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只是嘲讽“小镇做题家” | 林垚 x 三明治跨年教育谈
文/李梓新
今年7月，林垚和妻子袁源从居住了10来年的美国搬到上海，带着9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
虽然父母也曾经去美国和他们团聚，但在2019年底父母回国以后，疫情以来也有一两年没见面了。现在，在上海市区东北部金桥地区的上海纽约大学公寓，可以吃着父母煮的饭菜，一段新的生活已然开始了。
在“魔都”，生活比起他和妻子一起博士毕业的耶鲁大学所在的小镇纽黑文光怪陆离很多。上海让林垚像回到了纽约，他第一个博士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所在的都市，有很多博物馆去看，有很多层次可以发掘。袁源在播客“别任性"的节目中说，林垚刚随她搬到纽黑文时，简直“以泪洗面”，每周还要找机会跑回纽约两三趟。
“我是喜欢大城市的人。那个时候，每周末我都要带上女儿坐上两小时的火车，回纽约看看博物馆。” 刚到纽黑文的时候，林垚做了一段时间的全职奶爸，照顾两个孩子。后来实在过于苦闷，才又在耶鲁读了一个法学博士。
现在，回到上海，尽管有父母的帮助，带孩子的任务减轻很多，但仍然不能完全抽身。儿子只有三岁，喜欢粘着爸爸，晚上还要爸爸哄睡。早上6点多就要起床，9岁的姐姐要带着3岁的弟弟，坐40分钟校车去同一个学校上学。
林垚曾经在公号中说，为了女儿，要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女权主义者。在中国，一个男性宣称要做一个女权主义者仍然是一个令人陌生的语境，也或许令人觉得是一种顺应潮流的宣言而已。但是林垚幼年在福建霞浦的成长经历已经为他埋下种子，仅有初中文化水平，平时沉默寡言的父亲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而家中的事务决定通常由高中文化水平的母亲拍板。在这个曾经开过小旅社生意的家庭，父亲会从每天早上整理客房，把被子床单收洗晾晒，一下子就到了下午，如此循环往复。
长大以后，林垚觉得父亲的日常行为比他所见到的很多男性知识分子都优秀很多，至少不是在女性主义这个话题上说一套做一套。
2020年，袁源从耶鲁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弗吉尼亚里士满的一所大学获得教职。由于疫情，授课一直在线进行。直到2021年初，校方要求教师要返校任教，林垚也面临着抉择，是要一样到弗吉尼亚寻找机会，还是看看能不能和太太一起获得回国任教的邀请。毕竟，父母年事已高，也是他们心头的牵挂。
幸好上海纽约大学给他俩同时伸出了橄榄枝。袁源获得了助理教授的offer，是一个长年教职。林垚先以博士后的身份过来，以Postdoctoral teaching fellow的角色给大一学生开设“全球视野下的社会”通识课。
近几年，很多在海外深造的中国学人，都面临着或去或留的选择。国外的教职竞争内卷严重，很多大学本身经费困难，大量聘请兼职（adjunct)老师教授课程，全职职位很少。国内的知名大学也水涨船高。一对学术夫妻要在同一所大学获得教职可谓难上加难。能回到上海这座蒸蒸日上的城市，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021， 林垚和家人一起回国
回到中国，为林垚参与国内的公共讨论也提供了某些位置的便利。他开始受邀参加一些讲座，也继续在多家播客担任嘉宾发表对“堕胎”、“女性主义”、“取消文化”等公共议题的看法。“林三土”这个笔名在众多公共领域经常可以看到。
养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研究者和写作者来说，最头疼就是它对时间的争夺。个人写作时间的匮乏，对林垚带来了不少的焦虑感。过去一年，他说自己基本没有写下完整的长篇文章。38岁生日那一天，他甚至发了一条“有点丧”的朋友圈：离死亡又近了一年了。在他为自己列下的写作清单里，有三个领域的写作是他想尝试的，一个是关于哲学是什么的“元哲学”层面的探讨；一个是威权机制的分析；还有一个是从哲学角度谈人的生老病死。他想在大众阅读和学术写作中寻找到一个中间路径，不为小圈子学术发表服务，也不是完全针对市场化大众的表述。
我们的聊天在林垚家的卧室进行，三岁的儿子爬在他的膝盖上，从桌上取下龙眼剥食，间或掉落一两颗到地板上。谈话之间，纠缠了一个月的咽炎让林垚仍然不断咳嗽，这也是他回国后的挑战之一。
谈话的数日后，他微信发来一首诗，说是今年决定回国前，除夕夜的时候，在朋友圈里发的：
《庚子除夕打油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少日每夸驱硕鼠，中年唯梦获天牛。
蛇毛兔角多鸡犬，虎踞龙蟠一马猴。
