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性恋仍然有罪的新加坡，一位同志寻找他的爱情
于连牵着朱莉的手，沿着公寓里的走廊往前走。法国大学公寓的内墙，下半部分统一漆成绿色，如同医院；于连也感觉自己像走在医院里。黑暗中，走廊尽头自己的那个小小房间，仿佛等待他已久的诊室。在那里，今晚，他就要给自己“确诊”。
平心而论，朱莉无论是身材样貌，还是智商情商，都无可挑剔。于连承认自己被她所吸引，他喜爱着她，而朱莉也一定倾心于自己。在巴黎理工大学，无论中国留学生的圈子里，还是班上的法国同学，都认为于连和朱莉是一对。他们结伴去上学，一起去图书馆，一起打网球；班上任何一个同学组织的聚会，他俩也都双双出现。
“也许大家包括朱莉本人，都认为我们是男女朋友，”于连有时想，“除了我自己。”
黑暗中，于连放开朱莉的手，从兜里摸索出钥匙，打开了自己的房间门。
两人沉默地吻在一起。
说不清是出乎意料还是不出所料，于连发现自己的下半身没有任何反应。任凭朱莉的身体在自己机械的抚摸中辗转。他尝试在脑海中搜寻着与她经历过的那些浪漫的令他心动过的场景，甚至对她的性幻想，但都无济于事。
也许过去了二十分钟，或者更久。朱莉站起身，默默地穿好衣服。
“我走了。”她的声音好似要哭出来。
朱莉带上门。于连没有追上去。
“所以我对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吧。”他想。
花都
2010年，于连从国内的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到法国一所大学留学读研。二十出头的他第一次出国，看法国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拉丁区古老的学院，简陋价廉的青年公寓，以及法国年轻人每逢周末必呼朋引伴、带着劣质酒欢聚一堂的“轰趴文化”，这一切都让于连满怀热情，愿意尝试学校及公寓里举行的所有活动。
法国政府为大学生及刚刚走入社会打第一份工的年轻人，设立了专门的青年公寓，数量有限，价格低廉，以减轻巴黎的高房租对年轻人的压力。于连的学校帮助他们这些外国学生申请了公寓，但公寓里也住着其他自主申请上的年轻人，法国青年拉法尔便是其中一个。
于连和拉法尔在青年公寓某个学生组织的一次爬梯上认识。交谈中，于连得知，拉法尔没有上大学，职高毕业后，便去了老佛爷百货里的一个奢侈品牌店做销售。拉法尔身形颀长，金发齐肩，脸孔精致有如希腊男神，还有一对深邃湛蓝的眼睛；于连虽然也外型俱佳，高大健硕，但除了高中时期懵懵懂懂的初恋外，从未真正交往过女朋友。面对拉法尔，他第一次感到，心里的某个角落似乎有一根弦，在微微颤动。
几杯酒下肚，爬梯里的年轻人们谈笑的声音更大了，有几个人开始随着音乐跳舞。拉法尔突然靠近于连，说：“这里太吵了，我不想再呆下去了，要不去我的房间一起看电影？”
于连同意了，他们一起离开，去了拉法尔的房间。
那是于连的第一次性体验。
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于连一直问自己，那天他是真的单纯想和拉法尔安静地看场电影，还是其实已有预感甚至渴望，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仔细回想那一次的经历，谈不上不好，也谈不上特别好，惊惶和困惑掩盖了其他感受。毕竟，于连来自一个中国的传统家庭，他从前并未仔细想过，以自己优秀的外形和内在条件，在大学却从未谈过一起恋爱，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他决定给自己一场测验，一次诊断，以搞清楚真相。后来的结果，他终于知道了。精神上，也许他还会为优秀的异性所心动，然而那是对一个人本身的品质，而非异性的性吸引而产生的欣赏；生理上，他却只对同性有冲动。
“红毛”
