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不能异地高考，我离开广州成了留守儿童 | 我有故事
文 | 林铭豪
1
“家”
小学一年级开学之前，我又一次搬家了。
我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搬家了。只是依稀还记得，前几次搬迁都是由妈妈一手包办的。
从我记事开始，爸爸就不在家了。
在最年轻力壮的时候，爸爸就到省城广州谋生活了，一年只回家两次。
前几次搬家距离不远，都只在县城内的几条街内辗转。
妈妈念过高中，会点英文，一直在县里的事业单位上班。据说年轻的时候，她长得很漂亮，是单位里的“鲜花”。
印象里，妈妈总是身着墨色工服，脖子上别一条饰有橙色云纹的鲜红色礼巾，早上出门的时候抹一点淡淡的唇膏，很好看。那时候的妈妈，脸上还没有太多的皱纹。
我对爸爸并没有太多的印记，思绪里能够回忆起来的大概是每年他回来时都会带给我一些杂七杂八的小玩具之类的，虽然简单，但总能博得我的欢心。
妈妈平时会问，你想念爸爸吗？我说没有。那是真正的没有，在我还尚处于幼儿园的情感世界里，爸爸的份量实在是太过轻。想念和喜欢是两码事，虽然没有强烈的思念，但我依旧喜欢那个会提着大包小包让人惊喜的礼物的爸爸迈进家门槛。
爸爸说，小时候的我很粘他，总会在电话里嚷嚷“爸爸你回家吗？”但我的印象已经不深刻了。
关于幼儿园的时光，我记得，下午四点准时响起的钢琴曲，那是放学的钟声。幼儿园靠近镇中心商业区，门口的马路是单行道，熙熙攘攘的人群很快包围了那豆腐大小的门口。叫嚷的人，匆匆的人，张望的人，分不清哪些是家长哪些是路人。
我和同龄的小孩在老师的身后玩石头剪刀布、玩跳飞棋，一个又一个人在门口的一声呼唤后离开，坐上自行车的后座或是拉着父母的手蹦着跳着走了。到最后，老师也先离开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印象里，只有当下落的太阳变成橙红色时，妈妈才会骑着那台后座上装了大小极不协调的儿童竹椅的自行车，半弓身子使劲摇着脚踏“咔咔咔”地赶来，脸上是惯常的一副焦急的神色。
回家后，妈妈来不及换下那身好看的工服就又要赶出去买菜了。在晚饭开始之前，电视机上的日本动画片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想起小时候，除了电视机里的火影忍者、犬夜叉和海贼王，还有的就是妈妈的脸庞，爸爸的背影。
在我该上幼儿园大班的前，妈妈总会把我“放养”在她单位里，任我没日没夜地在单位花园里那几株擎天巨人般的木棉树下自娱自乐。
每到初春木棉花盛开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守在树下，等待那一朵朵肥大的红火色木棉花“啪嗒啪嗒”地掉在地上。然后我就挑那些样貌好看的，捡了一朵又一朵，直到小小的臂膀都圈抱不住、木棉花又要往怀里“啪啪啪”往外蹦的时候才停下来，而后兴致勃勃地冲回去找妈妈。
这种时候，妈妈就不会有愠色了。她还会笑着说：“好呀，可以拿回去晒干煲汤啦！你再去捡点回来好吗？”
然后我就又屁颠屁颠地跑回去捡木棉花，一天就过去了。
那时候，虽然只有一个人，但却感到很欢乐。直到今天，我对木棉花还是有着一种微妙的喜欢。
后来，为了便于我念完学前教育，我们把家搬到了县城里唯一的专供机关单位人员子女就读的幼儿园的隔壁。我们家在一条窄窄的巷子尽头处，就是那种北京胡同的大小，整个巷子只有两户人家。另一户是独居于我们隔壁的一位老公公。
放学后我喜欢到这个老公公的家里蹭蹭。老人也是和蔼，总会一边唤我“小屁孩”，一边给我大白兔奶糖吃。我喜欢奶糖，所以我也喜欢这个老人。
小时候的我脾气太差，跟同龄小孩都处不来。在学校哭打吵闹那是家常便饭。
老师向妈妈抱怨，妈妈就要发怒了。可每次我都不觉得愧疚。反倒是愈发觉得妈妈像童话故事里的女巫那样坏。
“为什么你老是骂我呢？”我翻着白眼望着妈妈，她冷冷地对我数到“你敢！一、二……”在即将到三之前，我都只能倒头认错，心中充满了不忿。
妈妈总是在我耳边唠叨着各种各样的“不准”，我尽量地规避这些戒律，但总是有误入“雷区”的时候。
后来，我看到隔壁老人的门前圈了一层又一层大人，都像鸭子一样伸长了脖子往里看。我的好奇心一下子又串起来了，于是凭借小巧的身形“咻”地就从人群的空隙中溜了进去，没有一个大人拦住我。大人们依然还是你一层我一层地挤在门口，双脚费力地撑在门槛外，头却不住地往里伸望。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个喜欢给我奶糖的老公公趴在油腻发暗的红色瓷砖地板上，身上有些紫青色的淤肿，不会动了。
我蹲下去推了推他的身子，又冰又僵，有点像市场里的冻鸡翅。
我轻轻呼了几声“爷爷”，但还没等到应答，妈妈就突然冲进来一把抱住我，像疯子一样拼命外挤，嘴里还念念叨叨：“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别随便碰死人！”
妈妈似乎很害怕，但我却还不住回望着那个地板上的老爷爷，好奇地问到：“什么是‘死人’?”
