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参与中国式“卖血”的十年 | 三明治

文 | 吴小明

编辑 | 二维酱

本文由短故事学院指导完成

1

到现在，我依然能清晰地记起那些年我妈出门去“卖血”的场景。

每到妈妈出发去“卖血”的日子，凌晨4点左右，我隔壁的房间就开始有动静。先是在黑暗里传来一阵沿着床的边沿摸索电灯开关的声音，“嘎吱”一声，整个屋子有了光。然后传来穿衣服的声音，急促的脚步声，妈妈在整理出要带上的东西。 

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侧过身子就能看到，在低功率白炽灯的昏暗灯光照射下，她的影子在我的房间门口忽隐忽现。听得出她的动作很小心，以避免发出过大的声响吵醒隔壁的我。

同去的隔壁大婶起得更早的话，会到我们家叫门。她做贼似地敲门，声音不大不小，刚好我们一家人都能听到。“好哩莫，快滴哟（好了吗，快点哟）”。妈妈很快开门响应，“哎呀，今你葛样早的嘛（今天你蛮早的吗）”。

“吱呀”，家里陈旧的双面木门合上的声音有点刺耳。接着会听到她们悉悉嗦嗦的步子渐渐远去。 

凌晨的村子过于寂静，这步子的声音轻易地透过浓厚的夜色，传到还在床上躺着的父子俩的耳边。我们反复转几下身，想象和担忧着这一天她将要经历的事情。

那是2003年，我读初三，后来这样的场景持续出现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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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当时有50几户人家，总共120-150口人。

妈妈告诉我，最多时，一起出发去“卖血”的能有十几人，相当于除去老年户，将近一半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里，当妈妈的都参与了。

沿路聚齐后，妈妈们首先要穿过整个村子，这常常引起此起彼伏的阵阵狗吠。狗在这时显得很讨厌，她们本意是想安静地通过，不想让其他昏睡中的村民醒悟到今天又有人去隔壁县城了。

出了村，还要步行3.5公里才能到达县城边沿固定的上车点。这条通往县城唯一的泥土路在我们村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虽没有路灯，但对经常走这条路的妈妈们来说不是问题。在漆黑里，她们能熟练地跨过有积水的坑、脚尖能巧妙避开陷在路中间的石块。

这段路程是整个过程中较轻松、欢快的一段。她们成群结伴，聊着八卦、互相打趣地穿过一片片庄稼和爬过几个小山坡，到达上车点。

接着要乘坐血站的车去往最终的目的地。血站的车是现在还可以看到的那类乡村公交，小而破。血站的业务当时很火，只有十几个座位的车往往要挤上五六十人，有时还会有实在挤不上车，只能懊恼返回家的情况。上车点到隔壁崇仁县城血站只有50公里，但是路况不佳加上严重超载，这段路往往需要走上2个多小时。

妈妈回忆说：“那时候整个过程最怕的是路上坐那破车，一上车就吐，一路吐到血站，抽完血后一路再吐回去，吐到现在想到都想吐。”

经过2个小时的煎熬，才能到达血站。妈妈们“卖血”的单采血浆站是商业机构，与常见到的无偿献血站或献血车是不一样的。

根据《献血法》规定，来自献血车的无偿捐献的血液只供当地医院临床使用。而单献血浆则应遵守《血液制品管理条例》，此条例并无明确规定献血浆必须有偿或无偿。

血浆因通常由单采血浆站统一收集后售卖给制药公司，具有商业作用，血浆站也将在此过程中盈利，为提高供浆者积极性，一般血站会给予供浆者一定补偿，这种“偿”常被血浆站称为营养费或误工费。

