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友、母亲和我，在疫情中的三位女性 | 三明治
文 | 阿海
编辑 | 胖粒
“我们没法在同一个空间里生活。”小陆对我说。
五分钟前，我兴致勃勃地走进房间，告诉她我要去家附近的西奈山医院捐口罩。这家医院的护士Kious Kelly两周前去世了，成为纽约市第一位因感染新冠病毒死去的护士，并被纽约时报发文悼念。我和小陆住在曼哈顿中城，走路去西奈山只要十分钟。
我看着她从床上起来，出了房间打开衣橱，缓慢地扒拉着衣服。当她抬起头，我才看见她眼眶红了。
小陆的话像一具冰凉的钟在我耳旁敲响，令人眩晕。
她对医院的恐惧不是毫无道理的。此时是四月上旬，我们所在的纽约早已是重灾区，每天有将近一万的纽约居民成为新增病例，纽约州死亡人数超过5000人。
“去医院，你敢告诉你妈吗？"她坐在沙发上，脸上充满委屈。
我当然不敢告诉在国内的母亲。自从纽约的病例开始直线上升，我和母亲每日的通话内容就少不了她反复的叮嘱我“千万不要出门”。除了为我担忧，母亲对未来也满是惆怅：纽约的疫情越是可怖，她能来与我团聚的时刻就越晚。
母亲住在西安古城墙外的东南角，除了年轻时在深圳的那几年，她的人生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这里：包括她的出生，和我的出生。二月，我正在纽约的剧组办公室上班，傍晚回到家吃完饭，往往能看到微信上母亲的呼唤。从我有了智能手机的那天起，我们俩几乎每天都会讲半个小时话，就这样乐此不疲地聊走了八年。
母亲是二月中旬开始哭的。本来是对着外婆哭，她和外婆因为过年期间打扫卫生起了摩擦，一直无法缓和。“她对我从来没有好脸色，一看见老三就笑成了花。既然不喜欢我，就别住在我家”。母亲向我转述道。在她的眼泪攻势下，外婆收拾了几件衣服，搬去了三姨家。我以为这对母亲是件好事：她终于可以摆脱“原生家庭”的折磨，开启一个人的生活了。不料，独自隔离的母亲哭得更厉害。
“昨天下午大哭了一场，晚上又哭了一场。”她每每这样开场。
我认定母亲哭是为了外婆的事，“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性格不合就别住一起，她本来就偏心，就让她和三姨一起过。”我强硬地说。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话起了效果，母亲哭一会不哭了。她声音虚弱地说：“你明天还要上班，去睡吧。“
第二天连线时，母亲哭得更凶了：“我快活不下去了。我的女儿在纽约不管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连水都喝不下去。“母亲放下手机，屏幕这头的我看不清她的脸，只听到她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再这样下去，你就不害怕没有妈妈吗！”
我又慌又气：“你怎么这样威胁我！“
第三天，母亲说她要“忍住眼泪”，让我陪她去外面走走。她带着口罩出了门，没走两步，在小路边的台子上坐下，眼泪直往外冒。
“我怎么这么罪恶，这么失败啊，“她痛诉着，”落得这个下场。“
“这不是你的错，你现在得了抑郁症。”我说。
“我这么命苦，怎么可能得那种富贵病！”
成年以后，我对母亲挂在嘴边的“命苦”感到厌烦。我时常告诉她，比她命更苦的人多了去了。母亲有房子住，虽然不富裕，但不缺吃少穿，她并不符合我对“命苦“的底层人民的想象。她最大的苦楚是没有丈夫，以及孩子不在身边。她的痛苦与我“新时代独立女性”的自我标榜是如此相斥，我曾放出豪言：不结婚、不生孩子，我相信女性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比结婚生孩子更好。我拒绝肯定母亲的痛苦，这份痛苦会消弱我对自我的定义。
印象里，我并不总是这样冷酷。
三岁那年（也可能是四岁），我离开母亲，到深圳和父亲及祖父母一起生活。爷爷后来回忆，那时他每天都会背着我上下楼，因为我“要爷爷背”。老人的宠爱无法减轻我对母亲的依恋，我经常哭着闹着要找妈妈，一旦电话接通，就噙着眼泪反复问：“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紧接着又是一通嚎哭。
