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恐发作在这些年的人生关口，不断找到我 | 三明治
“当我不能呼吸的时候，我跟自己说：
这没关系，
这只不过是我的心脏在和我的胸骨击掌庆祝，
一秒五十下。”
—— Andrea Gibson 《一曲给惊恐发作的赞歌》
我注意到事情有点不对，大概是从某个工作日的早高峰，港铁的九龙塘站开始。
那个时候我在加拿大读完了本科，来到香港的一所大学读硕士。授课制硕士课程的难度和强度与我严苛的本科阶段相比松快很多，硕士的第一个学期轻松到无聊。我不习惯日历表上大块的空白，寒假很快找到了全职的实习工作，新年伊始我就过上了白天全职工作，晚上全职上课的紧凑生活。学校在沙田，实习公司则在香港岛的中环中心。我每天早上七点出门，花至少一个半小时转四班港铁，列车带着我先穿过狮子山隧道，再钻过海底。虽然通勤路线复杂，然而上车下车转站都只需要放任自己被摩肩接踵的高速人流裹挟即可，毫不费力。到了下班时人流则似乎已经烧光了冲劲儿，翻山越海的步伐也放慢了很多。所以傍晚六点下班后，我从港岛返回沙田的学校通常需要两个小时。学校的晚课是七点开始，我总在快八点的时候才踏着众人的目光匆匆进教室，然后在八点半课间休息的十分钟里快速地往嘴里塞一个同学帮我从学校餐厅带的冷三明治。
周一到周五全职上班，周一到周四晚上下班再直接去上课，十点下课，十一点到家，十二点睡觉，六点半起床，然后七点再出门。周五晚上处理个人作业，周六白天上一节六个小时的大课，周日在图书馆呆一整天和不同的同学们做五门课的小组作业。这样严丝合缝的日子滚滚向前，我像一个精密的钟表严苛地走着每一秒，目不斜视。紧凑的日程，作业上的A，还有实习公司的名字一起编织成了一张闪光的网，缚着我向空茫的高处去。我对着越来越近的海市蜃楼沾沾自喜，并不知道我的人生即将迎来一道名为恐惧的分界线。
然后某一天早上，大概是七点半或者八点，我照例在九龙塘站等地铁。九龙塘站是香港最早修建的地铁站之一，和后来新建的地铁站相比，它陈旧又开阔，站台和轨道之间毫无遮挡，只有斑驳的黄线警惕乘客不要越界。然而那天早上地铁没有按照计划的时刻表来。我等了一会，仍然没有动静，于是摘下耳机想弄清怎么回事。这个时候我听到了站内广播，粤语一遍，英语一遍，普通话一遍。广播里温和的女声说：“有人误闯轨道。”
时隔快十年，广播的具体内容我都已经记不起，但是唯独误闯轨道这四个字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因为当时的我感到了巨大的困惑。我无法理解这几个字的意思。铁轨就在那不曾伪装，而黄线后是密密麻麻列队等待上车的乘客。什么误闯，如何误闯？早高峰九龙塘站的铁轨可不是随随便便误闯就可以进去的，是需要相当的决心越过人山人海才能到铁轨那去。
是有人跳轨了吗？我的心脏砰砰跳着。怎么会这样。会发生什么，港铁会停运吗？
我环顾其他等车的乘客，但是他们似乎对站内广播毫无反应，也没有要离开换乘其他交通工具的意思，只是继续站在队列里低头看手机里的视频和信息。我打量四周，过了一会，远远的站台另一头有几个港铁的工作人员和安保抬着什么快快地走过，隔着人群我看不清。但我想那应该是一个人。通过含糊其辞的站内广播和工作人员低头的快步走路姿势，我想那应该是一个人。一个抱着巨大的决心在早高峰迎着高速列车跳下去的人，带着高密度的痛苦与绝望向世界投掷出最后的声响。但是到头来ta只是一个“误闯轨道”的人。这个世界并不打算承认ta的决心。
我站在乘客中不知道要怎么办。我再次陷入到“误闯轨道”这几个字里，感到莫名的荒谬。我忘了把耳机戴回去，我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大过站台上的一切声响。而在我发呆的时候列车进站了。我低头看了一下手机，只比预定的时间晚了18分钟。怎么样，清理干净一个人必死的决心只需要18分钟。这是我们这个世界自傲的高效率。
车停下以后，我随着人流安静地上车了，像是无事发生过。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做。我要为ta停下吗，或者为ta抗议吗？我不知道。我默默咽下“误闯轨道”这个蹩脚的解释，随人流进入地铁。大概只是一个想不开的人吧，我这样对自己说。早高峰开往中环的港铁拥挤到我在车厢里挣扎着掏出手机看一眼时间就再也放不回去了，只能维持着一个尴尬姿势握住手机等待下车。陌生人的身体层层叠叠从四面八方挤压着我，让我开始觉得恶心。在列车枯燥规律的晃动中我听见有一个很细微的声音在我脑子里胆怯地说：“这不对。”
然而谁又会在意呢， 我和九龙塘的铁轨之间已经远隔山与海了。我终于马上就要到站。即便港铁如此的高效率，我还是已经迟到两分钟了。出了中环中心站迎接我的是仰头90度极目远眺也看不清楼顶的巨大玻璃建筑群，反射着刺眼的阳光。建筑的缝隙里行人脚步匆忙，目光笔直。无人在意出局者喷溅在地上的决心和其他磅礴而无用的情感。我专心地扑进摩天大楼的密林之中，同时暗暗期盼我的经理今天也迟到。
我工作的地方在港岛一栋极高楼的69层，办公室窗外向下望便是维多利亚港和蚂蚁般的人群。我来面试那天，进到一楼大厅的瞬间仿佛踏入了哈利波特书里的魔法部。大厅是巨大的金色六边形，明亮辉煌，每面墙上都有一部电梯。上班的人根据要去的楼层在不同的电梯前排队，和等港铁时一样的安静有序，一样地灵魂出窍。最奇异的是每部电梯前都站着一个通常电影里才能看见的那种一身黑色西装的安保人员，年轻高挑，黑发也用发胶梳得整整齐齐。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人流进入电梯的时候伸出一只胳膊帮你停住电梯门，礼貌地问你要去几楼，而后按好楼层按键，最后再撤回胳膊把电梯门关上。就这样。也是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楼太高的话乘电梯也会像坐公交车，需要在楼的半腰再换乘一部。每天生活在半空中，沉浸在这金碧辉煌光怪陆离的图景里，人会变得很小很轻，自己也是，看他人更是。
那天早上我的经理并没有迟到，好在她也并不在意一个实习生迟到十分钟。她甚至没有发现我迟到了，因为我们两个的座位离得实在是太远了。这是一家老牌著名的英国媒体公司，位于香港的办公室是亚太地区总部，公司里的权力分层以肤色和母语为界，泾渭分明：所有的技术骨干和核心管理人员都是从英国外派过来的，占公司一半的数量；下一层的行政后勤部门是香港本地人，占剩下的一大半；再往下一层是不同部门的实习生，外国人香港人都有，绝大部分都已经毕业了，心甘情愿地拿着低价的津贴来这里实习；最后是我，一个大陆实习生，悄无声息地藏在显示器后做着枯燥的品牌舆情监测和厚脸皮的媒体联络工作。