在欧洲和中国都呆过几年后，于连开始考虑在新加坡生活。新加坡看起来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交汇的地方，既有华人的饮食、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又有西方的开放、民主和自由等价值观。他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地人一定比较西化，而能够在亚洲国家生活的西方人，应该也能够理解和认同东方文化吧。
然而搬到新加坡后，于连受到的第一个冲击是：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在新加坡竟然是不合法的。
这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戴维告诉他的。戴维是英国人，是于连在新加坡找到的第一个约会对象。来坡之后，于连惊讶地发现，同性恋者的社交圈子很小；以前他在法国和国内所习惯的同性酒吧、夜店等圈内交友场所，到了新加坡，如果没有熟人带路，基本上进不去。甚至下载同性的“小电影”都是非法的，被政府用防火墙阻隔了。
于连只能依靠Grindr、Jack'd等同性交友app来打开同性社交圈，戴维便是他在上面认识的第一个约会对象。倒不是于连对白人有偏好，而是他惊讶地发现，同性交友app上，当地人——包括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一般都不露脸，大部分人的“头像”是一截看不到脸的裸露的上半身，有人甚至直接使用花草或是风景来当头像。能够看到清晰的面部样貌的，大多数是“红毛”。
“红毛”（Ang Mo）来自闽粤地区方言，为新马及东南亚地区华人对西洋人（白人）的俗称。西洋人毛发与东亚人相较偏淡、偏红，故称红毛。新加坡的“红毛”大多数是由欧洲、澳洲或是美洲公司直接外派驻扎亚洲的，近年也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年轻人，毕业后便到东南亚游学，学业或旅行结束后，选择了新加坡作为工作和定居的地点，因为新加坡既拥有发达国家的便利，也是东南亚地区聚集最多外国人的地方，“红毛”们很容易找到同胞圈子。
在新加坡，“红毛”们处于当地人艳羡而又妒恨的地位。大部分西方人是外国公司以优越的薪水吸引来的，不需要和当地人一样扣除“五险一金”，拿到手的收入极其丰沛；另外新加坡税收低廉，很多生活在重税收国家的西方富人，出于避税的目的来到新加坡。“红毛”们也不像本地人喜欢储蓄、去廉价的食阁用餐，而多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月光族，时常出入昂贵场所，与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
戴维便是这样一个“红毛”。第一次约会，于连和戴维约在了新加坡的外国人最喜欢去的罗伯森河岸。这也是于连第一次光临同志酒吧。两杯鸡尾酒下肚，戴维开始大倒苦水：新加坡的同志酒吧寥寥无几，一只手都数得过来；本地人爱去的卡拉OK，里面放的基本都是老掉牙的中文歌，外国人们去了也听不懂；至于浴室、桑拿、游轮、趴体，更是乏善可陈。相比起戴维之前呆过几年的泰国和台湾，简直苦闷得犹如坐监。
“最重要的是，”戴维补充，“很难想象这么一个经济发达国家，竟然还保留着一条法令，《刑法》377A，男性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有罪！”
这是一条英国殖民者留下的陈腐法律。新加坡曾为英国殖民地，其《刑法》源自同样被英国统治过的印度当时所执行的英国殖民法。《刑事法377A》将男性之间发生性关系行为认定为犯罪行为，男性无论在公共场合或私人场所进行性行为，最高判刑2年监禁。在前宗主国——戴维的老家英国，这条法令早就废除了，近几年在英国其它的前殖民地，包括香港、印度等地，也都纷纷废除了。只有新加坡还保留着这条法律，即使是2007年新加坡对“刑法”进行重大辩论和修正过后，废除了同属377条的其他关于“非自然性”交媾行为的定义，却仍然保留377A中定义的男性之间的“严重猥琐”行为（gross indecency）。
