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女孩，排行老三，我和母亲的故事 | 三明治

邦子是6月“短故事”的写作学员，作为一个在山里长大的超生女孩，邦子在文章中回忆了那些沉重的成长经历，但她并不试图把“愤怒”加诸在出现在她生命中的亲人身上，如她在后记里所说：“我痛恨男权，女德，一切以貌（性别）取人的偏见和歧视。但仔细回忆后，发现母亲是抗争过的，甚至是很努力地抗争过，所以写下此文。”

文 | 邦子

编辑 | 胖粒

我会记得我第一次叫妈妈，是在一个公共厕所旁。那年我6岁。

“妈妈，给。”公厕门口，我伸手把纸巾递给母亲。“啪”地一声，我的手背迅速涨红， “谁是你妈妈！小孩子不要乱叫！”母亲迅速扫视周围一圈，瞪了我一眼，夺过纸巾匆匆走进公共厕所。

从公厕往下走一段台阶，再过一条马路，就到了我的新家。这里住着我的父亲、母亲、大姐、二姐和弟弟。

外祖父把我带到这里。走了3个小时高高低低的山路，搭了1个小时闷热颠簸的大巴，再加上一趟8块6毛钱的火车，从在黄土里撒尿的大山里带到了有公共厕所的县城。

“妹子该上学了”，外祖父说。

 01 

苗语和羊奶

外祖父的家，淹没在湘西的深山里，即使是2020年的今天，谷歌地图上依然很难找到这个村寨。母亲18岁之前，从未离开过这个地方。

一个和大地融为一体的土砖房子，里面住着外祖父、我、一只狗、一群羊、两只牛。有灶台，火炕，床，湿漉漉沾着泥土的锄具，和两个背篓。第一次咿呀学语，是和外祖父还有羊群，说的是出了这个村落，就无人能懂的苗语。

“你阿妈心狠，一次也没来看你”，外祖父卷着草烟，淡淡地说。“我一个人，你能帮我赶赶牛羊，也好”。外祖母在母亲还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据说是死了儿子后得了疯病。

母亲年幼丧母，也没有其他兄弟姐妹，和外祖父相依为命。靠天靠地活着的外祖父，没有能力供母亲上学，一天也没有。母亲是个文盲。60年代的山寨里，“识字”对于女人来说是大学问。母亲并没有埋怨，只觉着这是天理。

没有吮吸过母亲的乳汁，喝着外祖父的羊奶水长到6岁的我，浑身都是羊膻味。“这羊膻味我看是一辈子也洗不掉了！”母亲把我从洗澡盆里拉出来，用干毛巾使劲擦，扔到床上，大姐二姐弟弟一起凑过来闻了闻：“好臭，妈妈，我不要跟她睡一张床！”，“妈，我也不要！”，“不要不要！”姐弟们捂着鼻子说。我两眼汪汪坐在床中间，望着母亲，见她熄了灯在有弟弟和父亲的那张床上躺下，“四岁了还不知道羞！快睡！”母亲拿开弟弟到处找乳房的手，轻声说。

我一边哭一边小心翼翼在姐姐们视线之外扯点被子，终于在冷风中睡下……   

 02 

梦境和逃学

“快！抓住她！”“这边！”一个个身形高大却怎么也看不清楚面目的人群朝着我的方向跑来，母亲一把推开我，“快跑！躲起来!”。我惊慌地迈开脚步，跑啊跑啊，跑过了嘈杂的小镇，跑过了尘土飞扬的矿地，那些人还在穷追不舍，手中挥舞着棍棒。我又跑过了广阔的玉米地，跑过了外祖父的大山，也跑过了河流和湖泊，双腿早已没有知觉，也不知道追捕的人群是在哪里停止追逐的。一直跑，终于在一个溪边停下来，四周空空荡荡的，非常害怕，同时也感到安全。忽然天上多了一个巨人，披着白色的衣衫，面目狰狞地指着我大笑：“没有人会喜欢你的，哈哈哈哈！”我从梦中惊醒。