我的经理是一个娇小丰腴的英国女人，友善礼貌，和她所有礼貌疏离的英国老乡们一起占据窗边最好的位置，坐拥曾经属于他们的维港景色。而我虽然隶属媒体部门，却被安排在行政部门的边角上。上班的第一天我试图和邻座的香港同事打招呼。我笑着说了一声hi，得到的却只有一个扭了扭嘴角的假笑——她连hi都懒得回。第二天我找到机会又尝试了一次：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只印着加拿大国民咖啡品牌logo的马克杯，在香港是买不到的。我指指那个杯子，兴致勃勃地问：“你是不是也在加拿大留学过啊？” 这次她回避不了了，我心里想，因为这是一个问题，不像之前那个没有明确指向性的hi。但是我错了。这次她只是看了我一眼，然后转了一下办公椅，用椅背朝向我。再后来我就习惯了当她是空气，早上我面无表情地走进来坐下，傍晚面无表情地站起来离开。反正我对她来说同样也只是空气。唯一一个对我比较友好的香港同事是公司的人事经理，大概四十岁，留着长长的卷发，言语爽利。她办了我的入职手续，第一次见我的时候笑眯眯地说我和照片上一模一样哎，她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啦。春节后回来上班的时候她递给了我一个利是，和我说恭喜发财。我珍视这样的善意，虽然很快就习惯了无视办公室里的香港同事，却会在走廊上碰到她的时候和她微笑着打招呼。
中午午休的时候英国人总是在自己的工位上对着电脑屏幕吃很简单的午餐。香港人则分散成几个小团体，结伴乘坐不必劳动自己双手按键的高速电梯下楼吃饭。摩天大楼脚跟下的缝隙里生长着密密麻麻的餐厅。而我总是一个人吃饭。我本来并不惧怕一个人吃饭这件事，但是在香港，午市一个人吃饭一定逃不开和别人拼桌的命运。餐厅桌子狭窄，在逼仄的空间里和陌生人脸对脸吃饭，仿佛能感受到对面人的鼻息拂过皮肤。我觉得好像在哪里都逃不开陌生人肉体的严密包围，本应该放松的午餐时间也让我神经紧绷，深感疲惫。
有一天中午，我在下楼换乘电梯的时候遇到人事经理和她的几个同事。她问我一边上班一边上课搞不搞得定啊，从北方来香港感觉气候还好吗。电梯很快就到达地面，我们从大门出来穿进小巷，我专心于谈话，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到底在往哪走。我们走到一个丁字路口，人事经理突然停下来，从背后用双手握住我的肩膀，将我的身体转向左边，说，呐，那条街后面很多吃的。说罢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又用一只手推了我一下。我顺着力道往左边踉跄了两步，回头看时他们已经向相反的方向走远了。我愣住，直到身边有人经过轻推了我一下，说唔该。
我从小到大都被人夸聪明，我总是很快抓到事情的重点。但是在那段日子里，包括到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我抓不到任何的重点。我好像面对着一个钢铁铸成的光滑又冷酷的谜团，毫无头绪，也找不到发力点。我不光抓不住答案，我连问题本身都抓不住。而这给我带来了深深的挫败感。于是我忽略掉偶尔会出现的细小的声音，因为她毫无用处，只会悄悄地说“这不对”，但是又从来都不说清到底是什么不对。我所能做的就是咽下这无名的困惑，连同误闯轨道的广播与同事冰冷的视线，然后日复一日在九龙塘站安静地等车。
然而困惑并不会消失。它像谜团上剥落下来的一片一片的铁屑，从喉咙咽进胸腔。日积月累，困惑在心上裹了一层又一层，我的身体里好像养育了一颗炸弹，在胸口的汪洋沉浮。
炸弹的爆炸是很突然的事情。一个普通的工作日，那天我心情不错。下课以后我和同学们在附近的小吃店吃了宵夜，顺便吐槽教授留的作业，回到合租的房子里已经十一点多，和爸爸讲完视频电话将近午夜。洗完澡之后我躺到床上准备睡觉。我觉得自己已经很累很累了，累得双手指尖都有点发麻，累得好像脑子都开始变肿胀。然而睡眠却迟迟不肯来寻我。
黑暗中手机屏幕亮起，我查看时间。
“12:56”
“1:43”
“2:32”
本应安眠的夜被屏幕的冷光分割成一段一段的碎片。好困。我不知道第几次打哈欠，第几次熄掉屏幕，然后用手抹掉打哈欠流出来的眼泪。快点睡吧，明天还一堆事儿呢。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对什么不耐烦。我才二十出头，还从来没有过很困却睡不着的经验。以前大学期末的时候经常一天只能睡4、5个小时，大家通宵一起做小组作业，在图书馆的沙发上、铺着地毯的桌子底下我也能补个觉。
那天晚上最后我还是睡着了，虽然不知道几点。但想必也没有很久，因为我早上六点半被闹钟叫醒的时候半个头皮都一跳一跳的。第二天晚上下课以后我谢绝了朋友的夜宵邀请，立马就回家了。我早早躺下，决心弥补昨天的失眠。昨天就没睡好，今天再睡不好的话后天要交的作业就要麻烦了，我闭眼裹在吸满了潮湿水汽的床单里这样想，一直到凌晨四点。
一夜我以为是偶然的失眠，结果却只是长长一列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而已。它在香港一个湿冷的回南天里沉默地倒下。第一天没有睡着，第二天也同样；然后是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连续一周失眠之后我开始失去食欲，吃东西令我觉得恶心。我需要睡觉。我分明有堆成山一样的事情要做，有金碧辉煌的高处要去。但是我睡不着。黑夜从一个深沉甜美的怀抱变成了清醒的噩梦，噩梦睁开眼就可以醒，但是如果你从未入睡，又怎么才能从噩梦中醒来呢。
我躺在枕头间不停地打哈欠，但是睡不着。我睡前泡脚泡澡，但是睡不着。我喝热牛奶，吃褪黑素，但是睡不着。我闭眼听舒缓的音乐，听海潮的声音，我站起来在黑暗的房间里走动，我拉开窗帘看白色的月亮，我盯着对面楼上窗户一扇接一扇熄灭。我睡不着。我睡不着。很快我就开始害怕夜晚，害怕睡觉，从一开始一边打哈欠一边困倦地淌眼泪变成躺在床上痛哭。最初看起来就只是一个小圆点的困惑被黑夜无限放大，将我吃掉。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的生活毁掉就只是一瞬间的事，而我甚至连原因都说不清楚。
