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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确诊”肺炎“病患的前居住地,离我不远 | 童言专栏

童言 三明治 2020-02-21

童言是生活在新加坡的三明治专栏作者。自1月23日确诊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以来,目前新加坡已确诊18个病例,在海外确诊数据中排名第三,仅次于日本、泰国。


这场“肺炎”疫情牵动着许多在海外中国人的心绪。华人群体是新加坡占比最大的族群,新加坡社会是怎样看待“肺炎”疫情的?生活在新加坡的民众是否有受到影响?童言为我们带来了她个人视角的观察记录。


文 | 童言

编辑 | 依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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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生活在新加坡的作者

所带来的疫情观察日记



今年的年三十我是在新加坡过的,邀请了几家朋友来吃年夜饭聚会。他们都来自欧洲,对“肺炎”病毒的关心不及国内,大家简单聊聊就过了。我的立陶宛朋友甚至还完全没有意识到病毒的存在。她不看新闻,也劝我少看。


只有德国邻居汉娜和我一样,时刻关注新闻发布。


“你知道吗,刚才我在超市采购,” 汉娜突然抓住我的手臂说,“忽然传来一声咳嗽,几乎所有人立马上警惕起来,伸长脖子到处寻找咳嗽来源。”


她说完,看了看手腕上的苹果手表,“新加坡确诊三例了!”


其实早在1月2日,即元旦后第二天,新加坡卫生局就在其官方网页上,通报关于来自武汉的新型病毒。当然,我和许多人一样,既没有把这个事件放在心上,也没有意识到要上网查进展。是直到过年前一周,我才隐隐觉得担忧的存在。


新加坡卫生部目前最新的数据通报


那天,我和朋友一起吃饭。朋友聊起病毒,并表示有点担心。我倒有点不以为然,心想武汉离新加坡远着呢。而且每天浏览BBC新闻,关于”武汉出现未明病毒“的新闻只出现过几次,并非头条位置。


我其实更担心登革热,因为一位朋友说自家佣人中招了,而朋友家离我只相隔两条街。要知道在新加坡,登革热病可是全国最严格防范的传染病,环境部门定时上门检查家里是否有助长蚊子产卵的积水。要是发现家里清理积水不及时或不合格,还会罚款。


再说,2003年的非典,我就处在疫情严重的北京。我那时上大三,一夜之间所有高校封锁。我和同学每天关注饭堂里电视屏幕下的滚动字幕,那种绝望而恐惧的感觉,真是今生难忘。我想,再怎么样,这种新型病毒也不会比非典来的严重吧。况且,当时我也询问了在武汉上研究生的学弟,他说没怎么受影响。


那还担心什么?


但接下来,情况突然有了转变。1月23日,新加坡确诊首例输入型“新型冠状病毒”。这一消息就像飞箭,一下刺穿了这个热带岛屿的保护层。打开新加坡的《海峡时报》 (The Straits

Times), 我不仅看到最新的状况描述,就连这位被确诊病人的年龄,入境日期,在新加坡的路径,以及去了哪个医院,都一一作了详尽报道。总之,给人一种一切在掌控之中的感觉。

海峡时报报道截图


彼时在国内,武汉已经封城,全国确诊人数一路攀升。新加坡街头戴口罩的人数寥寥无几,但我听说药房口罩已脱销。为了保险起见,年三十的采购,我选择去了家附近人流不大的小超市,并且时刻叮嘱孩子们好好洗手。




确诊病患的前居住地,

在我常去的超市对面


大年初一早上,我微信拜年,除了“新年快乐”,还加上一句“一切还好吗?” 


上海的朋友回复:一切都好。香港的朋友取消了本来订好的四川熊猫之旅,乖乖待在家。学中医的朋友则说自己比较镇静,因为中医认为,病毒进入人体得找其喜欢的环境。她每天站桩,打太极,以增强自身免疫力。在广州的父母终于买到口罩,就是不敢上街,在家凑合吃点年货打发。


住在新加坡的一位中国朋友则表达不安。她住在市中心,周围临近牛车水唐人街和小印度,都是游客聚集的地方——确认的头三名病人在新路径,就集中在旅游热点。”我网上订购了足够一周用的肉和蔬菜,“她说。"以防万一!”