母亲真的来了。她与我身处同一个时空的同一个公寓，这让我欣喜若狂。晚上母亲用厕所时，我会跟着她并守在卫生间门口，我害怕“妈妈不要我了”，趁着夜色丢下我一个人回西安。
我如愿以偿地回到了西安，一口气待到了九岁。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当年与父亲吵得厉害，怀着我从深圳回了西安。再次去深圳，除了接我，她还和父亲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九岁那年，母亲成全了父亲的愿望，让我到深圳和他住。刚到深圳的第一个学期，我的作文本上泪迹斑斑，写满了对母亲的想念。母亲在电话里说她“心如刀割”，我也在作文里写下：妈妈不在身边，我心如刀割。惹得班主任语文老师的字迹也模糊了。
父亲工作很忙，有时半夜才回家，我就央求负责做晚饭的阿姨留下来陪我看电视，校车上放的僵尸电影让我极度害怕一个人待着。繁忙的父亲管不了我的学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连作业也懒得写，每天放学回家连看四个小时电视。哪怕父亲在家，我也从不理会他的训斥。我已经不再哭着要妈妈了。
我的无法无天传到了母亲那儿，她意识到父亲根本管不住我。在深圳住了一年半以后，我又回到了西安。
第三次离开母亲，是在十四岁。我转学去深圳继续学业，然后于高二那年出国。此后，我一次次地回西安看母亲，又一次次地离开她。
我曾经问过她，当初为什么要让我去深圳。
“我不会只想着自己，自私地把你留在身边。”母亲说。
她大概不曾想到，自己一手带大的独生女儿，大学毕业后定居纽约，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母女团聚的机会。从前，每次她说起希望与我共同生活，我都告诉她：我的工作不稳定，我没有准备好。
“好吧。“她颓然地说，”你还小，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
母亲连续哭了几天之后，我在上班路上给小陆发消息，说我打算下半年让母亲搬过来。我从公交车的窗户往外望，纽约的二月阴晴不定，阳光掠过浅灰色的天空扑下来。小陆笃定的文字传了过来，“我支持你所有的决定”。她也赞同我们搬到更大的房子里，让家人有各自独立的空间。
如今，小陆坐在沙发上，脸上充满委屈。
“去医院，你敢告诉你妈吗？"
我还沉浸在她之前的那句话里，心有余悸地问：“你说‘我们没法在同一个空间里生活’，是因为我要去医院，还是指以后都没法一起生活了？”
她红着眼睛说，只是去医院这件事。
我心里面缓和了。接着絮絮叨叨地问：“那你要搬去哪？你的朋友里谁家可以借住？还是你要去住酒店，酒店要花钱，也没有厨房，那你吃什么？”
“这个之后再想办法。”小陆简短地说，然后陷入沉默里。
她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又进了房间。我胡乱刷着手机上的网页，心神不定地挨了几分钟，忍不住去看她。房间里黑乎乎的，她侧躺着，我俯下身，看见她的泪珠子正安静地往外淌。我脱了鞋，偎在她身后躺下。“你不同意的话我就不去医院，好不好？“
小陆点了点头，一声不吭的。
“还有别的捐口罩的方法，我微信群里有个人，她有募捐的渠道。“我拿了张纸巾，边给她擦眼泪边说。
我们在黑暗中躺着，像两块有心事的石头。小陆开口了：“等你妈来了，我要告诉她。”她的声音闷闷的，好像还怄着气。“告诉她你要去医院，之前还去跳舞，还去聚餐，胆子大得很。“
我不由地嘿嘿笑起来。原来她还在为之前的事情记仇！
小陆是我第一个正式交往的女朋友。四年前，我从美国中部的大学毕业后来到纽约，刚来的第一年里，我断断续续地和女人也和男人约会过。我并不想恋爱，一次次的约会都不了了之。接下来的两年时间，我几乎完全对性和亲密关系失去兴趣，和朋友笑称自己成了“无性恋”。我向父母宣布：我不想找对象，不打算结婚，四十岁考虑领养孩子。父亲听罢摇了摇头，温和地说：“行吧。”母亲更是不敢说任何严厉的话。我想，他们大概是不想引发争吵，又或者，是盼望时间可以改变我。
