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涵漠：行业里的老师傅都走了， 难道年轻人就不表达了吗？ | 三明治写作者访谈
文 | 万千
赵涵漠2009年刚加入《冰点周刊》的时候，她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给科学探索版块写稿。
那时，她还是一个对中国新闻业关注甚少的新人，只是在南方都市报副刊的美食版做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作者。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求职，一开始也只是想找份报社副刊的工作。
当时，《冰点周刊》在非虚构业界已经产出了不少备具分量的稿件，比如说林天宏的《回家》、包丽敏的《无声的世界杯》等。
还是一名新闻“白丁”的赵涵漠，对于当时共处一间办公室的其他记者，都是抱着敬佩的心态。她觉得自己写些小情小调的评论文字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写特稿？从来没有想过。
而现在，她作为《人物》杂志副主编，有不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像是《永不抵达的列车》、《地下室的沈文裕》、《贾樟柯，一个可能伟大的中国导演》等。
在传统媒体人纷纷转型，操持起别的行当时，入行八年的她，已经成为为数不多的仍然坚持在原岗的“老师傅”，每天的工作都是围绕杂志的稿件打转。
现在回想起来，她当初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条路——一直在科学记者这条道路上发展下去，说不定今天能够成为“中国一流的那一堆科学记者中的一个”。
这些年，她觉得并不是自己选择了怎样的新闻职业，而是职业选择了她。
一
赵涵漠说，《冰点周刊》对她而言，是一个无论何时提起，都饱含深情的地方。她最早学习和接触到的特稿写作经验，都是在冰点工作的时期锻炼出来的，包括后来曾经在多次分享当中提及的“调动五官去写作”和“注重细节”的经验。
《冰点周刊》作为中国青年报的特别版块，每周四都夹在报纸中一同售卖。《冰点周刊》一共设有四个板块，第一版是硬新闻和时事评论，第二版是人物，第三版是自然科学探索版，第四版就是最为读者所熟知的特稿栏目。
冰点编辑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新记者基本上都是从科学板块开始写起。能够从写一千五百字的科学稿到写一千五百字的人物稿，对于新记者们而言，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了，更别说8000字的大特稿了。
赵涵漠第一次写1500字的人物稿，写的是一个摇滚歌手的故事。写完之后，交给当时的编辑，现在是新世相创始人的张伟。张伟没有和她说要怎么改，就自己重写了，“我感觉他可能心里在默默地流血吧”。
新记者必然要经历一段自我探索的成长期。冰点是一个业务讨论氛围浓厚的团队。但是赵涵漠说，当时参加编辑会议的时候都感觉像是在看“高手过招”，很多东西都不知道。虽然一直听到前辈们强调细节对于文章的重要性，但是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细节。
有一次在KTV里聊到两位同事的恋情，当时冰点另一位记者，林天宏在现场问了一句“你们俩在第一次牵手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和“牵完手之后第一句话是什么”。
虽然同事没有回答，但是赵涵漠第一次领悟到原来细节是要细致到这种程度才能够被问出来。
写完第一篇人物稿后，大概过了两个月，赵涵漠又交了一篇。编辑张伟给她发了两个字，惊艳。“这对我当时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种肯定了”。
入行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赵涵漠得到机会开始尝试采写八千字的大特稿。有些记者可能入行一年也没有写特稿的机会，但是刚好当时有一个题目没有其他人去写，就把她派上去了。