了解了朋友们和家人的状态后,我感到些许安慰。可翻了翻聊天记录,认识的一位台湾好朋友,好几天没消息了。友人在上海工作,过年前应该回台了,难道......被隔离了?


再等等吧,我想。


春节假期,我本来打算到乌节路一家专卖店,亲身体验传闻中贵得离谱的瑜伽裤。但乌节路就在市中心,总是人挤人的,还是去户外好。


我决定带着娃们到东部海滩。东海岸公园风景宜人,长达15公里的海岸线,全程为非机动车道,最适合人们骑车跑步做运动。要是忽略停泊在远处的几十艘炼油船,阳光,蔚海,沙滩,应有尽有。


我看着孩子在海边玩沙子,自己铺开垫子,舒舒服服地躺在树荫底下。海风轻轻抚摸着我的皮肤。岸边各处烧烤派对,酒肉香气愉快地拍打我的神经。顿时,我觉得自己离病毒,离所有的纷纷扰扰很遥远。台湾朋友还没消息,不管了,先让我好好呼吸。


放松的同时,其实我也在密切关注新加坡对于这次疫情的报道。


根据我的观察,新加坡官方层面报道还是很不偏不倚,完全不会如法国媒体那样在头条放出“黄色警报”(Alerte Jaune)这样带种族歧视的语言。至于评论部分,大多为中肯建议,例如病毒爆发初期,曾有评论员写道中国的养殖业设施应尽快完善。



近期的声音则以围绕本国如何处理疫情为主,大家都鼓足勇气,希望新加坡人们齐心合力战胜病毒。要是出现谣言,新加坡卫生局第一时间在官网上辟谣,所有关于这次病毒的行动与措施,都一一列在公告上。就像之前传言新加坡遣返百名武汉旅客,卫生局马上出来澄清。


新加坡社会的反应则算积极。在总理李显龙的Facebook页面下,几百条留言支持并赞扬总理的决策。其中几段视频显示,李总理没戴口罩到医院探访医护人员,民众看了后互相鼓励说,大家一定要保持镇定,国家绝对能控制住病情。也有不少人建议总理,不能再使用“武汉病毒”这样的字眼。而其他主流媒体的Facebook页面下,祝愿感染病人康复的消息不在少数,看了让人觉得异常温暖。


新加坡公益机构如Give.asia也开始募捐活动,民众大部分表示同情,但也有许多在评论里着重提醒:捐赠具体物品而不是资金,并一定和当地医院直接联系, 想来新加坡人也密切关注国内新闻,消息灵通。


至于新加坡个体的看法?我问了问一位和我很聊得来的新加坡朋友,这是她的回答:


“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十分同情那些被困在疫区的人们。本应是高高兴兴阖家庆祝的节日,却被突发的疫情而打断。但对于那些例如吃退烧药逃离出境的个体,我感到些许愤怒。这些人并没有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我谢过朋友的答复后,终于收到台湾朋友的回信,没事,谢天谢地!


再看看最新疫情,1月28日新加坡确认病例7宗,其中一例病患住院前居住地点为锡兰路......怎么听着那么耳熟?我连忙把地址输进搜索引擎,


啊!就在我常去的超市对面!




负面情绪囤积在胸口,

呼吸困难……


大年初四早上,我醒后发现自己胸口又紧又痛,就像被墨水堵住,浓得化不开。


其实,我百分之九十九能肯定,自己没有感染病毒。但就算只有0.01%的疑惑,也让我开始有点慌张。我很清楚,慌张,源自铺天盖地的手机信息。


我一直在努力抵抗沉溺,所以我关闭朋友圈,尽量不看也不刷。我订阅的微信公众号只有13个,其中6个为休眠状态。这种自律让我能在照顾孩子之余,挤出足够时间来写作、阅读、运动、社交。


但这些努力因为病毒的到来而分崩离析。每天一睁开眼睛,我必定拿出手机查看新闻,中文的,外文的,像全职新闻人一样追踪病情。就算我加入的微信群不多,但总有那么几个群时刻更新病情动态,只要一出现红色信息提示,我就迫不及待地想点开。我也尝试过退出微信,可顶多坚持三个小时,然后又忍不住登录,忍不住点开消息,恶性循环。


