不公、羞耻与渴望，共同面对与父母、与他人、与自己身体的关系。每次课程后，大家都会提交一篇与童年有关的文章。在互相鼓励的氛围中，不少人写出了动人的故事。
今天“三明治”为大家推送的三篇文章，分别来自写作班的学员沈青、理屎长和昕骐。沈青的文章在回忆带有痛楚的经历时，作者在对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和解中实现了对儿时伤痛记忆的净化。我们在阅读时，也能感受到背后的悲悯、宽恕与爱。理屎长的文章和昕骐的文章则呈现了我在课程开始之前想要达到的目标——重归童年，我们才能更好地讲述现在与他人。
或许有人会疑问——我们真的需要那么深地去挖掘童年的记忆与自我吗？对每个写作者来说，那个与生俱来的我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必须鼓起勇气，去讲述、去虚构、去实现与自我的深层关联，我们才能无惧地去讲述世界。
第一个故事
谢谢你讲出了这么一个具有力量的故事。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最怀念的自己。那往往是一段往事，一个瞬间，一个无比勇敢、忘记一切困难的自己。而她从诞生之日起，就住进了我们的心里，坚定着，坚固着，纵使再多的苦难降临，再多的恶降临，也会提醒着我们——我们曾经这样，我们永远都要记得，我们应该这样。
因为那一刻，我们最是我们。
——米亚
和解
文 | 沈青
这是部队大院里的幼儿园，所有的孩子加起来不过二三十个，被粗略地按照年龄编了班，三个老师每人一个，教唱歌、画画……所有他们能够想到的科目。大多数时间，还是把一堆玩具分给我们，任我们坐在地上、桌子上，甚至可以玩到天黑。
教我的老师烫着蓬蓬的爆炸头，擦着颜色浓重的口红，穿高跟鞋，说起话来嗓门很大。妈妈说她是“外面来的”，外面是哪里，我不知道，只觉得她和所有我看到的阿姨们都不一样，在一片绿军装中显得特别眨眼。那时候，这个幽深的部队大院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大的世界，怎么也探索不完了。
有一年六一节，和所有的幼儿园一样，我们也搞一个“盛大”的演出，所有的小朋友坐在凳子上排成一排，唱很流行的《娃哈哈》。为此，我们排练了许多天。一个上午的表演乱七八糟地结束了，没想到竟然还有礼物，那真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给我们的礼物除了洗发水沐浴露等等一些我们“看不上眼”的以外，还有一根当时以为是“水晶”的项链，晶莹剔透的塑料珠子穿在细绳上，阳光下侧着头去看，整根项链闪烁着七彩的光芒，简直是美若珍宝，所有的女孩子都迫不及待地把它戴在脖子上。我拿着它，歪头在阳光里看了很久，直到被那个“外来的”老师催促着午睡，才恋恋不舍地把项链装回盒子。
睡梦里，我好像看到女老师带来一个比我们更小的小女孩，穿白色的公主裙、白色的连裤袜，脚上是一双黑皮鞋。她温柔地抱着她，笑盈盈地说着悄悄话。真幸福，我想，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身上散发出温柔的光芒。
午睡起来真真正正地看到这样一个小女孩站在我面前，才知道这一切不是梦。她真像个公主。我听到心里有个声音在说。
“欣欣，把你的项链拿出来”。老师很少直接跟我说话，我赶紧把自己的“宝贝”献了上去。
“老师给你换一根，这根给妹妹了”。在我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手上的项链就到了小女孩手里，取代给我的，是一根包装简陋、没有闪闪的水晶也不会发光的项链，白色的珠子木木地粘在上面。
“我的为什么不发光？”
“发光的没有了 ，都是一样的”。
“我不喜欢”。
“喜欢不喜欢都一样，那你把手上那根也还回来”。
那天下午，所有的小朋友都拿着项链跑来跑去，只有我闷闷不乐地坐在角落里，心爱的东西被莫名其妙地抢走了，为什么我总是要和别人不一样？