“我并不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赵涵漠说自己就像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填。而且相对来讲，比较能吃苦，写稿也快，编辑愿意把她派到外地出差采访，她也乐意往外跑。后来大特稿写多了，能力慢慢被磨练出来后，编辑觉得她可以胜任特稿的工作之后，就很少再让她回去写科学稿件了。
“现在的年轻记者好像很想要马上就写一个非常宏大的稿子。我们当时是做不到的。”
二
赵涵漠是一个非常擅长观察的记者。但是对于她而言，做记者一直有个很大的挑战，采访。
每次约访的时候，她最希望出现的情况就是打给采访对象的电话打不通。万一打通了，就希望那个电话没人接。如果是发短信的，还会默默希望对方不要回复。
“我特别怕尴尬。这点到现在仍然会困扰我。”赵涵漠说。
所以2012年，《人物》重组改版，主编李海鹏向赵涵漠抛出了橄榄枝。赵涵漠觉得李海鹏所提倡的“观察式”写作恰好是自己的长处。可是去了之后，李海鹏和她说，他开始崇尚海量采访。这在她采访钢琴家沈文裕的时候，得到了“残酷的”印证。
第一次拜访沈文裕家，赵涵漠和他们一家聊了足有八个小时。之后，她像是往常一样，很快地写完了第一稿。
编辑张捷看完初稿后，说稿子只是写出了一个成功学的故事，并没有写出其中更深度的问题。
那时候，她也算是入行四年的“老”记者了，而且还有《永不抵达的列车》这篇业内收获不少赞誉的经典作品摆在前面。可是，编辑还是把她所有的退路都说没了，最后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去采访。在接下来的六个月时间里，一次次重新拜访沈文裕家，她甚至都怀疑在对方的眼中，自己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正常的记者”。
赵涵漠的写作速度几乎稳定在一个小时一千字左右的速度。一般杂志社设定交稿时间都在上午，她会算着时间，按照自己“每小时写一千字”的速度计算最后预留多少时间写稿。如果第二天八点要交一篇八千字的稿子，就会从晚上12点开始写，熬一宿夜，然后第二天把稿子交了。
她最喜欢的工作方式就是稿子交上去之后，就结束了。“什么稿子来来回回折磨我六个月，我真的要崩溃了”。
有天，她下班接到一个新选题的电话，那时候沈文裕的稿子还没结束，同期完成的另外一篇自己又不是特别满意，终于没有忍住，和男朋友在三里屯太古里附近，大哭。
最后不知道写了多少稿，修改了多少遍，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这篇《地下室的沈文裕》终于得到编辑的认可，可以发表了。
现在回看自己的写作生涯，赵涵漠最满意的一篇个人作品就是《地下室的沈文裕》。因为这一次的经历，让她真正意识到了海量采访的重要。到最后，她对于沈文裕家庭的认识打破了第一次接触时留下的刻板印象。通过海量采访，记者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认知，并尽可能地贴近真实。
“我在‘冰点’学到的是结构文本，来《人物》之后学到的就是海量采访。两个地方学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赵涵漠这样总结。
记者的工作强度是很高，经常熬夜。赵涵漠曾有一次统计过自己一个月写了三万一千字，中途还出差了两次。在《冰点周刊》的时候，除了职务工作之外，她每个月还要写两篇杂志专栏。现在回头来看，的确有点“过度对自我索取”。
觉得实在太累，写不动的时候，赵涵漠没有选择离开内容领域，而是转型成为一名编辑，继续和文字打交道。
之前在《人物》做过实习生的鲸书觉得能够被赵涵漠编辑稿子是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每次她都会指出新人稿子里有哪些可贵的地方，以及该怎么修改。
本身也是从对中国新闻业一无所知的新人一步步成长起来，赵涵漠自己觉得所有新手记者和实习生会犯的错误，她之前也都有犯过，所以完全可以理解。
成为编辑最令她感到舒心和惬意的事，她可以坐在家里，收集了所有故事的情报，看稿件，听录音，“然后我来完善，甚至写这个故事”。
这三年，赵涵漠完成了自己结婚、生子两件人生大事。虽然在少年时代，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在新闻这个行业一直做下去。从事特稿写作的经历，或多或少，在影响着她思考问题和观察世界的角度。