乐安县现任血浆站吴站长告诉我，供血浆行为血站一般对外称为“爱心献血”，主要是为了照顾到供浆者的脸面、尊严，减轻供浆者特别是长期供浆者的精神压力。

但血站费心的称呼并未能成功照顾到妈妈们这些当事人的脸面，当时在妈妈们的理解里，这就相当于“卖血”，直至现在谈及此事，妈妈们更习惯用“卖血”来理解及描述自己的行为，“那些年自己家都顾不上，哪还有‘爱心’献给别人，不是为了这个钱，谁有这个闲心，去丢这个人，受这个罪。”

妈妈每次去之前一般要准备健康证（第一次化验合格后由血站提供的证明），血站发的供浆证，类似常见的职工卡的证件。为防止献血人员随意出借编号卡造成安全事故，供浆证上贴有本人的照片，且标注了姓名、证件号。重要的还有一个1.5升容量的装满自家井水的饮料瓶，我妈的是一个“七喜”牌的，这是春节年夜饭上我们喝完留下来的。

从下车吐完到进入血站之前，妈妈要强忍着不适把这瓶七喜井水尽量喝完。

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里也写过，卖血之前要喝水喝到肚子鼓胀。妈妈们和许三观一样，本能地相信喝水能生血。她们认为血浆大致是血和水组成的，水喝多了能进入到血液里，卖出去的血浆会更稀，同样的一袋血浆她们付出的有价值的“血”的含量更低。

妈妈们的本能概念里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大多公开资料显示，人体血液有多达90%的组分是水，抽血前补充水分确实能部分地吸收到血液系统里，一定程度降低血液的浓度。然而，妈妈和许三观不了解的是，喝水的量与血液降低的浓度不成正比，很多多余的水进入到了泌尿系统。

source：book.douban.com

3

其实妈妈们和许三观出售的血液成分也不同。根据余华的描述，许三观出售的是人体的全血，是红色的；而妈妈们出售的血浆只是血液的一部分，占全血的55%-60%，是黄色的。

source：blog.sina.com.cn

进了血站，有她们称为护士的工作人员核对她们的编号卡、身份证、健康证，安排抽血的编号，每人每次一个号。“忙的时候要等上3-4个小时才能排到自己的号，搞得来卖血像去大医院看病一样。”我妈有点郁闷地说。

排到号后，妈妈们被安排躺在已经很多人躺过的小床上，床边有一套单采血浆离心设备，接着护士过来扎针，设备自动帮妈妈们抽血及分离血浆。对于大半辈子待在乡村里，活动范围没超过县城的她们来说，很少有机会接触这套显得有点神奇的设备和标准工作流程，这给了她们一定的荣誉感和安全感。

甚至到了很多年以后，我和她争论卖血过程中容易造成感染，妈妈会和我强调：

“怎么会呢？一人一台机子，一个针头，一个装血的袋子，一个装红血的罐子。红血进罐子时会自动分出黄血，黄血从一根管子流进袋子，红血通过另一边的管子又注射回血管里，就完事了，很快的。”

抽完血也并非完全没事，妈妈有时候会出现短暂虚弱的症状。“怎么形容呢，抽完血后感觉会有点虚，毕竟那么多血呢，容易出汗，开头走几步会觉得脚下没底，过个两三天就好了，没多大事。我这还算好的，有人当场便昏过去了，昏过去的人以后就不让去了。”我妈有点庆幸地说。

在血站期间，她们会吃一餐饭，血站有食堂，每人发号的同时发一张餐券。一般怕错过叫号，她们会优先抽完血再吃，如果预期等号的时间足够长，她们会先吃饭。有时食堂饭菜过于难吃，妈妈会在路边摊上吃上一碗辣辣的米粉，这对几乎不在外头花钱吃饭的她已属奢侈。妈妈认为烧饭是家庭职责的一部分，是日常省钱的一部分。

吃完饭，回程之前，如果还有时间，妈妈和同行者们会在当地的集市上买上几个苹果，或带上一点猪肉类的荤菜回家做给小孩吃。她们的小孩基本处于青春期，需补充营养。遗憾的是，妈妈没有考虑到抽完大量血之后的自己更需要补充营养，更没有像许三观一样到饭店里豪爽的点上“一盘炒猪肝，二两温黄酒”犒劳自己。

