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幸存者的家庭 | 三明治
这是一个没有幸存者的故事。每个人似乎都是受害者。试图控制弟弟的母亲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不敢反抗的弟弟是家庭权力的受害者。只能逃离压抑家庭的作者是“重男轻女”思想的受害者。
这是一个关于中国普通家庭的故事，在那些光鲜的全家福背后，你能看到难以逃脱的痛苦和其对人的消耗。作者是勇敢而清醒的，她不断自救，也试图去帮助身在“困境”中的弟弟，让他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
“我只想让你明白，这个家庭中，关于爱的教育是缺失的。你要学会分辨谁在爱自己、谁又在爱你，我们应该如何爱自己，又该怎样爱别人。真正决定人幸福与否的，从来不是人的成就，而是人是否幸福，而奇妙的是，人是否幸福，根本上就取决于如何给予爱、获得爱。如果还有什么要说，大概是姐姐永远爱你。”
文｜Clio
编辑｜旁立
01
“妈，你什么时候让弟弟一个人睡？” 趁着午餐一家四口围坐在饭桌旁，我再次挑起话题，“他都15岁了，外人知道你们还睡一张床上，要说闲话的”。
“谁会说闲话？隔壁王阿姨，还跟她18岁的儿子睡在一张床呢”， 母亲反驳道。
“毕竟是男孩，总归不太方便”，父亲帮腔。
“我们是睡一张床，但他盖他的被子、我盖我的，没哪里不方便 ”，母亲不想再聊了，“中考之后再说，现在先吃饭”。
又一次，我与父亲解救弟弟的行动，失败。
母亲对弟弟的控制，让全家人窒息。弟弟上下学，母亲亲自接送；弟弟的衣服，母亲亲自挑选；弟弟的课外书，母亲亲自把控。最夸张的是她给弟弟安排的一日三餐，如同国王的食谱：早餐一定有鸡蛋，中午必须有肉，下午要垫些茶点，睡前要喝热牛奶，一天少一餐、一餐少一口也不行。为保证这张食谱的有效执行，她一日三餐，餐餐往学校送饭。
无数次，我和父亲在这张饭桌上替弟弟争取自由，全败了。
我给弟弟买课外书，母亲发现后把书锁进了柜子里，换成了黄冈考试卷；弟弟喝不下黄瓜汤，父亲说“算了不喝了”，母亲给弟弟洗脑喝汤的好处，终究一碗汤见了底；弟弟提出骑自行车上下学，话音未落、母亲一个眼神杀过去，“这事不可能”，她有自己的理论，“骑车的时间可以做好几道题了”；母亲非要和15岁的弟弟睡一张床上，我和父亲为此发火、争吵、撒泼各种手段用尽，却只换来母亲的一句搪塞，“中考后再看”。
终于，弟弟中考完了。
见弟弟成绩喜人，父亲趁机提出，将弟弟送去市里的国际学校读高中。留在区重点高中，弟弟又要寒窗苦读三年，再和成千上万人挤高考独木桥，但国际高中学习模式接轨西方，平日压力小，高考还多了留学这条路。
后者显然是更好的选择，当然，于我和父亲来说，这选择还有一大好处：让弟弟离母亲远点。
母亲一听便知我们的盘算，反复推脱，“国际学校校风太差”、“学费又贵”；我们先斩后奏，报了国际学校的试听课之后再通知她，要带弟弟去听。
“又不去读，别浪费那个功夫”，她一口拒绝。
“就感受一下氛围”，我和父亲软磨硬泡， “听听课，不报名”。
她扭捏了好一阵，喋喋不休抱怨，勉强起身，带弟弟出门。
02
实际上，我完全能理解，母亲控制弟弟的原因。
弟弟来之不易。母亲初中学历，毕业后靠家中关系找了一处在公立卫生所做护士的活儿。22岁她嫁给父亲，23岁怀孕，一直期望男孩儿，24岁却来了个我。她失望，和父亲商量要个二胎。父亲先是拒绝，那时他是银行小职员，钱少压力大，但母亲坚持，“有儿子公婆也高兴”，父亲半推半就答应了。
2003年，母亲终于怀上了二胎。此时，“计划生育”政策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展开，许多超生的父母被单位开除、罚款，被计生委强制性流产、上环。母亲悄悄找人做了B超，得知肚子里是个男孩后，拉着父亲的手，坚定到执拗，“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