懒宰猪羊懒沽酒，他乡何物又淹留。
(注：天牛者，夷语终身教职之谓也。)
我们从他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开始谈教育。
上海纽约大学Postdoctoral Teaching Fellow
三明治：你从小在海边长大吗？
林垚：我的爸妈在海边长大。到我上小学就搬到县城里了。我对县城的印象负面的偏多，在一个小县城里，整个观念各种习俗都禁锢比较厉害，家长里短八卦很多。对你的人生规划也有固定的想法。小时候我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想离得远一些，考出去。现在我对家乡的怀念只有食物，还有吹海风的感受。
三明治：当年你本来是读生物的，后来是怎么转到哲学的？
林垚：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受“21世纪是生物世纪”这种信息的鼓舞考进北大生物系的。我本科读的生物是和转基因相关的。我们把一些转了抗寒抗旱基因的植物种到内蒙古沙漠去。有时要在半夜盯实验结果。本科毕业的时候，我本来有机会保研到上海中科院神经所。正准备动身去上海面试的前一天，听到隔壁寝室的同学说他联系了哲学系的教授。我就动心了，想到自己在实验室里经常想到科学实验的意义的问题，是不是在哲学上得到解答。
我就给哲学系吴国盛老师写了一封信。吴国盛老师说我后天就要去美国了，只有明天能见你。可是我第二天上海的车票都买好了，我就面临两难选择。结果我孤注一掷，把车票退了。见完吴国盛教授，他挺满意的，我就去考了哲学系保研考试，读了北大哲学系研究生。后来又到了哥大读政治学博士，因为我觉得人是不可能逃开政治的，还不如去研究它。
三明治：父母对你的期待会不会原来是一个理科生的期待，你却在文科里越陷越深。
林垚：父母原来的期待就是你读书出来赚钱或者做官。他们听说你读哲学是不是就要去当官。我说不是这样子。他们也不太懂。
三明治：北大那个时候有通识课么，那是不是你最后选择文科的伏笔？
林垚：北大那个时候在搞课程改革，也开设了不少通识课。我最有印象，记得当时俄文系开的文学课，上课老师一上来就用俄语背诵普希金的诗，忽然就感觉得到普希金诗歌的韵律感，而翻译后那些韵律感都消失了。当时给了我蛮大的触动，认识到诗歌、艺术背后不可翻译的东西。这些通识课还是给我开启了很多理解世界的角度。
三明治：从你的成长经历来看，国内中小学的人文社科教育熏陶是不是有点少？
林垚：高考的指挥棒还是影响挺大。国内社会给大家犯错的空间太少，只能一个猛子扎进去高考。成功和失败的人生活就两极分化了。所以人文社科教育还是很难真的贯彻。
三明治：你的高中在福建的县城，从那里考上北大，现在一个小地方的孩子是不是越来越难以考上北大清华了，很多都被聚合到一些“超级中学”里面才能考上。而小地方的孩子平时能接触到的社科资源本身也更少。
林垚：过去20几年这种变化非常巨大。90年代末我们读高中的时候，县城中学的老师，有些是刚刚恢复高考时考上省内师专的学生，其实主要是因为那时的大学录取比例非常低，他们本身都是很有才华的人。那个时候，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差距还没那么大，小县城虽然资源差，但没有到后来那么惨的地步。在我考完北大后面几年，我的母校就再也没有人能考上清华北大了。很多老师被福州厦门这样大城市的学校挖走了。学生也纷纷想办法出走到重点学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成问题的变化。衡水中学这样的超级学校，其实是社会贫富分化，资源集结到少数城市的背景下，人们无可奈何的选择。
之前有舆论说到“小镇做题家”，有一点嘲讽的感觉。批评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现象背后的资源结构性问题。
三明治：小时候小城市还有新华书店，还有一些独立书店，提供了阅读的环境。而现在，即使新华书店在小城市也生存不下去了，小城市的孩子可能面临无书可读的情况。霞浦也是这样的情况吗？
林垚：成长在1990年代还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正好那时还有一个独立书店潮。霞浦当时开了很多很多书店，我经常逃掉自习课，跑去书店看书。店老板也不赶人。到了2004、05年之后，就看到县城里的书店一家接一家倒闭，也再没有开新的店。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些政治类的书、文学经典、回忆录等等，非常别开生面，陈寅恪、顾准、钱理群等等都是我喜欢看的。
三明治：到了北大之后，当你看到钱理群老师还在燕园，会有梦想成真的感觉么？