失眠十几天之后我开始难以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心跳加快直到过百，心慌变成常态。在站台上，列车里，电梯中，我困在自己急促的心跳声里无法脱身，又困又乏。我在站台上等车，感觉全身都被灌进沉重的水泥，只有心脏如擂鼓；又像皮肤下关了一千只长有尖喙的鸟，躁动着要一齐往外飞。而那之后的几个月里，九龙塘站又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跳轨。我说或者，是因为我现在的记忆已经不准确了。这些年来我在记忆里仔细描摹过九龙塘站好几遍，九龙塘的站台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个真实的、物理上的地点，而是变成了一个残酷的意象。在那个站台上，他人的死亡和痛苦既无法撼动谁，也得不到承认。站内广播宣布那些人的痛苦并不存在，所以也不需要被看见。既看不见，那这个世界就毫无破绽，就没有错，就被允许如此继续下去。误闯了，他们说，用温和梦幻的声音，粤语一遍，英语一遍，普通话一遍。误会而已，不要紧张。请大家耐心等待，列车会晚点十几分钟，待我们清理好轨道，就请排队若无其事地上车，而在你的目的地，有一栋摩天大楼正张着嘴等你，金色的大厅里还有一只穿黑色西服的胳膊殷勤地准备帮你按电梯。
我坐在69层的办公室的时候也会想起那个站台。公司亚太地区的负责人是个趾高气扬又意气满满的金发女人。亚太地区的广告业绩近年来一直两位数增长，她在大会议室和其他地区负责人开会的时候大笑的声音会透过玻璃门传出来；穿过办公室时，身后带起一股风。有时我会从电脑背后探出头观察她走出房间和其他人讲话的样子。然后听那个细微的声音说：你看，她以为她自己很重要，大家也以为她很重要；但是他们都搞错了，她其实一点也不重要。如果有一天她从九龙塘的站台上跳下去，你觉得站内广播会有什么不同吗？你觉得列车会为她多晚点十分钟吗？英国总部几天内就会派一个学历更高，履历更漂亮，笑声更大的人来填补亚太负责人的空位。你看吧，再高也没有用，你找错地方了。只有傻瓜和烟才喜欢往飘渺的高处去。
九龙塘的站台变成了照妖镜，可以轻易驱散所有笼罩在摩登都市与巨大机器之上的梦幻泡影。我就这样从海市蜃楼中跌落，连一句为什么也问不出。我不知道那个正确的问题是什么。是 “这世界到底是如何”还是“人到底是如何”？又或者是 “这世界为什么将人变成这样”还是“人为什么会打造出这样的世界”？要过了很久之后，我吞天没顶的困惑才有了答案，而且答案远比我以为的要简单：如果你不把别人当人，如果你不承认你遇到的所有人都和你一样拥有复杂深沉的情感；如果你允许这个世界不把别人当人，允许它把人扭曲成用来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那你也就放弃了自己当人的权利了。
但这都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现在还是让我们先回到十年前九龙塘站的站台，站台的人群里站着一个年纪尚轻，心如响鼓的我。我勉强还在沙田和港岛通勤，勉强还在晚上去上课，勉强还在交各项作业，甚至还在勉强自己拿A。我努力构建出来、把自己越束越紧的那个关于自我的理想幻影勉强还在。然而就算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也很明白一切的崩坏就在眼前。
“我想提前结束实习合同，这样下去会累死的。”周末中午开完组会我和同学在学校餐厅吃四宝饭，我心不在焉地戳着烧腊。
“为什么呀，是挺累的，但是你坚持坚持嘛，多好的工作经验啊。换作我的话，累死也得坚持一下。” 你看，离死亡足够远的人才能轻易地把死挂在嘴上。
我不知道对话该怎么往下进行了，只能低头吃饭。
我总不能说“工作确实不错，也没什么大事，但就是九龙塘有不止一个人跳轨了，广播里非说人家是误闯，而且为什么大家明明长手还高贵地需要专门有人给你档电梯门”吧。我那么说了朋友们大概会以为我疯了。我可能确实疯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可以这么自然地心无旁骛地投入这世界。而我又为什么不能只是和他们一样。我好嫉妒。
“我睡不着觉。” 我终于把勺子扔到才吃了几口的盘子旁，开始喝一边的柠檬茶。
“这是压力太大。你这人就是想得太多了。你睡前喝点牛奶，别想事情了。我前段时间睡得也不是很好，一晚上醒两三次。”
哦是吗。那你身体里也有炸弹爆炸吗，也有一千只尖嘴的鸟横冲直撞吗。我把柠檬茶喝完，没有再说话。我没有办法解释。每个向我抛来的天真的友善的为什么背后都隐含着无处可逃的责备。为什么你不珍惜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你不能再坚持一下，为什么你总是有这么多想法，为什么你总是感受到这么多，为什么你明明已经拥有这么多我想要的东西还非要选择不快乐。
为什么你就不能，和大多数人一样。只看见最寻常的事，只拥有最寻常的欲望。
我还是辞职了，在某个周末之后。那个周末，连着两个晚上我一共睡了一个半小时。第二天夜里我觉得我完了，心跳得我想吐，全身也不受控制地发抖。炸弹在我身体里一次又一次地升起，爆炸，我无计可施，只好奇为什么我的胸前竟看不见伤口。我忘记了所有的独立生活经验，等到太阳刚一升起来就哭着给妈妈打电话。电话里的我妈虽然着急但是仍然能大体保持镇定，她要我马上去学校诊所找医生开安眠药，先睡一觉再说。
接诊的大夫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勉强可以说很不标准的普通话。他一听失眠，便口齿不清地说你看学校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和社团，给你们创造了这么多机会，那你都不要，总是自己闷着就是会出毛病嘛。或者你也可以去我们学校的礼拜堂，找圣母多祷告，心里都会好受些，就不会失眠了。
