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想过我可以跳舞 | 三明治
大学毕业后，我保研直博去了中科院，继续读生态学，研究森林。一下从本科跳到博士，我有点不知所措。博士开始坐班，办公室密密麻麻排布了一百多个工位，工位很窄，大多堆满了厚厚的专业书和打印的论文，也许还有一堆喝完的可乐瓶，还没扔的外卖盒和几个忘记吃的皱巴巴的苹果。一眼望去，看不到人，只听到键盘噼里啪啦的声音。晚上11点，办公室还有很多人，有人在赶第二天的报告，也有人在吃水果看电视剧，这里既是工厂又是客厅。我点开研究组群里导师转发的推送“院士：博士生每天工作12小时只是一个下限”，迅速地滑掉消息，收拾东西走出了办公室。
晚上躺在床上，我打开手机，点开了一支叫摇摆舞的视频，感到溢出屏幕得快乐。我对摇摆舞一无所知，但是我想要变快乐。
我马上搜索了在北京学摇摆舞的地方，在朝阳区，很远，但对灯红酒绿的生活想象让我冲动地报了名，闭上眼，脑子被摇摆舞占据，紧张得一晚上没睡着。我开始上课了，每周一次课，一次课一个半小时，但我地铁通勤单程就一个半小时。平时也没有时间练习，更别说错过末班车去舞会一探究竟。即使是这样，每周走进喧闹的地铁站，走过国贸的繁华的大楼，觉得自己好像纵身跨入活色生香的繁华中，让我有活着的感觉。
在跳摇摆舞之前，我从没想过我是可以跳舞的人。
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那种灰不溜秋的中等生。我一直想要成为一个很酷的人，我觉得跳舞的人就很酷。我人生的跳舞经历大概停留在小学二年级的儿童节表演，我不记得跳了什么，只记得排练的时候，为了不影响整体效果，班主任把我从中间调到了看不到的角落。我不适合跳舞，也听不懂音乐。那时候，有人问我你喜欢听谁的歌，我说张韶涵。那时候我大概也不知道张韶涵是谁，我那么说只是天天听班上那个受欢迎的女同学常常提起。
高考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一个新的开始。不想在被故乡捆绑手脚，我去了离家很远的厦门读书，但我还是那个不起眼的中等生。大学里的人五光十色，他们会吉他，钢琴，古筝，绘画......很多人从很小的时候上兴趣班，考级，在高中的时候就组织过社团活动，出过国，去很多城市旅游。我小时候也上过兴趣班，上了一学期，家里没钱再支付，我以专注学业为由，没再去了。我不知道社团活动是什么，我甚至没听过什么是策划书和PPT。来厦门是我记事后第一次出省，我仍然记得小学时我胡编乱造写关于旅游的作文，因为我从来没旅游过。
大学的第三年，我去学校的心理咨询室看了心理医生，倒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跟心理咨询师说，我只是不太喜欢自己。这时我已经跟着大学的导师做了一些野外调查，去了很多城市，在海南岛看日出日落，在湛江红树林的泥沼里看弹涂鱼跳舞。根据专业排名，我不出意外会在下半年获得保研资格。我告诉心理老师，这没什么值得骄傲的，都是因为我们学院大类招生，第二年分专业，成绩好的同学都觉得生态学没什么前途，就我喜欢森林啊泥巴，倒是捡了个便宜，分专业后，从中等生一下排名靠前了。
那段时间，我跟着心理咨询做了很多“爱自己”的练习，比如让我周围的人写下我的十个优点，每天对自己说，无论发生什么，套子都是值得被爱的人。为了变成很酷的跳舞的人，我还壮着胆子去跳街舞和拉丁，但我总是班上最差的学生。我在心里摁灭了跳舞这颗烟头，不过告诉自己没关系。
2021年的春天，我在北京开始上摇摆舞中级1课程了，从开始学习已经半年多了，我仍然还没有真正在舞会跳过舞。跳舞好像还是一个存在于远方的想象。新的级别换了老师，据说是北京最厉害的两位老师，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开这种新手级别的课了。许多北京的舞者慕名而来，我也很期待。有一天工作晚了一会儿，赶过去的时候已经迟到了十分钟，老师带领大家在练习twist的舞步。我走进教室，还没弄明白怎么twist，老师已经让大家围成一圈，开始和舞伴跳舞。那节课教的是swing out（一个林迪舞的基本舞步）的变换，我笨拙地一边念着 "step step triple step..."的舞步口诀，一边恍恍惚惚不知道自己的脚步在干什么。"high five, change partner!"