妈妈们回程仍需要坐早上的那辆小巴车。回到县城下车走进村子时往往已经下午4点了，这个点村子里和凌晨4点的时候一样，她们在村子里走动看不到什么人，小孩上学，男人们在外干活。在白天，村里的狗甚至在她们经过的时候都不叫了，她们沿着村路各回各家。

就这样反复规律的，我妈将此“职业”坚持了10年。她左右两手臂窝里动脉位置有密集的细小针孔形成的疤痕，这疤痕见证着这10年。

“那几年去的多的时候，护士有几次很难找到两只手窝还能插针的地方。”妈妈向我描述。

4

向我妈这些农村妇女提供这份“长期兼职工作”的是崇仁县单采血浆站。

无偿献血站或者献血车一般设在市里或者经济较发达地区，而国内的单采血浆站一般设在五六线的小县城里。根据卫生部《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规定，单采血浆站应当设置在县（旗）及县级市，不得与一般无偿献血站设置在同一行政区域。

扎根农村地区，血浆站有自己很独到的一面，血浆最早业务发展模式有点像传销，亲近的人是最早的下线。当然这“传销”是合法的，他们在附近县城都会安排一两个司机兼业务员去宣传扩散，业务员们的说辞一般是，“国家鼓励，上市公司，‘卖’的是黄血，不是红的，这血身体一直在造。正常人都需要固定一段时间去免费献掉一部分以造新血，何况现在是给钱的。县城里稳定客户还有中学的老师，谁谁谁当官的老婆都天天去。”

这套说辞最厉害的地方是半真半假，你只有相信了这套说辞，它才会给你带来安全感，然后自主地反复传播它以增强信念。

我拜访乐安县血浆站时，吴站长也着重向我介绍有不少官员、公务员曾到血站献血。她带我到一面宣传墙前，上面贴着县里20几位领导到站里献血时的照片，职位最高的是一位副县长。

村子最早接触到“卖”血浆的一位妇女，是从县城车站听到血站宣传，尝试去了几次之后，有次不经意在妇女们的聊天中透露此事。借着业务员们合情合理的说辞，她不仅维护住了自己的脸面，也较为成功地在村子里扩散了此信息。

我妈也是在此次八卦中得知了“卖血”这个“职业”，在那个年代，大多数村里家庭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农村中年妇女们也没什么挣钱的好路子，这种不耽误地里活的兼职，是既合适又有诱惑力的赚钱方式。在这种诱惑力下，妈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了第一次，接下来就再也止不住了，踏上了这持续十年的职业之路。

四川大学的《四川省部分地区献血浆人群调查与分析》论文表明了这一现象，论文中统计的数据显示将近90%的国内供浆者来自于县级农村，其中大于40岁者占61.75%。女性比例为男性的1.8倍。而另一份数据显示，美国，作为世界主要血浆资源国，采浆量占全球的76%，35岁以下的青壮年供浆者占总体供浆量的55%。

血浆站在培养供浆者稳定性方面有自己一套方法。早些年，我妈刚去血站的时候，发现有的人一星期去三次，她担心自己身体扛不过去，一个星期坚持只去两次。我问她，“去这么频繁，没有人管吗？”

“有人管啊，有时候农忙我没有按常去，血站都会打电话过来问候我最近身体怎么样。那时候开车的司机也有业务奖金，在车上看到常去的人没有和我一起上车，他都会问我那个人家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怎么这次没来。早点的时候，逢年过节还会有奖金和礼物呢。”我妈回忆着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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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血浆，崇仁血浆站最后是卖给博雅公司去做药的。”

妈妈知道博雅公司的存在，我最早从她嘴里知道了这个血制品企业的名字。

她不知道的是，只要通过简单的网络搜索，能了解到博雅迄今仍是抚州市的唯一A股上市企业，是国内的血液制品巨头之一。它于2012年在中小板成功上市，市值从最初的20亿至今已超过110亿。