那天回家，我哭了整整一晚上。
从小我就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并且，这种不一样要陪伴我的整个人生。
关于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正面问过妈妈，因为我知道，这在我们家，好像是一个不可说的秘密。
我走路的样子、跑起来的样子，都和别人不太一样。所以，我讨厌一切体育运动，跑步、打球、跳远，我觉得那简直是要我的命。
七岁的时候，做了一场手术，那是我到目前为止，在医院里待过的最长的时光。
手术前几天，我和病房里的同伴一起在医院里跑来跑去，感觉放了一场大假。我们去捉蜻蜓，看蜻蜓低飞；去喂鱼，看鱼儿跃出水面。我们甚至还回部队幼儿园，去看了看那个顶顶时髦的女老师，她对我还是那么得粗声粗气。
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我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不停地喊妈妈，只是，一针麻药下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见和小伙伴们在池塘边玩耍，他们说，池塘底下有个洞，比比谁能先到洞口去。伙伴们一个一个地下去了，轮到我的时候，我竟然害怕了起来，怎么也不肯往下面跳。奇怪的是，就有一种力量硬生生地把我吸进去。在黑暗的洞里穿行，好像是一个时空隧道，漫长、孤独又闷得难受。洞口在遥远的地方，透着一团隐约的光。
我再也不敢往前走了。
梦里面，一个护士姐姐推着我穿过长长的走廊回到病房，胸口像压了两块大石头。
然后我醒了，看到好多双看着我的眼睛，他们由惊转喜，我却感觉时间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
手术以后，是漫长的恢复期。我们“儿童病房”的病友们，把这里弄得像游乐园和故事厂，我们一起练习走路，扶着墙从病房的这头走到那头，走不动了，就一起滚在地上，然后哈哈大笑。
回家的那天，我躺在专门用来推病人的床上，看着眼睛里倒过来的天空，我想一切都会好了，我终于可以去掉身上这些不一样的部分，终于可以看起来没什么两样了。
能下床的第一天，我迫不及待地走路，那天的阳光很刺眼，我摇摇晃晃站不稳，但也满怀欣喜。
直到妈妈说我完全康复，可以回到幼儿园了，我才不相信似地发现，我的世界，和以前还是没什么不同。走起来，好像还是和别人不太一样，只是，程度稍稍减轻了一点而已。更大的不同是，背上多了一条长长的、难看的刀疤，像一条匍匐着的毛毛虫。
上了小学，好事的男同学有时候会嘲笑我走路的样子、跑步的样子；也有好事的女同学在我走楼梯的时候，要好地挽着我，被我厌恶地说自己可以之后，仍然不知疲倦地陪了我一个学期，却在期末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提名她作为三好学生而跟我彻底翻脸。
体育课，我永远是最慢的那一个，也总是轮不到参加广播操比赛、跑步比赛甚至唱歌比赛这种需要展示的项目。那时候，我常常当移动的“衣架子”，在所有的大型比赛面前，我都是最想隐没的那一个。
那是刚入学校的一个升旗仪式，也是我成为少先队员的第一个升旗仪式。
硬邦邦的水泥操场上，成片的校服整齐划一，胸前的红领巾迎风招展，小小的队列中偶尔举起几只骄傲的右手，行一个标准的队礼。
班主任是矮矮胖胖的语文老师，严肃的目光从戴了一半的老花镜里透出来，威严地在队伍里扫来扫去。
“你的手伸不直吗？”她有点不屑地看着我，“站到队伍后面去！”
我的右手忽然僵住了，停在半空中，看不到自己的姿势，却又不甘心就这样放下。
所有的目光都投向我，有人幸灾乐祸地议论起来。
于是，我默默地从队伍中间走到队尾，感受着孩子间目光这种万箭穿心的力量。那一刻，真想让自己消失不见。
