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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新移民女性:一个婚姻中的低自尊者 | 短故事

游悠 三明治 2018-10-31


文 | 游悠

编辑 | 兰莲超


我透过图书馆宽大的落地窗向外看。夜间新下的雪厚厚的铺了一层。清晨晴朗的阳光洒下,在雪地上反射出明晃晃的一片。

 


杜若葳从雪地上咯吱咯吱地走过来,隔着窗户看见我,笑了一下,摆了摆手,加紧几步上前拉开图书馆的大门。

 

8个月不见,她几乎瘦下半个人去。穿着一件裁剪线条非常利落的西式外套,扎着马尾,看上年轻又时尚,十分有格调。她的气色也很好,笑容灿烂,目光明亮。

 

拥抱,问候。重新坐下来的时候,她说,“我离婚了。”

 

我一点儿也不意外,反而觉得舒了口气。



1

第一次见到杜若葳的时候是6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雪后艳阳高照的冬天早晨。

 

那时候我还是ISKA(一个由加拿大移民局资助的非盈利性移民服务机构)的安置人员,专门服务于新移民,尤其是中国移民。


我所在的这个小城市只有11万人口,是加拿大著名的养老城市。没有什么像样的商业和工业,唯一可称道的就是风景优美历史悠久。本地人经常自嘲,本城最大的雇主就是学校和医院。因为工作机会太少,新移民自然也少,中国人就更少了。

 

靠着窗户喝着她早上第一杯咖啡的Gaitree用印度人特有的八卦语气通知我,我的预约到了,顺便提醒我,这位客人似乎情绪不佳,看上去刚刚哭过。

 

我看了看日程表,9点半的预约是个中国人,杜若葳,新移民,两个月前刚登陆。

 

杜若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黯淡无光的。

 

她穿着相对于年龄显得十分老气的绣花中式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脑后盘成一个发髻。因为没有化妆,脸色有些暗淡。实际上她的长相不俗,鹅蛋脸,眉毛漆黑修长,眼睛形状很好,然而里面却没有光彩。

 

她有点局促地坐在我的对面,背挺得很直,两只手交握在一起放在膝盖上。目光看着我,有点涣散。她张张嘴,想说话,可是新的动作牵动了她之前尚未平复的心情,眼眶又红了起来,眼中泛起了一层水光。

 

我不再说话,起身出去倒水,给她几分钟的时间缓冲。

 

她拜访我的目的是想看看我们机构是否有适合她的工作机会,或者政府项目。老实说,这让我有点诧异。来本城的新居民通常要么是因为被本地学校录取来读书的,要么是已经收到职位邀请跟着工作来的,最不济也有个亲朋好友可以投奔。像杜若葳和她丈夫这样的新移民,不来读书,没有工作,也不认识任何人,就义无反顾选择一头扎进这个小城市来的,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是我丈夫选的。登陆前考虑城市的时候,看到这儿的宣传片,风景很好。他喜欢,我们就来了。”杜若葳主动解答了我的疑惑,“已经有很多人问过为什么没工作,没学上,我们会选择这里。”

 

“真是浪漫又欠考虑的选择。”我暗地里想,循流程拿出一叠表格请她填写。她的字写得很漂亮,英文流利,显然受过良好教育。表格上的工作经历显示,她在国内曾在大学任教。

 

每个新移民都会有类似的经历。无论来之前思想准备得多么充分,真正到了一个崭新的完全陌生的国家后,还是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不仅仅是社会制度,风俗文化,生活习惯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曾经引以为傲的学历和工作经验全部归零,一切都要重头再来。实际上,绝大部分人再也无法达到自己曾经的事业高度。为了糊口做着跟自己专业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工作的人比比皆是。


杜若葳在这一点上倒没有抱着不切实际的期待。这是件好事。根据经验,心理落差越大越不容易渡过移民的适应期。

 

在我们交谈的末尾,杜若葳沉默了一会儿,最终犹豫着问,“我…能不能请你,跟我先生谈一谈?他最近情绪非常糟糕。我一劝他就发脾气。我想,如果能有专业人士跟他聊聊,他可能还能听得进去。”

 

她的丈夫最近脾气暴躁,喜怒无常,刚才在来的路上还为了一点小事就跟她大吵一架。

 

这也是新移民常见的不良情绪。在最初的充满兴奋,好奇和期待的“蜜月期”过去之后,现实冲击和心里落差会导致巨大的挫折感,变得焦虑和情绪化。遇到自我心理调节能力较弱的,会控制不住向家人宣泄各种负面情绪。我也见过很多夫妻之间由此产生各种摩擦,继而爆发争吵和矛盾,也不乏最终劳燕分飞的例子,所谓“没事变有事,小事变大事”。杜若葳的丈夫明显也属于这个类型。我同意了。

