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死了上海福州路？ | 在地
文 | 赵景宜
“我们也老了，不知道店会开到什么时候。” 陈容霞对我说道。她留着短发，手上戴着个金戒子，神色带有种不太消极的沉静。每天，她都守在店内，老公负责裱画，他们来福州路已经二十二年了。
福州路的山西中路与河南中路那一段，不到200米，现在还开着16家文房四宝店。陈容霞的店内光照不太充足，偶尔有老人进来看看。她给我算了一笔账，这个约40平米的门面，每年需要付30多万房租。她抱怨道：“至少能让我吃口饭吧？如果生意还是不好，我们也不继续开店了。”
实际上，整条福州路都看起来落寞。入口处，来福士商城排着长队，他们在等待着拿到喜茶。人头攒动的人民广场商圈，像从这开始止步了。
时间追溯更久一点，1843年开埠后，福州路与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构成了上海滩最繁华的地方。有人认为福州路是“海派文化”起源地，还记得它“四马路”的旧称，更多人则是因为“全国知名文化街”而知道福州路。
现在，这条“文化街”像被新时代迅速地甩过，它在慢慢地变化，人们都不需要为这种变化缅怀什么，因为福州路的现在以及未来很可能是在无视中进行的。
一个人的毛笔厂
每天晚上七点，陈容霞会关掉店门，回到浦东的家里。在料理完家务后，她就开始做毛笔，常常做到子夜，“这都不算什么，以前开工厂的时候，常常做一整晚。因为只有到了晚上，心才可能静下来，要不然做不好毛笔。”
很难看出，她已经五十五岁了，陈容霞笑了笑，没有否认我称赞她年轻。她是安徽人，十六岁时去了扬州的一家毛笔厂打工。那时，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 35 41916 35 14940 0 0 2426 0 0:00:17 0:00:06 0:00:11 2963，几年后他们开了自己的厂，“请了二十多个工人做毛笔，周虎成也是我们的客户。”
当时，他们每半个月就会来上海，去福州路拜访客户。终于到了1995年，他们决定自己来这开店，赶上了最后一趟生意好做的时候。陈容霞最早在科技馆里租了柜台，没过几年搬到了现在临街的门面，他们卖毛笔、印章、宣纸这些文房用品，也卖画、替人裱画。那时，店里总会接到中小学的采购订单，“薄利多销，主要靠走量”， 陈容霞说。
但十年过去，生意则开始慢慢变差，工厂也停掉了，“老头子年龄大了，今年68岁了，好几年前就不去跑业务了。现在人都会网购，很多人不上这里来买了。”
陈容霞的店
有一天早上，我在她店内坐了快两小时，除了有个中年人来这给女儿买了支钢笔外，没有一单生意。除了网络，陈容霞认为是这几年经济不太景气，她反问我：“你觉得你的钱够用吗？有了闲钱，才会买些毛笔，当个爱好玩一下。”来这里的客人，大多是一些头发花白的老人，很少有年轻人会对书法、国画有兴趣。
我细逛福州路的文房用品店时，感觉这像是古代中国留下的文人趣味，但传统往往被抛在后面。今年七月，《瞭望东方周刊》对“文房四宝行业”做过调查称：愿意投身的年轻人在逐年减少。以善链湖笔厂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该厂有400多名员工，现在只剩下不到100人。大生态在变化，福州路只是其中的一个注脚。
现在，陈容霞只接私人定制的毛笔，“有些客人会要我上门，去他家书房，告诉我具体要求。好用的毛笔对毛的要求高，收藏为主的对木头有要求。” 有的时候，会有几个书法爱好者一起定，总价有几万块。现在更多人定制胎毛笔，用婴儿头发做，只是作为纪念品。
在柜台上，挂有许多定价上千元的笔，过去陈容霞一个人用手工做的。但她没有给这些笔起个品牌名，也没有拿到网上卖。我没有问她原因。
