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像 Fatema 一样,是成长在多哈的穆斯林女性 | 三明治
在上个月的短故事学院,阿企写下了自己在伦敦念书时的朋友——Fatema的故事。Fatema是一位成长在多哈的穆斯林女性,由于宗教和习俗的限制,在伦敦的校园里和阿企的相识,原本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相对保守的穆斯林家庭里,无论年龄辈分,男性家属的话语权至高无上。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女性不得不隐忍地失去自我地生活。但Fatema拒绝完全认同这种生活。
文 | 阿企
编辑 | 依蔓
最后一次和Fatema见面是2016的夏天,伦敦牛津街Selfridge百货公司的劳力士表店。
学校的毕业典礼在课程结束后的来年夏天举行,我刚从礼台上领了证书,就收到了Fatema约我晚餐前见面的短信。
Fatema的妈妈和姐姐们每次从多哈到伦敦过斋月,都会在在这家百货公司入口层的Wonder Room流连忘返。我一进表店,就看到整齐穿戴abaya(黑纱)和niqab(面纱)的Fatema直直企在母亲的身后,手上抱着一个黑色纸袋。头纱遮住了她的黑色卷发,见到我,她双眼亮晶晶。
和母亲与姐妹们不同,Fatema的黑纱向来款式简洁,裁剪精良的丝绸长袍罩在她窄窄的肩膀上,省略了繁复的花纹和刺绣,反而让人更专注于她稍显倔强的脸部轮廓。
这是我第二次和她的家人见面,Fatema的小妹兴奋地挽着我的手, 指着母亲手里的两条金表,让我帮她们选择其一。两只表盘周长都镶着钻石,一条白金,一条玫瑰金。从来没戴过金表,也没买过钻石,我笑笑不发表意见。
一年没有见面,我和Fatema以买咖啡为由离开了表店,站在陈列厨房用品的货架前尽情地讲话。防火卷帘门旁,我们一个裹着学士袍,一个披着abaya,好像在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前迷路的麻瓜。商场保安来来回回好几次,礼貌地观察着我们。
Fatema小声告诉我她的双胞胎弟弟脾气更坏了,对她百般刁难,现在要出门一次更难了。
她还说最怀念这座百货公司对面果汁摊新鲜草莓奶昔的滋味。印象里有一个清晨,我们一路疾走到这里时商场还没有营业。于是我们点了一杯草莓奶昔,看着店员打扫橱窗,盼着门童赶快拉开门帘。
草莓奶昔的滋味我早已忘却,只记得当天为Fatema愤愤不平的自己。果汁摊贩对戴了黑色运动hija(头纱)的Fatema视而不见,把奶昔先给了一位比我们迟来很久的白人女生。
Fatema把手中的纸袋递给我,里面是一个小巧的棕色拍立得相机,并祝我毕业快乐。纸袋底部沉甸甸的,她取出一个吞拿鱼罐头,问我,你还记不记得这个?
我点点头,这罐头见证了我和Fatema的初次见面,它是阿拉伯湾区的超市特供,在伦敦从来买不到。
还记得2014年初秋的伦敦,我刚刚入学。某日,正午阳光明媚,空气里照常充斥着洗衣房的味道。在学生宿舍半地下的厨房里,我一个人狼吞虎咽自制的蔬菜卷饼,双手沾满番茄的汁液。
Fatema推门进来,黑纱随意地搭在身上。她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就笑着问我是不是也在减肥。
我擦擦手,点点头。
她踮着脚从自己的橱柜上层拿出几盒吞拿鱼罐头,摆在餐桌上推给我,说自己的好友靠吃吞拿鱼瘦了几磅,所以罐头随她飘扬过海,从多哈来到了伦敦。
我撬开罐头,把吞拿鱼碎卷到玉米饼里,加了黄瓜丝,我一个,也分她一个。我们站在半地下的厨房里,隔着铁栅栏,眯着眼看街道上伦敦人急匆匆的脚步。刚到伦敦求学,课业紧张,虽然学校里中国同学很多,但也没和谁成为可以一起吃饭的伙伴。吞拿鱼微微的咸,搭配黄瓜淡淡的甜,这简单的午餐,和另一个女孩分享,竟然格外好味。