 

杜若葳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一点微弱的光芒。她似乎松了一口气,站起身,十分客气地跟我道了别。我送她出去,看她低头慢慢走远,背影迟疑笨拙,完全没有这个年纪应该有的活力。


后来我始终都没有接到杜若葳丈夫前来咨询的预约。时间一长,这件事就被我置之脑后。


2

夏天的时候,Kin用俱乐部会员积分换购了Cottage木屋度假券。于是我邀请杜若葳和她的丈夫同行。因为住宿无需花钱,所以只有汽油钱和食物的采购费用需要分摊。她说要和严之江商量一下。一天后回复我说,好。

 

传说中的人物终于登场。那一次我们见到了严之江,杜若葳的丈夫。

 

作为同龄人,严之江显然保养得不错,看上去很年轻,带着艺术家的范儿。他确实是个艺术家,油画出身,然后又改投国画,专攻青绿山水,热衷国学。这倒解释了为什么杜若葳总是穿各种中式绣花的衣服,因为都是严之江给她买的。

 

在新认识的朋友眼中,严之江为人十分幽默风趣,一路上只听他妙语连珠,让人忍俊不禁;又十分博学多才,什么话题都能接上,什么疑问都能解答。更妙的是,他居然做得一手好菜,色香味俱全,不输多伦多餐馆大厨。我和Kin吃得几乎连舌头都要吞下去,互相埋怨对方只会下面条,在加拿大遍地都是的连锁餐厅Tim Hortons里买早餐,或者吃半吊子中餐馆打牙祭。

 

杜若葳在一边微笑着看我们抢盘子里剩下的肉汁,听着我们惊呼赞叹她丈夫的手艺,表情比受到学生的由衷称赞还要心满意足。

 

然而令我颇为不适的一点细节是,严之江对杜若葳有一种习惯性呼来喝去的态度,而杜若葳也一直带着讨好的态度接受对方的颐指气使。但是这种显然失衡的关系却似乎微妙地被当事人双方同时忽略了。


有天早晨,杜若葳穿了一条蓝色开衩长裙下楼,走动间若隐若现地露出一截大腿,我和Kin齐齐称赞她看起来风姿绰约。严之江和我们一起坐在餐桌边,本来言笑晏晏的他,看到杜若葳后却皱起眉头,明显地表示了不悦。“你穿的这是什么,这么难看!”他直接呵斥道。杜若葳的笑容凝固在脸上,犹豫着站在楼梯上,不知道自己该上还是该下。严之江脸色难看地指挥她回房间去把裙子换掉。我替杜若葳辩解,裙子挺好看,开衩也不高,断不会走光。看得出来杜若葳自己是很喜欢那条裙子的,我也确实觉得她穿上很美。可是严之江不这么认为,他站起来走上去,抓住杜若葳的胳膊,几乎是押着她回去换衣服。我上楼回房间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听到关着的卧室门里传出严之江暴躁的声音。我假装什么都没有听到。


直到有一晚。

 

桌上已经摆好了雪白的餐盘,菜已经上桌,酒也已经斟满,我和Kin虎视眈眈,只等开饭。

 

开动之前,严之江郑重其事地要求所有人一定要保持自己面前的盘子干净,因为他特地做了甜品。

 

我和Kin非常敷衍地答应着,相互争夺着烤好的羊腿上最肥的那块肉,完全没有心思保护盘子的冰清玉洁。

 

未几,餐桌上已经杯盘狼藉。我环顾了一下,所有人,包括提出要求的严之江本人,盘子里都汁水淋漓,除了杜若葳。

 

她面前的盘子依然干净得能照出人影,在一片混乱中简直要遗世独立了。

 

“刚才严老师不是说了,不要把盘子弄脏。”她认真严格地遵守着丈夫的指令。对了,他们夫妇之间互称老师,“严老师,杜老师”。

 

“他自己的盘子都脏成那样!”我忍不住指着严之江的盘子怪叫起来。严之江低头看看自己的盘子,对我耸耸肩,又扬扬眉毛,一副“这有什么大不了,无所谓”的样子。

 

“严老师说的,不要把盘子弄脏。所以我就没有弄脏。”她又解释了一次。根本没有理解我为什么反应那么强烈。

 

Kin把他和我的盘子摞起来递给我,让我去洗。

 

“让杜若葳去洗吧。”严之江对我说,语气热络,同时脸转向杜若葳,抬了抬下巴,示意她,“杜老师。”杜若葳立刻站起来,“给我吧,我去洗。”

 

我没有想到杜若葳对严之江下意识地无条件服从到了这个地步。

 