我当时太过精疲力尽，心跳和惊恐发作耗光了我所有的能量，根本无法理解他话里的意思。不过现在想想，就算理解了，当时手上也没有足够的力气砸碎他诊室里摆的圣母小像。如果我当时神思清明的话，我大概会问他，你的圣母就是用那慈悲的眼看着九龙塘站台的吗，就是用那全知的耳听粉饰世间太平的站内广播的吗。她是在看了我所看，听了我所听之后，还眉眼低垂、平静如水地站在圣坛上的吗。如果是的话，她活该被砸得粉碎；而这世上最好有一万个天堂，才足够收殓她和我各自飞溅的碎屑。我也没有什么需要跪在她面前祈祷的。
我在诊室里最终麻木而温驯地听完了医生的教导，然后带着他开的四粒安眠药回家。躺在困住我的单人床上，我看着透明塑胶袋子里的白色小药片，生平第一次觉得未来不一定会越来越好了。余下的日子在我的记忆里大多只剩下朦胧的碎片，像列车高速行驶时窗外后退得太快令人恶心的斑斓色块。辞职被受理后我仍然需要做满两周的通知期。四片安眠药，掰成八粒，换来了一些零零碎碎的睡眠让我勉强撑过去。我也没有再回去复诊，幻想着辞职之后失眠会以它当时到来的方式一般神秘而决绝地离我而去。当然并非如此。我仍然时不时地因为睡不着觉而崩溃大哭，仍然心跳过速，体重不停下降。更重要的是在心底不可说的地方，我对自己的“半途而废”，自己的“轻言放弃”感到深切的羞耻。即便我已经全线崩溃，明白放弃是唯一的办法，却仍然不肯原谅我自己。人生第一次从战役中狼狈溃逃，我不能面对“逃兵”这个新的身份。我行尸走肉般地度过期末考核，完成期末论文，企盼一切都快快结束。讽刺的是我在崩坏中仍然以极少数的一等生成绩毕业。
周围的人一边对我提早结束实习合约感到遗憾， 一边又对这密不透风的工作量里完成的课业成绩表示赞叹。而我只觉得麻木和失败。我的内里已经残破，文凭上多几个字少几个字到底又有什么可在乎的。我已经如此残破，然而为什么到头来还要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死抓着几个A不肯松手。是因为这会让半途而废，轻易崩溃的自己看起来没那么难堪吗？到头来，我也并没有比其他人更清醒，更高级。
我在九龙塘站通勤的日子结束了。然而内心深处，我知道有一小块我的碎片已经随着站台上不知名的陌生人一起跳向了铁轨，再无处可寻。我的人生以站台为界，在那之前，世界对我而言是无限延伸的壮阔与遥远，而我的身体还是我最可以倚仗的战友；我们合作愉快，意气风发，我们都相信只要投入足够的努力和时间，我就能去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我也不知道恐惧为何物，它还尚未真切地落在过我的皮肤上。而当我离开站台的时候，世界已经变成了一片空荡荡的海面，没有陆地没有航线没有方向也没有海市蜃楼。而我不过是一艘失去动力的小船在水面原地打转，战战兢兢地怀抱着胸口的一颗不定时炸弹。
五月的时候，失眠跟随我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从香港闷热狭窄的5平米卧室回到了家里宽敞的双人床上。打开阁楼的窗，大海的味道和温柔潮湿的水汽会漫进来，将我环绕。我仍然经常半夜才入睡，日出前又醒来。在睁眼等待日出很多次以后，我终于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贪婪之处：我向这个世界寻求太多的意义，太多的真实和怀抱。我是被自己的贪婪压垮了吗？我既想站在世俗标尺的高处，又想要内心的忠诚。不，我要的比这更多，或许我在要求世界以我的标准为标准，以我的感受为感受。这太荒谬了不是么。
接下来的夏天和秋天很好很漫长，我什么都不想要。
冬天来临的时候我买了机票和船票踏上旅途。先是坐飞机去厦门，然后坐船去台中逆时针环岛，之后飞大阪一路追逐关西北上的红叶。整整一个半月，我看了从夏到冬的海洋与山景，背包满满而头脑空空。我很单纯地想看看还没看过的美景，或许能想起这世上仍有无数可爱之处。一路上背着包大步向前不停地走让我重新记起了很多年前朴素的心情。高中毕业以后我也背着一个双肩包从北京机场深深的海关通道走出去，去加拿大上学。那个时候我怀抱着非常朴素的愿望，不是出去混文凭或是混绿卡，也不是为了有朝一日攀登上金光闪闪的大楼。我毫无目标，只是想去看看广阔的、尚未看过的世界。仅此而已。但为什么我们走的越远，到头来对这个世界伸出的手就越多。
我在日月潭边遇到了一只乌龟，他在灿烂的潭水里游泳，最后停到一块石头上，我们安静呆着一起晒了一上午太阳。我在石梯坪看见了太平洋，狂风中游客寥寥无几，乌云低压，冰蓝色的海水和白色的波涛疯狂地拍打海岸，我却感到兴奋和狂喜。我在夜里穿过垦丁民宿门前寂静的马路，走到路对面空无一人的海滩看午夜的星星。我在花莲路过一所无名的寺庙，里面有一尊菩萨托着脑袋散漫地横躺，半眯着眼睛懒得看人。我抬头，巨大的匾额上写着：心本无二。顺着匾额往左，院子的角落里长着一颗绿枝盈盈的桃树。
抵达大阪的第六日，我伴着绵绵秋雨去了大坂城。大坂城因丰臣秀吉而出名，然而丰臣秀吉所修筑的城墙已经被之后岁月里的瓦砖层层掩盖看不见了。天守阁的内部被改成了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讲述大坂城的变迁和丰臣秀吉一生的征战与悲喜。里面收藏着丰臣秀吉的诸多信件，包括生命末尾阶段写下的一副字。非常简短地，他写道：“我这一生，唯梦中追梦耳。” 秋雨过后城旁金黄的银杏叶化作满地泥泞，像丰臣秀吉已经消融的百年前的梦。大坂城都被烧毁数次，又重修数次了。
我决定把所有尚未揭开和尚未触碰的谜题放在一旁。既然都是梦，那就也不必搞清。我决定再试一试，只是这次我警告自己，不要再那么贪心。
第二年的春天，我去了北京，在一家公关营销公司正式入职，做客户执行。我对工作拼尽全力，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也不会偷懒，就像是用生命在打一个不能读档重来的RPG游戏。从东三环39层的办公室向下望，晚高峰成排的红色车流慢吞吞挪动，像迷你仿真玩具——香港之后，再高的高楼也无法再撼动我。我拼尽全力，内心却毫不在乎。
我和谜题，世界，以及我自己都保持着安全的距离，让我足够冷静地生活。我试着妥协一点点但又不要太多，试着去理解“其他人”是怎么做事怎样感受；我试着带着与这世界格格不入的痛苦正常生活，就像带着一种没什么大不了的慢性病。我开始读《钝感力》，努力让自己变成另一种人，一种更容易被理解的人，一种不太会崩溃的人。我想我总要找到一个办法让自己的人生可以继续下去。只是我对所有能让我心率加快的物质都有了真切的畏惧，开始只喝低因咖啡，以及在实在无法推脱的场合里才慢慢地喝半杯啤酒。就这样，我与世界大致相安无事的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假装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是它紧密、同质的一部分。