那天晚上，妈妈来接我，我收拾好书包出教室，只隐隐听到矮矮胖胖的班主任对妈妈说，她今天升旗仪式的时候手都伸不直，感觉很僵硬。是不是跟她的脚动过手术有关系？
手术、手术，这真是一个噩梦般的字眼。
坐在自行车后面，妈妈愤愤地说:“别理她”，我的内心却翻江倒海。
从此以后，我都要习惯忍受别人探寻的目光，忍受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欲言又止，我也习惯了用一套自己的标准模式作回答。
“是啊，天生的。”
“没关系”
“还好，没有影响。”到特别难受的时候，我回家从来不跟爸爸妈妈提起别人问起的种种，就像背上的刀疤，总要有时间慢慢一点点让它愈合。
但是，每一次回答的时候，这种揪心的感觉还是会泛起来，这种希望自己一下子可以消失不见的感觉，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强烈。
在还不是很懂事的时候，我给他们展示过刀疤，喧闹的课间教室，所有的同学，至少是女同学都是好奇的。于是，我慢慢半趴在一张课桌上，撩起校服，露出光滑的脊背。又一点点的把校裤拉到腰以下，让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疤开始的地方。
不知道背后有多少双眼镜，只听得一片声音说：“哇，好长，好像一只毛毛虫。”那时候我竟然笑了，心里涌起的竟是一种奇怪的满足。好像，我的不一样终于得到了证明。
“看吧，你们都没有。”
那一天，我跟一个小伙伴，拉着手在操场上不停地旋转。蓝天、白云、绿树都成了飞快掠过的倒影。
天旋地转，我们倒在柔软的草地上。
我永远记得，她有魔力的声音在耳边召唤：“转快一点，再快一点，你就可以忘了所有烦恼。”
倒在草地上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变得更新鲜了，什么也不想，没有自卑、羞耻、猜疑，又是无忧无虑的模样。
那是2003年9月，我上中学的第一天。
然后，我们一起看了《小王子》，她背诵《简爱》给我听，我说，我可能是故事里的那朵玫瑰，要始终等爱。
从来不相信，缺陷也是一种美。但是，接纳自己确实是很重要的一课。
从意识到自己的不一样开始，人生好像就成了一场证明。证明自己可以走得更远更好。我读书、写作，获不大不小的奖项，于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忽略我的缺陷，说我“真聪明，很乖的。”
但是我知道，有些事情是努力也换不来的。比如，看到一个喜欢的男生，我始终只能静静远远地欣赏着。那种悸动，不过是日记本里自我欣赏的纸上游戏。
当我竭力做好自己，安静着、表现着、被赞扬着，当我努力想让生活带上光环的时候，最想念的，却是那个倒在草地上不顾一切的自己。
想对刚过了十二岁的她说：“再犹豫，再困顿，也要走下去。”
或者，再让时间倒回去，抱一抱五岁时候对着项链哭泣怄气的自己。
让伤口慢慢结一个疤，让毛毛虫变成蝴蝶模样。
世界很大，给自己的拥抱可能就是与自己最好的和解。
第二个故事
与生活的搏斗，每天每天都在进行着。在看似周而复始的日常中，埋藏着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和不久就要到来的将来。而在我们日常中，父母、自我、工作、生存，这些命题就像蜘蛛网一样缠绕着我们。很多时候太过沉重，很多时候又过于讽刺。只有领会“轻”才能穿透重，只有懂得“重”才能理解轻。这篇文章里的真实细节让人不禁莞尔，不回避、无戾气的表述更让人觉得，生活本身如此，真好。
——米亚
裸辞之前，一个女青年的日常生活
文 | 理屎长
2016年10月2日，国庆节后上班的第一天，陈小姐觉得自己的身体像一部开启了飞行模式的手机，在海拔9000米的高空中失去了wifi信号。