严之江又一叠声地催促杜若葳。杜若葳跟着我进了厨房,想从我手上接过盘子。我执意不肯,她只好讪讪地站着一边,等我洗好盘子,又跟着我走出去。

 

严之江看到我手上的盘子,又看了杜若葳一眼,表情严厉。杜若葳低着头,垂着眼睛,没有说话。

 

Kin及时地开始讲我和他之间那些阴差阳错的笑话。严之江是第一次听,饶有兴味,配合地哈哈大笑。餐桌上的气氛又重新轻松活泼起来。杜若葳也放松下来,跟着一起微笑。


3

那次旅行之后,我和杜若葳深入地交谈了几次,了解了她的成长经历,以及她和严之江恋爱结婚的始末。

 

杜若葳出身于书香世家。父母都在高校任教,从小就严格要求她心无旁骛,一心学习。作为青春期的少女,杜若葳没有新衣服,没有护肤品,没有耳环项链小饰品,没有毛绒玩具,没有任何女孩子们可能喜欢的东西。并不是买不起,而是母亲认为一切能让她分心的,有可能令她误入歧途的东西都应该被杜绝。任何一个她随口提到的男同学,都会被母亲以不屑一顾的语气贬损一番,并警惕地防止她产生什么不应该有的情愫。

 

“我的整个青春期成长得非常艰难。”杜若葳叹息道。

 

也许是她成长的环境太干净,太封闭,在母亲有意无意的严格掌控下,杜若葳长成了一个保守规矩,同时又敏感自卑的人。大学里她喜欢自己的学长,因为自卑,默默地暗恋了对方6年,却从不敢主动接近。她就像一个待在黑暗房间里的孩子,向往外面明亮的色彩斑斓的世界,但是又胆怯着不知道该怎么走出去。

 

毕业工作后,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她的婚姻大事被提上了日程。那也是一段令人烦闷的日子。母亲三句话不离结婚。任何从生活琐碎开始的话题最后总能绕到结婚的主题上。亲戚同事也热心地为她介绍所有他们认为般配的人。甚至有次她工作的大学为了引进高科技人才,吸引一个美国博士落户,许诺为对方解决个人问题,而她,作为优秀的年轻未婚女教师,被介绍了出去。那次被迫相亲回来后,杜若葳一个人躲起来哭了,因为有一种被人当成物品交换的屈辱感。

 

终于在杜若葳27岁的时候,她遇到了严之江。

 

她觉得她遇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人生救赎。

 

第一次和严之江交谈的时候,杜若葳就惊喜地发现他们的思想是那么的一致,常常是他说了上句,她就能知道下句;她描述场景,他感同身受。他们无所不谈,从文学艺术到哲学思辨。他们也有着共同的审美和兴趣,严之江喜欢的一切杜若葳也喜欢,歌剧,博物馆,古民居,木雕,绣片。他们都不屑世俗的繁文缛节,只向往精神的契合。他们也都不甘现状,想要最大程度地激发自己的潜力,所以决定移民。

 

在毫无恋爱经验的杜若葳眼中,没有谁能比严之江更完美。他的身形外貌符合她对伴侣的想象;他的学问见识也符合她对爱人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她觉得严之江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杜若葳就这样飞蛾扑火般地爱上了对方。两人很快结了婚。

 

然而杜若葳忘记了,或者说,她根本就不知道,婚姻并不能只考虑两个人是否有共同的审美情趣。对方的性格品质以及人格,才是更重要的。


4

“其实婚后很快我就感受到了,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明确的意识。”杜若葳跟我说这段儿的时候,是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因为和Kin闹了别扭,一个人负气跑出家门,到她那儿求安慰。

 

那是在杜若葳和严之江的蜜月期间。在纽约中央公园湖中心的小船上,他们之间有了第一次不愉快的谈话。

 

杜若葳当时已经有所感觉。彼时严之江的坏脾气还没展现,但是开始频繁地使用一些贬低的甚至是有侮辱意味的词语形容她,比如“愚蠢”,经常因为她缺乏社会人际经验而嘲笑她“智商低情商也低”,不管是两个人私下里,还是有其他人在的场合,严之江并不顾及他轻蔑的评价是否会令她难堪。杜若葳在那个9月晴朗的午后,在纽约晴朗的蓝天下,在中央公园静谧的湖心小船上,向严之江表达出这些做法都令她不快,希望他能够顾及一下她的感受。

 

严之江的反应并不如她所愿。一场以试图沟通为目的开始的谈话最终变成了一次争吵,然后以严之江怒气冲冲地指责,杜若葳委屈落泪,承认错误,并道歉求和的方式结束。 


在严之江看来,这些不过是他喜欢开玩笑爱揶揄而已。他责备杜若葳敏感小气,连这些玩笑都介意,不能接受,他觉得以后没有办法再跟她有情趣地生活了。

 