那天叫了“妈妈“之后，母亲看着我手背上火辣辣的巴掌，俯身小声对我说“不要当别人面叫妈妈，被坏人听到了要抓走的，记住吗？”我点点头，仿佛和母亲有了小秘密，有了一种说不出的连接，这让我窃喜。而此后， 这个“被坏人抓走”的画面，就没完没了的出现在我的梦境里。也是从此以后，不管旁边有没有人，我都再也叫不出“妈妈”了。

上学了。可我却只想像梦里摆脱“坏人”那样摆脱掉老师和同学，跑得越远越好！

由于年龄和学费的原因，父母决定让我跳过幼儿园和学前班，直接插班进了县城煤矿一所子弟小学。同学大多是矿厂工人的子女，工人在90年代是光鲜的“正式工”，“铁饭碗”。他们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女孩们扎着两根油亮的辫子，别着精致的发卡。男孩们也有着白白净净的脸庞。

第一天，我穿着洗得泛黄的白衬衣和膝盖处磨得又旧又薄的红色绒裤，那已经是母亲能找出来最“像样”的衣服了，她咔嚓咔嚓把我的头发剪到耳后根，说这样省洗发水，早上起来还不用扎头发。去学校的路上，她说：“这条路只带你走一遍，要记好路明天别忘了知道吗”。我默默地跟着，走过了水泥厂，工地上到处堆着水泥砖、预制板等，大的小的方的圆的，很是稀奇，像一个大型玩具厂。继续跟着母亲的步伐，来到了水泥厂旁的小砖房，里面喂了四头猪，见母亲来了哼哼地朝她叫着。母亲说：“这四头猪是你们的，长大了卖掉给你们交学费，一人一头。”我们又走过了一个大土坡，眼前是一片看不到边际的菜园，路从这里开始变得弯弯曲曲，难以辨认。走着走着终于到了学校。母亲返回。

低着头嘟囔着自我介绍了几句，刚来县城连方言都不会说，更不会说普通话，天真地以为母亲能听懂，其他人也都能听懂。同学们开始哄堂大笑，哈哈哈你在讲什么哈哈哈哈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哈哈哈哈你怎么这么黑。我回到座位上，不知所措。

不管是语文课还是数学课，我总是一脸茫然看着老师，他们在说什么？

第二天我就迷路了，在那一片大菜园子里，怎么走也找不到学校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算了，不去了，反正也听不懂课。去水泥玩具厂吧！就这样，逃学成了我的日常。即使后来能找到学校了，也常常躲在水泥管道里，放下书包，自顾自地玩耍。书包是二姐用旧的，母亲给了我，可怜的书包，被同学从六楼一次一次扔下去，我一次一次跑上跑下捡回来，书包里的书也被同学撕得找不到课文，画得认不出字来。上学真是糟透了！在水泥城堡里穿来穿去，看蚂蚁搬食物，在水泥管里涂涂画画，去砖房里看看鼾睡的猪崽，多好呀。

没过多久我断断续续地逃学就传到母亲耳里了。那天我兴高采烈拿着数学试卷跟父母说：“看！我数学打了71分！我及格了！”父亲笑着接过试卷，然后铁青了脸，母亲一把夺过去，看完就气急着去找扫帚：“看我不打死你！让你逃学！71分，你是瞎了吗？这是17分！”我一边躲着扫帚鞭，一边把学校受的种种委屈哭号出来。

