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男友跟我在中国农村过了个年，才被家人接受了 | 三明治

文 | 莫舟

我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因为我揣着一个秘密

拖着箱子走出潮湿拥挤的地下通道，湿冷已经沿着脚底，悄悄地爬上小腿肚，渗入膝盖。天空阴霾，雨细得在呢外套上铺下一层薄薄的水雾。

我套上连衣帽，急冲冲地穿过人群，找到从火车站通往县城的巴士。塞好行李箱，找了位置连着外套坐下来，鞋子的头上已经湿了，没准水已经进了鞋子，反正脚底透心凉。车上的过道也是湿的，带着黑色的脚印。

到了县城，我还得再转另一辆巴士，才能最后到家。

这一天已经是三十了。这是我第一年工作。原来没有寒假的人回趟家这么不容易。火车票是找黄牛买的，比原价高出了一半多。那天下班后，我挤在晚高峰的巴士上，去一个从未去过的角落，在公交车站，和卖票的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达成了交易。直到上了火车，找到了座位，没被人赶下来，我才确信买的不是假票。

折腾到家时已经中午。爷爷、爸爸和弟弟三人坐在堂前的桌子旁吃饭，嘴里的白气混着菜上的热气。惨白的日光灯亮着，大门敞开着，风灌了一屋子。我喊了一声“爷爷”，再叫了一声“爸爸”。爷爷露出笑脸，说了一句“你回来了”；爸爸抬起头看了看我，嘴角微微一动，表示他知道我的存在，然后继续吃饭。

妈妈和奶奶在厨房里准备晚上要吃的菜，柴火灶烧着，锅上冒着白色的烟，连着锅的铜水罐“通通”地响，溢出来的水顺势流到锅里，“噗呲噗呲”的。靠近后门口的位置放着煤炉，后门半掩，风钻进煤炉的风口，这样煤炉烧得猛。靠里的墙边的桌子上堆了已经烧熟的五花肉和白切鸡，前一晚“谢年”时拜过的。

妈妈招呼我吃饭，我却钻到柴火灶后像母鸡孵蛋一样孵着不打算起来。那是老屋里唯一暖和的角落。

吃完饭，男人们放下碗筷就消失了，要一直到快吃晚饭时才出现。大年三十的下午，若沿着村里的弄堂走一圈，那些关起来的木门后会传来阵阵的喧哗声，是男人们的去处。喧哗声之间的安静是男人们忙着抓排、忙着琢磨如何从周围这些和自己一样一年到头劳作的人口袋里拿出钱来的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安静会被一阵火山爆发一样的吵闹打断，这时有人捶胸顿足、有人怒发冲冠，那赢了钱的人通常只有会心一笑，这笑有绝处逢生的笑，也有运筹帷幄的笑。当然，笑和吵，随时有可能换主人。

女人们则在厨房里。虽说如今新鲜的菜随时能买到，但是备好新年最初几天吃的菜依然是惯例。在这样阴冷的冬天，没什么比躲在厨房里、看着灶膛里一闪一闪的火更让人感到温暖的。我抢了往灶膛里塞柴的活，怀里抱着热水袋，窝在角落里。妈妈和奶奶继续忙活，切完了炸、炸完了蒸。厨房里飘着混合的香气，和混着油的雾气。我和妈妈说着话，奶奶也难得地随和。

我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因为我揣着一个秘密——我带来了同居半年的男友的照片，而从上海搬去深圳与男友同居我并未事先告诉父母，并且男友是个外国人。

妈妈应该不会有过激反应的。以前我的好朋友来家里玩跟她开玩笑说让我找个外国人的时候，她笑呵呵地说好。所以她应该不会反对我的选择。

我在心里盘算。如果我在厨房里趁着她在忙告诉她，给她看一眼男友的照片，再顺便解释几句，那么她有可能就接受了。这事儿我可能就不用再去跟爸爸说了，她会去跟他说，爸爸大概不会专门找个时间来问我，我们本来就不怎么有话说。

不行！就在我已经把手伸进外套的口袋、触到男友的照片时，我改变了主意。我往灶膛里塞了一个扎好的柴，没一会儿，火苗抓住了新的柴，突然旺起来，哗啦啦地吸住了铁锅底部。我的突突跳的心慢慢地沉下来。原来对自己的妈妈开口这么不容易。