Fatema的妹妹打来电话催促,说要赶去Harrods的夏季甩卖。表店里,Fatema母亲买下的两条金表已经打包好等在柜台上。
出身封闭穆斯林家庭的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很多人也习惯不选。Fatema望着我,她浓浓的眉毛下,是浅浅的无奈。
离开表店时,我抱了抱Fatema,她的黑纱松松垮垮,我的心里空空荡荡。不知道下次再见,又会是何年何月。
戴着面纱(niqab)的女学生
representitive image, https://alhira.org/
Fatema搬进宿舍的那天,我背着双肩包从厨房出来,急急忙忙地要冲去图书馆。我看到一个戴鸭舌帽、身着紧身牛仔裤的潮男领着一个披着黑色长袍、蒙着面纱的女孩从旋转楼梯下来。男生拖着两个行李箱,女生手上抱着一叠书,他护着她挪进了走廊的另一端。
后来Fatema告诉我,按照风俗,他们家庭的女生不能一人出行。于是他的大哥一路护送她到伦敦,等她在宿舍安顿好后,又连夜赶回了多哈。
我和Fatema常常在公共厨房相遇,又因为分享吞拿鱼罐头的关系,渐渐熟络了起来。她在工程学院读研究生,导师是个吹毛求疵的日本人。申请上研究生之前,她和双胞胎弟弟一起住在伦敦北部的Luton,上了一年语言学校。
学生宿舍和主校区的图书馆只有一条Euston大街之隔,交通十分便利。但不走运的是,我们都被分到了宿舍楼的地下一层。
地下一层沿街面的窗户不能完全打开,被金属铁栏紧紧围住。白日里若窗帘没有拉紧,还常常和街道上的行人四目交对。入夜了,从附近酒吧流出的醉鬼有时会把酒瓶丢到窗边,玻璃酒瓶撞击金属舷窗,接续着痛快的呼叫。几次被惊醒的我并不害怕,反倒觉得这不曾有过的体验格外有趣。
地下室房间的窗台
地下室的采光不佳,环境嘈杂,但租金和楼上的房间无异。写邮件给住宿处的老师投诉了好几次,他们都以房间已满,无能为力,把我调换宿舍的请求打了回来。
有一天晚上,刚回房间拉上了窗帘,就听到有人咚咚咚地敲门。在国内大学集体宿舍生活多年、训练有素的我竟下意识地觉得是违章电器的突击检查。慌乱中我把电热水壶放在双肩背包里,藏在衣橱的上层。一开门,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没穿黑纱的Fatema。她穿着粉红色睡衣,黑色卷发散落在肩膀上,神情紧张。
她说:我床上竟然有一只老鼠,好可怕,可不可以来你房间借宿一晚。
学生宿舍里的单人床不到一米宽,但我还是马上点头答应了。
看着我的小床,她犹豫地说她房间里有一张气垫床,但因为老鼠的缘故不敢回去。
我和Fatema沿着走廊墙壁疾步回到了她的房间,我们一人防一人攻,跳到了她的衣橱前,生怕脚下再次窜出活物。我快手从衣橱里抽出了气垫床,Fatema又迅速夹带了一件厚厚的呢子外套。她说自己的被子和床单都被老鼠污染过了,要马上销毁,不然就会变成滋生出整个老鼠家族的温床。我懵懵懂懂,竟然也相信了这工科学生信手拈来的生物理论。
Fatema的房间在红砖建筑的转角,一面朝向街道,一面连接通往垃圾站的小径。她的窗前点着阿拉伯乌木沉香(oud),香已燃尽,浓郁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散。她的窗户和我的一样,只能微微敞开一个指头的距离,老鼠应该就是从这个缝隙里爬了进来。
回到我的房间,Fatema和我一起充起了气垫床,她和着呢子大衣躺下,用手机给宿舍老师写投诉信。
我说住在地下室的生活不见日光,确实压抑,自己也给老师写了好几封要求调换宿舍的邮件。
Fatema转头看看我,无奈地笑着说,你有没有发现住在地下的都是亚洲人,白人同学都可以申请到楼上的房间。