记者对事物会有一种职业的敏感度，能够察觉得到一些在他人看来习以为常的事情背后的特别之处。
赵涵漠曾经听到过一个故事，在北京某一栋摩天大楼的建造过程中，工人们在最高的顶点供奉了一尊小小的土地公。这个细节特别打动她。她很想要写一篇稿子是关于摩天大楼怎么样从无到有，拔地而起的全过程。
她在香港中文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门课程是城市学。从那时候她就对城市、空间的话题特别感兴趣。在她看来，城市里一栋栋的摩天大楼在被建造完成之后，就像是一个独立的有机体，人们完全可以在里面解决衣食住行所有问题，根本不用走出这栋楼。一幢摩天大楼就像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小世界，可以从中看到整个社会的横截面。
这个选题在赵涵漠的心里储藏了很久，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还没有付诸实行。
现在，“中国尊”已经超过国贸三期，成为了北京第一高楼。而在将来，还有更多更高的摩天大楼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拔地而起。反映时代的故事永远都有被记录的价值。
赵涵漠想，或许自己在未来某天还是可以写一写这个选题。
成为特稿记者，是所有变化的合力
三明治：什么时候想要成为一名记者的呢？
赵涵漠：我想做记者是很早的事情了。高中的时候，非常想做战地记者。大学的时候填报志愿，除了报中文之外，还报名了阿拉伯语。后来被第一志愿汉语言文学录取了，就去武汉大学念书了。
白羊座有那种非常英雄主义的倾向，不管男女都是这样的。在年纪越小的时候，这种心情就越强烈。在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对新闻注意的也很少，那个时候所知道的唯一的战地记者是闾丘露薇。然后会觉得一个女孩子长大成为战地记者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三明治：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加入冰点的呢？
赵涵漠：上大学之后，我一开始很想去报纸的副刊工作，写一些文艺感强的文章。在我读书期间，有一年南方报业在全国范围内招实习生，我就参加了校招考试，报名了南方都市报的副刊。去了之后，被分配到了美食板块。这也算是我非常特别的一个从业经验。
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完研究生的时候，给南方报业投完了简历，但是还没有消息。我又属于一个比较焦虑的人，就想着“不会没有工作了吧”。当时听一个长辈和我说过，中国青年报很好。我就一时兴起就去搜了下中国青年报的招聘情况，恰好搜到冰点那个时候要招四个记者。
那个时候真的赶得很巧。是冰点第一次公开社会招聘。我记得他们说当年有八百多个人投简历，后来招进来了四个记者。
其实求职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要成为新闻记者，只是觉得进一家媒体就好了。后来是恰好进入了冰点，才开始进行新闻写作的。
三明治：刚加入冰点的时候，觉得压力大吗？
赵涵漠：其实还行。我刚去《冰点》的时候，编辑老师觉得说我们写作是有灵气在里头的，经常给我们很多鼓励。而且刚开始上手写的东西也不是很复杂。
入行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我第一次写了一篇大特稿，这在当时看来也已经算是很快的了。有的人快一年了还不能写。当然不是因为我表现得特别好，才让我写，而是恰好让我赶上了。没有人去写这个，然后把我派上去了。现在的年轻记者好像很想要马上就写一个非常宏大的稿子。我们当时是做不到的。
三明治：这是一个很大的行业变化，现在很多年轻记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急着要写大稿子了。
赵涵漠：现在和过去也不一样了。现在写作所容纳的范围越来越广了。原来只有记者才从事非虚构写作，但是现在有很多本职不是记者，但是对非虚构感兴趣，在知道了非虚构这个门类之后，有兴趣去尝试的人越来越多。或者说，有些写作者原来不知道自己写的东西是非虚构作品，之后某一天发现，“哦，原来我写的这个东西就是特稿”。