林垚：对。那时我还去上过钱老师的课。后来钱老师要去贵州山区实现他的教育梦之前，我还给他写过信，讨论关于教育问题，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三明治：现在小城市也有互联网，孩子们可以看过互联网获得不少知识，但似乎这并没有拓宽他们的眼界。
林垚：捧一本书在手的感觉肯定更好。网络的诱惑太多了，读着读着不小心就跳转了，对我们这是一样的。在书店能漫无目的地拿一本书翻看，这样的硬件条件对培养阅读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在书店里面，你经常能遇到一些之前没有听说过，没想过要读的书。网络的目的性太强，反而不利于培养阅读和思考。
现在即使在大城市，因为城市扩张太大，去一个书店也是一个很耗时耗力的事。地理位置上的便利性对书店很重要，意味着在小城市，书店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三明治：很多研究者会把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作为中国发展的分水岭之一，你是2007年出国的，你对此有什么感觉么？
林垚：我在美国呆得比较久，可能反而对于美国来说，2008年是分水岭。奥巴马当选总统，金融危机。美国的很多问题都浮上水面，比如贫富差距、种族问题等等。很多人以为选了一位黑人总统，美国历史就翻开新的篇章，后来发现不是。最后导致了很多问题爆发出来。
三明治：参与美国政治生态，并通过写作把这种生态部分带回到华语的舆论场，这个工作对你来说困难么？
林垚：对自己来说，要了解美国真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是一个挑战。之前的很多研究者，对美国的了解停留在比较浮光掠影的层面上。就算出去学社科类的中国学生，真正用英文来对话和思考还是停留在自己专业语境比较多，上课的时候可以和老师同学交流。但是到了象牙塔以外，怎么去理解普通人在说什么，和他们沟通，参与辩论，转变自己的思维和习惯，每天沉浸式地阅读英文新闻而不是主要读中文新闻，这对大部分人都是非常大的挑战。对我自己也是。
我刚去美国头一两年，也只会说学院式的英文，一出去到生活场景里，就比较无能为力。很难和别人像在母语环境里一样自如聊天，经过一两年才相对融入。大多数人其实是放弃这种努力的，能够拿到学位，发表论文，平时读点中文小说散散心就好了。要让他们写美国的事情给中国读者看，就只能写得浮光掠影。
三明治：现在中国读者对美国政治的关心度可能在逐年降低，你感受得到吗？
林垚：十年之间，中国受众对美国题材的预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年前，如果我指出美国的制度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隐忧，好多后来都应验了，但很多读者会不接受。现在，又走到另一个极端。
三明治：这种两个极端的转折你觉得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林垚：我觉得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当然不是说那个时间点而已，而是随着后来的贸易战，包括疫情的发展。这个变化就越来越明显。
三明治：中文的舆论场现在来到女性主义、平权等的时代，和之前已经有很大不同。你从之前微博时代过来，今天还是比较积极参加公共讨论，这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林垚：我可能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如果不说会感到憋屈。很多人是因为人到中年之后力不从心。我自己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对我来说，能做一点就做一点。
三明治：2010-2020十年间，中国国内的飞速发展，你没有近距离亲身参与到，比如说移动互联，移动支付甚至说房产的升值浪潮等等。你如何评判这十年自己的得失？
林垚：呆在美国的一个好处，是信息可以获得更全面一些，不会有“身在庐山中”的感受。我自己作为一个在夹缝中的人，这些信息是重要的，因为我对自己的定位是研究者、学者。实际上我还是比较遗憾自己回国太晚的，兜兜转转耽误了几年。倒不是在于我有没有从国内发展中获利，而是我觉得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有很强的文化认同和情感上的联系。我希望能在国内的环境教书育人。
三明治：国内的高校教育环境，似乎“非升即走”对年轻老师压力很大。