我在的这所大学,亚洲学生数量众多,对于这宿舍楼里区域性的人种分布,我却是从来没留意过。收到录取通知书,我早早就申请了宿舍,也在备注里声明了偏好顶层通风的房间。被分到地下室,我一直以为纯属运气不佳。
突然想起自己衣柜里还有一个备用枕头,于是我起身去掏枕头给Fatema,刚够到枕头,装着电热水壶的双肩包就滚落下来,砸在Fatema的气垫床边。
背包拉链半开,窥见背包里的热水壶,Fatema非常吃惊。她说早就听说中国人爱喝热水,果真名不虚传。她说:“原来你每天背个大书包出去,都是为了随时煮热水。”
隔周,再在厨房里再见到Fatema,问她鼠患的问题怎么样了,换宿舍的请求有没有批准。Fatema叹叹气,她说学校第二天就派人来消毒房间,自己也重新购置了床品。老鼠虽然暂时消失了,但是学校老师拒绝了她换宿舍的请求。说是签了合同,就要在这里住到期满,搬家就要交一笔违约金。
她说,老师还在信里写道,你们来自亚洲,平时对蟑螂老鼠习以为常,不值得大惊小怪。
听到这里,我愤怒地摇头,我说如果我是你,就把这封邮件抄送给学校高层和大使馆,炒作成国际事件。
Fatema哈哈大笑,说没必要大题小做,对这种不公平的遭遇,她已经有些习惯了。
后来有一阵子在厨房都没遇见Fatema,再见到她,已经是圣诞节后。她说自己刚从多哈回来,回家住了一个月,然后热情地邀请我去她房间吃从家乡带回来的中东椰枣。
我们坐在她曾经被老鼠污染过的床沿,聊着我圣诞假期的旅行经历。突然她眼眶泛红,说,她来伦敦求学的事,是一个不能让自己双胞胎弟弟知道的秘密。在他们这样相对保守的穆斯林家庭里,无论年龄辈分,男性家属的话语权至高无上,她的命运只能任其摆布。
50年代,Fatema的父亲出生在世界上最大的沙漠Empty Quarter。游牧民族天地为帐,逐水草而居。出生于一个贝都因(bedouin)帐篷的他,一生本该只属于阿拉伯的风沙。
在沙漠生活的贝都因人有不近海港的传统,他们是文明社会的边缘群体。而部落生活里,女性更是边缘里的边缘,活埋女婴的现象十分普遍。
1898年阿拉伯沙漠里的贝都因人
imgage source:mashable.com/2016/09/17/bedouins/
70年代,石油经济的繁荣带动了卡塔尔半岛城市的发展,赶骆驼的贝都因孩子走进了英国人建造的学校。离开沙漠的游牧人民最初以宗族的形式集居在海湾港口附近。Fatema的爸爸在这时候离开了沙漠, 在多哈的码头边落脚。
最小的儿子出生后不久,Fatema的父亲便离世了。根据Sharia Law (伊斯兰教法),一家之主去世后,遗孀只能继承财产的1/8,其父母兄弟以及子女继承剩下的财产。主要原则是,每个儿子继承的财产都是女儿的两倍。
Fatema的姐姐离婚前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母亲和妹妹一生都没有工作,生活靠双胞胎弟弟补贴。
双胞胎弟弟由于母亲的宠溺,性情最骄纵。但也许鉴于全家在多哈的居所是他名下房产的缘故,大家对他百依百顺。Fatema的大哥年纪不小,依然单身,是家族里的异类。加之他在中国的经商并不成功,虽然他对姐妹的要求都尽量满足,但对家庭事务从不发声。
在90年代里成长起来的Fatema赶上了多哈和美国联手打造中东教育中心的热浪,到伦敦读研究生前,她念的是国际学校。Fatema穿着黑色abaya,接受了玫瑰色的西式教育,经历了女性从足不出户,到拥有投票和驾车权利的社会变革。一家几代在中东断崖式的发展背景中成长,观点不同,矛盾重重。
在Luton读完语言学校后,双胞胎弟弟突然没有理由地把Fatema赶回多哈,不让她继续在伦敦的学业。Fatema的大哥不忍心自己的妹妹以泪洗面,绝食抗议,就瞒着弟弟带着她回到了伦敦。圣诞节假期,弟弟从伦敦回家,Fatema也要抢先回去,以免他察觉出异常。
Fatema房间里点着的乌木沉香散着白烟,香味厚重得让我喘不过气来。