从此，我就失去了一个大白兔奶糖的稳定供应员。他的房子直到我们再度搬走也没有新人住进来。
妈妈不久后也决心搬走了。她和爸爸吵过架，关于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我们母子俩终于走出了县城，搬到了大城市广州。
爸爸和妈妈，加上我，我们终于在过年之外的日子团聚了。
2
“城市人”
“城市里的麦当劳、肯德基可好吃了！”
“我们学校秋游去了动物园，长颈鹿真得很长很长！”
“……”
那些对于我而言是习以为常的一切，在表哥看来就像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巨大的诱惑。
六年级之前，我最喜欢的日子便是清明节。当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哀情地朗诵“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时候，我就把头缩在课本背后吱吱地偷笑。
一般清明返乡我都住在表哥家里。表哥和我的感情比较深，总是要拉着我漫无边际地扯着大城市里的见闻。
当时网络还不很是发达，在只能囿于这个粤西北边陲山区的的表亲而言，独占并且“分享”大城市的异闻是只有我这种“城市人”才有的特权。
那会儿，高速路、高架桥还是大城市才有的奢侈品，高铁就像电视机上的各种宇宙飞船一样只是念想，要回趟家乡走的是曲折、破损还容易堵车的省道、县道。
“哇！好像真的和电视里放的一样。”
城市就像一个概念，对于表哥来说可望不可即。
大人喜欢讲“落叶归根”，而我更喜欢大城市。凭什么城市就不能“落叶归根”？
“都回家了，你还讲普通话？”每年，表哥总是要循例问一遍。
这是挺尴尬的一点，因为在广州长大，我的普通话和粤语远比自己的家乡方言熟稔。
但亲戚们喜欢东一句西一句“广州仔”来称呼我，这依旧让我觉得很自豪。
我喜欢在家乡，这样别人对我的称谓就是“广州人”。
我也常问父母“我们是不是广州人？”但在得到无数次坚决的否定回答后我依然要固执地问：“那我们怎么样才能算是广州人？”
我在城市待了将近六年。一年级开始，我就是在城市里上的小学——城中村里的私人小学——不足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地方上建起了四五栋七层高的教学楼，每一层分割成4间大小不一的教室，付得起高价学费的三十来人在有空调、面积大的“实验班”；其他人则五六十为一班挤在不足实验班一半大小的教室。教学楼外层铺上早些年流行的朱红色马赛克，楼道中间装饰上几坛绿化带，这就成了城中村里最抢手的、容纳着五湖四海方言学生的小学了。
那个时候，大城市的户籍制度还极其严格。外来工需要暂住证才能“合法”地留在这座城市。但他们就像打游击战一样和巡查证件的公务员较劲，只为了省下那一笔不多但却显得多余的费用。
妈妈总是抱怨，城市里巡查暂住证的人就和上世纪计划生育的检查员一样缠人。而我觉得，他们更像电影里的黑衣人，神秘而让人生畏。
有时我在家的时候，会突然听得有人急促地拍打着大门，直敲得家里那扇简陋的铁皮大门“哐哐哐”地响，但也没能掩过“有人在家吗”的喊叫。
当我颤颤巍巍地打开大门的时候，有两个人身着藏青色制服，头戴金边帽子，上面嵌着一枚金黄的徽章，他们以一种机械化的微笑问道：“小朋友，你的家人在吗？”
对于这种情况，父母已经像复述三只小猪的故事一样给我念叨了一遍又一遍：“这种情况下千万别开门，要假装没人在家！”指望这支“预防针”能生效。但我却总是又一次次地成了最愚钝的那只小猪，把自己连同父母也一起“出卖”了。
当时我10岁，像羊看见了狼一样害怕极了。从此，我潜意识里就对这些身着制服的公务员有种排斥感。
因为被“盯上了”，爸爸只能匆匆办理了暂住证。有那么一段时间，巡查人员会保持着每月一两次的频率上门突击。
我讨厌这些人。
我时常疑惑地问爸爸：“为什么我们住在自己的家里，还要被查证？是不是我们干了什么坏事？”
爸爸会习惯性地深深呼一口气，略有所思地应答：“这里不算家。”
我很疑惑，既然父母和我生活在这，为什么不能称作“家”？
在课堂上，老师说，“家”是户口本上那个籍贯和住址所写的地方。我住的地方是广州市某区，而我籍贯上写的是“XX县XX街XX号”。
那个地址，偶尔会让我回忆起那个幼儿园，想起那个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死人”。