我决定在吃完年夜饭的时候再讲。吃年夜饭是一家人最和气的时候，而且爷爷奶奶有规定，吃年夜饭时只能说好话，再大的事儿也不能发火。

阴雨的冬天，天黑得早，不到五点，暮色卷着炊烟便一点一点地将村子裹起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也响起来——有人家已经开始吃年夜饭了。

陆续地，爷爷、爸爸和弟弟也都回来。奶奶准备好一碟猪肉、一碟鸡肉、一碟饭、一碟豆腐、一壶酒、十个小杯子和十双筷子，放在一个漆了红漆的皿里。爷爷和弟弟分别洗了脸和手，提着红漆皿去村口拜祖先。我和妈妈一起擦洗了新的碗筷，在圆桌上码好。在所有人都进屋后，女人们摆好了所有的菜。

爷爷烧了香，朝门口拜了拜，转身又对着红漆长几上方的祖先拜了拜，把香插在长几上的香坛里。随后他坐下来。我们也跟着坐下来。

吃饭的过程远比做饭要短，即使我们努力说话，一顿饭还是很快就吃得差不多了。爷爷开始摸外衣口袋，我们知道他发压岁钱的时候到了。我得抓住机会。

爷爷发压岁钱，妈妈开玩笑说：“这么大了，都该给爷爷奶奶钱了，就不用领压岁钱了吧？”

爷爷呵呵一笑，说：“只要没结婚，都还有压岁钱的。”

我的机会来了！

在从爷爷手里接过红包的时候，我赶紧说：“爷爷，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所有人的眼睛都转向我。

“我交男朋友了。”我说，并忙着从口袋里拿出男友的照片来，“是个外国人。”我补充道，眼睛先看了一眼爷爷，又迅速扫过奶奶、爸爸，最后停在妈妈脸上。

妈妈就坐在我附近。我看到她脸上的笑停了停，又听到她挤出一句话来，“那还真是好事。”

她凑过来看照片。她拿照片在手上端详了一会儿，转而将照片递给坐在桌子另一边的爸爸。爸爸瞟了一眼，并不接，也不说话。爷爷奶奶倒是接过照片去看了看，又笑着递回给我，嘴里说着“好好好”。

我以为他们——尤其是妈妈——都会为我高兴。

爷爷站起来，离开饭桌。饭桌上的其他人也站起来离去。我帮妈妈收拾碗筷，和她一同进出厨房，试图在进进出出的过程中听到她说几句话。可是她一直沉默着。

收拾完后，我去自己的房间。这时，妈妈走进来，坐在我的床边，开始叹气，却并不说话。过一会儿，爸爸也进来，一只手里拿着牙签，时不时剔一下牙。

“你准备给我们多少钱？”他站在门边，问道。

我心里微微一颤，却清楚这是爸爸一贯的说话方式，倒也不在意，转身去包里拿出了准备好的五千元，递给他。

“我今年刚工作，工资不是很高，又从上海搬去深圳，中间有一个月在找工作，所以没存下多少。这些先给你。”我解释。

“你读大学时的学费一年3500还有生活费。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我还给了你2000。”爸爸开始算账。我知道他是一个有条有理的人。

“我知道，我会慢慢多存钱多交给你的。”我低着头说。

“当时从上海跑到深圳去就是为了这个呀！”他继续问。

我明白他的意思，没吭声。妈妈继续叹气。

沉默了一会儿，爸爸转身走出去。不一会儿，我听到大门重重地被关上。

“听说外国人很自私的，”妈妈终于开口了，“他们只想着自己，根本不顾家人的。”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压住了心里想的反问：“你又没跟外国人相处过，你怎么知道的？”我选择了沉默。

然后，我听到了妈妈的抽泣声。

“你可是从小最听话的，你从来都不会顶我一句话的，怎么长大了也会成这个样子？”妈妈开始哭诉。

这明明是好事，怎么就成了这样了。我心乱如麻，不知如何作答。

在妈妈的抽泣声中，我也流下泪来。这情景，跟小时候经历过的太像，只不过从前令妈妈哭泣的是爸爸，现在居然是这个从小顺从她、小小年纪就当了她的闺蜜的女儿。

好在妈妈是个注意面子的女人。正月里，她要换上笑脸、换上新装，迎接来拜年的客人。姑姑婶婶们来，妈妈拉她们去厨房，悄悄地告诉她们我的小秘密。好奇的小姑姑来找我要看照片。