早上七点四十多分，她在拥挤的地铁里看到一副副面无表情的脸孔。好吧，欢迎来到血肉模糊的丧尸世界！她想起美剧《行尸走肉》里涂满了金属灰色的场景，那是她最爱看的题材。她还看过《吸血鬼日记》和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僵尸大战》，前不久她才看了口碑极好的韩国丧尸片《釜山行》。出了地铁站后，她和三五成群的上班族穿梭在昏暗的地下通道里，脑海里再次浮现出丧尸歪着脑袋、跛着双腿到处咬人的惊悚场面，但她只是静静地走着，一点儿也不害怕。如果此刻她变成了一具丧尸，她想咬的第一个人是她的前男友，他应该在不打麻醉剂的情况下体会一下撕心裂肺的感觉。想着想着，她竟自顾自地笑了，她为自己的傻气继续笑着，这个早晨也因此有了些许令人欣慰的颜色。
进了公司，经过楼梯口的吸烟区时，陈小姐看到行政总监王总正对着窗口吞云吐雾。他有一米八几的身高，虽然年近五十，但算不上很老，身上还散发着中年男性的成熟气息。他听到脚步声，转过身来。她留意到他的肚腩微微向前凸出，像一座荒芜的小山丘。靠，岁月强奸了她的梦中情人！陈小姐忍不住在心里爆粗口。
他实在太高了，她才一米五八，必须把脖子抬起来，才能看到他的脸。就算看到了，她也会迅速地把眼光收回来。“Hey，早啊！”她向英俊的丧尸，不，英俊的上司打了声招呼。他点了点头便转过去继续抽他的烟，那个满怀心事的背影像一团黑色的浓雾，渐渐在陈小姐的眼里散开。如果王总想咬人，她是不会躲开的。
陈小姐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会喜欢王总。他们不在同一个部门做事，三年多来她和他之间的谈话不超过两千字。她依稀记得有一段时间经常在走廊里和他打照面，一天可能要碰上四五次，非常巧合，巧合得有点不合逻辑。渐渐地，她开始留意他的一举一动，她发现他经常在公司的楼梯口抽烟。偶尔王总也会向陈小姐打声招呼，如果哪天跟她开了个小玩笑，她能乐上一个小时。她在公司里经常听到他的流言蜚语，人们在背地里说他个性专横，但也爱开玩笑，喜欢摄影，像个玩心很重的大男孩。不过，让陈小姐最好奇的一点是，他和他爱人至今也没有孩子，听说他爱人身子太弱，怀不上。陈小姐并没有放纵自己的爱慕之心，她总是静静地关注他，每天看上一两眼，在走廊里碰上一两面，就觉得心满意足了。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
那天像往常一样，陈小姐还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她打开四盏白炽灯，坐在位子上，慢悠悠地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她有时候听听歌，有时候刷刷微博，有时候在亚马逊上找找书，有时候看看王总的QQ头像，她的大脑总是想方设法地指使双手从工作中抽离出来，去干点别的什么事。
她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农历生日和所谓的光棍节是同一天，马上点开张子琳的QQ窗口，噼里啪啦地打起字来。张子琳是王总的下属，经常向陈小姐抱怨上司的不公。她俩的办公室隔了一条走廊，平时上班俩人总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在QQ上瞎聊。可这一次，张子琳过了好一会儿才回复她：“靠，今天很不爽！”一向对网络流行语和污言秽语嗤之以鼻的张子琳竟然也爆了一个粗口，真是世间罕见！陈小姐在键盘上飞快地输入一行字：“咋了？我这么有喜感的生日，你还不爽？”当对方说是因为王总的态度时，陈小姐继续噼里啪啦地敲击着电脑。
很快，一天的工作日就被打发过去了。陈小姐反而觉得时间有点慢，她有点怀念去年加班的日子，那段时期大家都过得很充实，同事们天天一起吃晚饭，吃完了又回到位子上干起活儿来。今年9月初，老板宣布解散陈小姐所在的策划部，理由是公司在策划部上投入太多，回报却极少。办公室一周之内就少了8个人，现在只剩下她和其他3个同事在收拾手尾。关于这事，她能没完没了地和闺蜜说上个三天三夜，尤其是老板所说的回报问题，她觉得广告部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老板却没有在广告部上大动干戈，这让陈小姐感到心灰意冷，她实在懒得再重复那些刀光剑影的细节。擦完屁股后，她决定扔下手纸走人。