陈容霞有两个儿子，他们都人到中年，但都不打算接手福州路的这家店，“大儿子来店内帮过一年忙，后来没继续了，守店确实很无聊。” 她的孩子一个在开出租车，一个在平安卖保险，各自孩子快上小学了，三代人共同住在浦东的三居室里。
“以后不开店了，我就和老伴回扬州生活。”那是她丈夫的故乡，也是他们互相认识的地方，还曾共同开了间毛笔厂，“只能在晚上开工，心要细”，陈容霞总这样解释做毛笔的诀窍。
“书按斤称”，越来越堕落？
“福州路越来越堕落了”，山下有竹堂发了一条微博，并配上了几张“书按斤称”的照片。他告诉我：“现在卖手表、开小吃店越来越多，房子的物业认为卖书不赚钱，当然就没书店了。”
他是福州路的老书友，二十多年前在外滩工作，当时几乎每天都会来逛书店。“我没什么爱好，就喜欢去书店，那个时候马路上还能骑自行车。”他称，当年书店的书籍都更新很快，没几天就有新书搬上来，有时还能找到70年代的老定价图书。山下有竹堂喜欢这种逛书店的乐趣，“那时上海书店出了一套影印本，全套的《新月》、《现代》，都是民国时期的期刊。当年只要几块钱，现在炒到好几千了。”
现在他几乎不去福州路了，“我不太喜欢新书店，也不喜欢那些小资的书店，现在更多在孔夫子旧书网的拍卖上找书。不见得是这里不好没来，只是个人生活方式有关系。我一点都不怀旧。”
这些“按斤称”的书店，价格算下来基本在四、五折左右，同网络渠道购买价格差别不大。有个出版社朋友告诉我，“大部分货源都是库存书，二折、三折就能进到，所以能便宜些卖出”。
但很难不去怀疑有些书则来源盗版。在外文区，我看了一本由“企鹅”出版的《百年孤独》英文版，书的底面印有汉字“百年孤独”。附近外文书，背面都有汉字：“草叶集”、“像奥巴马那样去说”。几个月前，我的同事万千在福州路买到一本伊坂幸太郎的《摩登时代》，“后来我去书店看到，正版封面是厚的，这本肯定是盗版。”
第一次去福州路，是万千念大学的时候，很多朋友推荐她来逛，“最开始我有听说过，但具体有什么不了解，我来的时候走马观花逛了一圈，觉得都大同小异，没有给我太大的惊喜。上海书城的形态和新华书店差不多，也没折扣，我当时很意外它能用支付宝、微信。”
毕业后，万千住在杨浦区，因为八号线的原因经常去人民广场玩，偶尔她会顺便逛逛。印象最深的是在福州路买过一本《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书店摆放都很乱，我在扫自己感兴趣书时，突然看到了这本，旁边也不是台版书，周围都摆放着《哈利波特》、《藏地密码》这些。我走过去结账时，还要穿过这些书，还蛮好玩的。”
按照大众点评上的推荐，我去了“明天特价书店”。它的店招很显眼，店门口永远贴着黄底红字的海报：即将拆迁，图书论斤称，6.8元一斤起。这家店在福州路的云南中路口，已经开了十来年。
坦白讲，这家店书目种类还算丰富，还有清晰的分区层列，另外几家更简单把书堆在长方形桌上。在工作日，也有许多顾客来光顾，有中年人来给小孩买英文绘本，背着书包的年轻人来找大冰这样的畅销作者。最常来的还是老人，他们喜欢在起价最低的区域精选挑选。书柜上贴着不同打印纸显示：中文书15元 、畅销书20元、 外文书30元。
明天特价书店
“这个十五块，这个二十块”，老板看了一眼书名，就很快地告诉了我价格。我还是过上称，数字显示《我们仨》有320克，《极简欧洲史》要比杨绛的这本书轻60克。
在我身旁，一个老人打着电话，他穿着蓝色的工人式制服：“喂，你交给我办的事情我都办了，三本书我都买好了，明天邮政寄给你慢慢看。有什么需要的再告诉我，我在这里方便。”
挂下电话后，他从眼镜盒里拿出老花镜，翻开了书读了起来：《偏方验方名方实用大全》。老板在收银台的椅子上安静地坐着，除了结账时，很少主动找人攀谈。
大书店转型
现在福州路依旧是上海书店最集中的区域：大众书局、外文书店、古籍书店、百新书局、上海书城一字排开。但你站在这里时，却很难感受到历史的一瞥，它也远不如九十年代那么热闹。