“倒真是帅，生个混血儿肯定漂亮。”她开玩笑，“不过，你们结婚后会不会不再理我们了呀？”

大姑姑的担心是“找个外国人，说话都听不懂，怎么交流啊！”

爸爸一如既往地寡言，妈妈时不时地叹气。

我交了一个外国男友的消息给来往的亲戚们带去了饭后的谈资，却并不会让他们和我展开一场热烈的讨论。照例的，他们在吃完饭后铺开麻将，吵吵闹闹地搓起来。这倒也好，在麻将的稀里哗啦里，人们省去了说话的必要。

那一年的春节格外阴冷，我在麻将声里感到分外落寞，决定提前两天返回深圳，反正假期也没几天。

妈妈倒是同意我早回。就在我刚坐上去火车站的汽车时，我收到了一条短信，来自家里位高权重的大姑父的：“你要听你妈的话，回去就和外国男朋友分手，找个中国的，让你妈放心。”

“谢谢姑父的教导，”我想了想回道，“不过我是个成年人了，我知道怎么照顾自己、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看，这外国人果然只管自己的，

你看他抽烟也不分给旁边的人。”

在十几年后、自己当了母亲的今天回头看，渐渐理解当年自己的选择对于生活在小村庄里的父母是多么离经叛道。二十多岁时的我，罔顾父母囿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性格特点，只急着让父母理解自己。

幸运的是，父母虽不赞同我的选择，却以他们的方式默默地接受了。

第三年过年前不久，爷爷生病，无奈年事已高，回天无力。爷爷去世后，爸爸坚持要求我把男友带回家过年，因为他感到很遗憾“爷爷未能亲眼看到”我的归宿，甚至表示如果我的男友在家里住不习惯，可以安排他住宾馆。

我将爸爸的邀请告诉男友安，心里既盼望着他答应又期待着他说不想去。我那在十八线小城下的小村庄里的家，在当地虽然算不上差，却远没有城市的干净舒适。还有，他看到我的家人会怎么想？父母看到他又会有怎样的态度？全村人围观时，他会不会抱怨自己被当成了猴子？

可是，他却满口答应了。

于是，在2008年初南方的冰天雪地里，我们在除夕前一天的早晨出发，驱车1300多公里返回我的老家。

大部分时间都是安开车。他爱开车，并为有这次的长途自驾激动不已。车里循环放着非洲音乐，他和着鼓点击打方向盘，又在座位上扭动屁股。坐在一旁的我趁机给他做心理建设。

“我家只有一个抽水马桶，而且不和房间连着，你得走到外面才能上厕所。”

“那我就一直忍到早上再上呗。”他耸了耸肩答。

“还不能天天洗澡。”我继续说。

“没事，我带香水了。”他答。

我的鼻尖仿佛飘过他的体味混合香水的气味，一时竟说不下去。

“C’mon, don’t worry. I’ll survive it.”他安慰我。

接近我的村庄时，时间已过午夜。驶过城市的夜灯，我们开进黑暗里，远光灯探在前头，只看见黑魆魆的树影。这路是我闭着眼睛也能走的，左转、右转、在左转、在右转。我给安指路，心脏随着车身的震动一惊一乍。

“Oops!”随着车身的突然颠簸，安叫了一声。刚刚车开过了一个较深的泥潭——最后的一段路是泥路，连日的雨水使得一个个车轮经过的坑成了泥潭。

终于到了。爸妈提着手电筒站等在门口，棉袄外套着棉袄。妈妈的脖子上围着围脖，身体因为太冷而进一步缩着；爸爸搓着手，嘴里呵着白气。

爸爸引导我们停好车。我和安一起下了车，介绍是不用的，反正谁是谁都很清楚。安先向爸爸伸出手去，要跟他握手，爸爸一时没反应过来，两只手一起上了，嘴里嘟哝着“好好好”。继而，安向妈妈鞠了鞠躬，又准备给她一个熊抱时，妈妈已经急着去厨房给我们准备吃的去了。