在我的心里，家乡只存在于清明节的那几天。美好而短暂，充满了期待，就像扑闪的流萤一样吸引。
普通老百姓的日子总是相似的。我们一家在广州虽然没能大富大贵，但尚且也有一瓦遮头，生活还算平稳。
因为家里有车子，每个周五周六的晚上，我都瞪着大眼睛渴望爸爸能在饭后带我们去逛一趟超市，那对于我来说是最奢侈的“玩乐”了，运气好的时候还能蹭上一顿肯德基。
妈妈也会在耳边偷偷怂恿我：“让你爸带你出去玩！”这就好比我和妈妈与爸爸之间互相博弈的游戏。
这种时候，我对爸爸的态度就要取决于他是否会有实际行动了。因而我的心情也总是阴晴不定的。但总的来说，相比于从前一年都不见几回的时候来说，我和爸爸之间的“父子情”是更加深厚了一些。
直到我刚上三年级的时候，父母为了房子和升学问题大吵了一架。
从新千年伊始，广州的房价开始以一种倍增的速度上涨着。我们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三十万可能意味着在中心城区的半套房子，但2003年以后，这只能勉强是个首付了。
妈妈那时已经预料到了房价的图景。于是她开始斟酌着要在广州买下属于自己的房子。而爸爸则极力反对，直到他开始对着妈妈咆哮：“我们这辈子也买不起！”夫妻两人从单纯的吵架到把离婚当争吵砝码，房子成了一种割裂我们家的无形拉力，在一点点撕裂我们平稳和睦的生活。
在那段时间，我看到了不会发怒的爸爸情绪失控得像只野兽。他其实是个怒而不争的人，因而每每吵架，他就要选择“冷战”。那一张板得阴沉的脸有时甚至可以维持数星期。
我是支持妈妈的。我厌倦了那些“查暂住证”的人；我异常羡慕那些能够住在宽敞小区的同学；我希望也能跟表哥“炫耀”自己在城市的房子在多高的楼层，可以眺望珠江边耀眼的霓虹灯。
小学的我，不清楚一套广州的房子意味着什么，也不清楚那些以万字为单位的数字所蕴含的价值。我只是单纯地希望能住到一个有花园、有泳池、装饰美观的小区里。
只是，我很快发现这仅仅只是我构建的乌托邦而已。
在妈妈的泪水和叹息之中，在爸爸愤怒的咆哮和冷眼之中，我渐渐认识到，金钱才是广州这个城市定下的规则。
老师在黑板上用鲜红的粉笔一笔一划地写下“钱不是万能的，要像陶潜一样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我想到的却是：可没钱就是万万不能，钱何尝不是另一种尊严？
爸爸曾对我说：“你要记住，我们始终是外来的。”我瞪大了眼睛，略有失望地反问：“是因为我们没有房子吗？”
3
“虚实”
“滚出去！不要碰我们家的东西！”表姐凶狠地朝我骂道，那目光就像离弦的箭一样锋利，让我无法正视。她觉得是我玩坏了电脑，尽管我才碰了不到五分钟。
那一个晚上，我又偷偷地哭了，泪水打湿了整个枕头。那是我寄居在表兄家的第三个月了。
那时候表兄家购置了电脑，我就抵不住诱惑要去上网。一台“大块头”电脑，表哥、表姐、我之间三个人轮着分。平日里，表哥表姐总为了争夺电脑的使用权而争执不断，我就趁着闲下来的空隙过把瘾，摸摸键盘鼠标。但很不巧，这次就是在我使用完毕后，电脑出现了故障，原先就颇有微词的表姐有如睡火山突然爆发一样将矛头指向了我。
那个晚上，我红肿着双眼，锁上房门，拿起床头的一个订书针盒子，在上面写下了一连串的字。包装封面很小，留给我的空白处不多。但我就是这样挤海绵一样在仅有的那一点间隙写着一个又一个字，眼泪不断夺眶而出。
不甘心和怨恨在我的心中翻滚，在心里，我排演了无数回大呼“我走就是啦”后潇洒结束借宿生活的场景，但也只能想想。
后来我才注意到，上面写满了“自杀”二字，鲜红的笔迹到现在还很是刺眼。
当时我12岁。
六年级的时候，我常常做一个“美梦”。在梦里，我们一家在城市里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楼房，欧式风格的小区显得高档而舒适，住在三十层以上的我们可以透过向阳的透明落地窗眺望不远处的珠江，江边那些CBD的办公楼一到晚上就会亮起斑斓的灯。我还考上了梦寐以求的执信中学，开学那天打着帅气的红色领带、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和炫酷的黑西装，脚蹬油亮油亮的皮鞋，和身边土生土长的广州仔讲着地道的粤语，开始了令人神往的中学生活。
在梦里，没人知道我来自粤西北山区的事实，我就是个“广州人”。
这个梦不仅出现在夜里，也如电影画面一样走马灯式循环在我的脑海里，我很享受这种“白日梦”。我知道这都是真实的，因为我在城市都见过。