我确实变了。去年初，我在手机上下载了好几个同性交友软件，我想认识“蕾丝边”们，我感到自己与同性亲近的渴望被压抑了太久。意识到自己无法对男性投入情感后，我第一次认真考虑向父母“出柜”。
去年春节期间，我怀着心事飞回西安，与外婆和母亲一起庆祝新年。那天，我们三代人都坐在客厅，外婆说起她和外公的婚姻，突然站起身，隔着几步路的距离对我高声道：“你年纪小不懂，但是我给你说，我这一辈子，被男人害惨了！”
母亲急忙打断了她，叫道：“说什么呢！”
外婆对我的教导被迫中断，母亲有些慌乱地转移了话题。多年来，外婆和母亲不顺利的婚姻让她们俩辗转反侧，日夜思索后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外婆认为一切都是外公的错，害她被锁在婚姻的囚牢里备受折磨；母亲则肯定是自己的无能掩埋了幸福的可能，全部都是她咎由自取。面对我的“不婚宣言”，母亲没抗议什么，只是担心如果不生个孩子，等着我的将是悲惨的晚年生活。
和母亲谈话时，我总是忍不住猜测，关于我的性取向，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什么？
毕竟，对那些让我羞于启齿的事，母亲向来洞察力惊人。
我读学前班时，有一天放学路上，母亲问我脸怎么了。我把头埋得很低，小声地告诉她，班上的男生老是亲我。母亲明显生气了。记忆里那天的落日很耀眼，回家的路上铺满了金色的光，我盯着自己的脚不敢看她。她抓着我的手说，除了妈妈和爸爸，别人不能亲你。她的话极大地宽慰了六岁的我无法言说的羞耻感，那一刻，我觉得很安全。
读大一时，我论文写不出来，一连两个星期没有联系母亲。当她终于和我说上话，她脱口而出：“你是不是怀孕了？”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母亲说希望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能告诉她。
再次见面的暑假，母亲试图对我进行性教育，但她显然没有事先练习，尴尬着没说出什么来。“我没有什么‘处女情结’。”她最后说。我愣着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我们匆匆结束了这个不到十分钟的对谈。
去年回家，我曾试探着对母亲说：某明星好像是同性恋。”母亲吃了一惊：“怎么可能！”顷刻间，我犹豫了，我担心说出自己的性取向，会像捣毁房屋的承重梁那样，抽筋扒骨地撕裂我和母亲的关系。对着曾经无话不谈的母亲，我还是没有“出柜”。
从国内回到纽约后，在东村一家常年排队的昏暗酒吧里，我告诉好友们：我要找女朋友，请给我介绍。好基友彼得惊讶地说：“你真的变了！”彼得当时也是单身，我们喝着甜腻的鸡尾酒，幻想着未曾谋面的爱情。仅仅两周之后，彼得开始与小天交往，而我遇到了小陆。
春夏之交的夜晚，我在交友软件上发现了她，清秀的模样看不出年纪，脸上有腼腆的笑。第二天早晨，她在软件上向我打了声招呼。我们的聊天起源于电影，她对我所在的电影行业很好奇。“我也想拍一部电影。”小陆说。当天，我们约在中城的一家日料店吃晚餐，我记得自己点了腌萝卜沙拉和啤酒。很快我意识到，小陆不吃萝卜——她看着我一个人吃完了一整份腌萝卜，自始至终笑意盈盈。当我抬起头看她时，她脸色泛红，眼睛微垂下来，露出害羞的神色。而她明明比我大十岁。真是一个可爱的人，我想。
夏天的空气一天天变黏稠了，每到周末，我和小陆总会牵着手从纽约闷热的地铁站里挤出来，前往各种餐厅、剧院或者电影院，她白皙小巧的脸总是不自觉地笑起来。沉浸在恋爱中的我宛如一个泡腾片被投进了水杯中，每一根神经都快乐地叫嚣着，狂喜在体内不断涨大，再透过毛孔滲出来。认识不足一个月，我迫不及待地带小陆见了四位好友，彼得是其中之一。
介绍小陆与他认识后，我得意地给彼得发消息：“我女朋友是不是很可爱。“接着又满怀希望地写道：“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应该明年一起回国见家人吧。”