这里曾被认为是“海派文化”起源地：梅兰芳等北方名角在此一唱成名；路的西头，原公共租界里的娱乐世界，直到1948年，这里就有几百家妓院。在东头，仅报馆就有《申报》、《新闻报》等十余家，市民守在门口等最新消息为当时一景。
“我是1947年到上海来的，那时候福州路一带已有一百多家书店，不仅马路上，弄堂里都是。”原上海图书总经理俞子林被澎湃新闻采访时说道。
但近十年，思考乐书局、上海科技书店、商务印书馆等相继关门。其中也有一些大背景，比如：贝塔斯曼在08年退出中国，在福州路318号的旗舰店也随之关闭。比起灵活的“下月倒闭，按斤卖”的几家小店，这些体量大的书局面临更大挑战。
“平日，我更喜欢逛有惊喜的书店，比如衡山和集，选书很特别，能发现很多我平时阅读领域外的东西。前段时间去了几次MUJI全球旗舰店，发现书的特别度上来了，以前都放些《读库》这种我们都知道的书。”万千说道。
没人会否认，诚品书店、言几又、方所、衡山和集的兴起，代表了年轻人对书店需求有了变化。他们更愿意去一个复合型空间，看书之余能喝杯咖啡，看看展览与家居。许多书店也在细分化做努力，比如库布里克，引进更多艺术、设计类书籍、台版书、独立出版物，吸引有消费力的专业读者。
苏州诚品
衡山和集艺术总监令狐磊告诉我：“读者需要的阅读空间有很多种，综合书店、独立书店以及那些有‘图书’的零售空间，不同的读者需求不一样。” 这家在徐家汇的书店，就是这样的“新书店”，令狐磊称衡山和集想找到“都市生活方式爱好者类阅读族群”。书店共有三层，除了图书外，它还设有咖啡区、展览空间、讲座区域。基本上，这也是许多书店的标配。
在谈及福州路转型难题时，令狐磊有相反的看法，“福州路的地段很好，比静安、徐汇的地理位置都能更好地辐射全上海的客群，这些书店也是每年上海书展的重要参与者，可以见到上海在书业上的位置。难点可能是现在他们依然过得很不错，所以不需要转型。”
令狐磊友认为上海应该有更多空间给独立书店，“他们能让整个书业市场更生动活泼有趣”。他喜欢在福州路上的729汕头书屋，“老板把门头用悬空的线构建起一个书的洞窟，用的是上海处理小空间的智慧来构建的。”
实际上，福州路上的书店们一直在尝试新变化，试图让读者重新回归，但可能收效甚微。2016年，百新文具馆更名为百新书局，几乎80%空间在销售文具与文创产品，书更多只是点缀作用。远在1912年，百新书局就在福州路开店，最早靠租卖二手书起家。
上海外文书店也许是做得最成功的一个，尽管只是局部性的尝试。去年六月，四楼的日文部装修一新，更名为“松坂书屋”，体验上有种店中店的感觉。这家“店”主要卖日本动画、漫画、游戏类书籍与周边，拥有2万册的上架量。此外，还能买到最新的日本时尚潮流杂志。
松坂书屋，上海外文书店
“松坂书屋” 微博
松坂书屋甚至还有一个动漫人设，红头发的异次元魔法少女，名字叫“松坂瞳”。在微博上，@上海外文书店的粉丝不到9000个，且鲜有人互动，但@上海外文书店日文部-松坂书屋则有3.4万粉丝，除了发布上新，还常转发日本同人文化动态。
在松坂书屋，经常常能看到十几岁的高中生来买东西，有许多来自提预定的杂志、漫画。有个来买《TV：羽生结弦特集》的女孩告诉我，“来福州路我从不去其他书店，感觉没什么兴趣。”
2012年，大众书局开始改为24小时营业，当时还设置了“选书师”，为读者提供一对一服务。不久后，因为偷窃事件发生，书店要求读者用实名制方式免费办“夜间卡”。现在，你想深夜去大众书局的话，首选需要花99元办会员卡，并且当夜需要消费一次。但体验不算太好，常有读者在网上抱怨，“咖啡区没有网络”、“凌晨三点去，打电话、按门铃都不理我，吃了闭门羹”。
过去，他们在一楼做过一期“诚信书店”的活动，读者按三折价格自己投钱，最终有一半书款没有收回。现在，大众书局只有二楼在营业，你得走楼梯上去，旁边的电梯已经停运了很久，完全没有准备修好的迹象。