五月开始,就进入伦敦最好的季节。此时天光一直持续到九、十点,让对时间向来捉襟见肘的读书人有一种白赚了大把光阴的错觉。
有天和Fatema从图书馆走出来,两人已饥肠辘辘。她一时兴起,提议去吃家乡小吃Falafel(炸鹰嘴豆泥丸子)卷饼。她说小店就在摄政公园的旁边,离宿舍不远,上次大哥送她来学校的时候一起去吃过,味道还不错。
在学校附近的熟食店买过kebab和shawarma,以为这就是中东菜的全部。和Fatema吃了一次Falafel之后,从此对以上两者视而不见。鹰嘴豆泥团成小球,油炸后搭配着酸瓜和乳酪酱(tarator sauce)裹在皮塔饼(pita bread) 里,一口下去,多种滋味层层绽开,回味无穷。
小店里只有我们两个顾客,我们坐在靠近柜台的位置,看着身材丰满的老阿姨做饼。突然Fatema认真理了理头巾,严肃地自拍了一张。我问她怎么突然兴致高涨,平时都很少拍照。她无奈地笑笑,说自己的大哥经常要检查她晚上在哪里,有没有戴好头巾,所以她就自拍一张,当作证明。
斋月开始后,宿舍楼对面的一个伊斯兰教祷告室一到下午的某个时段就人满为患,开始禁食的Fatema神龙见首不见尾。有天半夜在厨房偶遇,她问我周末有没有时间,一起去和她来伦敦拜访的家人吃开斋饭。
这年的斋月,又适逢中东炎热难耐的盛夏。Fatema的大哥带着母亲和两个姐妹来伦敦探望还在读书的双胞胎弟弟,顺便大采购。他们在伦敦塔桥附近租下了一间公寓,打算停留一个月。
Fatema带着我换乘了两次地铁,来到塔桥附近的一间高级公寓前,她先是绕到公寓背后给家人打了个电话,然后放心地拉着我走进了大堂。
在电梯里,Fatema神秘地对我说,双胞胎弟弟还不知道自己也在伦敦。但弟弟由于学业繁忙的缘故,不会来一起吃开斋饭,所以她才有机会和家人团聚。
按了门铃,Fatema的姐妹们把我们迎进了客厅,除了穿着彩色刺绣烫边黑袍的母亲,其他的姐妹都穿着带亮片的裙子。姑娘们的头发都和Fatema一样又粗又亮,眉毛浓密,但所有女眷里,有好看自然卷的,只有Fatema一人。除了双胞胎弟弟外,Fatema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弟。小男孩的英语是所有家属里最好的,我们互相自我介绍完毕,他就很有主见地把Fatema从我身边用力推开,拉着我的手走进客厅,让我陪他看电视上的卡通。
不知谁的手机上响起了悠长的祷告声,大家都兴奋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往厨房走去。坐在我身旁的Fatema高兴地捏捏我的手,说,禁食结束,终于可以吃开斋饭了。
大盘烤肉和热气腾腾的阿拉伯面包被从厨房里接连端出来,姐妹们跟着阿拉伯音乐打起拍子,在空中旋转着纸巾。Fatema的母亲把一个不小的陶罐直接放在我面前,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Fatema揭开陶罐的盖子,翻译说,这里盛着她妈妈拿手的鸡肉Machboos(中东香辣鸡肉米饭),米饭里加了海湾地区特产的混合辣椒粉和黑柠檬调料,百吃不厌。青春期的她就是吃了太多妈妈做的鸡肉米饭,虽然上的是女校,但身材却和小男生一样。她的姐妹们都觉得我太瘦,要多吃点才能嫁得出去。
突然门厅里传来门把扭转的声音,而后门铃急促地响起,姐妹们惊慌失措,朝Fatema的方向一致看来。Fatema的面容有些扭曲,抓起我们的鞋子和手包,拉着我往房间里去。我用眼神示意她桌上我们两人的餐具,姐妹们双手比划着让我们先走,然后起身过来。不放心的我抱起香气四溢的烫手陶罐,和Fatema一起躲到了姐妹房间的衣橱里。
黑暗中Fatema传简讯给我,说家庭里的男性从来不会进女眷的房间,让我放心。
客厅里隐约传来男性的声音,我心里已经做好了沿着阳台水管爬下九楼的最坏的打算。