后来我转学了。经过父母的深思熟虑，最终决定让我和大姐二姐弟弟上同一所小学。

父亲因为弟弟的出生服了刑，又丢失了工厂的铁饭碗。母亲起早贪黑，经营着学校门口的小饭馆，慢慢还清了超生的罚款。可以毫不避讳跟邻里说“这是我们家老三”。

这是我们家老三。短短几个字，是我一直困惑又不断求解的答案。透着几分亲昵和认可。

我想到了三叔，人人都叫他老三，三叔生了个儿子，是奶奶的长孙。老三最有用，奶奶说。

奶奶生了六个，父亲是老大。二叔，三叔，五叔，幺叔，姑姑是老四。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奶奶很狂，骂人时从不避讳生殖器，还能给生殖器加上奇奇怪怪的形容词，这是我在别人的奶奶身上从未看见过的。我出生的时候，她要把我送给一对瞎子。她骂我母亲：不会下崽的X!跪下！她抽我二娘的耳光：没用的东西！可也是这个奶奶，冬天睡觉会把我冰凉的脚放在腋窝下。

转学的学校，是县城里数一数二的好学校，气派的大门，大大的操场，林荫路上种着漂亮的石榴树，竟然还有兵乓球场，怪不得弟弟书包里都装着乒乓球拍。六年级的大姐成绩优异人缘好，四年级的二姐是体育队长，隔壁班三年级弟弟是个捣蛋王。

我终于可以安安心心上课，再也不会任人欺侮了。

用母亲的话说，我突然“开窍”了。转学之后，成绩一路飙升，稳居班级前三年级前五。“打那以后除了吃饱穿暖和学杂费，基本没有别的可操心的。”母亲后来跟我说。

 03 

初潮和成长

夏天越来越热，夜里的星星越来越少。千禧年如期而至。

对跨世纪的意义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认知，只记得大姐用各种颜色的笔画了一张“走向新世纪”的手抄报，贴得高高的。写作业开小差时，抬头就能看到。大姐上高中了，每天在镜子前不停换衣服，然后一直追问怎么样，好看吗？羡慕她，漂亮又品学兼优，男孩们爱慕的情书接连不断。也嫉妒她，是母亲的骄傲。母亲总是笑盈盈看着大姐：“心洁，中午想吃什么菜？”，“心洁，晚上吃茄子烧肉好不好？”看大姐比划衣服，就迫不及待要称赞：“好看，我大女儿最像我，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嘛。”

一天，大姐照例在比划着穿什么，桌上明晃晃地摆着一小盒饼干，我拿过来正要撕开，她大叫：“你干什么？这是卫生巾！”，公共厕所里那些带血的纸出现在我脑海，于是赶紧扔掉且拉长了嗓子：“咦——”。大姐满脸鄙视朝我翻了一个白眼，“咦什么咦，女孩都会用的，除非你以后不下崽！”

大姐十五岁了，她毫不掩饰地把洗好的内衣高高挂起来。她在家里大呼：“老弟，老妹，五毛钱，谁给我去买包卫生巾。”为了五毛钱我和弟弟都快打起来了。我十岁，又黑又瘦又矮，连弟弟都打不过。

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我也“来”了。

蝉声聒噪的正午，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我顶着烈日去画室，画板里的画掉地上，捡起来，走一会儿，又掉到地上，再捡起来。起身时忽然觉得双腿间黏乎乎的，当我第一次看见这团暗红色的血渍，世界突然停顿。蝉也停止了鸣叫。

母亲依旧痴迷于挣钱，小饭馆被拆迁后，她开始摆摊，早晨四五点起来卖豆浆，白天卖水果，冬天烤红薯，夏天烤烧烤，她眉开眼笑地接过顾客的五毛，一块，五块，十块。倘若我跟她要一块钱买支笔，她会立马板了脸：“不是刚买过笔吗，讨债鬼！走开！”

大姐到15岁才有例假，我12岁就来了，我感到极度羞耻，不敢让任何人知道。母亲忙于挣钱早出晚归，自然也什么也没发觉。直到有天我在洗内裤，母亲突然出现，瞪了我一眼：“脏死了！谁让你用这个盆洗内裤的？”接着她扔了一个新盆给我，盆掉在地上咣咣响，母亲转身走了。那一刻，我的眼泪也咣咣往盆里掉。