她先是求父亲差人伪造了个假户口；再靠三瓶高档白酒，用新户口弄来准生证；为防检举、掩孕肚，她辞去了公立医院的护士工作，整日躲在家里不出门。
即便如此，母亲怀孕的消息，还是瞒不住街坊四邻。有次街道计生委给居民开会，领导在台上点父亲的名，恶狠狠地威胁，“别以为你们家的事我不知道！小心你老婆的肚子。”
那晚，受惊的母亲连夜收拾行李，逃难般独身一人躲去了娘家。几个月后，我在医院产房见到了她。那天，亲朋好友围在她床边，轮流抱弟弟，夸他可爱，母亲躺在床上，咧嘴笑。
她打赢了这一仗。自然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胜利的果实。
她有了在老家的特权。我的大家族里，爷爷酷爱儿子，奶奶生的两胎，伯伯和父亲都是儿子。伯伯家先有一女，后再得一子，自此在家中地位飙升，说话常揶揄他人，无人敢怒。如今，母亲有了比堂哥更小的弟弟，也有了目中无人的权利。大年初一早上十点吃年饭，她拖到十二点起床，全家十几口人等她，她只说，“我要照顾弟弟睡觉”，没有人再多说。
年饭上，爷爷对她赞不绝口，一边劝说家中只有一女的亲戚“你们要像她一样要个儿子”，一边给我和弟弟分红包。弟弟1000元，我500元。
她没了工作，弟弟就是她的事业。她送他学乒乓球，书法，英语，奥数，忙得团团转。弟弟也聪慧，打乒乓球，区冠军；考试，从没下过全班前五。“你们家儿子真优秀！”“你看你，多么会教育孩子！” 夸奖涌来，她从弟弟的成绩里，印证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弟弟中考出分的那天，我们正好在云南旅游。摇摇晃晃的大巴上，母亲激动得跟亲朋好友一个一个打电话报喜，打到通话记录翻了好几页才能翻完。
“你们家儿子的成绩一向好，预料之中！”
“还是和你的教育有关！”
她为了得到称赞才打电话，又假惺惺谦虚，“哪里哪里！还是靠他努力”，声音大到整个大巴都能听见。
似乎，她才是那个考出好成绩的人。
03
在母亲有男孩之前，我就是那个男孩。
整整七年，她不让我留长发，不让我戴发饰，不给我买裙子。路过商店，我看见喜欢的裙子挪不开脚，她念叨着“你穿这个很丑”，牵着我的手疾步离开；我偷试她口红被发现，她骂我“不学好”，把口红锁进柜子里。童年，我留着可见青茬的板寸短发、穿着T恤和卡其色休闲裤、踩着白袜运动鞋，和街坊四邻的男孩们混在一起，抽烟，打架，骂脏话。我试图激怒她，却失望发现，她包容有男性气息的行为，超过沾染女性特质的一切，哪怕这行为不体面。
弟弟到来后，她不再需要用我来自欺欺人了。
弟弟一岁时常病，医院挂号的人多，她派八岁的我，走两公里路去医院为弟弟提前占座，可有一次我急性肠胃炎，在校吐了五次忍痛捱到了家，让她带我去医院，她拒绝了，“医院你很熟的，弟弟等下就要醒了，家里没人我不放心。”
弟弟四岁，我十三岁，上初中。每周一升国旗，全员得穿校服，违规者罚站。某个周一，我忘穿校服，借同学手机打电话她让她送来。她答应了。冬天的清晨，天空灰蒙蒙，我蹲在树下吹着冷风淋着雪，一边数落叶一边等她。数啊数，排队集合的脚步声来了，国歌来了，早操结束的铃声来了，她没来。
我电话过去问她原因，她说，“弟弟刚刚醒了，我想把他哄睡着了再给你送”。
“你就是偏心弟弟”， 我挂了电话，回了教室。
十分钟后，她出现在了教室，站在讲台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那件校服甩在了我的脸上，“一件校服也要人送！”
弟弟慢慢长大，她跟我说过最多的话就是“你是姐姐，应该让给弟弟”，零食，遥控器，玩具，碟片，音乐播放器……只要弟弟喜欢，我必须无条件让出。