这是个好事，但是对于行业而言，就失去了我们过去那种非常严格的培训。对新人的培训在冰点当时是非常严格的，我对于当时冰点的前辈老师都是感到高山仰止的。大家私底下关系是很亲密的，但是你在业务上是不能想象出哪一天自己能够和他们对话的。
那个时候，对于特稿，对于这个行业都是很有敬畏感的。
三明治：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成为特稿记者，而没有一直在科学版块写下去呢？
赵涵漠：我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就是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中国一流的那一堆科学记者中的一个。其实中国没有太多的科学记者，比如说现在看到的比方说硅谷这些，这些是科技记者。真正的自然科学其实没有什么人去关心，没有什么人去写。但我觉得往这条道路发展蛮好的，不只是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环境科学、医学，还有听起来似乎比较遥远的量子力学、科学哲学等等，我对科学这条道路的方向，充满热情。现在想来，我仍然觉得很激动。我到今天仍然非常关注科学新闻。
但是最后其实不是你怎样选择了职业，而是职业怎样选择了我自己。
因为我并不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属于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我，我就往哪里填。我属于愿意往外跑，相对来讲比较能吃苦，同时写稿也快的记者，所以编辑会把我派到外地去。
后来写那种大特稿比较多了，编辑开始觉得我的能力达到写特稿的水平后，就不会让我专写科学稿件了。所有的这些最后都形成了一个合力，然后才开始做一些变化。
现在想一想，要是我能够当一个好的优秀的科学记者，我还是会觉得很幸福的。我特别喜欢这个。
三明治：在培养自己特稿能力的时候，什么让你觉得挺难的？
赵涵漠：刚进冰点的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挺“难”的就是如何去采访。到底要采访什么，观察什么，在我做记者早期的时候，是不懂的。在当时，大家都是各自去做各自的题，不会有老记者带新记者。新记者也都是自己去做题，靠模仿、靠硬扣别的记者是怎么写的，稿子是怎么呈现的，自己去硬钻这些东西才学会的。
跟人打交道，我到现在都还觉得难，觉得非常痛苦。我好像原来在微博还是在什么上面写到过，如果让我去约访的话，我最希望的就是那个电话打不通。万一打通了，就是希望那个电话没人接。如果我发短信，会希望对方别回。但是发短信还比打电话障碍小一点，大不了，他就把我给拒了嘛。
我特别怕尴尬。这点到现在仍然会在困扰我。因为我现在作为《人物》的编辑，也要去约访，虽然可能没有过去那么频繁，频率没有那么高，但是也仍然有这样的工作。
三明治：约访有障碍，怎么做心理建设的？
赵涵漠：没法做心理建设。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最后就是说，你不做这个的话，就没有脸去面对编辑。出于职业自尊心，不得不去做这样的事。
三明治：在冰点做记者的时期，工作强度是怎么样的？
赵涵漠：我在冰点的时候非常累。所以后来我为什么做编辑了，就是觉得太累了，实在写不动了。包括我在《人物》做记者的那一年，当时不觉得，后来想的时候觉得是有点过度对自我索取。
但是这也不怪我的单位，就是我自己是有点过度的。在《冰点》的时候，除了正常完成稿子之外，我自己每周是有个1500字的专栏是写地理的。大概坚持了有一年左右时间。同时，我还在《信睿》杂志有一个专栏，一个月写一篇六千字的纪录片稿子。
实际上你想，这样我这一个月，文字的产量是非常大的。后来可能就真的觉得写伤了。
我写稿基本上是一千字一个小时。无论写什么稿子都是这样，速度没变过。但是你说在这个速度之后，对自己的消耗是多大。当时自己是不知道的。是后来以后慢慢去看的时候才发现。当时是感觉不到的。
我就记得，在写动车事件之前，我刚采访完了《钢的琴》。然后写完动车事件，又去上海写了一个跳楼的事情。所以动车那篇稿子出来后，对我的生活倒是没什么影响。之前在出差，之后又去出差了，没有什么区别。
三明治：所以你一般是手头有几个选题，同时进行采访的吗？