这些消息里,又藏着太多的真真假假。这边甫一发布独家报道,那边就来了辟谣。一位专家刚发表了评论,另一边却又因为评论闹起来。朋友圈里也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看得人只想把自己蜷缩起来。


我已经足足一周没有下笔写字了,本应该处理的图片,一点也没开始。脑袋整日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没有动力,不想干活。勉强给娃做了饭,打发他们看电视,我又再次回到捧着手机的颓废。只是,胸口感觉越来越不好受,恐慌、愤怒、难过、失望,各种负面情绪囤积在那儿,呼吸困难。


我应该做点什么!


我决定放下手机,出门找邻居汉娜。她一看见我就急如星火地说:“你来了太好了!昨天半夜我的胸口发紧得要命,差点打电话把自己送到医院去呢!”


”怎么和我一个怂样!”


我哈哈笑起来,想起这大概是过春节以来自己第一次开怀大笑。


“今天泰拳馆开门呢!“ 汉娜说,”走,我们打拳去,发泄发泄就好了!“


“可是,我先生还没回家,娃没人带呀!“


”就放在我家吧!“汉娜说。


一个半小时训练结束,我终于呼吸顺畅了。


晚上,先生回来说,新加坡和泰国的宜家商店里,洗手液、口罩全面告急。滴露牌消毒产品,东南亚脱销,连库存都没有了。宜家上下员工都在为寻找防护资源而发愁,宜家中国则宣布,1月30日起,全部门店暂时关闭。


临睡前,我忍不住刷了一遍疫情数据更新,新加坡确诊病患仍然是7例。




2月,新加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例


新加坡人口570万,去年登革热感染人数14658人。现有的7例病患,按比例,真的只是冰山上的一小角。(当然,此次病毒强烈的传染性,我们应该做好防护措施,不能掉以轻心。)

 

再说,新加坡政府不是已采取措施了吗?从二月一日起,凡到过中国的游客,勿论国籍,都将禁止进入新加坡。持有长期居留准证的中国人,虽然允许入境,但他们和所有幼儿与护理员工一样,只要从中国回来的,必须休假14天。口罩倒不强求戴上,不过主流报纸封面都详细介绍口罩的正确使用方法。


新加坡当地报纸


我应该放心。

 

我也确实放心了半天。可就在孩子开学前一天,事情生出了新状况。

 

问题出在确诊的第五号病例,传闻这位女士是陪读妈妈,其孩子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我马上把消息发给认识的一位全职爸爸。他说自己所在的家长微信群已经在讨论,有消息会及时通知我。

 

很快,全职爸爸回复:”以讹传讹!“ 

 

原来,患病女士并非陪读妈妈,孩子也不在国际学校。不知道谁把信息混来混去,就成了孩子是我们学校学生的谣言了。

 

我松了一口气,却开始犯愁。开学了,到底送不送孩子回学校?

 

为了应对病毒,学校提前让学生家长在网上填写表格,交代假期内是否到过中国,或在新加坡招待过来自中国的客人。学校也发通知,课外活动全部停止。

 

我问了一圈家长朋友,有的说送,有的不送,大家都有点犹豫不决。刚好女儿的好朋友决定不上学,还邀请女儿到她家里做客,我便名正言顺地找到留在家的理由。

 

全职爸爸倒是如常把孩子送回学校了。他给我发来及时报道,每个孩子,家长,进校门必须测量体温,并回答校方关于假期去向的问题。有几个小朋友家里因为年前招待过从国内来的长辈或亲人,当即被学校劝退回家。全职爸爸还说,校园里戴口罩的人不多,大家都很轻松,就是来上学的小朋友很少,她女儿班上学生总数24人,只有9位来上学。


体温测量站


周末,我收到学校邮件,下周课外活动课即将恢复正常。而我,退了几个喧闹的微信群,专心开始码字。新加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持续缓慢增加,但我们的生活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商店开门,餐厅营业,连新年期间最吸引人流的庆祝活动“妆艺大游行”也如期进行。

 

我由衷希望,病毒早日被打败,世界恢复本来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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