那天晚上，于连婉拒了戴维让他去自己的住处“喝一杯”的邀请。因为从与戴维的交谈中，他无奈地得出结论：部分白人们面对亚洲人的那种骨子里头的优越感，无论从欧洲到亚洲，从异性恋人群到同志圈，从大航海时代到人类已经开始探索火星的今天，并没有发生过任何本质上的改变。
“土著”
随着在同性交友软件与越来越多的人聊天，于连慢慢解开了之前的疑团：为什么新加坡当地的男同性恋者大多不用自己的露脸照片作为头像。
新加坡的本地居民中，约四分之三是华人。在华人的传统观念里，同性关系仍然是难以接受的。另一方面，新加坡有超过80%的人拥有宗教信仰，包括佛教、基督教、回教等；而这些宗教的大部分信徒，视同性恋为一种罪。
年轻一代对待同性恋的观念虽然相对开放和包容，然而大部分的同性恋者，仍然不敢向周围人公开“出柜”。约会软件中“附近的人”功能，可能让同性恋者在邻里、或是同事之间，尴尬地“被出柜”，因此大部分本地同性恋者选择不公开自己的脸，而是放一张只显示脖子以下身体的照片；这张照片一般是裸着上身的，以便能够展现身材肌肉线条。
“你知道我们被称为什么吗？”安杰说，“虾！”
安杰是于连在交友网站上认识的第一个新加坡男友。本地人不爱放自己的头像作为照片，但是如果对一个人感兴趣的话，便会第一时间私信对方自己的头像照，以显示自己的诚意。安杰就主动给于连发了几张生活照，照片上的他戴着眼镜，脸庞清俊，身材高挑，看上去斯文干净。他说自己是中学教师，爱好是登山与健身；希望自己的交往对象和他一样是华人。交谈不多时，两人开始约会。
于连好奇地追问，为什么是“虾”，“难道是因为我们亚洲人比较可口吗？”
“不不，是因为我们虽然身材好，但脸就比较抱歉，只有脖子以下对得起观众……没办法啊，如果不靓仔，就只能天天去健身房，练越大只越好，肌肉越紧越好。”
于连对安杰自嘲的话哈哈大笑，笑完又有些诧异，安杰语气中的自卑。
与安杰的交往，是于连在新加坡第一段比较长期的关系。安杰在同性交友网站上的个人签名档赫然写着，“只寻求长期稳定的感情关系。”于连就是被这句话打动的。在那以前，他在交友网站上遇到的大多数是寻求短暂欢愉的人；于连对此虽不排斥，但他内心深处所向往的仍是双宿双栖的爱人关系。
和安杰在一起之后，于连才逐渐了解到男同性恋群体在新加坡所遇到的种种难处。
在同性交友软件上，除了需要输入身高体重、兴趣爱好、是0是1等基本信息之外，于连还注意到了一个他在别国交友软件上没看到的选项：“来我家”、“去你家”或是其他地点。和本地人私信聊天，他也经常被问道，“你那儿有地方吗？”
安杰就是其中一个无法提供约会场所的人。
新加坡是世界上公民拥有房产率最高的国家，拥屋率高达90%，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政府推出的公民福利——组屋政策。80%的新加坡人住在自己购买的政府组屋内。组屋是质高、价廉、交通方便且配套设施齐全的楼房，购房条件之一，就是必须已婚；如果单身者想要购买组屋，要等到35岁以上才可申请。
大部分的同性恋者，由于不能结婚，便无法拥有自己的屋子；且在华人传统的观念里，未婚青年最好与父母一同居住，想要出去租房、过独立的生活，是一种对家庭的忤逆，也是金钱上的浪费，大部分华人家庭的父母是不会同意的。这便造成了多数本地同性恋者的尴尬：想要“约”，却没有地方。
除了约会地点有限，于连渐渐地发现和安杰在文化及价值观上的差异。于连是个热爱享受生活的人，一大爱好之一便是品尝各国美食。他在银行做投资分析师，工资丰厚，之前在国内工作多年也有一些存款，并不介意每次与安杰晚餐都买单。
然而安杰介意。他是从小吃着“食阁”（即组屋楼下设立的各种大排档）的菜饭长大的新加坡人，全家没有人会做饭，更不会去高级餐厅吃饭。安杰认为，把钱花在吃上是一种浪费，有这个余钱，为什么不攒下来，等35岁以后买组屋呢？出于同样的考虑，他对于连提出的一起出去合租房子的建议也拒绝了。