陈小姐天天琢磨着等她辞职以后就去新疆找野马。2015年上半年，她第一次见到野马的时候，是在公司。野马当时又黑又瘦，从头到脚看起来像个土包子，头发随意地挽在后脑勺上，额头光秃秃的，双脚肌肉紧实，外面裹着一层黝黑的皮肤，她说她没有擦防晒霜的习惯。陈小姐对她的旅途见闻很感兴趣，每天下班都要黏着她说上几句话。久而久之，二人变成了部门里最要好的一对同事，周末还相约去看个电影或到郊外徒步。过去，野马的爸爸强烈反对女儿的穷游行为，甚至告诉她，如果她不回家，就和她脱离父女关系。无奈之下，野马被迫中断在东南亚的旅程，回到中国的南方找了份白领工作。过了一年，她受不了经常加班的节奏，辞职后去印尼走了一圈，后来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新疆，在一家青年旅舍里当服务员。她上的是晚班，到了白天她就有空到处溜达了。很快，陈小姐就要去新疆找野马了。她想如果自己能熬过新疆的寒冬，就在那里待到夏天，毕竟夏天的新疆更美。
沙漠、绿洲、葡萄、哈密瓜、喀纳斯湖、阿勒泰……这些意象已经在陈小姐脑子里生根发芽了，它们占领了她的心房，纠缠着她的梦境。不过，如果你觉得她会天真地以为去一趟新疆就能改变她那百无聊赖的人生，就能洗涤她那疲惫不堪的灵魂，那就大错特错了。她心知肚明，自己压根就没想过能像野马那样以旅行为人生乐趣，她对未来一无所知。她只想尽快逃离这个生活了三年多的城市，去看一眼野马心爱的新疆，和她一起把真正的羊肉吃个饱吃个死吃个天荒地老，她天天在公司吃快餐，早就忘了羊肉的味道。如果像爸爸说的那样，找好了下家再辞职，她觉得太对不起自己了，她肯定没法胜任新的工作，她肯定没法好好睡觉，她也肯定没法在西餐厅里好好地切一块羊排。但从新疆回来后，事情应该不一样的，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会带着美好的回忆咀嚼一口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运过来的羊肉。
2
10月20日，回到出租屋，天色已暗。
洗完澡后，陈小姐把自己扔在床上。“在这个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可我却是一条单身狗。”陈小姐在微博上输入一行字后，又反复念了几次，才按下发送键。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因为她度过了无数个乏味的夜晚。如果高贵的王总得知她在生活中过得如此狼狈不堪，会作何感想呢？是会同情她，还是心疼她呢？
一个电话把她从黏稠的梦里拽出来，也不知道响了多久。
“嗯？”刚被吵醒的她困得张不开嘴巴，眼睛还闭着。
“喂？今天没加班吧？”电话那边传来陈爸的声音。
“没。”
“增城石滩那边有人给我介绍房子，单价8000元，精装修，过两年就通地铁了，你住房供积金有多少？”
“没多少。”
“以80平米计，总价65万左右，首付20万，月供2500左右。你现在的房租是1200，如果供房，只是比现在多支出1300，房子是可以继续增值的，比租房划算多了。你查一下你的公积金有多少，这笔钱不买房就废了。”
“拿不出20万啊！”陈小姐听到一连串的数字，觉得20万的首付是最刺耳的。
“10万有吗？”