第二天我们还未起床，便听到大门外吵杂的聊天声。我掀开窗帘一角一看，原来姑姑婶婶们全回来了，跑去问了妈妈，才知道姑姑们也一起来过年。爷爷在世时，姑姑是不能回来过年的，嫁出去的女儿只能在婆家过年。爱热闹、想趁除夕夜打麻将的小姑姑求了爷爷好几年，他硬是不答应，说那样不吉利，出嫁的女儿必须初二才能回娘家。现在爷爷过世了，眼下又有围观外国人的好机会，姑姑们迫不及待地来凑热闹。

我急忙叫安起床，“再不起床，我的姑姑们要跑进房间来掀被子”的理由足够吓人。他起床，我领着他一一见过众姑姑婶婶、姑父叔叔。他又是鞠躬又是握手，惹得大伙儿哈哈笑。

很快，邻居的男人女人都来了。我把能翻译的关系都翻译给安听，顺便讲了我所记得的关于每个人的趣事，好笑之处，他兀自大声笑起来。

听到他爽朗的笑声，隔壁的爷爷点点头下结论：“这个男人应该不坏，你听他的笑声，很真诚。”

众人参观完毕，有的散去，有的继续在一旁说闲话。安避到一个角落里抽起烟来。

“看，这外国人果然只管自己的，你看他抽烟也不分给旁边的人。”一个姑姑说。

我赶紧过去告诉安要分烟给周围的男人们，又转向姑姑，向她解释安不懂，而我也忘了。

早饭后，人们自动分成不同的阵营，准备晚餐的去厨房，空着的人摆开了桌子铺开麻将。随着油锅里和麻将桌上的劈哩叭啦声，安暂时被遗忘了。

直到晚餐时。

刚坐定，安面前的酒碗里就倒满了一碗米酒，旁边又有一碟，碟子上放着两只大鸡腿——白切鸡是年夜饭里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大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一家人养一年的鸡，只能在过年才舍得杀两只来吃。

“鸡腿是留给女婿的，一定要吃的！”小姑姑冲安喊道，并不管他是否听得懂。

我翻译给安听。“Okay, Okay.”他对着小姑姑回应道，也不懂得推辞。

这鸡腿，不似他所喜欢的炖或烤到脱骨的那种。家里人喜欢的鸡肉是骨头上还带着血色的嫩肉。他倒也不抱怨，用整个晚餐时间把两只鸡腿啃完了。若不是我告诉他得“年年有余”，他也会把酒喝得一滴不剩。

安在年夜饭时把两只鸡腿都啃完的杰出表现为他赢得了“实诚”的名声。这老外虽不懂得分享，却是个实实在在的愣头青。三姑六婆们悄悄下了结论。

那个春节，安吃了很多鸡腿。每到一个亲戚家拜年，他们便慷慨地拿出本该属于他们的未来女婿的鸡腿。

吃鸡腿的安，就这样被我的家人接受了。

“原来你是待估价的商品啊！”

果然，还没等我说完，

安就开起玩笑来。 

和安在一起的第五年春节前夕，我意外怀孕了。

我打电话告诉了妈妈这件事情。

“让安把彩礼拿来，过年你们回来把婚礼办了就行。”妈妈很直接，毕竟当时我29岁了，按老家的算法，过了年就31了。

结婚是在我和安的考虑范围内的，但是要把“彩礼”这个词翻译给安听，我很为难。作为从小独立、也被教育要自立的女性，尽管我了解传统，但是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要告诉一个男人“你得给我父母钱才能跟我结婚”。

我先把妈妈要求我们趁春节放假回去把婚礼办了的事情和安说了，他欣然同意，表示那是“理所当然的”。

彩礼的事儿，我用了许多时间来琢磨：我既不想和爸妈对抗，被妈妈说“你看看你找的这个外国人，连彩礼的钱都不愿意出”；也不想被安说“我把你从你父母那里买来的”——连开玩笑都不行。

左思右想之下，我决定从自己的储蓄里拿出钱来做彩礼，再说服安给爸妈和弟弟各自买上一份礼物。有了这个方案之后，我终于有底气跟安解释彩礼这一习俗。

“betrothal gifts”是“彩礼”的一个英文解释。安很快听懂了，表示没问题。

“我妈妈指定了他们想要的礼物，”我吞吞吐吐地补了一句，“她想要一条金项链……我弟弟想要一台手提电脑。”