林垚：其实国外高校的环境，也非常内卷，源于过去二三十年国外高校比较无序的扩张。管理层也比较关心获利和产出。招聘过程就发生很大变化。美国大部分学校都觉得经费紧张，很难雇长聘教授，美国大概有一半的教职都不在长聘轨道上。所以大家想要稳定的教职，就只能不断投简历，就很焦虑。对国内来说，也有类似的情况。但国内相对大的问题在于论文发表的评价体系比较奇怪，中国的期刊体系的发表含金量很难界定，有些可能只接受约稿，不接受投稿。国内也比较看重你是否申请了什么级别的基金项目，这是一些额外的焦虑来源。我现在在上纽大，不算在这个系统内，就相对好一些。
三明治：你在上纽大讲的“全球视野下的社会”通识课程包含哪些主题？
林垚：宗教神话、种族，性别、民族主义，社会、国家、城市、疫情、资本主义、环境变化……每周讲一个主题，其实是给学生一个基础性的通识入门。他们感兴趣的话再选修进一步的课程。这些解读有时可能会帮他们对之前接受的知识有一个重新的理解。
三明治：在上纽大，你接触到很多学生是从高考体制出来的，他们的写作普遍存在问题，都是作文化的，你之前说过他们的写作是需要一个排毒的过程，对吗？
林垚：上纽大还是给他们不一样的一些可能性，从阅读材料已经开始不同了，也进入了全英文的环境。他们最开始的写作就是高中模板化的东西，我就手把手教他们每一句话怎么转折，怎么立意，怎么推进论述，有的学生到了期末有比较大的变化。但也很难期待他们这么快就摆脱原来的东西，这还是一个进行时。
三明治：很多像你一样到了美国十几年的人，可能很难下定决定回国。因为在国外，房子问题相对好解决，还有孩子的教育问题。可能因为一种惯性，就留下来了。对于你和太太来说，把过去十几年连根拔起的行动力是从何而来呢？
林垚：考虑到父母的身体状况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父母不适应美国的生活，也担心美国医保覆盖不了他们的检查，医生不熟悉他们的病历等等。但很多时候也是被偶尔因素推着走的，如果当时我找到了弗吉尼亚的教职，可能就搬过去了。
三明治：在海外，孩子的中文教育可能会是问题。
林垚：这个确实是的。无论在纽约还是纽黑文，孩子所能接触到的中文教育资源都是非常陈腐的，甚至价值观也有问题。我孩子小学一年级已经看哈利波特英文原著，但她却不得不学一些很简单的，故事也无趣的中文。我陪她做中文作业时，练习册上会说，下面由“妈妈读，宝宝写。”她就笑，你不是爸爸吗，怎么你成了妈妈了。所以在海外时，她会觉得中文似乎和这些陈腐的东西联系起来。回到国内，反而因为中文的内容丰富了，选择多了。她就觉得好了很多。
三明治：你对你孩子成长有什么期待呢？
林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比我小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一个所谓的“阶层跃升”，所以我就没有焦虑感，希望他们可以探索自己，对世界保持一点好奇心和同理心。也希望他们在文化方面，对中文保持比较好的阅读能力。我的女儿的中文阅读还是刚在起步，中文世界里还是有很多值得被珍视的东西。
三明治：很多人害怕自己孩子会有“阶层跌落”，现在上北大可能比你当时难度还大。作为双博士家庭，你有这样的担忧吗？
林垚：如果说不能考到北大，考到其他的985，或者211，就是“阶层跌落”那就有点可笑了。我想他们只要有大学可以上，就可以了。而且我自己也是从贫穷的家庭出身，我自己的底线就比较低。
三明治：我们过去接受的价值观念还是比较传统。而今天的孩子会接触到很多新的观念，比如女性主义，LGBTQ、“取消文化”、种族主义等等，有些议题还是处在争议当中，你对这些方面怎么看？
林垚：我们小时候也有很多困惑。父母也会担心我们怎么能看《红楼梦》啊。我觉得这种担心都是毫无必要的。
三明治：比如你在播客节目中谈到对J.K.罗琳的“取消文化"时，提到“跨性别”，你对担心女儿听到吗？
林垚：我女儿平时看到书里一些类似"having sex”这样的片段时也会来找我，我就会和她讨论。她也会上网搜索。我觉得他们自己去搜索信息也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明治：你作为传统教育的一个成功典范，今天在反思这种单一的“成功叙事”，你有什么办法让今天一些孩子相信成功不是只有这条道路呢？
林垚：这里其实有个人维度，还有社会政策结构的维度的考量。我也不想给大家灌鸡汤。我并不想太多对个体说，让他们放下焦虑。而是想呼吁推动公共政策的转变，为大众打开更多的路子。
如果作为一个老师，可能会想影响具体的个人。但我的学生或者读者，这些能被改变的个体，他们的经济条件和受教育条件都很好了。我也不想对那些社会经济资源已经被剥夺的人去灌鸡汤，这是没有意义的，只会产生反效应。如果要考虑他们，唯一的办法是去改变公共政策的结构，他们的命运才能被改变。
三明治：你对这些公共政策的改变是乐观的么，五年、十年？
林垚：（笑），再悲观也是要做事的，也许十年、二十年就能有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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