回到房间我还在抱着枕头默默流泪。枕头上刻满了我所有的伤痕，泪水的形状有时是一个圆，有时是一条线，有时是两朵大花，有时是一大片云。我想，在母亲眼里，我无论做什么都错的，早上起来刷牙溅了一地水是错，跟她要五毛钱买早餐是错，中午吃饭吃了三碗是错，晚上躺在床上看书也是错，从早到晚从头到尾，我活着就是错的。而我是个女孩，更是大错特错。

我觉得自己长大了，胸脯和下体都有了变化，但心里的变化更大。

大姐上大专了，很少回家。二姐不爱上学，初中毕业就去了广州打工。弟弟憎恨学校，是考不上高中的。我决定更加努力学习，考上大学远远离开这个家。很快告别了敏感自尊和脆弱，每天学习到凌晨。即使母亲会熄了我的夜灯：“就会读死书！”，内心也不再反驳了。我要跑，跑到一个母亲看不见的远方去。

 04 

远方和逃离

18岁在紧张的高考倒计时里过的，过的是7月21日。第一次过生日，兴奋掺杂着尴尬的气氛中，收到了不少朋友们的礼物和祝福，算是给仓促成年一个交代。

还差不到1年高考，课桌上的书厚厚几沓，天空中随时都飞舞着模拟试卷。唯一能让我感到放松的是，摇滚乐。当耳机里响着许巍，郑钧，窦唯，张楚的时候，可以短暂地忘掉所有压力，忘掉昏暗的家，忘掉风里雨里的母亲。

忘掉她那句像是跟父亲在抱怨，又可能是在说给我听，或者只是自言自语的话。她说：养了这么大，妈妈也不会叫。

母亲没有告诉我，我是几月几日出生的。她说：你出生的时候是1990的春天，二月。至于二月几日，母亲和奶奶还有姑姑每次都会争吵，母亲说是农历二月三，姑姑说明明是二月二，那天如何如何发生了什么，奶奶说是27号啊，怎么这也记不得。

我的头快炸裂了，怎么有母亲连自己孩子哪天出生的都不知道！

我已经成年了，我可以新生。此时耳机里许巍《路的尽头》一遍一遍循环，我对朋友们说：我7月21日过18岁生日。那天是许巍40岁生日。

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顺利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1398公里以外的城市足够遥远，足够体面。尽管空气弥漫着浓厚的雾霾，我呼吸起来却是新鲜的，自由的。

母亲这倒牵挂起我来了。电话中开始嘘寒问暖，馒头吃得惯吗？被子够厚吗，薄了给你打一床寄过去。同学都好不好，老师好不好，洗澡方便不方便？在外面要好好保管好自己，钱莫乱花。我说好，一切都很好，这里的图书馆有7层楼，一辈子都看不完。

大二那年的母亲节，普天都在秀母爱。或者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秀母爱”这件事。竟然也鼓起勇气给母亲打了电话。我说：“妈”，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我又说：“母亲节快乐。”

我和母亲完全无法正常交流，大约是从搬家开始的。学校门口的小饭馆，是父亲名下分到的耕地，原本是种了红薯的。县政府挖山建了学校和马路后，这一片耕地的户主就纷纷建了门脸做生意。有卖烟酒的，有卖文具的，租影碟的，开书店的，但要数小饭馆最多，小饭馆里要数母亲的生意最好。凭着母亲超常的厨艺，和父亲成天挂在嘴边的“健康，良心，管饱”，一到饭点，门庭若市。那些年连母亲养的猪，也都肥壮结实，卖得了别的猪卖不到的好价钱。母亲很单纯，只要手里有钱，她眉眼里就写满了得意和高兴。每天晚上必须和父亲把一天收到的钱，认真仔细清点一遍，才能安心睡觉。