赵涵漠：不是，我是最讨厌这种的。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告诉我选题，明天就去采访。然后很快地采访就结束。我们当时基本上都不是复杂的人物采访，都属于是事件型的，要求你一定要有新闻性，要快。然后我就熬一宿，迅速地把稿子交出来。然后我就不管了。就是这样。
我喜欢这种速战速决的方式。我最怕的就是拖拖拉拉，拖到最后我也受不了。
三明治：你说《地下室的沈文裕》是你最满意的一篇作品？
赵涵漠：是的。不是说我写得有多好，而是说我终于见识到“海量采访”完成之后，可以把你最初的刻板印象修正到什么程度。我现在回头看我的初稿，文本也不赖，也可以发布。但是那个内容就是一个不够真实的东西。当然你要说绝对真实，永远也没有绝对真实可言。这是肯定的。但是你要去慢慢去修正自己。没有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可以把自己修正到这样。那也是我对自己的职业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对一直写下去这件事情，
没有产生过犹疑
三明治：现在作为编辑的身份，写作频率是怎么样的？
赵涵漠：有时会给记者重写，或者记者写不出来的时候，我们上去写。就是这样。
我们是月刊，轮转不是按照一个非常固定的周期来。我的日程完全是按照目前选题的流程来安排的，不是很规律的那种。但是至少不用熬夜了。编辑的工作都是在白天完成的，记者的工作都是在晚上完成的。
三明治：平时写作，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习惯？除了写得特别快，一小时一千字。
赵涵漠：桌子不能收拾，我的桌面一定要是乱的，是怎么样就要是什么样，不能收拾。不能洗澡，不能出门，不能做饭。饿的话，就点外卖。
然后要多洗手。可能因为我从小弹钢琴，弹钢琴之前都要勤洗手。每次坐到电脑边上，我都要先去洗个手。听起来好像有点强迫症吧。而且有时候你写着写着，会觉得键盘很油，然后手也很油，我就会去洗手。
实在困的话，会去躺一下，但是尽量不要睡太久。
三明治：做记者的时候，经常熬夜写作吗？
赵涵漠：肯定啊，因为交稿一般都是在早上。编辑和我说九点交稿，我都是掐着点来的。九千字的稿子我就提前九个小时写，八千字的稿子我就提前八个小时写，通宵写到早上。无论前头酝酿多长时间，我都是在那个deadline写完的。
我有拖延的习惯，但是我很少迟交稿。我基本上告诉你什么时候交就是什么时候交，但是想要我早交给你也不可能。
三明治：有没有碰到写作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
赵涵漠：没有碰到过。我觉得不存在写作状态不好。只要我想写，我就能写得出来。问题就是在于，前面一直磨蹭来磨蹭去，就是不想写。有时候可能洗了十几遍手了，还是没有开始写。
三明治：写了稿子之后会反复修改吗？
赵涵漠：我写稿子的习惯还蛮好的。我不会乱在上面瞎乱写，基本上我都是有组织地去写，没有说非常乱来的情况，所以最后我自己改的不会多。有些字句，我可能会琢磨怎么表达会更好，可能我过了六七个小时，再去读一遍，念一遍，会觉得那么写会更好。但是大的调整比较少。
三明治：在你带年轻记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错误是绝对不允许犯的？
赵涵漠：没有什么是绝对不允许的，我觉得其他人犯的错误，我大概都犯过吧。至少在我接触的所有年轻的记者也好，实习生也好，没有人虚构过什么东西。这个是底线。其他我都觉得我都可以接受。
我有一次采访一位导演，他的电影在某一个城市上映了，却被我记成了没有上映。文章发表了之后，就有那个城市的读者和我说，这个上映了呀。然后我当时就真的是，整个人冷汗都飙出来了，在家里直哭，心想“我怎么会做这么蠢的事情啊”。我现在回去想，谁都会犯这样的错误。这件事情也一直在提醒我，你永远要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再谨慎得多。但是只要是一个人就会出错，机器也会出错。所以年轻记者和实习生出错，我都能理解。
三明治：除了职务作品之外，自己有没有个人的写作计划？
赵涵漠：之前有开过一个微信公众号，因为有了宝宝之外，我的时间表已经不跟据我来决定了，继续运营就比较难了。
公众号叫做有空，空念第一声。上面的内容就是关于一些有意思的空间的思考，比如墓地，比如书房等等。