又该轮换舞伴了，这次是老师和我跳，有时缺人，老师们会补足空位。跳完两个swing out，老师问我，你上过初级1和初级2的课了吗？我愣愣地回答，上过了。他说，跟哪位老师上的？我回答了之前老师的名字，他点点头，又回到圈的中间，继续教学了。后来我一直心不在焉，上课结束了，我去问另外一个老师，我说：“刚刚老师问我，有没有上过初级的课程，是不是我跳得实在太差了？”那个老师让我别多想，他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话是这么听着，我感到全身一麻，鼻子有点酸，也许我真的不适合音乐和舞蹈。
断断续续地上完了剩下的课，到了夏天出野外采样的季节，我退掉了摇摆舞课。跳舞班的同学问起，我说，要出差两个月，不在北京了，没法上课。出差到十月回北京，已经是金黄的秋天了，博士的日常还是灰灰的。睡前看到朋友圈里他们在北京的一个集市跳舞，结果突然下起大雨，于是大家都穿着透明的雨衣，在雨里跳。就好像这时下雨不再是一件糟心的事情，而是可遇不可求的浪漫。就像一年前的那个夜晚，这些照片又让我看到活着的色彩。
在一个明媚的周末舞后，我坐在宿舍百无聊赖，终于打开和上初级课的老师的聊天框，编辑了好几遍。我问她最近有什么新开的课程，我太久没跳了，不知道从哪里再开始好。老师回复我说，他们正在带初级2的班，我想来的话可以算重修的价格，很划算。于是开始了我人生中第一门“重修”的课程。
重修比我想象得要顺利，很多舞步和动作好像藏在脑子的某个角落，然后重新被点亮。新的班级是工作室著名的内卷班，每次正式课一个半小时，课后大家会一起练习到教室被占用为止。冬天的时候，原来的工作室因为疫情不能上课了，转到了租用的教室，课后没地方练习，我们就去朝阳公园的草坪上继续跳舞。我仍然记得那天零下的温度，我穿着短袖在跳查尔斯顿，笑得像傻子。新年的时候，我们在老师家煮火锅跨年。这样一群年龄不一，有电影制作人，公务员，插画师，产品经理，还有一些因为在学术圈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职位背景的人能聚在这里，我就觉得好神奇。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不再只是繁华生活的旁观者，我们聊电影生活跳舞和自己的尴尬经历，而不是论文、代码或数据。
博士的第三年，我申请到了去瑞士苏黎世大学交流一年的机会。听说欧洲的摇摆舞社群更加精彩，让我迫切地期待在这个只在电视剧里看过的遥远城市跳舞、生活和做研究。就像猫咪看到了舞动的羽毛玩具，后腿在地毯上摩擦，我猛烈地扑向新的生活。
结果羽毛玩具被扑倒在地后，一动不动，发现也没什么意思。苏黎世，这座瑞士第一大城市，比我十八线小县城的老家还小。刚去的时候，因为疫情瑞士全国鼓励居家办公，学校办公室空无一人，我每天一个人上下班。刚来没有新冠疫苗证明，我不能堂食，于是每天的社交语言是在食堂打包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的食物之后结账时，阿姨说“10块钱”，我说“谢谢”。
我的胃和精神都十分孤独。
我每天回家都查看信箱，期待居留卡的到来，然后我就可以去办疫苗证明，就可以注册摇摆舞课，也许就可以像在北京那样，找到活着的感觉。半个月后，我终于拥有了疫苗证明这张社交通行证，我马上注册了摇摆舞课和周末的舞会。
第一个舞会是下午茶时分，在一家二楼的舞蹈工作室里。衣帽间和厨房在一起，我走进去，有几个人在热烈地聊天，不过是新认识的人互相问一下从哪里来，做什么工作，我不理解怎么能聊得像是多年的密友在分享愉快的新恋情。我没说话，拿了一杯茶，走了出去。午后的阳光从窗户里晕染进来，有人跳舞，有人“在分享愉快的新恋情”，我坐在角落，时不时地嘬一口茶，显得我并不是无所事事。半个小时过去了，我望着跳舞的人发呆，有时候也会因为某个舞者的俏皮发挥，而不自觉地笑起来。终于，一个瘦瘦的穿蓝色衬衫头发花白的老爷爷过来问我要不要跳舞，我腾地做起来，说，“sure！"。这是我来苏黎世的第一支社交舞，老爷爷跳了一些我不知道的舞步，我盯着他的脚步，尽力跟上。一曲结束，他问我要不要再跳一支，我大受鼓舞，这是第一次陌生人问我要不要再跳一支。跳完之后，他对我说，你跳得好棒！
