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张啊，你为什么不愿意考公？| 三明治
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导师指导完成。，邀请你来写下属于自己的个人故事。
“小张啊，你说你为什么不愿意考公？”李伯点起一根香烟，缓抽几口，问我。
我有些尴尬。我不考公的理由是“不自由”，一直是“不自由”。但是我已经是个快30岁的人了，只回答他三个字，实在显得幼稚又短浅。
果然，李伯哼笑了一下，不说话了。
晚上十点的花都，我和李伯、几个中年男人围坐在他家簇新的红木茶桌旁。一片二手烟缭绕中，我看见一张异常别致的画架。李伯说，上面是他的大学毕业作品。画面很昏沉，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蜡烛一根接一根地融化变成一堆蜡山，而最顶上的一根仍在燃烧。这幅画叫《长夜将尽》。看着它，我好像看到年轻时的李伯拿着画笔，时而凝神思索，一点一点勾画自己的未来。
我想，画画这么好一个人，怎么就能够这么世故呢？
一年前，我因为结交了一些女权主义者朋友，被警察找上门。我爸听说后十分紧张，觉得自己在家好歹也是个干部，女儿在广州混了四年，没混出什么名堂不说，还和“三教九流”玩在一起，实在有违正道，白瞎了高学历和好前途，此时若不再出手干预，恐怕这孩子一辈子都要毁了。
李伯，就是他后来不知在哪个酒桌上给我找的“关系”。李伯是他同乡，据说恢复高考不久就考到省会学美术，毕业时正好部队来招人，他就报了名，从此在部队待了一辈子，最后以教官的身份退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学生遍布全广州”。对我爸来说，攀上这个关系，进可帮我在体制内谋一份公职，退可在我进局子的时候捞我一把。
此次五一长假，爸妈从老家来广州看我，自然也早和李伯联系上了。他们落地第一件事就是和李伯吃饭，我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也只得坐上一个多小时的地铁去花都赴宴。
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宴席。去年差不多时间，我爸带我和李伯一起吃饭，此后他打我三次电话约新饭局，第一次我婉拒，第二次我直接拒绝，第三次干脆漏接电话。我知道他们对此都很不满意，即使想象得到这次宴席并不好过，也没办法再拒绝下去了。
李伯请客，选的位置很妙，外观看来是有些年份、装潢也不讲究的潮汕大饭店。进了包间却是人声鼎沸，一屋子足足二三十来人。饭桌首席坐着李伯、蒋姨两口子，边上的座位都空着，我们一家三口进来，分别被安排在了两人旁边。这意思就很明显了，拿你做上宾，自然是要敬最多的酒，陪最多的不是。
李伯见了我，说了声“来啦”，接着冷哼一声“打电话也不接”。我心想不接这茬为妙，满脸堆笑地坐下。他的妻子蒋姨在一旁打圆场，招呼我们吃菜。
敬酒这一项，先是李伯携妻子向我们一家三口敬酒，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就失了先机了。而且我担负着赔罪的任务来，却让人家先敬了酒，这像什么话！但我也不确定，饭桌上我爸未动，我要不要敬酒呢？
李伯见我举着橘子汁，大烟嗓拉长一声：“哎，你怎么不喝酒呢？”我不解释，只说不喝不喝。他又看向我妈：“你总要喝一杯吧！”我妈也笑着回：“不喝不喝，女的喝什么酒！”蒋姨顺势帮腔“我们不喝酒”。李伯“嗨”了声便作罢，敬酒之间念叨我几句不来吃饭、不接电话云云，我只笑说“不好意思”。
酒饭进行着，桌上的形势也渐渐明朗。原来这一整桌都是同乡。以上席为界，左手边是男人的世界，依次坐着李伯、我爸、另一个老家官员，到这里为止，人手一壶茅台。接着坐的是我爸的发小、此次一起来广州玩的彭伯，然后是不怎么说话的两个中年男人，上次酒席也见过，大概是主人跟班的角色。最后是一个男性小辈，我称他为表哥。上席右手边都是男人们的女眷，坐次排序大概相同。这一桌子，不单单是宴请我们一家，而是把老乡的人情做全了。