关于广州的印象就像一个随意供人把玩的万花筒，炫目迷人，但我只能拿着，不能放下，否则一切都如泡影瞬间消失。
但这一切还是被一些波澜惊碎了，在我六年级的时候。
那一年，我和家人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留在广州或是返回家乡。这是中国户籍制度留给外来工家庭的另一个难题，在2014年之前，广东几乎没有一二线城市放开异地中考、高考，加上公办中学或顶尖的私立中学对于外地学生考取学位的天价赞助费政策，直接把我的上学前途逼到了死角。
是勉强“赖”在广州升学，还是回到家乡享受国家义务教育的福利，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要面对的课题。
爸爸苦笑着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但遗憾的是我们不过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外来务工群体。
家里因为这件事情再度迅速分为两派，爸爸主张我留下来考那种专为外来工子女设立的民办中学，但妈妈则决心要我回乡，考上公办重点。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父母都为此事争得面红耳赤，爸爸抛下一句句狠话，对我说了一遍又一遍“我还能养得起你们！”，但现实却是政策的桎梏和高昂的赞助费让我们家望尘莫及。
妈妈更看重事实，她也是好强的人，她的决定从一开始就是不容妥协的。
在城中村，这个租来的家并不大，5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只有一个独立房间。父母的嘶声争吵有力地穿透了那扇掉漆的房间木门，我就坐在客厅里频繁地转换电视频道，假装无声入耳。
父母各执一词，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的感受。我也无法再提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家庭也容不下我的一丝“任性”了。
事实上，我并不喜欢这个城中村。这里脏、乱、差，阴暗潮湿的楼道中每一个角落都散落着飘着臭味的垃圾，走在大街上还要随时警惕从五六层楼高的地方突然降落的垃圾和急速擦过人肩的三轮摩托车。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愿回到农村。
爸爸最终还是妥协了。那一天，妈妈抱住我，哭了，她说对不起我，始终没能给我一个好的未来。我也哭了。
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个城市的繁华从来就没有我的一席之地。
当我噘着嘴回到小学办理退学手续时，班主任那一句“其实你们可以再考虑”苍白而无力，除了熟练地在申请书上面盖一个鲜红的大章之外，她甚至都没有再正眼看过我。
临行前，我和几个玩得较好的朋友道别，他们回一句“自己保重”，随后便是尴尬的沉默。那时，即便是“大砖头”电脑也还是奢侈品，我们之间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于是，小学五年的感情牵绊，就这样随着我的离开断裂了。
直到今天，小学的一切对我都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六年前妈妈带着我一起去到城市，最后也陪着我回来了。六年来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谁也说不清楚；我亲戚中，有人好言劝勉的，也有人冷眼相看的，抛下一句“去了广州也还是混成那样”。
妈妈说，人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这我相信。
我们没能在广州买下自己的房子，但在老家也没有建起房产。于是我便被安顿在表兄弟家里。在处理完学校的事宜之后，妈妈就再度返回城市了，那里还有她的工作。
临走前，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老调重弹式的：“好好学习，考上重点中学。”
我就这样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后来我在新闻上看到了有关留守儿童的报道，感觉他们是被贴上了“孤独、贫困”标签的一群人。