直到有一天，马路上突然开来了几辆大型推土机，坚固的砖混房屋纷纷倒下，轰轰隆隆地。（土地规划局一个月前就通知父亲违建要拆除建公园了，且没有任何经济补偿，父亲和其他户主坚守阵地，断然政府不敢强拆。）我匆匆从学校跑回家，见大姐搂着母亲在马路上嚎哭：“妈妈，家没了，妈妈，以后住哪里去哇!”，父亲在漫天尘土里和兄弟几个把家具和锅碗瓢盆撤出来，我一边帮忙搬东西，一边用袖口使劲擦着眼泪。那天的晚间新闻，播音员面无表情的轻描淡写，是几十上百个家庭的崩溃。

搬了家后，奶奶又紧接着大病一场，落得个半身不遂。父亲深谙人间疾苦，不知从哪里结了师父，从此吃斋念佛，说来世不要在人间才好。他每天早上四五点起来，念经和礼拜，白天翻看桌上厚厚的一沓《金刚经》《法华经》《阿含经》等，逢人就说。对商品社会充满不信任，种了一大片蔬菜，自给自足。总之，赚钱养家这件事，他抹除了。

可生活还要继续啊，四个孩子还要吃要住要穿要读书，样样需要钱。母亲争执不过父亲，对“读过书的”还有着几分敬畏，于是沉重担子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她开始摆摊，卖早点，卖水果，烤红薯，烧烤，进货，招徕客人，全部是母亲一个人在操持。脾气变得异常暴躁，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了她的眼中钉。

大姐很快考上大学去了省会城市，逢年过节放假才回家。二姐不想继续念书只想挣钱，弟弟太混没有高中愿意录取他，于是相继去了广州。父亲早已看淡一切，油盐不浸。母亲的暴躁对象除了我也没有其他人。于是我们再也无法正常交流。我们的说话常常以她怒骂，我摔门冲进自己的房间，反锁，而告终。

也不是完全没有温情在。从小耳濡目染母亲的厨艺，我揽下了每日烧午饭的活。每天的午餐，我会尽可能盛多的米饭，挑选当日觉得烧的味道最好的，母亲最爱吃的，满满当当压实了送到她的摊位去，然后淡淡地说：“今天的午饭，有小炒肉，红烧茄子，丝瓜……”母亲说:“好，快去学校吧别迟到。”晚上洗碗看到吃得精光的饭盒，总会不由得流过一丝丝暖意。

 05 

信仰和癌症

2017年12月28日

“妹，妈妈检查出宫颈癌了，晚期，必须尽快手术。”二姐给我发微信的时候，我刚从澳洲过完圣诞节返回上海。

“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确诊了吗？”我回。

“一个星期前，你在澳洲过节，不想扫兴所以先没告诉你。”

“别担心，我们都在，再说手术还在排期，你能请到假就回来。”

这一年，母亲52岁。

我回家的时候，看到她憔悴的脸，多了些许皱纹，两鬓开始有了刺眼的白发。母亲对我说，来，这白头发太难看了，帮我拔掉吧。我接过镊子，每拔一根，心里都隐隐地刺一下。

我已经打入职场近五年了，正是上升期，每天都有无法估量的工作任务，对着电脑焦虑不安。母亲说回上海吧，我不要紧。

回上海后，一边紧张地处理工作，一边给母亲找更权威可靠的医院。医生建议我们为母亲列“遗愿清单”。母亲嘴里说着活腻了，走就走吧，脸上泪流不止。母亲说，想回湘西老家看看外祖父。想去普陀山拜拜观音菩萨，皈依佛祖。她说，”我也跟你爸一样吃吃素好了，吃肉伤了动物，走不干净，它们来缠着我报仇呢。“ 我们说，好，都听你的。

弟弟在广州的生意有起色，开着宝马带着母亲去外祖父的大山里。母亲高高兴兴说在县城里过得很好，什么都好，别记挂。然后递给外祖父一沓钞票，说给两个弟弟建房子讨老婆用。外祖父晚年得子，生了两个舅舅，是母亲同父异母的弟弟，年纪比我还小几岁。