据相关行业报告统计，直至2017年底，国内已有包括博雅在内28家血液制品生产企业，企业单采血浆站数量达240家，总采浆量达8100吨。

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在于最主要的原料只能是人体血浆，妈妈们的血浆总量会直接影响血液制品公司的销售额、利润、财务报表及股价。博雅公司官网显示妈妈们的血浆主要用于提取制作人血白蛋白、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凝血因子类产品。

妈妈们不知道的是：根据财经网在05年一篇名为《终结“血浆经济”》的报道中一个例子计算，血站血浆出售给血制品企业价格在0.23元/ml，生物制品公司生产出的白蛋白基础产品售价2.03元/ml。2003年的时候她一次性出售750ml血浆，用她的话形容“满满好大一个袋子”。血站给的价格（血站称为误工费或营养费）为70元人民币，均计0.093元/ml。

这三者的差价妈妈从未了解过。

妈妈们同样不了解她们的血浆是非常紧缺的原材料。据PPTA（国际血浆蛋白治疗协会）统计，2015年，我国千人口血浆量仅为4.1升，而国外相关文献显示要实现白蛋白自给自足，千人口血浆量至少需达到10L；妈妈们这些年前仆后继为生物制药公司提供血浆，弥补了这个行业巨大的原料缺口，为国内血友病、狂犬病、免疫病不少患者提供了宝贵的生命源。

血浆站的楼道墙上，写着宣传口号：“一滴热浆助他人，一份真情续生命。”（本图由作者提供）

在2007年后，国家规定卫生部门需与血浆站脱钩，由血液制品企业自设血浆站作为材料车间。自此博雅公司收购了我妈常去的崇仁血浆站，减少了一个强势的中间商，以更市场化的方式开始收购妈妈们的血浆：

 “你读大二的那一年，开始管得紧了，不但不打电话催你去，还规定一个星期只能去一次，后面更是两个星期才能去一次。还好价格逐渐涨上去了，最高的时候能有150元，而且抽的只有600ml（实际是580ml，600g）。”

6

“后面价格虽然涨上去了，但是次数少了，所以后面那些年赚到的钱和前面差不多。”

妈妈这样一说，点醒了我，这十年她通过“卖”血浆赚到大概多少钱其实容易统计。以最早一年一周1.5频次计算，一年除掉过年的25天 （妈妈比较迷信，认为腊月是不能轻易见血的），共48.5周，计72.8次，一年约5100元。

家里那几年主要的收入和支出也比较好统计。

在03年，爸爸在村里的采石场扛石头，负责炸山、将炸下的大石头扛至场边上的碎石机、然后将碎石装至货车上。一年他能扛200方（一方等于一立方米） ，按50元/方算工钱，一年计赚10000元。

两个姐姐都已不读书，出外打工，大姐在福建晋江运动鞋组装流水线上，二姐在浙江临平纺织厂看纺织机。她们刚出去都需要时间适应新环境，赚的刚好够自己花的。

家里当时种了5亩田，一年两季水稻，交完农业税，除下自家吃，卖掉粮食每年能赚个500元/亩，计2500元。

2003年主要花销是我读高中，学杂费一年加起来计3000元。

到了06年，爸爸换了隔壁村一个采石场，继续扛石头，一年仍扛200方，工钱涨至80元/方，一年能有16000元。

两个姐姐打工技能逐渐熟练，每年除了自留能回馈家里约3000元。

家里仍种了5亩田，国家那年开始取消了农业税，约赚800元/亩，计4000元。

主要花销是我读大学，生活费爸妈每月给600元，加上学费计12000元/年。

理性计算的话，我妈卖血的那些年里，虽然清贫，我们家并非穷到等着卖血的钱吃饭、上学，这个计算结果让我松了一口气。

可惜生活并不是通过理性计算就能过得好的，例如采石场时有拖欠工资，如我爸有一年因来不及跑，被一个延迟了爆炸的雷管崩起的大石头把右手手臂直接压断，那一次他停了半年工。我得承认，妈妈那些年卖血赚的钱是支持过我上大学的，我无法完全撇清。