在北京工作两年之后，我辞职回到加拿大读博。这次的理由比不上逃离香港的万分之一的惨烈，甚至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工作还算顺利，我成为团队结构里一个小小的承压角，努力掏空两个文凭上一等生字样的所学为公司换进账，也换来我的加薪升职。这一次我没有被压力打败、反而大部分时间都睡得很好，上司包容着我偶尔冒出来的倔脾气，也没有人从建国门地铁站跳轨。绑着红袖箍的热心阿姨用火眼金睛紧盯着每一个胆敢荒废青春的年轻人。然而我却被工作本身的巨大无聊打败。某一个晚上，凌晨一点半，办公室灯火通明，团队的所有人还在会议室开本日的第三场会：我们刚刚得知了客户大领导的一点点个人喜好，于是在紧急修改方案的各种细枝末节。我看着当时的上司，三十多岁，等级、收入和工作能力在他的同辈里都是上等。然而他现在还和二十多岁的孩子一起耗在半夜的会议室，揪着头发猜第二天开会时提议哪首歌做线上宣传物料的背景音乐会让客户的大老板更喜欢。这一瞬间，我看着他突然像看到了五年十年后的我自己。在短短的几秒钟里我灵魂出窍，像鬼魂一样从高处看着会议室里的一大桌子人，以及坐在桌子最远角上的自己：身体前倾仔细听着桌上的讨论内容，不时在本子上记录细节，然而满脸都是无聊的漠不关心。
第二天我和团队总监去客户公司开几百人的联席会议。在房间最前面，身着深蓝色褂子，手握珠串的公司大老板对着质量平庸的新产品大谈卓越的品牌哲学，其中蕴含的一万种工匠精神，和发布新产品线时三千个执行与宣传重点。巨大的房间里各部门领导聚精会神一呼百应，供应商温驯热情。而我耳朵里中央空调嗡嗡的轰鸣声让我烦躁得坐不住。满屋子的人仰着脸整齐地注视着大老板走动的身影，像一片望向太阳的向日葵。我的思绪在空调的轰鸣声中再度溢出身体，慢慢升起，看着大家头挨着头，配合默契，心照不宣地编织一件国王的新衣。没有人真的在乎。没有人真的相信，包括那个侃侃而谈的老板自己——他几个月前才从另一个品牌卸任，用的是同一套哲学说辞和相同的一万种工匠精神；而一年后品牌转型失败他又去了另一个公司，继续吹奏他的陈词滥调——但是每个人都好投入。过程是假的，各方从故事里捞到的钱却是真的。或许到最后的最后钱也是假的，那到底什么才是真的。
故事的边界之外最后一排，坐着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沉浸到游戏里的我，纳闷着我到底在这里干什么。我是否就要这样度过往后五年十年二十年的人生？每年最大的目标就是期盼自己的座位能再往前挪一挪。我终究无法成为这热闹图景的一部分。
一年以后我回到了加拿大漫长的冬天里，回到我熟悉的社会科学学习，开始了读博的生活。除了极少数城市，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有长达五到六个月的冬季。十月开始的积雪，有时候要到四月底才能彻底消融。经过了香港和北京，我对读博生活的预期降得很低很低。我不想再进入什么海市蜃楼了，也不想再去假装我可以赞同顺从这个世界的很多荒谬规则。就算生活再糟糕，我最起码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读书；我也总能决定我自己的研究题目的。ppt我爱用什么颜色的背景就用什么颜色，幻灯片上的字不想对齐便不用对齐，选字体的时候也不必考虑客户自吹自擂的狗屁品牌调性——有时候荒谬和自由这两件事的具象程度都令人咂舌。
读博最初的日子充满了快乐的信息过载，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被扔进甘甜的泉水里，吸收一切。我开始阅读不同的理论，我有了很多分析框架，我知道了很多概念。我终于有时间坐下来从逻辑的角度整理我经年累月放置不管但是仍然蓬勃生长的困惑。我试图用不同的名词去给它命名，用标准化的方式去梳理它的脉络和结构，去识别和剖析它偶然性的表层下盘枝错节的必然性。我再也不用假装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是合理的，因为如今用理论和案例系统地批判它的不合理性本身就是我的工作了。和快乐同时打包到来的还有必须接受的孤寂。学术生活的日常就是阅读大量的文献和理论，将其纳入自己不断生长的知识体系内，通过长时间思考、对周边世界几乎不间断地默默观察、和持续的写作完成新知识与旧知识间的熔合与迭代，同时用更多的读、看和写，小心地培育这过程中萌出的小小新芽。
这也注定了研究这项工作本质上决不会与熙攘热闹的人群和朋友同伴的谈笑时常相随。研究是一条终究还是得靠自己独自往下走的道路，不认清接受这一点的人就不能真正做好。它的尽头最终是大块的无声的专注的沉寂，除了敲键盘和笔尖划在纸上的声音之外什么都不需要听见，就连戴着的耳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断电关机了也不会注意到。这种沉寂会越积越深。慢慢地大部分时间研究也都不会和快乐相伴。阅读一个又一个不同时代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家，革命家，人类学家或者只是普通人的书写，千百种理论，千百个案例，到头来写的不过是同一个世界万千迥异的重复。
大部分刻意的距离感与冷静理性的行文背后很多时候仍然能感受到写作者深深掩埋的伤痛，那是由不同的人贯穿上千年来，对这个世界共通的痛苦、哀叹与不解，执拗地问着：我们怎么能变了这么多，同时又什么都没变。我们怎么能如此颂扬真理、自由和追求人类最纯真无私的情感，同时又时时刻刻放任世界、甚至自己，对一个个具体的人与“人”这个概念所应代表的正当含义进行无尽地双重践踏。雪在沉寂的日夜里积了又化，一年又一年之后，我无尽探索欲和表达欲的终点迎来的是沉默。
这种沉默无法与人分享，甚至无法向人描述。它太宏大，我的学识相比之下太过浅薄，不知道从何说起；它又太飘渺了，听的人，就算是我自己也得埋怨一句：这和你又有什么关系，你只不过是这世上的一粒沙，惟有忍受世界的碾压。这种对抗是没有意义的，百万粒沙已经证明过了。