大部分时候，于连迁就安杰，和他一起去组屋底下便宜的食阁和咖啡店吃饭，吃完便去于连家中。然而与父母同住的安杰，在于连家约会过后，还是得回父母家过夜。这让希望与爱人相拥入眠、再一起起床吃早饭、一起去上班的于连，感到失望和挫败。对他来说，二人两情相悦，就应该排除万难，一起为将来做打算；而生活在一起，则是未来共同计划的第一步；之后，他还打算买居住条件更好、配套设施更先进的私人公寓。可是安杰对金钱的态度，凡事对父母言听计从，连在外面吃个饭都要躲躲闪闪，害怕遇到熟人。这一切令于连变得不确定，安杰究竟只是因为所处环境不允许他公开出柜，还是对二人的未来并无信心和打算。
于连和安杰的矛盾爆发在他去欧洲出差期间。
于连在一家外资银行工作，每年都有被派回欧洲出差的机会；这一次的行程共十天，先去巴黎，再去伦敦。安杰从没真正出过国，除了和大部分新加坡人一样、偶尔会去马来西亚新山游玩和采购。一开始，安杰兴奋地问这问那，每天短信息不断。于连行程较忙，又有时差，有时候安杰隔夜还收不到回复，不免质问于连；于连反过来质问他，为什么又忘记了这七个小时的时差，半夜发短信把他吵醒？
安杰的短信轰炸愈发变本加厉，语气中有明显的醋意与怀疑。他总是问于连，巴黎是不是满街同性恋酒吧，男男女女在街上行为大胆肆意接吻，是一夜情的天堂；又质问他，有没有趁机去见他的法国前男友们。于连对安杰的胡思乱想不屑一顾，又觉得他有点可悲，安杰从没到过欧洲，所以才会有这些可笑的误解，甚至连时差都算不清楚。他对安杰的态度开始渐渐冷淡。
终于，于连在刚到伦敦、再次半夜被安杰的短信吵醒时爆发了。
“你知不知道伦敦时差比巴黎还要晚一个小时啊？现在才早晨五点！”
安杰大惊，反问于连为何在伦敦，他记得自己明明是送于连登上了去巴黎的飞机。于连不耐烦地解释，自己今天晚上才从到的伦敦，在伦敦有三天的会议，明明来之前就跟安杰交待过了。
“不可能，明明你下午还在巴黎跟我视频！”安杰急了。
“我下午确实是在巴黎啊，难道你不知道巴黎到伦敦只要坐两个小时火车吗？你没出过国，难道还没学过地理啊？”于连终于爆发了。
“你不就是在欧洲呆过几年，觉得自己见多识广吗？”安杰也怒了，“你长着张华人面孔，却和那些红毛一样看不起人！”
于连不能忍受伴侣之间的猜疑和隔阂；他更难理解，安杰的自卑和缺乏安全感的纠结来自何处。他觉得自己和安杰虽然来自同样的族裔，拥有相似的文化，但价值观差别太远，再也无法交心了。
从欧洲回到新加坡，一下飞机，于连便把安杰约出来，和他说了分手。安杰静悄悄地拿走了自己的牙具和几件换洗衣服，从此再也没有消息。
“同胞”与“外族”
和安杰分手后，于连参加过一次Gay圈里中国同胞的聚会。这是一个“同志相亲局”，在“牛车水”（即唐人街）的一家粤菜馆里。组局的朋友是老熟人了，于连和朋友一边吃菜，一边谈笑，饭局气氛轻松，冷不丁有人问他：“你一个北方人，这些菜还吃得惯吗？”
“当然吃得惯了，我之前在深圳待过几年，很喜欢广东菜！”于连随口答道，“其实我都不挑的。”
“哎呀，于连啊，那可是走南闯北，博（勃）取中西，见识广着呢！”于连的朋友听到这边的谈话，便凑过来，一边挤眉弄眼，一边越过只顾埋头大吃的于连的头顶，举起一只手指，向大家演示着“勃取”的奥义。
满桌的同胞纷纷会意，有人开始窃笑，还有人故意询问于连，“听说你在欧洲待过啊，不知道你最喜欢那边哪个菜系啊？法国菜？德国菜？还是意大利菜？”
“嗯……法餐意餐菜总体来说卖相比较精致，口感比较细腻，越往北走，菜品就越粗犷，但分量实在，回味持久。”于连浑然未觉话风已然跑偏，“嗨，其实我不挑的，新加坡常见的印度菜啊东南亚菜什么的，只要健康美味的，我都喜欢！”
“哈哈哈哈哈，于连啊于连，你还真是不挑！”身旁几位基友已经笑到直不起腰来。
于连半天才反应过来同胞们话中的深意。他跟着哈哈大笑，并不介意，反正自己确实是某种程度上的“不挑”；假如对方是他喜欢的类型，聊得来，有感觉，并且和他一样寻求长期稳定的关系，那么是何“菜系”，又有何重要呢？更何况，他们本来已经是性少数群体了，再挑挑拣拣，还能有多少选择呢？