安排宴席的人是谁就很清楚了，自然是女主人蒋姨。蒋姨六十左右，前几年刚退休，脸上虽然有自然老去的皱纹，但她实在是很漂亮，连这皱纹都像是她笑容的点缀，只让人心生好感。她说话温柔却利落，很有种人生导师的气场在。我只在年代剧里见过这样的人，像是《父母爱情》里的梅婷。她会温温柔柔地说：“哎，结婚生子是人生中正常的经历，不要害怕嘛。”我对这样温柔说教的女性长辈最没辙，何况满脸含笑、照顾所有人感受的女主人，简直是酒桌上小辈们的典范。
喝了几轮酒，祝福的、吟诗的、拉关系的，都渐渐消停。李伯带头抽起烟来，我讨厌二手烟，但也不敢出言制止。高考之前，家里从不带我参加这类应酬的酒席，后来考上了985大学，寒暑假我开始跟着我爸和各路朋友吃饭。但我实在缺乏经验，只好一半跟着老爸祝酒的顺序走，一半跟着在座的其他妹妹学。
主动倒茶是好的，但是也要有分寸，宴席之前找服务员来倒就好，不可以显得自己谄媚。吃喝到高兴处，再要倒茶就要自己动手，显得亲近。饭桌上不主动敬酒也行，不说话也行，但是被叫到了名字，一定要积极应声、笑脸面对，如果不知道祝酒说什么，“全家幸福”“万事如意”就可以，别人也不会把你说上天的祝酒辞当真，重点是酒杯举得一定要比对方低。至于抽烟，随他们，女眷是可以嗔怒，但是不能真发怒。
女性可以泼辣一点，泼辣度随年龄等比增长，增长的上限是男主人的权威。未婚的女孩子一般要用大方代替泼辣，主要是博得长辈的好感，或许也是在展示自己未来成为优秀女主人的价值。
前些年，每当我在饭桌上表演学习到的酒桌文化精髓，我爸就会露出骄傲的微笑。但这些年焦虑大于骄傲，因为我不结婚也不考编，我妈时常敲打我——“别人说起张主任都快退休了，是不是都做外公了。一听说，好了，你还没结婚，面子都没了。”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赚不到钱，成不了事，只能用这套老方式去维护他的面子。
饭局结束，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回家，李伯却意犹未尽，一定要邀请我们一家人去他的新家坐坐。我想这也正常，他受我爸所托，介绍对象和劝诫考公，一件都还没有交代，自然不能就这么让我走。
一行人都喝了不少酒，只得我开车。车子先是开进一个高层小区，小区内又有一道门，进去便是别墅区。李伯喝高了，兴奋地介绍自己买别墅的过程：
“这套房子是我2021年买的。找到本地开发商，他让我先签个定金协议，给个10万块钱。我就说，害，10万算什么回事，给50万！结果快交房了，他说不卖了，工人的工程款发不出来了，他要拿这个房子去抵债。我说，可以啊，那没问题，按合同办事！那个合同我让我的律师把关了，他一看，坏了，要赔我3倍定金，150万！那没办法，他也不想赔啊，就问我能不能换一栋别墅给我。我说可以，反正你给我一栋房子就行。他就把隔壁一栋给了我，这还是他留给他儿子的婚房。”
别墅建了有些年岁，院子里的树已经长得四层楼高，非常漂亮。蒋姨领着客人绕着院子走了一圈，喂了一把鱼，又摘了几个果子，一边走一边让我们小心：“门稍微关一下呀，我们就是怕孙女儿养的兔子跑了。”从后院进屋，是一个阳光书房，桌上架着兰亭字帖，墙一侧摆着李伯的大学毕业作品《长夜将尽》，另一侧挂着他给年轻的蒋姨画的画像。那个时代，正是全中国向苏式油画学习的时代，李伯的作品也是写实的，技艺精湛，让我想起陈丹青的《西藏组画》。
同样摆在显眼位置的，还有李伯参加越南自卫反击战的纪念勋章。他随口报出一个名字让我去搜，我一搜，竟然还有长长的百度词条，是一个中共高层的名字。李伯骄傲地说：“当年在越南战场上，他还是我的兵。”真是这么厉害的人？竟不是虚张声势？我心里犹豫起来。