早些年，我潜意识为了撇清妈妈卖血赚的钱和供我读书之间的关系，我常问爸，“如果妈不去卖血，当年你能供得起我读大学吗？”

“吃力点而已，紧凑一点，肯定也能的，大不了多扛几块石头。”

我又问妈，“当年不卖血，我就上不起学，日子过不下去吗？”

“就你爸爸挣得那点钱，够谁用。再说，家里不总得留点余钱嘛。”其实谁又能判断卖力气赚钱就比“卖血”来的轻松和光荣，都是血汗钱，我怎么就这么嫌弃血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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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嫌弃有着挺复杂的历史原因。

妈妈除了第一次去有点忐忑，后来在“卖血”这件事上就没退却过。“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抽完血，还躺在床上短暂休息时，护士就立即把70块钱拿过来了。那时很少干活能立马拿到钱的，之后别说不想去，有时还盼着每个星期固定的那两天快点到。”

刚开始时，对于妈妈去“卖血”这件事，爸爸是反对的。他的反对是他出于一种对亲人的担心和对不了解的事情本能的恐惧。爸爸最初对卖血这事的认知源于乡村“以口传口”的信息中：“那时候很多人都说去崇仁卖血不好，当时村里人还有不少人买药补血呢。”

可惜他的反对是无效的，这从他们那时的“爱情”就决定了。

20岁的爸爸除了外婆看上的“能吃苦”其他什么都没有。“家里刚开始只有一口锅，一个水缸，水缸有一边还破了一大块”，妈妈经常向我鄙夷的描述。19岁的妈妈爱漂亮，嫁给20岁的我爸，放在现在是一屌丝逆袭女神的经典案例。为反抗这种“逆袭”，妈基本上强势折腾了爸大半辈子，爸也一直受着。

对于“卖”血浆一事爸妈刚开始常常有争执，妈妈一是用血站业务员的那套传销式说辞安慰爸爸，二是用“类似他赚的钱不够”的话呛他，所以爸争不过压了他大半辈子的“女神”。

所以爸只能开始习惯此事，他习惯在凌晨四点醒来又再入睡。“有几次因为她起晚了，她就吵着让我骑摩托送她去县城坐血站的班车，我能怎么办，还能拗得过她”，爸爸向我抱怨说。

我能确定，我一直反对妈妈去“卖血”，而且我的反对比爸爸稍稍有效一点点，我曾用实际行动成功阻止过一次 。

有一次，当妈妈准备打开大门与隔壁大婶汇合时，我爬起床冲出房门，用全力抱住她的腿，不让她走。或许是妈妈心软了，或是我的力气变大了，我妈没有挣脱开。我一边用力抱腿一边呵责门外催着的大婶，让她自己去。僵持了10来分钟，隔壁大婶在门外嘟囔着“你有个好儿子”独自出发了，妈妈也只好作罢。

惭愧的是，我只成功过这一次。

实际上我只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只是在不停的逃避此事。

高中期间有个隔壁班的同学，曾涉及到此事，当时他偶然路过血浆站，见过妈妈们卖血的情形。课间休息时，他在我旁边向另一位同学描述此事，用了较为形象的语言表情，“好多乡下女人，一大袋子血，每天一次，人怎么能有那么多血。”我那时也装作第一次听说过此类事，一起与他们表达了惊吓，我想当时我的表情很恰当到位，这惊吓我不光从外在完美演绎出来了，从心理上沟起涌动出的真实的恐惧一点不输于外在。