再回家的时候是春节了。母亲戴着我从上海寄来的，烫的精致上乘的假发。邻居们显然不知道她在化疗，见了都啧啧夸赞，嫂子这头烫得洋气啊，精神，年轻不少呢。哪家人的手艺？我们也去烫一个好过年啊。

可再精致茂盛的头发，也掩盖不了皱纹的剧增和日渐消瘦的身躯。去年给母亲买的大号衣服，穿在身上怎么看都空荡荡的。

我见过母亲十五六岁的黑白照片，大眼睛，不浓不细的眉毛，鼻子又挺又翘，浅笑的嘴唇，穿着苗服，背着背篓在茶山里。照片里还有其他几个姑娘，就数母亲最水灵最好看。难怪奶奶说，你爸自打见过你妈一面，给他介绍谁都不愿意了！硬是拖到30岁才讨了你妈做老婆，老刘家里读过书的姑娘，王处长的女儿，他都不要，这个睁眼瞎的！

奶奶当时是县城里出了名的媒婆，谁家的男子汉要讨老婆，谁家的姑娘要嫁人，她都有数。自家儿子当然也不例外，二叔三叔都有相中的婆娘，父亲却看一个回绝一个，看一个又回绝一个。父亲读过书，且是个工人，挑剔一些，奶奶也只是由着他。母亲想找个“城里人”，不知怎的就联系上了奶奶，阴错阳差促成了这桩美事。

而在三十二年的婚姻后，躺在病床上母亲对我们姐妹三个说，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跟了你爸，眼瞎嫁错了人。男人啊，要是勤劳踏实的，两个人四只手，养活你们几个犯不上吃这么多冤枉苦。你二叔家三个女儿，个个培养得这么好，你二娘现在还这么年轻活泛，那还不是你二叔做梦都在想法子赚钱养家。

二叔早年靠卖手艺做电焊赚钱，带了不少徒弟。后来又拿着本钱下海经商，步步为营。二娘被奶奶当众抽的那响亮的一巴掌，铁了不生儿子，好好把三个女儿培养大的心。大女儿一路读到博士后，留校当了大学教授。二女儿去了美国工作和生活。三女儿自己开了公司，经营地有声有色。二叔和二娘勤勤恳恳，齐心协力，只要不出卖良心，揽活比谁都勤快。

可是父亲不是二叔，父亲连甩手掌柜都不屑当，软饭硬吃。钱是脏手脏心的东西，不挣钱，也不把有钱人看在眼里。我们曾无数次逼问他，你怎么能狠得下心让母亲一个背这么沉重的担子?我们却要跟你姓?凭什么？他不言语。

化疗完之后母亲的身体有了好转，胃口好了头发也长了一些。她开始拿着孙女一年级的语文书让大姐教她识字，说以后身体好了就带带孙儿看看书，也挺好的。这样的日子没过半年，母亲开始持续高烧不退。病情恶化了。我辞了职。大姐说，毕竟是妈妈，这时候不尽孝，以后再也没机会了。

医生说保守治疗，保证生活质量要紧。母亲这时突然下定决心要去南山寺临终。她说想走得清静一点，家里亲戚邻居三天两头来看她，累。一定是父亲跟她说了什么，我们想。陪着母亲驱车十几个小时来到南山寺。一起吃了七天素，念了七天佛，全都回向给她。

母亲一生怨恨父亲，却还是把信仰和信任都给了他。

母亲走的时候，只剩下皮包骨了。那是我第一次见一个穿戴整齐躺着棺木里的人。穿着黄大褂的僧人围绕着母亲念经超度，护送母亲去没有人间疾苦，没有六道轮回的西方极乐世界。

按照仪式每个家人都要依次上前和母亲说说心里话，但不能哭。我的脑子里开始闪现许多场景，有不许叫妈妈的那一巴掌，有那个热乎乎的饭盒，有出逃的梦境，有寒风里她守着摊位的背影，也有要交学费时让我滚开的怒骂，还有工作后每次回上海偷偷给我装满家乡美食的行李箱，给我织的带去澳洲穿的棉布鞋，尽管我说我要住的城市没有冬天，以及我给她办好的一个印章都没有都没来得及盖的护照，想着想着，早已泪流满面……