接着他问我从哪里来，做什么工作，我跟他说我是生态学的博士生，从北京来这里交流一年，很期待在这里的新生活，像在介绍我愉快的新恋情。他说他很多年前去过中国，作为技术顾问去指导中国一个城市，厦门，建设发电站。我激动地说我曾经在厦门念大学，于是我们开始回忆起各自的厦门记忆。随机的不同时空的际遇又被一些相同的点联系起来，就像走夜路时突然抬头看到了很多星星。
三月份瑞士全国解除新冠控制措施，不用再戴口罩，疫苗证成为一张废纸，同事们开始回办公室上班。瑞士人应该算是欧洲人里最努力工作的了，有段时间我都拼命早起了，早上七点半到学校时，坐我对面的瑞士学生已经泡好了茶。但瑞士人也是最讲究规矩的了，合同中规定工作八小时，超一小时都能给算到明天的工时里。
有天我中午11点才去办公室，决定晚上加个班，晚上六点半的时候，一位老教授经过我的办公室，进来和我说，为什么你还在这里，你们中国学生就是太努力了，该回去休息吃晚饭了。那时候，我觉得我冒充了努力的中国学生的一员。还是朝夕相处的同办公室同事了解得更清楚，有天他们对我说，你是我见过最松弛的中国学生，我以前办公室的中国同事，无论我多早或者多晚走，他们一直都在办公室。我哈哈一笑，暂且把这当成是夸奖吧。
这里的博士生，没有加班，没有考勤，也没有攀比谁下班更晚的办公室文化，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走是自己的时间管理，周末也完全属于自己。作为学生的时间安排也被充分尊重，每周和导师固定的时间见面，组会是固定的周三下午15点到17点，有时组会超时了，有的同事直接说我必须要走了，那也不是什么冒犯的事情。而且苏黎世真的太小了，从我家坐公交到最远摇摆舞工作室，只需要20分钟，公交在工作日也通到到晚上零点以后，周五和周末都有一直运行的夜班车。
我充分享受着工作和生活分离，以及生活在巴掌大城市的自由，开始去城里所有的舞会，最多的时候，一周七天都在摇摆。有时候下班晚了，就在超市打包一份寿司，在公交上吃了就当晚饭，包里常有一根香蕉，是跳完舞的必要糖分补充，因为没有人加班，包括饭店，夜宵是不存在的。有时候，我周五晚上6：30开始上两个小时的舞蹈课，然后又赶去下一场舞会跳到凌晨一两点，算一算，这一天的跳舞时间竟和工作时间差不多长了。国内的朋友笑我说，我看你不是去学做研究的，是去学跳舞的吧。我说，那出这趟国真的值。
在舞会一整晚一整晚地跳是我在北京不敢想的。回想在北京经历的为数不多的舞会，也许就那么站一整晚，最多也在就是在自己班上同学之间打转。我不善社交，跳完之后就是规范的谢谢你，再见。在远离故乡千万里之后，生活在规规矩矩的德语区，让我觉得和我说英语的人都是亲人，至少我听得懂。
苏黎世的摇摆舞社群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大家会主动和你说英语而不是德语。而且后来我才知道，一次跳两支舞是只存在于苏黎世的摇摆舞文化，这样就不只是跳完就再见，有更多的时间聊天。舞池里的穿着也十分自由，无论是盛装打扮或者素面朝天，都不显得奇怪。远足和滑雪是瑞士的国民运动，有的人白天去登山，晚上来跳舞，所以在摇摆舞会看到穿着户外行头的人，或是衣帽间横着几块滑雪板都不足为奇。
跳舞的间隙，我们打开啤酒，什么都聊。我和一个计算机可视化工程师聊我职业选择的迷茫；和金融民工聊他的奇葩Tinder约会经历，和中学拉丁语老师聊在瑞士教书的体验和语言学的魅力，和程序员们辩论婚姻的好坏......我告诉他们中国人上床之前一定要洗澡，不然也要洗脸洗脚，因为床必须要保持干净，但是瑞士晚上十点后不能洗澡的规定很折磨我；我告诉他们北京已经不是人人都骑自行车了，北京的城市大小和苏黎世不是一个等级的，有时在大学的校区里骑车都嫌远；我告诉他们中餐不只有咕噜肉，苏黎世卖的水煮牛肉也不是真的水煮牛肉的味道，以及我没办法推荐苏黎世的任何一家中餐厅，因为他们对我来说都不是正宗的中餐......