“对,有情趣。我清楚地记得这个词。”杜若葳说,“夫妻之间有矛盾有争吵都是正常的。就像你和Kin,经常相互开对方的玩笑,但是你们也由衷地称赞对方,肯定对方,彼此尊重。而我们之间,单方面缺乏尊重。”

 

当年的杜若葳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她开始反省自己的错误。因为从小家教严厉,她知道自己确实不会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相反,她是一个刻板认真的人。也许是自己太过严肃,不够放松的缘故,她想。于是她开始试图改变自己,让自己尽量忽略严之江那些令自己觉得难堪的轻蔑评价,不去计较。


不管是出于对严之江热烈的爱,还是因为自我麻痹,杜若葳渐渐地意识不到自己实际生活在一个长期被否定被贬低的环境里。直到不止一个朋友,包括我在内,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下,用不同的语言向她陈述了同一个问题,她才意识到,原来痛苦不是不存在,而是早就麻木了。


“Yan(严之江)从来不称赞你。”

“你看上去像他的附属品。”

“你们的家好像是没有女主人的。我没看到女主人存在的痕迹。”

“刚开始我以为Yan是在开玩笑,但是后来发现,他是认真的,把你的难堪拿来调侃”

……

 

有些东西一旦意识到,就再也无法自欺欺人了。


后来有一天我送东西到杜若葳家。厨房的门没有锁,我开门进去,大声地问“有人吗?”没人回答,只有地下室传来隐隐的音乐声。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的情景。我站在楼梯上,透过栏杆的缝隙向下看。地下室里亮着橘黄的灯光,光线不够亮,家具在地面上投下了昏暗沉重的影子。杜若葳一个人蹲在房间中央擦地板。她停下动作,突然就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又开始擦,边哭边擦。

 

我站在楼梯上停了一会儿,尽量不发出声音地退出去,在门外给她电话留言。

 

我不想令她难堪。一个女人在婚姻中该有多么委屈,才会一边做着家务一边痛哭。


5

在杜若葳登陆的第四年,因为财政赤字,安省政府开始缩减教育经费,大批的中小学校合并裁撤。杜若葳所属的法语天主教教育局也受到影响,她任职的国际语言课程也被取消了。

 

杜若葳失业了。学校为她支付了一个月的职业咨询服务费用。她开始一边领失业保险,一边预约职业咨询经纪,希望能尽快再找到一份工作。

 

毕竟只靠一个人的薪资很难支付包括房贷车贷保险在内的所有家庭开支。而作为艺术家的严之江并没有稳定的收入。

 

那是杜若葳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光,经济上的捉襟见肘令严之江脾气越来越暴躁,他一边催促杜若葳抓紧时间找工作赚钱,一边责备她“除了会吃还会做什么”。生活中的任何一点小事都会令他大发雷霆,哪怕有客人在场。

 

“我一度说每一句话之前都要先想想,这句话说出来会不会让他生气。有些时候说出来的话本身没什么,但是他仍然会借口我说话的态度不好,口气不好或者脸色不好而发脾气。”杜若葳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已经可以平静地回忆过去了。但是我能够想象,本来已经唯唯诺诺的她,在怒气失控的严之江面前,会畏缩到什么程度。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是在一个平常的周末。

 

那天几个朋友在杜若葳家里饭后打牌取乐。有朋友在的时候,家里的气氛通常还是轻松愉快的。客厅里放着轻柔的音乐,灯光温暖明亮,朋友们欢声笑语,严之江重新变得风趣幽默,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牌局开场,杜若葳和严之江还有另一个朋友分到一组。严之江不停地指挥杜若葳该怎么出牌,计较每一次输赢。杜若葳其实不怎么擅长棋牌游戏,从来都是“三缺一伤天害理”的补缺角色。严之江越是指挥,她越是紧张。越是希望严之江能赢,越是不能如愿。她出错了关键的牌,他们这一组输了。严之江终于爆发,指着杜若葳大声地恨恨地骂她“没脑子”。气氛已经尴尬得遮掩不住。朋友们纷纷打圆场,很快地草草结束牌局,陆续告辞。送走客人后,杜若葳回到客厅收拾残局。她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但这一次没有掉下来。她终于下定了决心。

 

“我的眼前始终有一个场景。一个球从高处落下,触到地面后反弹起来,再落下,再反弹,就这么一直落下反弹,但是每次落下的力量越来越小,反弹的高度越来越低,最终这个球落在地面后再也没有力气反弹起来,只能顺着地面渐渐地滚远了。


杜若葳坐在我的对面,整个人埋在图书馆的沙发里,坦然地看着我,“我对他的感情就像这个球,最后终于顺着地面滚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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