消失的客人
1998年，12月30日，上海书城开业。营业面积超1万平方米，共有七层的零售空间，当年媒体称它为“世纪之交的礼物”。
这里是很多上海80后的青春记忆。第一次来上海书城，是Angela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去家门口的新华书店就觉得很棒了，来这里感觉像到了天堂。” 那时，她经常自己坐公交来福州路，找一个台阶坐下来看书，常常呆上一天，“有时候会从家里带些吃的，当午饭吃，偶尔会在附近吃点东西。”
“去了那么多次，我只呆在上海书城，其他书店可能逛过，但都没有吸引我。” 至今，有两个细节让Angela印象很深：周末时，书店的过道都挤着人，几个收银台都排着队结账。有时，她会买很多书，拿着袋子攥在手上挤公交，“回家后发现，手都勒出了印子，感觉很痛。”
但在上大学后，Angela很少去福州路看书了，“离得太远了，当时会在学校图书馆借书”。尽管Angela已经工作了十一年，但她依旧喜欢阅读，只不过她更喜欢通过当当等网络渠道购买。查看账单，她今年共购买了12笔，花了2045.4元。
也许，上海书城在体量上的大，在今天看来更加显得空。就像有人专门给迟暮的英雄做个一个碑，上海书城就像福州路上立的碑。很多爱书的人会感到惋惜，原黄浦区图书馆馆长沈恩泽，五年前被《青年报》采访时说，“我们那个时候的一切努力，就是想让福州路热起来，但是现在看来，这条马路的热度并没有到来。可以说，过去了13年，我们依然没有恢复福州路往日的风采。” 当时，他八十五岁，参加了多年的福州路文化活动策划。
“淘书公社”贴在店内的告示
客人的消失，福州路不是个案，台北的重庆南路也有类似的命运。这条街位于台北火车站附近，台北市老牌商圈，出版社、书店在五十年代陆续云集于此，全盛时有100多家。近几年，大部分书店已关门，改成了旅馆、餐厅。今年七月，时报文化还专门出了本叫《书街旧事》，有一章叫“世上沒有千年的老板”。
镇长在重庆南路的一家书店工作，对于这条街的不景气，他并不觉得惋惜，“大概就像物竞天择，有心经营的能够撑下来，淬炼过后才是真正的书店人。”十四年前，他从南部上大学来到台北，第一次去逛了重庆南路，“以前我主要逛三民，那边的藏书最多，商务和黎明书店有很多稀有的自己版本旧书。除了商务书店改建成了旅馆，这几家书店都没什么变化。最大变化是这条街，满满都是旅馆和观光客。”
他坦白地告诉我：“想要真正品味人文气氛，重庆南路已经不适合了。但如果有特定目标的书想找，可以来这边。我觉得诚品气氛打造得很好，但在我眼里有点过于做作，它背后是一种冰冷。尽管每天工作在重庆南路，但平日淘书，镇长更喜欢去公馆商圈和台师大一带，“那边才是我真正常逛的地方，除了新书之外，更多是二手书货特色书店，有自己的个性，都是台北最有特色的独立书店。”
对于书街的没落，镇长认为除了整体大环境和网购冲击外，还和这条路的书店同质化有关，“对读者来说很难说出三民和建宏有多大差异。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华人有个坏习惯，就是看人家经营什么好，就要在旁边开间一摸一样的恶性竞争。美其名曰XX街，如果不是各有特色，也只是空有其表。很多倒掉的书店最后都是地租成本不堪负荷而垮。”
上个月，Angela去了福州路上心理学课，除了去上海书城三楼用卫生间外，她没有兴趣在这里逛逛，“上楼梯时，瞟了一下周围的书，发现都是些养生书、成功学。我注意收银台，远没有当年那么热闹了。”
（本文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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