2020如期而至——和“顺利”没什么关系。我和小陆的回国计划被无限期推迟，“出柜”计划也不复存在。3月4号，彼得和小天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吃火锅。彼得原先回国过年，没想到瘟疫爆发，为了回纽约，不得不在墨西哥的Airbnb住了14天才入境。我一边啃着热腾腾的羊蝎子，一边问起了彼得回国后和他父亲的相处情况。彼得三年前向父亲出柜，他父亲的反应很理性，并告诉他“不要让你妈知道”。彼得说：“每次我妈提起找女朋友，我就什么都不说，看着我爸，我爸也什么都不说。”父子俩单独相处时，彼得问他父亲，打算什么时候和母亲坦白。他父亲说：“再等等吧，再等等。”
我告诉彼得，或许要等到母亲来纽约后，再向她“出柜”。“要是她知道以后情绪不稳定，出什么事，我不在身边就麻烦了。”
那顿晚餐在我的记忆里，充满了火锅的愉快香气。羊蝎子肉汁充沛，我忙着咀嚼，还不忘和彼得天南海北地聊天。小天安静地坐着，他比彼得小五岁，可他身上那种静谧的气质，让他显得沉着、令人心安。在彼得小小的公寓里，我们四个人坐拥着包容和友爱的空间，这种被接纳的安全感，就像佛祖的莲花宝座，一旦坐下，就能拥有金刚不坏的灵魂和躯体。
这是迄今为止，我和彼得在2020年唯一的会面。3月16号起，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乃狄克州的餐厅和酒吧限制堂吃，只提供外卖和带走，夜店、电影院和音乐厅等娱乐场所暂停营业。我和小陆开始了双双待业的居家隔离，并持续至今。
三月中旬，国内的封锁在慢慢解除，小餐馆最先恢复营业，母亲可以在露天的摊位上吃饭了。
也许是每天与我的跨洋通话起了效果，又或者是因为可以外出散步了，母亲的情绪在一天天转好。“昨天本来想哭的，忍住了。”她说，“现在鼓起勇气，准备出门。”
她一边用耳机和我讲话，一边上了公交车，打算去城墙角和别人一起晨练。“口罩戴上！”一声吼叫透过耳机传过来。母亲朝后望了一眼，赶紧把挂在一只耳朵上的口罩戴好。
“忙着和你讲话，口罩都忘了戴了。”她讪笑着，“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的女儿啊，想死你了。”
“我也想妈妈。”我说。
这是实话。母亲哭得厉害的那些天，我考虑过要不要飞回国陪她。我们已经一年没见，在绝望中独自隔离的母亲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需要我。可我该怎么告诉她自己的“双面生活”？怎么告诉她我不光有了同性恋人，我们已经同居，并且计划共同生活下去？
我并没有回国，而是留在了纽约。
隔离开始后，我和小陆买了PS4游戏机，希望杀死无聊和时间。没有收入，我们已暂缓支付四月房租，好在超市货源充足，不用为食物发愁。我的作息很快乱得一塌糊涂，常常挨到早上六、七点才睡，然后在下午三点以后醒来。我没有了看电影的耐心和兴致，也不再时刻关注新闻里纽约的惨烈境况，每天仍然与母亲雷打不动的通话。“把我担心的，”她说，“你可千万不要出门呀！”
我想起大学毕业前夕，习惯性拖延让我的论文进度大幅落后，我整日整夜地呆坐在房间里，焦虑得下巴和脸颊上冒出又红又肿的大痘。闭门不出的日子里，我常常一整天只与母亲一个人说话，我不记得她在手机那头说了些什么，想不起来她是怎样安慰了我，但她声音的温度是真切的。凌晨以后，我会走出宿舍，沿着无人的街道走到学校后面的公园边上。我会朝着深夜里的树林子和草地大喊几声，树林子和草地不为所动，虫子也都沉默着，彷佛刚刚那声大喊从来没有发生。一声又一声，我的叫喊被黑夜中站立着的大树吸纳了。
无法入眠的夜里，我想起多年来，我和母亲的相互守望。想起我们隔着重山复水，对彼此伸出手去。
我和小陆手牵着手躺在黑暗里。她忽然轻轻握了我一下。她已经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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