“爸，你以为我很有钱啊？我一同学在银行上班，五年的公积金还不到两万，我干的又不是金融。估计我以后要露宿街头了，我明天去买张彩票看看。”陈爸并不清楚女儿的私生活，自然他也不知道女儿平时很少和同学联系。她偶尔听说某某辞了省城里的工作回老家去了，过一段时间又听到某某结婚的消息。难得和大学时期的闺蜜聚会一次，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讨论在哪个地段买房更便宜，或者将自己的相亲经历当做饭桌上的谈资，陈小姐总是扮演那个附和笑声的角色。在这个忙成狗的中产阶级时代，没有人愿意啃一个陈姓女子的干尸，毕竟胸无大志的人在哪儿都不受欢迎。罢了，陈小姐想，反正睡醒一觉生活又会言归正传，她不常惦记他们，他们也会在孩子的屎尿之间忘了她，人们爱了又忘，忘了再爱，最后差不多都忘光了，就没什么好操心的了。
“相信明天会更好。”陈小姐听到陈爸说这句话时，真是哭笑不得。她很小的时候就觉察到父母是天生的乐观派，而她却继承了他们少有的悲观基因。
陈小姐干笑了一声，电话两头是父女俩惯有的空白。
“没什么事了吧？”听到陈爸说这句话，陈小姐就知道要挂电话了。
“嗯。”
“先这样吧，你有空了解一下公积金。”
这事昨晚明明已经在微信上谈过了，陈小姐如鲠在喉。可是不谈房子，还能谈什么呢？从她实习的时候，她就要面对房子的问题了。
刚毕业那会儿，陈小姐在学校附近找了一个租金六百多的单间，她甚至没法将那个单间称为“房子”，因为屋里没有阳台和厨房。她之所以把那个窄小的单间租下来，一半是因为距离学校近，可以到饭堂吃饭、到操场跑步，一半是因为租金比其他地方便宜许多。
房间和厕所共用一扇一米宽的窗户，透过那扇窗户可以看到学校宿舍和城中村。另一扇窗子对着隔壁楼，两楼之间的距离不足一米。后来她在网上浏览楼市新闻时，才知道这样的楼叫握手楼，意思是把手伸出去，就能和对面楼的人握手。虽然距离近，但她从未见过对面的租客，只看到碎花窗帘，叫床声倒是听过几次。有天清晨，她听到房东李先生大骂“死八婆，不要脸”，他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子。
楼上原本是天台，房东加建了一层，墙是用泡沫板拼成的。那种天台板房在城中村比比皆是，租客大部分是外来工，刚毕业的大学生一般不敢住。
陈小姐在那里住了一年多，换了工作以后，在番禺找了个一房一厅的住处，那里距离地铁站不到10分钟的步行路程，自然房租也贵不少。搬家的时候，陈爸来帮忙。他躺在陈小姐的木板床上，不停地叹气，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低矮的天花板。
“要不回家工作吧？”
“再看看，没您想的那么差。”
“我要早知道你住这儿，怎么也得把你弄进学校里去。”
“瞧您说的，我本来没觉得什么，可被您这么一说，我好像真的很惨耶。我不想误人子弟。”她指的是当老师这事。那么多工作中，老师和公务员是她最不想干的。
的确，陈小姐原本很坦然地接受了蜗居的现状。毕业后的两三年里，大家不都这样过日子吗？也有人还向父母伸手要钱的，听说是没钱交房租，但这事陈小姐干不来，她的自尊心太强了。
陈小姐是父母眼中的乖乖女。就算父母在外地打工，一年只回一两次，她也能咬着牙在寄宿学校里埋头学习。学校饭堂里的菜又黄又干，她天天盼着周末回家吃上奶奶做的热菜。她读大三的时候，奶奶被查出胰腺癌晚期。奶奶病逝前的半个月里，她给她洗澡、喂饭擦嘴、擦屁股、倒屎倒尿，陈妈逢人便夸自己女儿老实懂事。陈小姐没有跟妈妈提过，她在给奶奶擦屁股的时候差点就吐了，那一瞬间她感到既厌恶又羞愧。奶奶走的那天，陈小姐泪流不止，她清楚地体会到血液流过心脏时产生的痛感。但没过几年，她就把奶奶的忌日给忘记了，也不能说全忘了，她记得奶奶是在夏天走的，好像是新历8月中旬，要么是下旬，那时她正放暑假。不只是奶奶的忌日，连奶奶的样子、声音和动作，她都记不清了。小时候的事，没有一件是完整的，都是零零碎碎的片段，父母突然出现在除夕夜、儿时的宠物狗哈里跟在单车背后奔跑、睡前她喜欢捏着奶奶的耳垂、因为上课讲话而被数学老师罚站的尴尬场面……没有一件事在她的梦境里出现过，也没有人再跟她提起过，遗忘是常态，她顺其自然地成了一个只有故事梗概的人。