在沉默的旁边并存的是各色喧嚣的场景。学术研究职业化，自然就像其他每个职业一样有需要遵守的行业规则和标准。我也遵循这个标准，发表自己的研究，参加学术会议，但心里不免觉得仿佛又进入了另外一个自娱自乐的游戏里，更何况学术圈远非真空的乌托邦。不同于注重探索客观世界规律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终点是人性，是对着眼前巨大的无法修复的悖论却试图梳理出一个逻辑；是虽然悲剧从未真正落到我个人身上，然而却无时无刻都感受到悲剧的无处不在。做批判研究的社科学者们明知自己实质上什么也做不了，就自嘲地笑笑：有了我们，这艘大船也依旧沉没；但如果没有我们，总归还是要沉得略微快些。我到底是不是也在自娱自乐自我满足呢，合理化着自己无意义的行为，像编织另一件更加冠冕堂皇的国王的新衣。甚至我和其他大部分学者一样也都依赖着被我们批判的社会病态结构的盈利碎片而生活，要不然你觉得各色研究基金和奖学金是从哪里来的呢。
再后来升入高年级我开始作为讲师教课。我面对着20岁的孩子心下是惶然。我有很多想教给你们的，可能技巧还不够纯熟; 然而学了这些并不会让你们更快乐，你还想知道吗或者你还应该知道吗。知道了你们中的大多数也并不会去真的理解；即便理解了，最后你们也会像其他人一样，走进巨大机器的内部，主动或被迫地变成一颗钉子，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没法活，而你们都需要找到让生活继续下去的方式。然后或许在某个瞬间你们其中的某些人会像当年的我一样觉察出一种不协调的困惑，那时你又会如何。
疫情伊始的独居隔离生活中，惊恐发作重新找上我。这一次体感开始变得严重，也开始慢慢变得频繁。很奇怪的是意识深处我甚至不对它的重新造访感到真正惊讶。我仍然羞于启齿，几乎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情况，只是住得近的朋友以为我最近“身体不好”。我要怎么向其他人解释呢？我怎么向朋友解释虽然我看起来总是过着潇洒的生活，来去自由，但是体内埋着一颗非理性的炸弹，我自由的生活不过是假象；我怎么向父母解释呢，怎么跟他们说尽管你们努力去做你们能做到的最好，但是最后还是养出了一个满心失望甚至愤恨的孩子。我至今也不能具体描述重新触发它的到底是什么，是长久以来被世界碾压的巨大的窒息感，是经年累月尝试一次又一次与之共存或争斗却始终不得方法的疲倦，还是疫情中独居、仿佛会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死在异国漫天风雪里的这种脱离实际的想法。或许它生长于我越来越深，无法与人分享的沉默。
我觉得很累。或许，反正疫情开始整个世界都失控了我们再也回不去，那么我体内的无秩序也获得了某种爆发的默许。我无法再约束它。和在香港的时候一样，我再一次选择了逃跑，急匆匆又千辛万苦地回了国，一路跑回了父母身边，用自由和独立换取生存的安全。
在国内的日子我过得又舒适又消沉，我变成了13岁和30岁的结合体。被家人和朋友包围，惊恐发作像来的时候一样神秘消失了。我觉得很羞耻，觉得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点长进都没有。甚至在回国后最初的一年里，我连惊恐发作这四个字都不能看，我担心只是盯着这四个字就会吵醒它。与此同时，我在国内变本加厉地加快了工作节奏，试图说服自己呆在家里也并不会影响博士进程和工作成果。
去年春天开始，国外已经开始普遍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留给我当缩头乌龟的时间不多了。我当然也可以继续呆在国内直至毕业，但是我心里知道我必须要回去。这场不明不白的缠斗并没有结束。五月的一晚我躺在床上，想着何时买机票回去，然后突然想起加拿大独居的那所公寓，窗外没有尽头的大雪，一直下到地面上也覆满了积雪仿佛要把一切都淹没，还有那时爬满我身体的失控感。然后久违地，惊恐发作又一次用炸弹炸掉了我之前摇晃着小白旗换来的暂时休战协议。
天亮了之后我立刻预约了心理咨询，开始第一次尝试长程的心理动力咨询。我的咨询师大部分时间沉默又专注，低头记大量的笔记，偶尔温和地说一句几天后我才能反应过来的四两拨千斤的话。不过心理咨询也并不是什么捷径或者一片坦途。咨询开始的几个月后我的状态更差了，我沉浸在被重新挖掘出来的人生不同阶段的伤痛中，回到了九龙塘站和很多个更遥远的地方，被迫进入我之前从来没有完成过的哀悼里。
与此同时，夏天的时候我一直以来看似都很顺利的博士进度遭遇了突如其来的burnout。Burnout，我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中文来解释。字面上的意思是燃烧殆尽。表达得倒是恰如其分：经过这些年，我的确再也没什么可以拿来燃烧的了。毕业将至，和导师商议的原定计划是年底交论文初稿，之后就可以开始着手找工作了。但是眼看死线逼近，我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像当年的失眠和惊恐发作一样，这次的写不出任何东西对我来说又是一次崭新的、而且近乎致命的体验。我又麻木又沮丧，也不耐烦地焦虑我到底还能失去多少东西。我见不了全是博士的微信群里有人汇报自己今天又写了几百字，退了群；我一点也不想知道朋友圈里的人过着怎样的正常生活，直接把朋友圈功能给关了。
这么多年来的第一次我被迫彻底停掉了工作。我心底好像有一个小人，躺在路边不肯动了，不管我怎么骂她打她拽她问她，她都不肯再走，也没有任何反应，只是躺在那。我最后只得和她一起停掉这个世界，然后躲进一片没有他人也没有自己的真空中。
在这样的停摆状态中，我还是强迫自己定下了回加拿大的时间，然后经过了几个月与自己的痛苦拉锯，我最终抱着巨大的恐惧启程。我说不清楚具体的原因，但是我就是觉得我非回去不可。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和童年伙伴在家里一起看鬼故事，看完以后我们都很害怕，就钻进了床上的被子里藏好。卧室窗帘被风吹动发出簌簌响声，我俩怕得不敢出来。朋友说有鬼在窗外，我说你别胡说，但是心里却害怕她说的是真的。但是很快，我对藏在被子里不耐烦起来，最后挣扎着下床，深吸了口气哗地把窗帘快速拉开，然后转头对藏在被子里的朋友笑嘻嘻地说，你看，窗外没有鬼，是假的。我想或许我至今都还是那个再害怕也要拉开窗帘和窗外的真相正面对决的执拗小孩儿：要么看清恐惧的荒诞，要么被鬼怪吃掉。哪种结果都好。