我觉得自己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从广州回来的人。
有一次在课堂上，老师提问：“请问宋祖英是谁？”挤满了50多人的教室前一秒还是菜市场般的热闹，却突然沉寂得让人惊讶。
这里是农村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也显得有几分“土里土气”。
可是，宋祖英不是很出名吗？我默默想。
“宋祖英是个很著名的歌唱家。”最后，我在台下理直气壮地回答。
老师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她还不忘加了句“不愧是广州回来的，见多识广”的赞美。
然后，全班都向我投来了艳羡的目光。
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城市人”的身份得到了认同。
但很快，生活的洪水很快就把我仅剩的“骄傲”冲刷得一干二净。
虽然我从小是在城市接受的教育，但城中村的小学水平和真正的“大城市水准”差之千里。加之我从小厌恶数学，过着好些年靠“抄袭”度日的学习生涯，导致我在六年级的学习进度严重落后。
那个时候，数学老师曾气到在家长会上放言：“一个六年级却连乘法口诀都背不全的人怎么救？”老师红到冒气的双颊，和妈妈缩在教室角落、茫然难堪的脸庞，至今还印刻在我的脑海。
我很快发现，数学的弱势加上我对家乡方言的陌生使周边的同学也开始用“外来人”的眼光看我。
我似乎很难合群。
在城市待了六年，我没能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广州仔”；回到自己的家乡，却依然以“外来人士”的身份活着。
晚上在妈妈打来的电话里，我总是极力报喜不报悲，敷衍地说着“我很好，别担心，我会努力”之类的空话，等到夜深的时候才能一个人躲在被窝里窃窃地抹眼泪。
慢慢地，我对父母的思念像泉水一样无法阻止地从心底涌出来。
虽然嘴上没有说过一个想字，但我的内心却无比盼望父母能回到我的身边。有许多次，我都打了爸爸妈妈的电话，希望能说出自己的愿想，但最终还是以一句“那个，不小心按错了”草草结束。
原来，一句“我想你们”真的很难说出口。
对于我而言，最大的悖论却是，即便回到了家乡，我也没有家。
在咬紧牙关为小升初拼搏的时候，教室里贴的、课堂上循环的尽是“专注一心，不想虚事”的口号，但我依旧喜欢做各种各样的“白日梦”，我喜欢幻想父母突然发财了，我得以重返城市，在明亮的大房子里看着自己的名校录取通知书笑得像个傻子；我喜欢幻想大家前拥后簇地向我这个“广州仔”讨教大城市的一切……
旁人也会对我的家庭背景有所猜想。别人会问：“你爸爸在广州市干什么的呢？”
我都会果断地回答：“自由职业。”
所谓自由职业，说白了就是城中村里常见开私车的。但我总觉得要冠之以“自由职业”的名号才不至于那么“低级”。那会学生作文里流行一句话：“可怜就是在虚荣的年纪却一无所有。”我特别喜欢。
4
“原点”
返乡一年之后，妈妈终归是放心不下再度回到了县城。
没有房产，但又厌倦了租房的日子。妈妈就拉着我搬回了老家农村里爷爷那辈人建成的房子。
那是一栋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双层小平楼，上下层都有两间独房，面积不大，仅40来平方米。但是半个世纪前铺就的瓷砖地板光彩依旧，彰显着它历史上曾经的显赫。
我的爷爷就是个地道的“老广”，在40年代由于躲避日军，携着本家的部分亲人，从广州到了粤西北的小山区。说来讽刺，60年前爷爷为了更好的生活逃出了动荡的广州城；60年后，我们这一代怀着同样的心情来到广州，却再也难以换到一纸广州户口。
房子隔壁就是广东地区常见的家族祠堂。虽然相比乡村的许多红砖泥胚老房子，这幢房子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已经是相当“前卫”的，但由于时代久远，也显得残破而简陋，甚至连卫生间和厨房都没有。而且因为阳台是开放式的，所以遇上台风天，暴雨会直接拍打在门上，颇有古希腊人进攻特洛伊城门的气势。
在城市的生活虽然简单而清苦，但是属于“现代”的。当我们回到这个老屋子的时候，就如同时光逆流，诸多不便。