而眼下，她只关心辞职以后的事。她半开玩笑地跟陈妈提过一次，她说她要去浪迹天涯了，花光钱再回来。陈妈却说她傻了，让她把钱好好地存着，将来买房用。父母是一伙儿的，他们赚钱买房，不知疲倦地工作，或者说那一代人已经习惯了操劳，即使累了也停不下来。他们买的两套房子竟然不是自己住，而是留给陈小姐和弟弟妹妹的，多么伟大无私的父爱母爱啊！
陈小姐觉得无所谓，有房没房都活得下去，反正这年头又饿不死人，只要父母不赶她走，她就一直跟他们住下去，直到他们老了死了，直到自己也老了死了，房子爱归谁就归谁。她可能不准备结婚了（恋爱倒是可以谈的），也不准备生小孩（王总不也没孩子吗），何况父母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的日子无聊透顶，她对婚姻没有期待也不讨厌，她认为结婚这事应该从长再议，如果议到七老八十，还没议清楚，这事就再清楚不过了。反正她是管不着了，反正她也懒得管，反正一个胸无大志的穷光蛋是没有能力管自己的，反正她决定了她要裸辞去新疆花光所有的积蓄，反正她也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陈小姐越想越气，她突然发现自己一无是处。
第三个故事
童年时的朋友走向了外面的世界。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他人的讲述版本中，我们也必然是另一个“别人”。在理解他人的过程中，我们首先理解的是自己。昕骐的故事讲得好，浑然一体。结尾之处，我们仿佛与那个少年一起，看见了世界的大幕正缓缓开启，而我们，可以去迎接一切。
——米亚
李魈山
文 | 昕骐
李魈山走了。
他走的那天是2006年中秋。前夜里他来电话说：“我要去S城了。”我应了声“哦。”又问：“周末回来吧？”
“不回了。”他答。
挺孤独的。我看着天上滚圆的月亮，第一次生出名为“孤独”的似是而非的感觉。大概李魈山早就经历过千百回了吧。
我们生在盆地。四围山色，里边的城跟外头天然隔绝。老人说剡溪有灵，没灾没害，是福地。
可李魈山说，山里都是魈鬼的地盘。它们在夜里潜进屋子，偷了还没睡熟的童男便遁形无踪。传闻它们跑到山里，对着月亮唱没人懂的歌，声音却是被掳走的童男的。
有次一个高瘦的男人从H城某个地铁口出来，戴着墨镜，愣愣站在我面前。
他说，我叫没胞。
你好，没胞先生。我答。
他旋即用我的声腔道，跟我走吧。背影却是李魈山的。
然后，我醒了。没哭，内裤倒是很诚实，湿了一大片。
李魈山说，没胞先生就是山魈。进入现代社会后，山魈惧怕彻夜不灭的灯，便修习了托梦的法术。幸好我尿床醒来，要是精魄给吸摄了去，第二天就得去请集魂的法师，熬上七七四十九天祈灵的法术，才能回神。
我对此深信不疑。李魈山从来没有错过。
童年李魈山就住在山上。沿一条长长的上坡一直走，尽头就到了他家。房子的前头是大院，种了青菜、丝瓜、大白萝卜。 房子本身没什么设计，不过是普通的民房。但里头融了很多我的初次。我在这里打了第一把红警共和国之辉，在顿悟男女之事前的漫长年岁里，那个叫谭雅的性感女郎从不可名的地方游来，拽我入海。李魈山第一次把《龙珠》送给我的时候，那一册子已经被翻烂了。因为在山上的关系，他从小就比我先见到每天的太阳，发育后蹿腾得老高，全不似他父母般瘦小身材。
那是我们的小学。我一直为能与他同班感到兴奋。李魈山用他神赐的眸子打探着一切。他的成绩好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千禧之前的那几年跟我们没什么关联，我在老爹的办公桌抽屉里翻出一盘小虎队就给扔了，完全没李魈山唱得好听。二十世纪初的头十年，我们唱完了少年先锋队队歌，扯掉红领巾入了团，我们发育，长成跟想象完全相反的样貌。六年级某堂体育课上我看到一个女生煞白了脸痛苦地蹲在地上，李魈山轻蔑地冲她笑，说：“山魈咬穿了她的肚皮！”我看看她再看看李魈山。李魈山从来没有错过。