有些跳舞时聊了很多的朋友，开始在跳舞的地方之外相见，他们去远足的时候会叫上我，我被邀请去他们的生日聚会，有时仅仅是周日的晚上没有什么原因地一起吃个饭。但好像也没有走出跳舞之外，登山到半山腰的饭店，刚好有乐队在演奏，我们就穿着登山鞋跳起来；生日聚会的歌单自然大部分是爵士乐，就穿着袜子跳起来；在广场上的美食节吃完饭的时候，听到音乐，就在吃饭的桌子旁跳了起来。
这样的生活，让我跳舞的朋友们忘记了我过完这个新年就要准备离开苏黎世了。忽然在某个时刻我提起在这里的日子不多了，他们问我为什么要走，不能在苏黎世找个大学读完你的博士吗？有个朋友甚至认真地跟我分析我可以去哪家公司投实习的简历，第二天又认真地给我发了一堆资料来。
我说没有办法，我必须回去博士毕业。他们说，但你知道我们会想你的吧？而且，无论你什么时候回来，也许只是停留几天，但是你知道我们家永远有有一张沙发可以留给你的吧？几轮谈话下来，我大概算了一下，我要是在每个人家里的沙发住一周，轮流去跳舞朋友家，我可以在苏黎世不交房租住半年。年底生日的时候，跳舞的两位好朋友送了我一直没舍得买的舞鞋的礼券，他们跟说我，感谢我来到苏黎世和他们一起跳舞，带给他们这么多快乐，希望我穿着这双舞鞋在全世界跳舞的时候都会想起苏黎世的这群朋友。我该是多么幸运，被这么可爱的人感谢我的出现。
我感到被这个城市爱着，也爱着这座城市，我觉得全身有用不完的勇气。
这一年，我参加了三场国际学术会议，从第一次不知道什么是正式的学术海报，到在日内瓦国际生态学会开幕式看着密密麻麻的观众做了两分钟口头报告，声音很大，但手一直在抖。圣诞节前去爱丁堡参加了欧洲最大的生态学大会，入选了去做一个分会场的主持人，前一天紧张得一晚上没睡好，但会后作报告的教授们跟我说谢谢我来主持这场会议，我做得很棒。
在学术会议上，我也变得很社交。我可以自如地走进正在一群聊天的人，问我能不能加入你们。我毫不胆怯地在午餐问第一次见面的学术大牛在哈佛做教授是什么感受。我带会议上刚认识的在罗马尼亚工作的西班牙小哥和在日本工作的匈牙利小姐姐去吃城里最辣的湘菜，最后我辣趴下了，西班牙小哥帮我解决了我点的小炒肉。
我感到自己伸展开蜷缩的身体，欣喜地感受和世界的连接，我觉得我认识了好多很酷的人，聊了很多很酷的话题，我开始相信我也可以成为他们那样很酷的样子。
就像在达沃斯参加暑期学校的最后一晚那样。
晚餐后，大家闲散地坐在餐厅里聊天，有人拿出音响，放着舒缓的音乐。和我一起做小组作业的奥地利女孩儿突然对我说，不如你给我们展示以下你一直说的摇摆舞是什么样子的吧！我一下来了兴致，切换了摇摆舞乐，跳了一段简单的20年代查尔斯顿。奥地利女孩儿跟着我做脚下的动作，慢慢地几乎所有的人都加入了进来。
跳了一会儿，有人咕噜咕噜地喝水，有人在角落复习舞步，有人跑来问我是不是专业的摇摆舞老师，我谦虚地承认自己是个青黄不接的初学者，但心里喜得开了花儿。一个印度女孩儿灵感一现，让我帮她把音乐换成一首印度民谣，然后全场开始跟着她跳起印度舞。接着那一晚，我们跳了加拿大的小姐姐带我们跳她高中学的编舞，波兰的朋友带我们跳在波兰流行起源于法国的社交舞，跳了十年莎莎的意大利小哥给我们讲莎莎的基本舞步。
对于非舞者来说，在人前舞动身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感觉像没穿衣服，害怕异样的眼光，害怕被评论，但往往把衣服全脱下来，倒是感到无所畏惧的自由。同时，你和这群一起疯狂的朋友就成为了看过对方没穿衣服样子的亲密伙伴。
于是，那一个摇摆舞触动的神奇夜晚之后，我们这群研究生物多样性的人类跳完很多样性的舞蹈，结下了裸体级别的友谊。
我大胆得不像话，当初那个在心理咨询室哭得稀里哗啦的套子应该很为我骄傲吧。
昨天吃完午饭，和朋友说再见的时候，在街角跳了一段舞。我过了马路，路边楼房上一个玻璃清洗工在洗玻璃。天很阴冷，他挂着一大桶水在身上，身体就吊在半空中。我经过他的时候他对我说他看见我们跳舞了，重复了好几遍“I love it!"
要是我没有在街角跳舞，我和这个洗玻璃的人应该一辈子都不会有对话，他当时看起来很开心，也许那一段小小的舞蹈，也给他今天的生活带来了一点点趣味。
*本故事来自三明治“短故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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