安抬起头看我，嘴角露出一丝笑，又摇了摇头。

“好事是我爸爸并没有规定要什么礼物。”我试图打趣，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安虽然感到被要求买指定的礼物有些可笑，却也不拒绝，他不想让我难堪。

“彩礼”的另一个英文翻译则要令人尴尬得多——bride price（新娘的价格）——这又恰恰是我必须要解释的第二部分。

“原来你是待估价的商品啊！”果然，还没等我说完，安就开起玩笑来。

我愣住，小心翼翼地揣着的玻璃心碎了一地，明明知道他是开玩笑的，嗓子却还是被噎得发干发酸。

“Hey, c’mon. I’m just kidding.” 他走过来抱住我，“我从来都没把你当商品看过。”

“可是在我父母的眼里，我就是商品。”此话一出，眼泪带着所有的委屈涌出，我趴在安的胸前呜咽起来。

渐渐平静下来后，才又重新拾起这个话题，把我原先的计划讲给安听。

“如果这样做，让你更舒服，那我完全没问题。不过你要知道，如果你需要帮助，你可以告诉我的。”他捧起我的脸，盯着我的眼睛说。

就这样，我给自己准备了彩礼，将钱从自己的账户上打给爸爸的账户，又提前去香港买了礼物，依了妈妈的愿，趁过年回家摆酒，让父母名正言顺地将我嫁出去。至于正式的法律意义上的婚礼，我一直拖到了怀孕七个多月时，才出于将来更容易给孩子办理证件之类的实际考量去办了婚姻登记。

说是婚礼，其实是一场父母向世人宣告他们完成养育女儿的任务的宴席。由于时间仓促，我们随便定了一个日子——正月初八。我所要做的事情只有给钱，并在宴席当天出现在现场。筹备宴席、邀请客人、走家里的仪式，所有这些都是父母张罗的。

因为是我最后一年作为未出嫁的姑娘在家里过年，我竟对拜年不排斥，肚子里揣着尚未显山露水的受精卵，跟在妈妈后面，一家一家地走亲戚。终于，面对“何时嫁人”的问题，我有了明确的答案。

婚礼前一天，从来不参加祭祀活动的爸爸带着我去家里的祖坟上香，接着又去村上的祠堂烧了香，正式告别我的家族。

初八那天，家里的长辈都来了，八十多岁的姑婆们，五十来岁的姑姑们，加上我，三代从这个家族里出去的女人。安陪着我们坐了一个下午，在奶奶的老房子里。姑婆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耐心地答，我在中间翻译。

我随便买了一条大红的裙子，安在平时的西服里选了一套，宴席当天早上才想起来要把我稍微打扮一下。开了车去县城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一大早开门的美容美发店，草草地做了头发化了妆。途中妈妈打了几次电话，原来我们快误了良辰。妈妈惊异地发现穿了红嫁衣的女儿是漂亮的。唯一遗憾的是，那天漂漂亮亮的我竟没留下一张照片——对了，那是在没有智能手机的2009年初。

除了亲戚，来参加宴席的还有父母的朋友。爸妈收下了他们送的红包，我从妈妈手里接过一个红漆米斗，取富足丰饶之意。那是我从爸妈那里得到的唯一的结婚礼物。

不过，连结婚的仪式都不在意的我，又怎么会在意爸妈的礼物呢？倒是妈妈，在听到同一年嫁女儿的姑夫炫耀自己在女儿的箱底垫了十万元时，流下了眼泪。当然，她也会在听到邻村的一个外国女婿给小舅子买了辆车时，忍不住在我面前唠叨起来。

我在两种情境中都选择了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我很心安，既没啃过父母，又没要过男人的钱。

之后的春节里，妈妈虽想我们回家过年，但是毕竟是嫁出去的女儿，是不好硬要求的。偶尔，我主动在正月初二带着女儿回娘家拜年。至于从前的男友、现在的先生外国人安，他实在害怕再吃一个礼拜的鸡腿。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翻译，我确保交流的双方只听到自己想听的部分。可是，日渐长大的女儿接过了做翻译的重任，不经意间说出了真相。即使真相，从孩子嘴里说出，也足够让我们一笑而过。

好歹，这是过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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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舟

三明治首批签约作者。天秤座文艺中年。既想在下午3点半、孩子放学前，独自喝一杯红酒；又怀念上午十点钟蹬着高跟鞋做一场presentation。不惑之年将近，却在每日书当起了学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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