只有一件事让我耿耿于怀。某次作文课的命题是“我最好的朋友”。李老师照例拿起李魈山的作文本。我以为我的名字就要从老师的口中念出，紧张得要命。然而那文章的主角并不是我。一个奇怪的我闻所未闻的名字别扭地被提及。我开始耳鸣。李魈山除了我，还有其他的朋友吗？我从来没看见他同别人在一起玩儿。他把两岁背《千字文》，七岁读《左传》的事儿还讲给别人听过？我觑了眼李魈山，他正啃着手指，翻桌子底下的漫画书。我没问李魈山，“最好的朋友”是谁，我也没见他跟别的什么人一起玩儿。
初中后学校要求朴素作风，读书才是头等好事。李魈山在我的邻班，这对我们的友谊并不构成什么威胁。我们在自然科学的兴趣班睡觉，给前排的女生传纸条。每晚自习后，他在班级门口等我。我依然迟缓，对一切事情后知后觉，包括收拾书包一类的小事。李魈山的眼神比从前柔和许多。他家从山上搬下来，但有时我们仍然会跑到山上去。他给我唱新学的歌，周杰伦、小刚、光良，他从来都是我流行乐的启蒙，或者说是我一切外延的启蒙。我学着他写字的样子，半夜列书单，勾搭女生时候的眼神，以及所有能想到的。
初三那会儿，李魈山喜欢上了他们班的一个矮个姑娘，其貌不扬。他把女孩儿的照片放在衬衣口袋，四处招摇。他来班级门口等我的次数少了，大概因为我也贪恋上了同班一个瘦胳膊瘦腿的女生。我发现她总在每天早晨的七点二十五分等在学校前的十字路口，我想我爱她的背影和她紫灰相间的自行车。李魈山知道这茬，他拍拍我的肩，摸摸渐长的唇须，一副“你还是个雏儿”的表情。
李魈山中考失利。我第一次从他眼里看到忧郁，他开始长久的沉默。我说了安慰他的体己话。整个暑假，他都没来找我。我倒是在毕业聚餐时候，同那个瘦姑娘对唱了李魈山教我的歌。
直到他来电话。我被迫接受了这个事实。李魈山走了，我的心里空出了一块。头顶上那个滚圆的月亮压了下来，山上的魈鬼们四散奔逃。
那是真叫孤独啊。瘦姑娘不理我了。她还是出现在那个十字路口，但她剪短了发。风声很大，她再听不到我从后面叫她的名。
2006年冬天的某天周末，我站在扶梯上从新华书店二楼下到一层，偏巧有个熟悉的人影正站在上行的扶梯。“李魈山！”他养长了头发，换了眼镜，被裹在一件红白色涤纶布料的外衣里，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李魈山“哎”了声，眼睛瞟过来又收回去。有股怪异的味道在机械上下的扶梯间升腾。我没命似的折返上去抓住了他。李魈山没有笑，他的唇须快盖住上嘴唇了。我打量着他，他的眼神里没有光了。我的笑僵住了，问他怎么了。他的声音粗重，道：“挺好啊。”他手里拿着本《九州》，可他从来不看奇幻的啊！我放开他的肩膀，转身跑开。李魈山被魈鬼夺了魄了。
我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度过了后青春的三年。我确凿地知道童年终结于李魈山走的那年，虽然那时我也开始发育，变成另一副面孔。
高三那一年，“X城中学李魈山”的名字突然在老师们中间传开。但两年前李魈山说他去了S城。我笃定相信这个“李魈山”并不是我认识的那个。
大学毕业后，我回乡工作。这两年，记忆力衰退得厉害，像趟过一道刚没过脚踝的溪涧滑过某个起伏并不大的分水岭，就到了谷底。李魈山的那些故事兴或真的是鬼扯。魈鬼没再来找我，连同李魈山也是。
只有那么几回碰到他的母亲。她比以前更瘦小了，虽然依然和蔼，称赞懂事如我，能陪在家人身边。我尴尬笑笑，询问李魈山的近况。她说李魈山去年九月去了国外。临走前还低声附加一句：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我要了他的联系方式，犹疑是否要发去好友请求。最终还是加了，我们寒暄几句就没了下文。我记得他的生日在十月，却又被突如其来的业务冲散了发去祝福的念想。
李魈山彻底从我的生活里消失大概是2014年以后的事情。我至今不明他的“变节”，只知道他续须发福，眼睛里再没有充满神谕的光。
他大概更爱外面的世界。那里有平原跟海，至于盆地是决计不肯多待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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