有天，我忍不了了，“凭什么要让？”
“因为你大。”
“凭什么大就要让？是我选择先来到这个世界的吗？你生我的时候，经过我同意吗？” 我吼。
她“啪”地一下一巴掌呼在我脸上，“你还学会顶嘴了？”
左脸火辣辣地疼，随后麻木，失去知觉。我捂着脸，不让眼泪流下，看着她，一字一顿地说，“我以后当妈，一定不当你这么失败的妈。”
之后，我逃去了大学，北上工作，又去香港读研、工作。我离家越来越远，工作越来越忙，与她联系越来越少。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我已经成熟到不再在乎被她忽略，直到弟弟中考结束、父亲邀我去同全家去云南旅行。我再次被击溃。
洱海的观光轮渡上，飞鸟掠过苍山，碧水衬映白云，风景甚好，母亲心喜，让弟弟给她拍照。弟弟随便点了几下交了差，我看不下去，打开相机对准她，调整角度、构图、曝光、焦距，又调色、加滤镜。
几番折腾后，我将修好的照片给她看，她眉头皱了起来，“哎，怎么把我照得这么胖”，接着对着弟弟那张连焦都没对好的照片说，“还是弟弟拍的好。”
我怒了，将刚拍好的照片一张张从手机里删除，“反正我都是不好的，弟弟都是好的”。
那一刻，我意识到一件残酷的事实，我只要一回家、只要一和母亲弟弟呆在一起，那种积压数十年的委屈便会如潮水般汹涌而来。我像一个求母亲多爱自己一点的乞丐，而她安抚我的姿态，饱含施舍、同情与怜悯。
04
“你叫什么名字？” 女老师轻声问道。
“他叫H”，弟弟刚想回答，母亲抢了白。她把弟弟拦在身后，双手环在胸前，满是敌意的眼神上下打量女老师，仿佛一只母鸡保护着正被雄鹰虎视眈眈的鸡崽。
女老师见状，绕开母亲跨到弟弟身边，“你今年多大？”
“15岁”，母亲抢断弟弟的话。弟弟的头低得更深了，双手背在身手，两只食指紧扣，不停摩挲。
女老师也低下头，看向弟弟，“那你喜欢什么科目呢？”
“他不偏科，也没特别喜欢的科目”，妈妈再次抢答。
我受不了了，“妈妈，弟弟又不是不会说话，你能让他自己说吗？”
妈妈听我凶，大吼道，“好好好，嫌我话多！你们说，你们说！” 她大步跨向墙角，找了把椅子，猛地一摔、一坐，再不说一句话。
大厅来来往往的脚步声、朗朗的读书声陡然安静，几十双眼睛从四面八方如冷枪般射来，徒留在原地的女老师，父亲，弟弟和我，承载了一整屋的尴尬。
弟弟见母亲发怒，自觉这女老师非善人，再不和她说一句话。接下来的半小时，女老师请来多位同事与弟弟沟通，全吃了闭门羹。
我早预感这国际学校的参访不会顺，但未想过，它会结束得如此迅速，如此暴戾。
05
从国际学校出来，一家四口全阴着脸，上了车也没人说话。车内气氛冷如冰窖，我觉得窒息，打开后窗透气，风汨汨往里灌。窗外，回镇的马路宽敞、寂寥，十几分钟才有一辆车呼啸而过，残木一颗颗掠过视野，直至消失不见。
“妈，你不要再管弟弟了”，我终究没忍住。
“我不管他，他能考上重点高中吗？我做错了什么？” 她坐在副驾，越说语气越急，“我每天五点起床送他上学，中午给他做饭，晚上十点吹着北风接他回家，凌晨熬夜陪他做作业，这还不够？你知道我多累吗？你去做饭！你去洗衣服！你去拖地试试！”
她自觉可怜，先是抽泣，继而大哭，最后歇斯底里嚎叫，“你们再送他去国际学校，就是在逼我死！”
那一刻，我的嫌恶达到顶点，我受不了她以“死”相逼、貌似服软、实则控制的丑陋姿态，用能想到的最恶毒、最伤人的话一句一句放冷枪般刺向她。
“弟弟不是你的狗，弟弟是个人。”
“到现在你还和他睡在一张床上，你是变态吗？”
“你不让他上国际学校，是为他还是为自己？”
“幸好你不爱我，不然我就和弟弟一样，出门连话都不能说。”
“你知道吗，我努力读书、工作的原因，就是为了离开你。”
她被整个击溃了，自扇耳光，一下一下、一下一下、速度越来越快，力度越来越重，对着爸爸吼，“开车撞死我好了！开车把我们都撞死。”