再次回来加拿大，一切都变得很陌生。自己住了几年的公寓仿佛不再是自己的地盘，朋友帮着养了两年的猫仿佛也不再是自己的猫。我好像什么都认不出来，只是时不时麻木地想着惊恐发作什么时候会来找我。我的精神仍然处于一片真空中，我还没有准备好把她放回到现实世界，跟真实的人和物发生关联。在每周的咨询环节我也只是疲惫地对咨询师重复：我没有什么想说的。
漫长的第一周，什么都不做，哪里都不去。我甚至没有下过楼，唯一踏出公寓房间的时候就是去丢垃圾。第二周，我终于开始收拾行李箱。定了一个新的扶手椅和五斗柜，自己用螺丝刀把家具组装起来的时候意外发现我还很有力气，没有我以为的虚弱。第三周，花了三个小时清理灶台和洗手间的边边角角。终于把朋友扔在阳台上一株半死不活的花拿了进来，剪掉枯枝，浇了水。你就和我一起活下去吧。第四周我下楼晒了太阳，散了步；见了许久未见的导师和朋友们，他们紧紧的拥抱让我记起原来我对一些人是充满喜悦和想念的存在。导师得知我的burnout，看着我很认真地说：“I know how this feels; it hurts。” (“我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它是会疼的。”) 我侧过脸笑一笑，小心掩盖起要流泪的冲动，感觉到久违的刺痛，但是又觉得没有那么疼了。
这段消极抑郁的时间里，唯一让我觉得尚可接受、近乎平和的时刻是晚上坐在公寓阳台上的时候。我住在公寓的顶楼，阳台视野开阔空旷。街对面有一座博物馆，几层楼高的玻璃展示窗里有一个巨大逼真的人工月亮，在入夜后会被氤氲朦胧的灯光点亮。而月亮的斜上方则挂着另一轮小小的月亮。疫情之前的晚上，写东西或者读书乏了的时候，我就坐在阳台上抽烟。这是我在加拿大读博的几年里少有的真正松弛的时刻。因为在那短暂的几分钟里，我可以从我的思绪里解脱，从我深深的感受里解脱，和所有让我在意和不解的事情都彻底切断了联系。我不再是我。我谁也不是。我和世界暂时停下了厮杀，默默隔着一条烟雾的河流还有两个月亮而对，彼此不说话，也不感受。
第六周我按照很早之前定下的计划去了欧洲开会。我记不清自己在会议上的发言日期，拖到前一天才草草地准备了要讲的内容。在轮到我发言的五分钟前，我盯着台上正在发言的人，这些日子以来一直覆盖我的麻木突然疾速消退，我开始紧张起来：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有打开过自己的研究资料和论文草稿了，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我已经都忘了。我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这个房间里人太多了。
短短的几秒钟内我感觉到心跳飞快地冲上来，手心汗津津的，脸上脖子上好像有无数小虫子在爬。
我知道它这就要来了，这一次它要挑最不该来的时候来。接下来的一到两分钟里我会开始全身颤抖，会觉得喘不上气无法呼吸，会觉得手脚发麻，身体不听使唤，被非理性的巨大恐慌死死地按在座位上。这期间我大概也会不由自主地哭，然后我会抛弃所有的体面和正常的表象突然开始向坐在我周围的陌生人求助，抓住他们的手求他们救救我；如果我不想吓到其他人的话我现在就该立马站起来，在众人惊诧的目光里以最快的速度跑出这个房间，不去在乎会场的主席，同行和观众会对我有怎样的揣测，然后去最近的洗手间把自己反锁，等待身体的风暴过去，或者把我杀死。
没有经历过惊恐发作的人会带着真诚的不解问道：什么是失控感？什么是失控感？
这个，就是他妈的失控感。
我想起和咨询师之间无数次的讨论。
“你知道惊恐发作是不会真正伤害你的。” “我知道，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会没有那么可怕；它仍然感觉像死掉。”
“惊恐发作不会真的杀死你。” “我当然知道，但是它比真的死亡更糟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真的死亡只会发生一次而已。”
“它只是你自己的一部分。” “我知道，我知道它是某种症状，提醒我必须要正视已有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能不觉得害怕，就能原谅它想来就来，随意剥夺我对自己的控制，把我的身体变成我自己的敌人。”
“你或许应该试着接受它。” “你不要再跟我说接受这两个字了，我根本就不知道接受是什么意思！我连我自己的存在都没有接受过！” 是的，我没有接受过这个与世界不兼容的自己，坚持要找一个解决方案。但是或许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解决方案。
我在这被无限拉长的几秒钟绝望里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决定放弃挣扎。我放弃了，像是一种绝望到极点的坦然。我放弃，你可以做我的主人，让我颜面尽失，毁掉我刚刚开始的职业生涯，一次性夺走所有你尚未夺走的一切。就这样吧，都给你，公开地，彻底地。我也不会藏进厕所单间。如果你一定要来，我放弃所有抵抗。我尝试了太多次，再也无法继续这场战斗，不管是和失眠，和惊恐发作，还是这个我不赞同不适应的世界。最终绝望地坦然地面对碾压可能才是我应有的命运。
我这样想着，眼泪涌上来模糊了视线。然后渐渐地我又能听清台上人的发言声了，重新感觉到了自己的手和脚。惊恐发作仿佛是一个顽劣的孩子，看到对手全盘放弃控制，无聊地翻了个白眼便离开了。几分钟后我带着标准的微笑和一身不为人知的冷汗上前，开始了论文演讲，惊讶地听见那些我以为已经忘记了的内容从我嘴里淌出。
在都柏林停留的最后一个下午，已经完成了旅行任务的我花了几个小时一个人在街上漫无目地穿行。经过市中心的一个开阔的公园，我坐在长椅上，对着公园中心的一片草地发呆。公园里有各色小鸟，有一只背着手煞有介事地也看着草地。我想起多年前在日月潭边和一只乌龟一起晒太阳。