两分钟后,Fatema手机一亮,她笑出声来,说虚惊一场,原来是她的大哥回来了。她跳出衣橱,光着脚奔跑着,打开了房门。
暑假来临,合约期满,我如愿以偿搬到了一楼的房间。房间远离街道,窗外是小排房(terraced house)住宅接联的庭院。夜里拉开窗帘,可以看到伦敦人家窗户里的灯火。搬到楼上,我窗帘再也不拉,总是一觉睡到天光打在脸上。
Fatema申请了搬去King's Cross对面的宿舍,那个宿舍因为配套通宵自习室的缘故,虽然价格昂贵,但一直是学生们的热门选择。
搬走前,Fatema的大哥在楼下收拾行李,她跑上一楼来和我道别。她手上提了一个结实的白色帆布袋,我拎了拎,沉甸甸的。她说还有两三个月就要毕业了,送我两套丝绸abaya,以后去多哈看她的时候,一出机场就穿上,入乡随俗。
Fatema坐在窗前的木制沙发上,一缕淡粉色的斜阳滑过她的眼角。此时她的黑袍穿得整整齐齐,微卷的头发一丝不苟地梳进了头巾里。
在我的房间里,她慢慢取下了面纱,露出了有些男孩子气的小巧脸庞。我们趴在窗台上,探出头呼吸着微冷的晚风,她嘴角微微上翘,宽大的abaya下,Fatema苍白的手臂显得孱弱不堪。
玄关角落,帆布袋里乌木的香气远远的,淡淡的。
毕业后从伦敦回到多哈,Fatema得到了一份政府的职位,工作得心应手,收入十分可观。但每次聊天,谈到两年多的伦敦生活,她都会感叹这自由世界里的生活仿佛如短梦一场,梦醒后置若罔闻。
毕业后第五年,Fatema申请到伦敦一所理工学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她淡淡地说,双胞胎弟弟知道这个消息后对她不理不睬,甚至因为一些家庭琐事借口掌掴。家里的姐妹为了讨好弟弟,也对Fatema的年龄和单身的状态更是冷嘲热讽。
反而是Fatema的女上司对她进修的决定十分支持,在她的坚持下,Fatema申请到了企业奖学金并获得了停薪留职的特权。
我想起几年前,在伦敦宿舍的旋转楼梯下,那个被紧身牛仔裤男孩护着的小小身影在走廊的另一头越走越远。走廊末端的防火门往外推开,是邻里小排房连绵不绝的花园,这开放空间是伦敦人家庭生活的中心,庭院里的绿意首尾相连,望不到尽头。
2017年,我也搬到了中东。同年,卡塔尔和海湾各大阿拉伯国家断交,迪拜到多哈本该一小时的行程,变成九小时的转机马拉松。想要探望Fatema,却始终没有成行。
在这里,我遇见了许许多多穿abaya的女性,但是再没有和谁成为交心的朋友。
大家对这传统服饰的意义各执己见,西方人乐于相信的观点是,黑色长袍是宗教压抑女性的工具。传统的教义里宣扬女性的身体散发着魔鬼的火焰,只有用这黑色的服饰来包裹,才不会让男性分心和犯错。
也有人说,服饰是文化的符号,和任何文化遗产一样,穿黑纱是一种对传统的坚持。
Fatema曾说过,真主教诲穆斯林要穿着要朴素。她相信只要对穷人乐善好施,一天祷告五次,在斋月禁食,即使不穿黑袍和戴头巾,也不会下地狱。
Fatema赠我的两件abaya,始终被遗忘在父母家的储藏间里。妈妈有天心血来潮把这又重又厚的丝绸长袍丢进了洗衣机,经历了南方日光的暴晒,abaya上的乌木香气无迹可寻。
今年的斋月里,在家工作的我被附近清真寺宣礼塔的声音打断。我索性关掉了屏幕,打开了窗户,静听这宣布开斋的悠长祷告。日光散去的沙漠尽头,是一轮在雾气中低低悬浮的满月。这里的天空和地面靠得很近,星辰都卑微地垂在云层下端。
那年夏天的伦敦,刚搬上楼不久,失眠的Fatema半夜跑上来陪我煮茶。她手里捧着乌木的香皿,说点一片可以助眠。夜风搅散了乌木的苦味,我捧着茶杯,打起了哈欠。
只记得那夜的星空高而广阔,心绪明朗清澈。再回过神来,身旁的伙伴已枕着沙发的扶手安然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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