花园、画作、功勋一一介绍过之后，一片二手烟缭绕之中，终于进入正题。我说做公务员“不自由”，他反问“有什么不自由的呢？”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一小时前饭桌上男女分明的座次，是我违心的笑容。我很想告诉他，我讨厌父权制，我绝不向它妥协，而中国的整个“公务员体制”就是父权制最大的代表，在这个地方，我要做一辈子端茶倒水的女仆，我不！我讨厌它，只因为我的朋友们有相反的意见，它就要驱逐她们，让她们离散，让我失去辛苦建立起来的社群。身处这个系统之外的我感受不到其中的善意，正如我本能地远离没有善意的人，我也本能地远离没有善意的系统……但是这些理由，我却一个字都说不出口，只是讷讷地说：“至少……出国都会被管控。”
李伯看出我的词穷，缓缓说：“你追求稳定，这三年你也很稳定，只不过是稳定在一个小公司。如果我是你，这三年就到处去考试，公务员我也试试，事业单位也试试，老师我也试试……你这是浪费了三年时间啊。”我心里一惊，没想到他能这么一针见血。
其实，工作一直是我心里的一根刺。我在现在的公司待了三年，因为是民企，规模又不大，所以爸妈一直嫌弃它“不稳定，相亲都说不出口”，却因为刚好契合了我的兴趣和擅长方向，让我一直做到现在。在此期间，同事们来来去去，我竟然也混成了公司最老的员工之一，但也只是混罢了，没有什么成绩。是不是太稳定了？是不是太没有挑战了？是不是太不思进取了？可是如果离开这里，下一个让我可以正常地醒来面对工作日的工作在哪里？沉浸在思考中，对迈出一步的结果提前灰心，原来在有觉察的人看来，这也是“稳定”。
后面他们聊了什么，李伯又对我说了什么，已经没有记忆。李伯的清醒对我来说是极大的震撼，他能够混到现在，这份清醒和决断无疑才是核心原因。而我？我只是个什么都想要却没有行动力的普通人，混不出头的。我愣了好一会儿，勉强笑道：“是的，你说的打开了我的思路。”
这时夜已深，李伯和蒋姨邀请我们一家住下，说是已经开好宾馆，明天还要邀请我们吃早茶、看看房，以后搬来花都也好结伴养老云云。我自然不愿意，指望我爸出言拒绝。他婉拒几次没有成功。一直乐呵呵的我妈却坐不住了，原来他们开车过来，车里还有我妈带来的冰鲜鸡鸭和一条活鱼。
她很焦急，这些东西她已经惦念了一晚上，她着急要把这些东西送到我海珠的家中，但因为主人强留，只能把这些东西暂放在李伯家冰箱。拿东西时，装鱼的塑料筐卡在了后座，我爸使劲儿一拽，筐翻了，泡过鱼的臭水撒在了车后座，鱼也早因为高温死了。我爸大发雷霆，骂道：“尽给我丢脸！”
我还沉浸在李伯的话里，对发生的一切有一种游离感。我想，我干什么事都抓不住重点，是不是就是从我妈这边学来的？又想，我害怕犯错，死要面子，所以宁愿什么都不做，是不是从我爸这边学来的？是不是这两个性格特质，让我犹豫徘徊到现在？我的情绪一下子跌到了低谷，任由爸妈处在这样尴尬的境地。但是他们又有什么错？我已经快30岁了，为什么我还不能塑造我自己？为什么我还不能庇荫我的父母？
我还记得小学三年级的一次午餐，因为妈妈出差，没人在家照顾我，爸爸只好带我出门参加饭局。我跟着爸爸进了包间，叔叔们给爸爸倒上红酒，突然发现还有他旁边还有个小拖油瓶。叔叔们纷纷起哄“怎么还把小孩子带进来！”爸爸把我带到大厅的围桌边，托付给一个年轻的陌生阿姨。我坐了两分钟后，一言不发背上书包独自离开。
可惜我已经不是小学三年级，不能如此没有礼貌，更不能把爸妈丢在花都。说实话我也有点儿好奇，已经是体制内人精的李伯和蒋姨会怎么安排一天的活动呢？早茶安排在花都湖旁一家粤式酒家，席间蒋姨介绍起花都湖，说这一片是花都的房价高地，一会儿我们去公园走走，顺便看看这边的盘。今天的任务，就是陪你们一家了解花都的楼盘，以后来广州定居在花都买房，都是老乡还能做伴。
我听了这安排，真觉得挑不出一点儿刺！首先我家确实有在广州安家的需求，既然要安家，首先便是要看房，这个需求抓得精准！其次，劝在花都买房的动机是希望老来可以两家走动，“亲切”这一项也拿捏住了。再次，其中一个要看的盘是蒋姨儿子也有意下手的盘，这一趟跑了也不算浪费一天的时间。最后，看房是件"正事"，用它来填充时间，体验岂不是大大好于打牌、抽烟、吹水？我仔细回味蒋姨的安排，越品越妙，这一招我即使能读懂，恐怕也学不会！