之后，我还会想要把“有空”好好经营下去，确实是因为我对空间观察特别有兴趣。这也是我现在的生活乐趣，我喜欢家，喜欢家居，喜欢去看和有趣的空间相关的内容。如果能够在这个领域多挖掘一下，我觉得蛮好的。
三明治：就你自己而言，对一直写作下去这件事情有产生过犹豫吗？
赵涵漠：没有，确实没有。说实话，我不喜欢采访，甚至可以说是恐惧采访，害怕采访。但是我特别喜欢看别人的采访录音。特别喜欢通过别人的采访录音来写稿子。就是说，我看完大家的采访录音之后，我来写。
现在作为编辑，有时需要干这个事情。记者写不出来，或者记者写得不够好，编辑就要帮他们写。那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惬意。我坐在家里，收集了所有情报，然后我来写这个故事。这样就还蛮舒服的。我还是非常喜欢做内容的，想继续紧密地在这个领域里呆着。
如果你说，让我去转行，去做别的，我现在想象不出来。
三明治：现在给做内容的人的生存空间非常大，之后会在纸刊一直做下去吗？
赵涵漠：我没有要在纸刊一直做下去。无论去哪，只要是做内容我都是可以的。其实载体无论是纸，还是电子媒体都无所谓，真正重要的是文字要好。然后和谁在一起工作也很重要。至于说究竟在什么机构工作，我觉得并不重要。
三明治：会尝试更多写作方向吗？
赵涵漠：不会。反正虚构我是不会尝试的，我没有那个能力，我还是蛮能认清自己的能力所在的。
行业里的老师傅都走了，
难道年轻人就不表达了吗？
三明治：这几年特稿行业在内容选题上有什么变化吗？
赵涵漠：我觉得写个人故事的稿件明显更多了，对社会标本的关注减少了。像是杂志上采访明星的特稿，也属于个体故事。但是像是这种通过一个农民工的故事去反映农民工群体，通过一个教师去反映教师群体，这样的故事似乎是在变少。
而且现在讲内心世界的变多，讲受到外部世界互动的在变少。至少我感觉是这样。
三明治：你认为在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吗？
赵涵漠：当下整个大环境对于个体的关注度大于对群体的关注度。另外，人们对于那些偏沉重一点，困难一点的话题，没有那么感兴趣。那为什么大家变得不感兴趣了，其实有的人说是“虱子多了不咬人”？对于苦难的东西，可能见怪不怪了吧。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社会讨论的空间大小在不断发生变化。
我并不觉得讨论个体是不好的事，或者说看起来没有过去那么高尚。我会觉得个体的很多故事都非常值得讨论，比如那些有关家庭关系的题材，看起来聚焦很狭窄，但表达的主题却非常开阔。
三明治：对于“特稿这门手艺正在失传”这样的观点，你怎么看？
赵涵漠：我确实觉得这门手艺在失传，这个行业里很多手艺都在失传，比方说调查记者。
我认为最重要的，可能不是说大家觉得这个社会风气鼓不鼓励特稿。相反，我觉得现在社会前所未有地鼓励非虚构写作。你也会看到自媒体也好，传统媒体也好，大家对于这个热情都非常高。可能六七年前，很多人都不知道特稿是什么。但是现在许多新闻系的学生，似乎都对非虚构还蛮有兴趣的。还有其他不在新闻行业里的人，也都有兴趣进行非虚构写作。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行业其实最需要的是老师傅。我说的师傅，就是真正熟悉技艺的手艺人。
现在老师傅已经很少了，很多人转行走了，去公关，去创业等等。这个行业的确不如以前朝气蓬勃，大家都是用脚投票的。
你不能说现在年轻记者很冒进或者说其他不好的影响。我看到的确实是老师傅没有了，你要让年轻人怎么学习呢？难道老师傅没了，他们就应该不写了吗？他们就不应该表达了吗？我觉得他们是在表达。但是这个行业可能前面的人已经被分散掉了，他找不到人去学习，去更系统地学习。但这不是代表他们本身的问题。
三明治：你会建议年轻人进记者行业吗？
赵涵漠：如果你从现实的角度来讲，记者行业赚得不够多，但是实际上，只要你是一个优秀的记者的话，我认为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份工作。的确，现在记者的书写空间也确实是有限的，但是你在这个空间里面，仍然能找到非常非常多的有意义的故事，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当中那么枯燥和匮乏。这个职业还是一个非常迷人的职业。