除了白人和华人，于连还交往过一个印度与马来族混血的男生埃米。埃米与于连一见如故：同在欧洲留学过，都从事于金融行业，热爱享受美食，对文学艺术的品味也一致，二人最喜欢的约会活动是一起看小众文艺电影，或去博物馆看展。
交往了一段时间后，埃米告诉于连一个令他震惊的事：他是穆斯林，而且不仅父母都是虔诚的信徒，他自己也每周都和他们一起去清真寺做礼拜。
“在你之前，我只和西方人交往过，因为我羡慕他们骨子里头的自由与开放，”埃米告诉于连，“但是，我从来没和他们说过自己是穆斯林。我不确定他们会作何反应。”
埃米从小在英国读书，受过名校教育、接受了自由开放思潮，于连看得出，他一直在给自己的信仰和思想之间的矛盾寻找平衡与和解之道。他向于连解释，那些反对同性行为的信徒，只是断章取义地在生搬硬套经文而已；在他自己对经文的解读中，可以找到宽容和支持所有少数群体的证据，而信徒们对经文的理解也应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与时俱进才对。
但另一方面，埃米又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自卑，特别是在他们和欧美gay友聚会的时候，对方身上的光明、潇洒甚至随心所欲，都令埃米羡慕不已，这又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痛苦。父亲已经对埃米下了最后通牒：今年再不找到适合的女孩结婚，他便要开始动员他们在印度、马来西亚的亲戚们介绍，给他空降一个新娘过来。当然，新娘也必须是百分百虔诚的穆斯林。
有一天，埃米突然不告而别，不再回短信，不接电话，同性交友软件上也搜不到他了。好像他这个人，凭空从于连的生活中消失了。
于连颓丧了几天后，也就说服自己放下了。毕竟他们交往时间很短，也没有太深的感情。也许埃米被父亲抓回去结婚了，也许他叛逃了自己的宗教和家庭、去到一个更自由的欧美国家，归根到底，对于连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埃米只是从约会名单上划去的又一个名字。
2018年，在新加坡呆满三年的于连，对约会软件的这一套程序已经熟门熟路：打开app，选择自己偏好的性格类型，筛选掉175以下的人，是0是1他倒不介意；筛选后，软件里罗列出来的一排头像，有看得顺眼的便发个私信，“嗨，你好吗？”。第一次见面总是在咖啡店，聊得来的再约晚餐，之后去对方家或是自己家。偶尔也会收到露骨的私信，问他此刻约不约，甚至发来私密的照片。若是闲来无事心情好，距离不太远，于连也会打车前往。
然而大部分人，在见面三次以内，便再无下文。于连承认自己对外在条件有硬性要求，首先能够通过“身高175”的筛选后，刷出来的人已经列不满两页；而身材外貌俱佳者，往往在第一次一起喝咖啡时，三五句对话后，便透露出来或玩世不恭，或浅薄无知，或不求上进的态度。于连约过新航的空少，见面除了低头刷社交网络，并无话题；约过富家的后代，最大爱好是半夜街道畅通时开着豪华跑车环岛飙车；约过循规蹈矩的本地公务员，对于连喜欢的电影、音乐或展览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了解；有欧美酷儿，张口还是将东南亚当作自己的后花园，哪怕现在离他们的殖民时期已经过去几百年；也约过同胞，于连却对对方的叽叽喳喳只关心明星八卦感到厌烦。
在这五百万人口的弹丸小岛，又没有什么可供同性恋者社交的合法场所，于连知道，想要找到长期稳定的关系，唯一的办法便是不断约会，哪怕这令他疲倦。有时一周七天，每天都在约会，一连见着几个人，累到他觉得胃都开始抽痛。
在新加坡呆到第四年的时候，于连入了籍，用过去工作存的钱和银行贷款，给自己买了套房子。一室一厅的小户型，坐落在市中心闹中取静的小山丘上，是一个泳池与绿树环绕的高级公寓小区。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于连感觉内心有了某种安全感。如果找不到一个可以一起生活、喜欢同样类型的电影、有说不完的话的人，那么有个自己的房子，至少可以在他独自看完电影的夜晚，还有个“家”可以回。