早茶过后的散步时间，虽然广州五月的太阳已经称得上是暴晒，但多亏了树荫和水域，仍然能带来一些清凉。李伯和侄子领路，越走越远，逐渐把客人们落在后面。我和蒋姨、她家侄媳妇儿走在后面。我的视线不禁被这两位女性吸引，高温没有让她们的步态或表情变形，穿着薄纱衣可能比较透气吧？挺拔纤细的躯体自带富贵感，虽然因为年龄和生育略微变形，但仍有种从容优雅的气质。我不禁开始反思，或许我不应该穿白衬衫，这显得我太乖了，却又不够讲究。
走了好一段路，终于看到停下来的李伯，他斜倚在凉亭的一角，微笑着看着我们走进来。李伯摆出一幅闲聊的态势，再度劝我——“小张啊，我看你就考旁边思南中学的老师吧。你尽管考，笔试过了我帮你打点面试。那边有我的学生。”我微笑不作答，他就反复问“好不好，好不好？”问到我只好回：“好的，我试试。”他应该也看出了我的勉强，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但也不再催，只说走吧去吃饭。
李伯可能也是烦了，觉得这委托实在搞不定也做不了，言语间也渐渐刻薄起来。我爸在席间给他敬酒，说自己也有一个军人梦，可惜未能如愿。李伯哼一声：“你也想当军人，你什么都想当！”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也不知道他讽刺的是谁呢。不管他要讽刺谁，当着我这个女儿的面这样说，是一点面子也不给了！他也说我：“小张，考编吧。商海是有很多机会，不过这些机会都不是你的。”我冷着脸不说话，他看我面色不好，又继续敲打，对我爸说：“我这个人，不精明。我老婆和你老婆才是人精，总是满脸笑容。这样的人最精。”几句话，处处戳我的弱点，我是一句话也不想说，一个好表情也不想给了。面上冷下来，心里却像脆皮冰淇淋破了壳，融得一片狼藉。
在这个饭桌上，有部队军官，有职校主任，有退伍军人，有医生，有老师。他们言语间谈的是哪家孩子当年大学都考不上，却部队转业进了学校当老师……人情交换，这在我成长的环境里太常见了，我却始终不能接受。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其实也享受了我爸带来的特权而不自知，所以我独自生活时才会这么狼狈？我一个小厂打工人，没有高薪，没有跳槽，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也就是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我确实是这个饭桌上最底端的人，谁都可以站在高地教训我几句。我虽然理解这语境天然地对我不利，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甚至不能为自己的职场处境找个合适的理由。一切的理由，仿佛都是我懒、我任性、我不聪明，真可怕。
坚持到晚餐结束，我已经精疲力尽。分别之前，他意味深长地说：“小张啊，以后要向我靠拢啊。你们这些小年轻在广州，没有人指导，都是在瞎搞。我打电话一定要接，听到没有！”我到最后都没有翻脸，只是虚弱地微笑，应承说一定接。
回海珠区的路上，依旧是我开车。我忍不住讽刺我爸带我来找爹了，不知是因为醉酒还是生气，他沉默着不说话。我心里升起难以抑制的愤怒，这种愤怒既对我自己，也对着我的家人。理智却告诉我，不对不对，你被PUA了，是谁侮辱你，是谁违背你的意志？你难道不清楚吗？高速路上的灯光刺激着我的眼睛，我感觉自己不能眨眼了。
饭局结束后，我没有收到李伯或者蒋姨的电话。也许他也觉得我是个冥顽不灵的晚辈，而既然我无意向他靠拢，他也就乐得在这次权力表演之后，把我吓走。我理智上能够理解，情绪上却很难接受。我当下的状态——4年前买下的海珠老破小，房价已不升反降；在一个互联网小厂工作，没有成就只有将就；没有伴侣，独自生活，未来似乎只有落魄到底这一条路。这些难堪的现实仿佛都被外人窥探了，我的焦虑上升到顶峰，工作和攀岩都提不起精神来，独自在家时也因为一些小事嚎啕大哭。
大概一周后，我觉得这样的状态实在不能持续。如果说这些年我在处理情绪上有什么长进，就是我学会了跟别人说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所以我把五一发生的事，分别告诉了一位交好的同事和女权社群里的朋友们。