“要死你死，我要活着，我不仅要活，还要活得比你好”，我语气冷漠，后窗的风一阵阵拂过身体，莫名地，我无比快乐。
“这就是你跟妈妈讲话的态度？” 一直沉默的父亲怒了。他用力紧握方向盘，手腕青筋显现，车速有些不受控制地变快。
坐在我身边的弟弟，也开始抽泣。
母亲听到他哭了，转过头来，一把牵过他的手，“不准哭！”
弟弟赶紧把眼泪擦干净。
06
到家后，人人都将自己锁在房里，整夜无话。
当晚，我给弟弟写了封长信。
亲爱的弟弟：
从你出生到现在，作为姐姐我一直对你缺乏关心，抱歉。
我和妈妈之间的矛盾与你无关。很诚实地讲，我仍旧觉得妈妈爱你多过我，我会觉得不公平，但从来没有觉得你不值得被妈妈爱。
相反，你太值得。
相反，我也比你想象中爱你太多。
你懂事，乖巧，甚至到了顺从的地步，不想做的事情都会坚持做完，这太了不起。作为姐姐，我从你身上，看到了太多我没有的品质，自愧不如。
说实话，我不太在乎你上不上国际学校，我在乎的是妈妈在阻挡你通往更好的机会。
妈妈给你爱的同时，也给了你巨大的压力与裹挟。
在妈妈近乎疯狂的那个瞬间，她是那么爱你，又那么不会爱你。
妈妈用“你们都在逼我去死”这样的话来表达爱，但是那一刻却没有人能够感受到爱。那一刻我只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那一刻，与其说是她爱你的， 不如说是爱自己的。
那一刻，我觉得她开了一个阀门——以后她想要你和爸爸去做的所有事， 都可以用这种极端的手段来获得，以伤害自己、伤害他人对她的慈悲之心来获得。
这太可怕了。
她是母亲，是最爱你的妈妈，她当然希望你好，但是她对你好的方式，又受到她眼界限制。
我并非想挑唆你不要听妈妈的话，我只想让你明白，很多个你觉得痛苦的瞬间，尤其是家人让你觉得痛苦的瞬间， 不是大家不爱你，而是大家不知道要怎么去爱你。这是大家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我只想让你明白，在听妈妈话的同时，要规划自己的未来，要思考生命的意义，要想我是谁，为什么活着，要去哪里，要做什么。
我只想让你明白，这个家庭中，关于爱的教育是缺失的。你要学会分辨谁在爱自己、谁又在爱你，我们应该如何爱自己，又该怎样爱别人。
真正决定人幸福与否的，从来不是人的成就，而是人是否幸福，而奇妙的是，人是否幸福，根本上就取决于如何给予爱、获得爱。
如果还有什么要说，大概是姐姐永远爱你。
还有，如果日后遇到了任何不快，都不是你的错，而是爸爸，妈妈，姐姐，和这个世界的错。
写完信后，我想，我已经无力再做任何改变。
第二天，我提着箱子，回了香港。
回港后，我从未主动给家中打过电话。倒是每个周六中午，父母总会准时给我视频。视频里，父亲，母亲和弟弟围着那张发生过无数次争吵、承接过无数滴眼泪、最后又原谅一切的桌子吃饭。父亲仍旧话少，母亲仍旧强势，弟弟仍旧低着头吃母亲给他安排好的饭与菜。他已经高二了，仍旧和母亲睡在一张床上。
作者后记
几年过去，读了些女权的书，多少能理解母亲所谓“重男轻女”的态度，背后是父权制社会的结构性不公；也能理解母亲放弃工作、成为主妇、承担家务亦是巨大牺牲，而我们却将这种牺牲当作理所应当。性别不平的社会大环境之下，母亲也是受害者。
即便如此，在下笔那刻，我还是陷入某种「控诉者」的境地。又一次，写作让我看清，原来伤口未结痂，痊愈需时日。又一次，写作将我拯救，原来眼泪是经历，苦难是人生。我想，对于写作，我永远毫无所求，毫无保留。
最后想谢谢男友99，如果不是因为遇见了他，我不会想要将这个故事写出来，更不会想要挣扎从中走出。给他留一句暗号吧，“四个字母，一个动词，两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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