不约会的日子，于连常独自一人去The Projector，新加坡为数不多的几家独立影院之一，看一个老片子。影片结束，他在深夜时打车回到独居的家中，从酒柜上他收集的几十瓶不同的烈酒中，取下其中一瓶，龙舌兰或者威士忌，加上冰块喝一小杯，然后将脸埋进羽绒枕头，像潜入大海一般，进入黑暗幽深的梦境。
斯人若彩虹
在遇到杰森之前，于连已经做好了独身一辈子的准备。
和于连在约会软件上看到的大多数人不同，杰森将“只寻求长期稳定的关系”写进了个人签名档。第一次约见杰森，于连一如往常地选择了公司附近的保罗咖啡，准备好若话不投机，就速战速决喝掉咖啡走人。然而当杰森站在保罗咖啡门口时，于连马上对自己选择的地点后悔了。杰森瘦高，理着干净的平头，肤色如牛奶巧克力一般呈健康的浅棕色，脸上笑容满盈，露着极有辨识度的洁白牙齿；他穿着合身却不过分紧贴的白衬衫，修长的脖颈上垂着一条质地轻盈的橙粉色围巾，从外貌到打扮风格全部符合于连的审美。他俩极有默契地，从挤满了商务人士的保罗咖啡，换到了马路对面气氛更为轻松浪漫的露天咖啡馆。
二人坐下，不约而同点了杯绿茶，一问，才知道原来彼此都不喝咖啡，而是茶的热爱者。共同的爱好打开了他们的话题。这一聊，就聊到夜色渐起。原本只是一杯茶的时间，结果延续去了墨西哥餐厅吃晚餐，一顿饭吃了三个小时，聊到餐厅关门仍聊不过瘾，又去旁边的啤酒屋继续。最后，于连带杰森回到了自己新买的公寓。
这是于连第一次带约会对象来到属于自己的新家。后来，这里成了于连和杰森两人的家。
于连曾问过自己，为何会与来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杰森一见如故，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杰森是加拿大人，父母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他从小在美国求学，也和于连一样在欧洲留学过。杰森在一家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做着一个在于连眼中不仅有趣、而且在新加坡的社会环境中特别有意义的职位：负责保证公司招聘中种族、性别、宗教、性取向等的多样化，以及公司文化的包容性。
与他的工作性质相符，杰森在生活中，对身边的人也细心体贴，充满关怀，特别体察和照顾他人的情绪。他最喜欢的周末活动就是邀请朋友们到家里，亲手下厨给他们做菜，又擅长调酒，总是变出不同花样的鸡尾酒；对原本互不相识、或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他会提前设计好小游戏，让大家互相熟识、融合。有杰森在的场合，气氛总是特别活跃、欢乐。
杰森的这些闪光点，都是自认内向、敏感的于连所羡慕和欣赏的。每次在朋友聚会中，或是两人聊天时，看着杰森神采飞扬的脸，于连总会想到电影“怦然心动”里的一句台词：“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杰森望向于连时，眼里总像闪着光，这光如同午夜里骤现的太阳，照亮了于连过往心中的幽暗长夜。
2019年的新年，于连与杰森在家中共进晚餐；席间有于连包的饺子，也有杰森做的拉美烤肉卷饼；晚餐以杰森调的雪绒花薄荷酒开场，由于连从法国出差带回来的勃艮第伴席。二人聊到新年的计划，杰森说起自己的发小将在2020年8月举行婚礼，邀请杰森和伴侣一起去。于连兴致勃勃地说好，一句话脱口而出：“不如我们去加拿大的时候，顺便把结婚证领了？”
杰森愣了一下，笑容慢慢浮上脸颊：“可是，你还没有拿着钻戒跟我求婚呢！”
“为什么是我？怎么不是你来跟我求婚呀？”于连也开他的玩笑。
2020年，因为全球性的新冠疫情，于连与杰森未能实现去加拿大结婚的愿望。不过他们已经计划好了更远的将来：过几年，等杰森拿到了新加坡绿卡，两人就一起去加拿大生活几年，结婚，领养孩子，再以单亲爸爸的名义，将孩子接回新加坡（在新加坡，只有已婚人士才能申请领养）。