同事的反应是憋不住笑。或许是因为我故意笑着说这件事，让这遭经历显得荒诞不可理喻。但我也想，这样挺好的，说明我的讲述有解构的力量，我想一遍一遍地讲述，迟早能把它从苦情剧讲成脱口秀吧！
群里的小伙伴对我的经历则感到愤怒，她们总是能很快抓住问题的关键。其中一位朋友安慰我说："他要帮你，为什么不尊重你的意愿，不在你想要做的事情上帮你，非要打压你的自信心？他就是帮不了你，才PUA你！"我听完心里好受了很多。的确，人生的道路上，很多人能够成为领路人，但也不是任何一个都合适。
我平时喜欢攀岩，岩馆的朋友见到我这些日子无精打采，也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她们我在酒席上被说教了，一个姑娘传授给我她在酒席上砸场子的的心得，我听了觉得十分有用。而后又聊了许久闲天，听了她家卖掉平层、租别墅做二房东、靠腾出来现金买回迁房的故事，一边好笑一边惊叹，觉得这样居然也是一条路，好好活着的方法也还有很多呢。
在这些聊天里，我好像摸到了生活里一些"非标"的地方，或者说我才对生活的"非标"产生了真实感。说来好笑，怎么看了那么多公众号文章仍然一头雾水，偏偏要遭遇这样痛苦的事，才触摸到真实？原来真实的感觉是这样，像是赤脚踩在泥土里，破罐子破摔，又狼狈又有力。
后来，老爸又告诉我，这是一场平等的交换，他帮李伯身在老家的侄子解决工作调动的问题，李伯为一人漂在广州的我打点出路，所以我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但我无言。我在乎的是这个吗？
我始终不能接受戏耍权力者，不能原谅因为拥有权力而傲慢者。
我要跟他开个小小的玩笑，来反击他的傲慢。我要把他写下来，即使权力和金钱都站在他那边，文字却会站在我这边。弱者的反击很难对有权力者造成什么伤害，但是记录本身就很了不起。这也是我从我的朋友们这里学到的东西。
我想李伯对我看得确实很准，我做了很多不够经济实用的决定，背离主流的道路，让我直到年近三十仍然像无头苍蝇。但他又错判了我的意志，也错判了我的社群。我交到了很多有趣的朋友，她们给我很大的支持，不管我之后走什么样的路，我也还是个在广州“有靠山”的人。
未来如何，谁又说得准呢？
这次怀着一定要写完的心情，完成了人生中第一篇非虚构写作。发现自己原来已经具备了讲完一个故事的能力，这能力来得真慢，好像我总比别人要慢上三五年才获得一些能力。好在现在我十分确认自己有在前进。
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故意强化了坚硬的质感，增加了“打量”的眼神。这样下笔的时候，我也重新审视了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获得了一些对抗它的力量。不过，回忆时也会陷入当时的低落情绪，也有忍不住回避自己的时刻。渡水崖老师时常在我跑偏的时候提醒我，给出了很有用的指导！很幸运有她做我的编辑，💗！
*本故事来自三明治“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
6月三明治
“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
6月16号-6月29号，新一期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即将开始，我们希望用14天时间帮助你寻找并写出自己的故事，资深编辑将和你一对一交流沟通，挖掘被忽略的感受和故事，探寻背后的人文意义和公共价值。让你的个体经历与声音通过你自己的独特表达，被更多人听见和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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