我努力地回想这个傻女人是否为自己活过一天，却想不起来。

终于，我走上前一步，哽咽地对着母亲说，妈，这么多年，您辛苦了，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人！好好休息吧，我们都长大了，不用记挂。

是，我必须用“伟大”这个词，肯定母亲的一生。

她短暂的一生，都在战斗。赤手空拳，为我们打下了家，打下了学问，打下了信仰和爱。她的死，是一场牺牲。

 06 

时代和宿命

送走母亲后，父亲性情像变了个人。我从来没有看父亲哭过，即使小饭馆被推平的那一天，他也是如此冷静刚毅。可现在，做饭哭，呜我都六十岁了还要学着做饭。看电视哭，呜呜一个人看电视有什么意思。打开冰箱也哭，呜呜你妈做的酸豆角还有呢。连吃饭也哭，呜呜这道菜还是你妈做的好吃。一边哭一边揩眼泪。我看不下去，愤愤地说，装什么装，母亲活着的时候，你可给她做过一次饭？洗过一次衣？你把她，像仆人一样使唤来使唤去？现在后悔也没用了，省省吧。

一天夜里父亲像往常一样，抽烟，昏暗的房间烟雾缭绕。我也像往常一样，一边使劲挥舞着手将烟雾赶开，一边埋头看书。父亲说：“不要怪你妈妈，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我问什么意思，父亲接着说：“那个年代不生个儿子抬不起头来，你们现在的人理解不了，时代不同，又赶上计划生育，这是我们的命。”

“就像我20岁的时候，在工厂没日没夜赚钱盘活弟弟妹妹，你20岁的时候在上大学，将来你孩子20岁，在做什么你想得到吗？”

突然就通透了，那些质问过无数次的为什么，都有了令人如释重负的答案。人生哪有什么逻辑，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命运，都有他们自身的局限性。

母亲的30岁，已经有了四个孩子，每天的生活在无止境的忙碌和哀怨里。

和母亲同年的朱莉的30岁，在南半球的沙滩上，一手抱着先生一手举着香槟，笑容一脸阳光。

我的30岁，还是个踩着滑板的少年，期待着无数未知的冒险呢。

父亲的局限是，男权根深蒂固，女人的天性就是服侍丈夫，从来如此，男人洗衣做饭成何体统。

母亲的局限是，父亲读过书，他说什么都有道理，卑贱是我的命，认命吧。

而我的局限是，不理解也不想理解他们身处的时代，可悲，可笑。我给他们早早判了刑，他们说什么都是bullshit，一切传统都可打破，我命由我不由天。

一个人，怎能抵抗一个时代呢？都不过是它的影子，各自画地为牢。

时代继续走，我们继续成长。

作者后记

母亲于2018年末病逝，我的父母缘浅薄，葬礼过后继续回归生活场，并没有陷入此事。今年30了，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我到底是谁？尤其是接受了近年国内外的LGBT群体/女权主义/身份认同等观念清洗后，想到我南方十八线的小城依然盛行的“重男轻女”，不得不惊异。

试图穿越时光，和母亲置换身份，于是母亲的轮廓又回到小时候那样清晰。我以为，今天还算是舒适的生活，是自己咬牙切齿拼来的。我痛恨男权，女德，一切以貌（性别）取人的偏见和歧视。但仔细回忆后，发现母亲是抗争过的，甚至是很努力地抗争过，所以写下此文。

抛开过去的“我”，时代的怪物，让那些伤也留给时代吧。

回到现在的我，怎能不感恩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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