两人还一起去看了戒指。店员非常专业有礼，对二人殷勤服务，并未对这一对同性的情侣区别对待。出了商店，于连牵着杰森的手走在街上。
“你看那个人在斜眼看我们，想看又不敢看，好猥琐啊！”于连指指刚才经过他俩的一个穿白背心的中年男子。
“那人一定是个‘深柜’"。”杰森不以为然地说，“俗语说，恐同者必深柜。”
平时对待周围人温暖又贴心的杰森，也有这样言语尖刻的时刻，比如，他经常辛辣地点评那些对他们侧目的路人。在新加坡的街头，很少看见手牵手的同性恋人，偶有路人奇怪甚至鄙夷的目光扫射而来——面对这样的目光，于连有时会不自在，但杰森我行我素，毫不在乎。有一次，一个人鬼鬼祟祟拿起手机拍他俩，杰森当场就站定了，毫不客气地指着对方说：“你要去举报我啊？要不要我把口罩也摘下来让你拍个清楚？”杰森的勇气鼓舞着于连，渐渐地，他也不再害怕路人的眼光，两人牵手而行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白背心男边走边回头看，目光粘腻又似带着嫌恶，杰森毫不躲闪地回瞪他，直到对方走远。于连笑笑，握紧杰森的手。杰森的手指很长，手掌瘦而干燥，体温总是比于连高一些。于连一只一只地找寻杰森的手指，大拇指互相环绕，食指找寻食指，中指紧靠中指，无名指与无名指缠绕，小指和小指紧扣。将他的手指一只一只与自己的五指交握在一起，那温度与触感，刚刚好合适。
于连和杰森（图片来源：于连）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后记
2019年我刚搬到新加坡，和网聊已久的于连第一次见面，我邀请他来参加我家的烧烤派对，他欣然答应。隔了几天后，突然又发消息问我：“可以带我的Partner来吗？”
隔着文字，我能够感受到他的犹豫，也大致确认了我的猜测。在华人当中，同性恋仍然不是一个会被所有人欣然接受的事情；一个男性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自然地说出“我的男朋友”这样的词，因此他用英文的“Partner”含糊地代替了。Partner这个词，在英语国家普遍被用来介绍未婚的“伴侣”，但它同时也有“合伙人”的意思。那天我见到了于连的“人生合伙人”杰森。
后来我们慢慢成了亲密的朋友。于连向我介绍了新加坡的同性恋群体现状，也和我诉说自己在寻求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中遇到的艰难和挫折。他写的一篇博客打动了我：“总理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表示，‘新加坡欢迎各国人才来工作，无论性取向如何。这里并没有干涉人们的私人生活，也不阻止“粉红点”每年搞集会。新加坡不像旧金山，也不像某些中东国家。我们介于两者之间，社会就是这样。’务实的政府一方面要吸引外国人才，另一方面又要顾及选票；在当前的保守社会舆情下，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不会冒险修订法律。377A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在新加坡的同性恋群体头上高悬着，不知何时就会坠落下来。”
因为这段话，更是为了这一对我所喜爱的朋友，我决定写下于连的故事。这是我第一次用第三人称写他人的故事，可能也是我下笔最谨慎的一个故事。一方面，我写的是一个自己没有身处其中的群体，也是一个多年来遇到过无数的怀疑、误解和偏见的群体；任何未经查考、对现状不够严谨的描述，或是因未能感同身受而漫不经心的笔触，都会淡化了他们受到的不公与歧视。另一方面，我珍惜和于连的友情，这是他对我亲口述说的经历，是属于他的故事；交由我来写，是他对我的信任，我希望自己没有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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