2006年开始，我外出读书，到了离家900多公里的江苏，逃得更远。大学期间偶然会看到一些描述父母卖血供孩儿们读书，孩儿们励志奋发读书的新闻，这些偶然的信息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有几次打电话回去要生活费的时侯母亲会不小心地提到钱不容易赚需省着用，每当这时我给的反应很剧烈，基本上会对着电话大概吼，“不要把这个归到我头上，是你自己选择的！”

我妈后来跟我说，其实这句话她没记住。她忘不了的是有次她从血站带了点瘦肉回来晚上专门做给我吃，我那天也不知抽什么疯，吃饭的时候朝她吼，“那是在吃肉吗？那是在吃你的血！”

“现在一想到，都要气死了。”她说。

8

妈妈能非常清晰感知到我的反对意愿。她的处理方式是一直避免在这件事上触及到我，她拒绝和我多聊这方面的事情。每星期出门她也想尽力小声瞒过我，这样她就能成功假装她只是去县城街上逛了一天，但是可惜，我也只是在假装睡着。

相反的是，对爸爸的反对意愿妈妈显出一贯的不屑，“他也就一开始装装样子，到后面巴不得我去。有时候到了日子我没正常出发，他还会反问我今天不是要去崇仁吗？”

爸爸辩解，“不提醒她，到时候又要半夜让我起来送她。她去不去我还能拦住她？”

那两年，采石场也不景气，爸爸去到广州、福建跟着包工头到处修公路，家里就剩妈妈一人，她凌晨起床出发的影子、步子就没有人当观众了。

我读完大学正式工作后，妈妈还将“卖血”的工作坚持了三年。这时候供我读书的理由并不充足了，她这时候坚持的理由是：别人都准备建新房子了，我们也要建，还差钱。

“我们家不能过的比村里人差，被别人瞧不起。”这是我妈这辈子改不掉的信念，这信念是她持续卖血的最强支撑。

而时间就这样在她的坚持下过去了十年。 

到2014年，他们来到我工作的城市一起生活，江苏常州，这是个长三角中心的城市，是个富足到让生物制药公司的血浆站无法立足的地方。

2014年3月底，母亲在我的建议下，在医院做了个血液方面的检测，指标大多属正常，医院评价良好。我在比较专业的医疗平台咨询相关权威医生，“像我妈这种中年妇女，常年卖血浆对身体的危害在哪？”

医生回复如下：常年经常性地卖血浆最大的风险在于抽取过程中传染到乙肝、梅毒、艾滋类疾病，其次献血过量容易造成的免疫力下降，日常容易感冒、发烧等。

妈妈目前并没有以上疾病症状，我想最后，压在我们身上最后的一丝恐惧也消散了。

自此，我知道，我们都放下了。

9

2017年，博雅公司在我们县城抚州市乐安县设立了单采血浆站，这是他们第12个站点。

妈妈有点羡慕地告诉我，隔壁大婶现在可以吃完早饭后优哉优哉地走到县城里，趁着没人注意，拐到血站，血一抽，拿到240元的营养费后，拐个弯就到了菜市场，然后装着只是上街买了趟菜一样回到家。

作者后记：

我在14年4月份的时候在自己的QQ空间里写下了一篇名为“我妈卖血的那些年”日志。

时隔多年，写这件事我更加平和。通过查阅相关新闻，与相关人员沟通，我相比以前了解整个事情的脉络和逻辑关系，在三明治二维酱老师的帮助下，文字也更简练克制。

二维酱老师评价这是一篇真实却温和的文章，我很欣慰这个评价，我一直想写出的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写作过程中，我大多是带着“理解及谅解”去记录，并未有丝毫“卖惨”的念头。

一个温和的故事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它不会引起太多人关注，它只是简单记录了这片土地上，有这么一群农家妇女带着家人的担忧成群结队地跑到隔壁县城“卖”血浆，而这记录意义在于当你看到了这篇记录想去进一步了解背景时，你将会探究到更大的一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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