洗漱的地方是用几块包装大宗商品的木板拼凑的，门前挂一串牌勾，别一副塑料的彩色幕帘就成了“露天浴室”，日子久了，那个木制的浴室还长出了不少黑木耳；“厕所”也是现做现卖的，到门后的果园铲一个数厘米高的坑就成了，填上土还能美其名曰“天然肥料”……
这和我们在广州时候的生活甚至用天差地别来形容也不为过。
妈妈总说：“这比农村生活还农村生活。”
八年前，我们母子俩开始收拾东西前往城市的时候，妈妈还是一个在国家事业单位里小有成就的职员。八年的城市生活，不仅让她失去了一个“铁饭碗”，而且还一并消磨了她最好的时光。
那个身着墨色礼仪式工服，别着火红色丝巾，喜欢抹上一点淡红色口红的妈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身土气的衣服，脸上布满鱼尾纹和褐色斑点的妇女。
我总是笑她“好土”，妈妈就回我一句“这才是农村人的样子。”
返乡之后的妈妈，只能四处寻觅些不太需要智力的服务业工作来维持生计。有时候，她也会感叹：“当初我们为了能一家人不分开就去广州，到头来我们还是一场空。”
八年后，妈妈的单位已经解散了，但她的那些同事大多已经成为了这个快速发展的县城的中产阶级，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
很多同学聚会、同事聚会妈妈都会婉拒，因为她“不想看到那些对比鲜明的生活。”
八年的出城时间彻底地改变了她原本相信的东西。在我们还没出城的时候，妈妈会守在座机电话前，千叮万嘱在远方的爸爸“好好工作，早日在广州立足。”
那时候，妈妈会和我说，要相信爸爸的努力，要相信一家人的奋斗。但这些话如今她却连提都省却了。
“你爸就是个失败者，你不能学他！”
此后几年，妈妈絮絮叨叨地向我循环着对爸爸的指责。他们两人难得的通话，也往往是以互相的争吵收尾。
从我返乡到考上大学这又七年中，我对爸爸的情感一直是微妙的。一方面，我对他始终有着一种恨意，我恨他的无力，恨他给妈妈带来的生活负担和家庭境遇的困难。但每当春节一家人团聚的时候，我们父子俩往往又是处得最好的。
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渐渐发现一年几乎只回家一两次的爸爸衰老的痕迹愈发明显：往日油光靓丽的头发变得稀疏泛白，手上的黄斑变得越来越多。我知道，他开始老了，我对他的恨意也有所消减了。
直到有一天，我能对着妈妈大喊道：“不要再指摘他了！我不想听。”那时我就知道，即便我曾经恨过那个“不中用”的爸爸，但在我的心中，他始终是无可替代的亲人。
平日里，我并不会太想念爸爸。但和小时候期待爸爸回家的情感一样，我同样也无法想象家里没有他的生活。
七年之后，我又考到了广州的大学，继续“返回”了这座城市。
在广州，机缘巧合之下我又遇见了许多个小学时代的旧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已经辍学，过早地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
阿虎是我以前的死党之一，学习成绩优异，是我们的班长，也是在六年级的时候回到了故乡升学，但如今却成了一名货运市场的运输工。
我还是在他以前小学时家人租借的房子楼下见到他的，当时他正在城中村楼房一层常见的营销刀具的仓库里将一箱箱货物挪上三轮车。他比我印象中的更瘦削，嘴里叼着一根快到烧到烟蒂的香烟。
我们的第一句话不是从日常的寒暄开始，阿虎径直问道：“你现在还在读书吗？”
“读啊！大学呀！”
那时候我才知道，那个曾经学习优秀的班长阿虎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的他只是一个为了供养自己在家乡上学的弟弟而拼命打工的外来工。
我们聊过往、聊未来，但就是不聊身份，不想也不敢。
阿虎说曾经也有人来采访，要写写他们这些城中村青年务工人员的故事。但旁人不能理解，我们的生活没有故事可聊，我们的经历也聊不完。
· 本文由关军老师指导完成，特别感谢
林铭豪
学生 坐标广州
“19岁，中文系在读，典型的文科生，不典型的文艺青年。
平时走街串巷看生活，喜欢关注平凡的人和事，欲做一个考尔菲德那样的麦田守望者。虽心怀写作梦，但仍处于前途未知的探索之路。
加入破茧是偶然，但也有必然。踏入不常涉足的非虚构写作领域，希望能借此走得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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