天色渐暗，我从公园出来一路往酒店的方向走，路过了一座高大华丽的哥特式教堂，我在门口犹豫了几秒，走了进去。工作人员很贴心地提醒我，教堂还有15分钟就要关闭了，进去只能参观很短的时间，这样也可以吗？我点点头，买了一张票。可能是快接近关门时间了，教堂里有男童唱诗班正在练习，穿着统一的白色长袍站在高高的拱顶下方，背后是傍晚开始变得晦暗的彩色玻璃。我跳过房间两侧千篇一律的圣人塑像，向前坐到长椅上听清澈纯真的童声和谐地赞美主的造物。指导老师时不时打断他们，纠正唱腔和音准。其他的参观者也陆续被歌声吸引，坐下来听合唱团排练。过了很久，工作人员没有来提醒谁开放时间已过，只是待在他们的位置上专心地做着手上的事，众人一起保持着默契的静谧，教堂里只有男孩们的段段歌声在深邃的拱顶下回响。
几周后的年末，我又一次踏进了教堂。返回加拿大已经快12月，我没有来得及购买新年音乐会的票，在2022年还剩最后几天的时候偶然发现有一场在附近教堂里的弦乐四重奏演出。听不上多瑙河，听听维瓦尔第的冬也是好的。于是我赶在演出当天买到了最后一张票，傍晚时分穿过街道上泥泞肮脏的积雪来到教堂。踏上教堂台阶的时候我忍不住自嘲：身为一个无神论者，我对教堂隐秘而费解的喜爱实在是太多了些。
不大的教堂内部没有开灯，布置了烛光照明。我坐下，仔细打量教堂内饰。左边的墙上挂着一面布艺旗子，上面绣着：“Come and see what the God has done.” （“来吧，来见证上帝的神迹。”）确实，我心想，确实应该好好看看上帝都干了些什么好事。随后又被自己的这个促狭的翻译逗笑。演出很快开始，优美的弦乐在教堂里回响，我沉浸其中，演奏《圣母颂》的时候有女高音走上前，在圣母像下开始了圣洁的歌唱。我想起多年前在香港的诊所里看到的圣母小像，感到深深的矛盾：我为什么明知这一切的虚假，却仍然被乐曲和烛光打动。我从来都不相信神，不相信人类竟然胆怯又狂妄地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归为神的造物，并为了一整个世界的荒谬去赞美神的全知全能。
其实神从来都没有存在过，我们在教堂聆听的赞美归根结底不过是关于现实中不存在的理想化的人性。而信徒则梦想着有神明替我们突破自身人性的矛盾和残缺，承载我们不能实现的完美。但是你却总是拒绝这种虚假的摇篮不是吗。你总是不满足，不肯沉浸梦中；你始终拒绝虚假的抚慰，拒绝成为假象的一部分。
《圣母颂》之后，乐队演奏起了《绿袖子》。不知道为什么，听过很多次的民谣这一次在烛光里听起来格外悲伤也格外温柔。我的眼泪无声地滴到口罩上。坐在我旁边的白人老太太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臂，靠过来问我：“亲爱的，你还好吗？” 我回答说：“啊，没事，我只是刚刚度过了艰难的一年。”她同情地点点头，然后轻声说：“我们都是的，亲爱的，我们都是。” 是啊，只是艰难的一年，在这艰难的人间。
我想起了过去小半年，心里那个不论我说什么、做什么，她都只是躺在原地一动不动的小人。为什么要这样，她却都毫无反应。忧伤的乐曲将停的时候那个躺着不动的小人终于说话了。她说：我不往前走了；我不往前走了，是因为前面什么都没有。
你一直在执拗地发问，你想要答案，可是你能承受真相吗。
2022年的最后一天，我谢绝了朋友跨年聚会的邀请。我开玩笑说，尽管我非常地喜爱你们这一小撮人类，但是我已经决定要过一个“human-free”（“不含人类”）的跨年夜了。白天我花了一整个下午安装了一颗两米多高的新猫树，在上面挂满了玩具和零食，想引诱我的猫上去。他懒得理我，看着新猫树最后只是神秘地抖了抖胡须。傍晚我开了一瓶葡萄酒，和猫一起躺在客厅的地毯上懒散地看着电影。从都柏林回来之后我已经重新开始喝咖啡和酒了。我对自己说，横竖也死不了，就别管心率了吧。
夜里，我带着醉意披着外套坐到阳台上。月亮已经低垂，几乎要落到博物馆巨大的人工月亮背后。在两个月亮散发的白色光芒下，积满了雪的高大树木沉默地站着，等待漫长的冬天过去可以重新发芽。如果可以选，我想做花莲那个无名寺庙里、心本无二的牌匾下茂盛的桃树：可以开出令人喜爱的花，结出甜蜜的果子，生长在欢愉的春夏。然而牌匾劝世间人要诚实，那诚实又到底是什么。
诚实大概是能如实地看见一颗没有花朵，结出的果实也很不宜人的银杏树，站在城外的秋雨和冬季的风雪里；是这颗银杏树终于放弃惩罚自己不是桃树，也终于开始尝试安心地落叶，安心地看金色叶片被万物践踏成泥，并承载积雪。它仍然不同意这个世界里太多的严寒和荒诞无情的风暴，但是它以银杏树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和所有的风雪和践踏都没有关系。那么，树也总有一天终于可以在姗姗来迟的表里如一中轻叹一句：本应如此。
午夜已过，我坐在阳台上裹着毯子喝完了最后一杯酒。猫在沙发上睡熟了。远远的街上有零星醉酒的人兴奋地呼喊新年快乐，声音很快在凛冽的空气中消散，归于寂静。我看着阳台外的世界，它再次向前与我沉默相对。我说我还是不能原谅你，更不能赞同你。但是没关系。因为你也不必原谅我。深色的夜空现在只剩下博物馆窗里的月亮了，上弦月已经消失。我放下手里的空酒杯，拉紧了毛毯，感到胸口升起一轮小小的沉静的月亮。
文章里集中描述了我十年来最痛苦、最不可说的感受。我不知道这个文章里想要表达的主题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别人理解，它太抽象，甚至会显得矫情做作，因为我很显然是一个享受了很多社会资源和相对拥有很多选择的人，没有吃过太多苦。那么我来书写痛苦，这样的痛苦看起来是否还真实，是否还有普世性，这是我在写作后期在想的问题。但是归根结底，这也是我个人的写作。就算缺乏普世性，也是真诚的。
故事的结尾没有圆满的结局，甚至没有提到快乐两个字，但是这也理应如此。2023年我仍然在试图慢慢地恢复工作，试图一步步完成我延期的毕业论文，但是目前仍然不甚成功。我仍然没有办法恢复以前的工作强度，或许我永远都没有办法恢复之前的工作强度了，我现在也觉得其实没有关系了。
我意识到世界的荒诞，也意识到自己的荒诞，即自我的不自洽，贪婪，否认与怯懦。这篇文章更多的是我与自己的对话。或许我想要探索的是除了麻木的随波逐流与激烈对抗以至于刺伤自己之外，其它选择都还有什么。
*本故事来自三明治“短故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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