话说过来，虽然很多人不愿意去当记者什么的，但是现在愿意从事创作的年轻人特别多，无论是虚构创作还是非虚构创作。大家的表达欲望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我觉得唱衰这个行业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
三明治：但是记者这个行业看起来似乎没有以前那么有光环了。
赵涵漠：对，这没错。这个确实是这样的。不一定要当记者了，你可以做别的。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写作不一定成为自己的职业也是一个好事。比方说我以前在豆瓣上看到一个女青年写的她的故事，她好像本身职业就是卖房子的，然后就写了自己卖房的经历。写得很好看啊，这也是现在所谓的非虚构。就算是让再专业的记者去采写这个故事，可能也没有办法像她自己写得那样活灵活现。这其实是一个好事，不太像是原来一样，必须需要经过非常专业的训练之后才能表达。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表达的机会。
三明治：那这些个体的表达是不是就依赖于表达者自我表达能力的高低，依赖于天赋？写作的手艺还存在吗？
赵涵漠：我是这么觉得的，如果你想真的成为一名职业记者的话，我建议还是走一条非常正常的一条道路——当然我说这些话，不包括非常具有灵光的天才写作者们——因为传统的道路会让你知道哪些东西会帮助你更顺利成长。前人的痛苦、困难和经验，都和你分享过了，所以你应该很容易就把这些跨过去了，不会走歪、走偏。
现在当社会出现比较大的突发事件的时候，大家谁都是记者，谁都有手机，谁都可以发微博。可是碎片化信息那么多，真真假假的东西那么多。这时候还是需要专业的机构，专业的人去做这件事情。
比方说，如果有一个地方发生火灾，普通人可能也可以非常活灵活现地描述现场发生了什么。但是关于火灾的成因呢？当我们往下继续追寻的时候，你永远都需要专业的人来做这件事情。普通人他可以做一些个人的表达，甚至碎片化的表达，但是他没有这个心力往下做深度的研究。这也不是他的本职。但是这恰恰是记者的本职。
赵涵漠推荐阅读的三本书籍
《自由》
乔纳森·弗兰岑
当我听说弗兰岑时，我开始发现周围几乎每个人都在看弗兰岑。很难想象一本像《自由》这么厚、毫不耍滑头的小说会卖得很好，但事实就是如此——尽管几家书店的店员都错把弗兰岑听成了“胡兰成”——然后他们告诉我，已经卖完了。
这本小说聚焦的对象是如此狭窄，但表达的主题又是如此开阔。《自由》并不提供工业化的阅读快感，相反，压抑沉重有条不紊地逼近，正如生活本身。你能够从中找到某种逻辑，理解自己或他人，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精神中埋下种子，无论你想要对抗还是顺从，某一天你都会回到你父辈所面对的终点，那是没有出口的、常常被称作宿命的迷宫。
《女管家的心事》
鲁斯·伦德尔
我想建议所有准备报道一场凶杀案的记者都去读读鲁斯·伦道尔的这本推理小说——并不是因为它具备多么强烈的戏剧冲突，而是那其中对于开头和结尾的设置、细节的运用、直接引语的提出，实在精妙非凡。
比如这场凶案、也是全书的开头：
“尤妮丝·帕切曼枪杀了科弗代尔一家——因为她不识字。
她的杀戮既没有动机也没有预谋，既不是谋财也不出于自卫。案件发生后，尤妮丝·帕切曼不识字不再只是亲戚和几个村民知道的事了——现在举国上下尽人皆知。”
又比如尤妮丝与该场杀人案的另一位凶手琼的第一次相遇：
“这是这两个女人第一次见面，小小的蓝色眼睛注视着锐利的灰色眼睛。
‘请给我一盒一磅装的黑魔法巧克力。’尤妮丝说。
这世上成千上万因为激情、痛苦、利益或灾难而走到一起的人里，有多少故事是以如此平凡的对白拉开序幕的？”
当作范文去读吧，用下划线标注出所有那些令人惊叹不已的句子。
格雷厄姆·格林的所有小说
是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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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妻子、女儿的身份之外，
还有没有属于自己的部分？
写作或许能成为全职妈妈的生活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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