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菲佣卡罗琳的男友脸色阴沉地推门入我家 | 三明治
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导师指导完成。，邀请你来写下属于自己的个人故事。
我原本以为那会是一个平常的周日下午。在这个四季如夏的热带国家，十二月或是六月，每一天同样的潮湿与炎热，给人的体感总是一样的；这一个周日，和三个月前或是半年前的周日，也并没有不同。如同每一个周日，女佣卡罗琳放假出门去了，先生带着孩子去外面踢球，我则在家写作。书房的门窗都紧闭，只有空调小声地嗡嗡响着。
隔着房门，我听见大门被推开。咦，先生和孩子刚出门不久，应该不会这么快回来。难道是卡罗琳？她每周只有周日一天休假，总要好好利用，晚上十点以前一般是不会回家的。
哐，哐，哐。是粗重的大号鞋子踩在地上的声音。然而我们全家进门都一定会脱了鞋、赤脚走路的。
腾地一下，我站起来，将滑轮办公椅撞出半米远。沉重的脚步声砰砰砰向客厅逼近，我心脏的响声也咚咚击打着耳膜。
打开房门，客厅中央站着一个人。一个男人。
他很高，肤色棕黑，直观感觉他的头快要顶到天花板。他剃着光头，肌肉粗壮的上身穿着黑色的紧身T恤，脖子上戴着一条很粗的金项链。
看到我，他似乎也愣了一下，但这犹豫没有持续太久。他向我伸出手，亮出掌心：“太太，我是来还给你你家的门卡的。”
男人脸色阴沉，嘴角耷拉下来的法令纹，给人感觉他心情相当不佳。可这是我家！被陌生人拿走门卡，然后闯进家门，心情不佳的难道不该是我吗？
我的恐惧按下了心中的咆哮，半晌，我才问他：
“可是，你是谁？”
女佣卡罗琳来到我们家的那天，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来自中介的资料显示，卡罗琳32岁，有两个孩子，分别是10岁和8岁。她来新加坡五年，共做过三个家庭的工。一般来说，新加坡外籍女佣的工作合同是两年制，卡罗琳之前却没有完成任何一个两年的合同，合同提前终止，终止的原因都是“雇主不再需要女佣”——模棱两可，官味十足，实际上什么理由都没有说。但我当时刚来新加坡不久，对此没有多想，就邀请她进行了视频面试。
视频中的卡罗琳扎着马尾辫，长着一张清秀温柔的面孔，五官不太像菲律宾人，反而有点像华人。面试中，她表现得安静柔顺，话不多，不怎么“推销”自己；对我的大部分问话，她都用“我照顾过2岁的女孩”，“我会做饭、清扫和带孩子”这样简单客观的句子来回答，并不添油加醋。对我提出的一些诸如“当我们偶尔特别需要的时候，愿意在休息日帮我们带薪加班一两个小时吗？”这些比较特殊的要求，她也同意了。整场面试下来，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Yes, Madam.”
她唯一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就是，“节假日的前夜，我可以在外面过夜吗？”
真正见到卡罗琳本人，没有了视频的美化，她的皮肤显得粗糙黑黄；五官确是清丽，然而一开口，就露出一口几乎坏掉一半的牙齿。后来我才知道，大多数离家去国、出来做女佣的菲律宾女性，都来自乡村底层的家庭。这些女孩原本就是多子家庭中“散养”出来，母亲外出打工，常年不在家，孩子们交给父亲或是其他亲戚照顾。照顾者往往对孩子的饮食和生活并不上心，从小营养不均衡，可能出现各样健康的问题。加上菲律宾是个由遍布的岛屿组成的国家，交通不便，很多岛屿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因着疾病或是不良饮食习惯而造成的牙齿、牙龈问题，不一定能及时得到诊断和医治。
来到我们家的第一天，按照惯例，我拿出中介帮我们准备的家务清单，一项一项跟她解说，几点送孩子上学，衣服怎么分类洗涤，厨房浴室如何清洁，用哪块布哪种清洁剂擦哪个地方，等等。卡罗琳一一点头答应，对我的每一句话都说，“Yes, Madam.”
然而一转头，就看到她已经搬了张椅子，正在用一块湿漉漉的洗碗海绵擦厨房的玻璃窗。洗碗布油渍斑斑，应该是沾了洗碗用的洗洁精。眼见着她把玻璃越擦越脏，上面的洗洁精痕迹越来越大，我忍不住委婉地告诉她，可以用另外那瓶醋酸玻璃专用清洁剂喷一下，然后用干布擦干就好。
“Yes, Madam.”她头也没回地说，继续用那块洗碗海绵用力搓着玻璃，掺杂着白色泡沫的水从玻璃上流下来。
那块玻璃，最终还是擦干净了。只是与卡罗琳磨合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才知道，卡罗琳其实是个很有自己主见的人，不喜欢按照别人过于详细的操作说明来做事。但她聪明，果断，认准一个结果，就自己想办法达到目的，办事效率很高。我对先生开玩笑说，卡罗琳是个“Result driven”（结果导向）的人，她去做办公室职员，肯定很招老板喜欢。
“那我们最好也别对她micro-management（大小事都要插手、过于精细化的管理），这样的老板可不招员工喜欢。”
后来证明，我们只告诉她想要的结果，不插手过问她工作和生活的细节，确实能让她更加高效地工作。但也正是我们某种程度上的放任，才导致了后来的问题。
“我是卡罗琳的男朋友。我可以和您聊聊吗？”
面前的男人横挡在客厅过道之间，我根本不可能绕过他，夺门而出。
我指了指餐桌，请他坐下，故作镇定地问他要不要喝杯咖啡。
“不喝，谢谢。”他看起来倒是挺有礼貌。然而下一句话又将我的血压提升至最高：
“我喝醉了。”
男人一屁股坠进椅子里，双手放在自己的光头上，痛苦地揉搓着，仿佛还能从上面揪下几根头发似的。
“我告诉你，太太，今天我喝醉了。因为我很伤心，我太伤心了。你知道吗，我在菲律宾有个大房子，有个老婆。但是现在我在和卡罗琳交往，我太爱她了。我还给了她很多钱！可是她伤害了我！玩弄了我的感情！”
信息量有点大。我的手在桌子底下，颤抖地划着屏幕，犹豫着要不要录音，或是拨打警察局的号码。
他却突然从钱包里掏出了身份证，推到我面前。“您看，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拿了新加坡绿卡，自己有个正经生意，我不是坏人。您要是想报警，也请随意。”
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手不要颤抖到令人看出来的程度，接过身份证。在过大的信息量的冲击下，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居然是，咦，这个男人是双鱼座。
双鱼座的男人——时至今日，我已经记不住他的名字，却牢牢记住了他的样貌和这个莫名的细节——向我絮絮叨叨地述说了他和卡罗琳的事。他在菲律宾的家中有个大房子，也有结发之妻。他独自一人在新加坡工作多年，孤独寂寞冷，通过约会软件认识了卡罗琳，交往仅九个月，却深深地爱上了她。他每个月给她折合人民币近3000元月给她的高价“生活费”，并在交往期间，陆续给卡罗琳配齐了全套的苹果手机、iPad、电脑。
我想起来不久之前，卡罗琳的房间门口曾经多了一个巨大的纸箱，大约占一立方米，她向我解释说，疫情两年没回去，自己要给家人孩子们寄点东西回家。我还特地找出了几件裙子和牛仔裤，让她带回去送给她的女儿。
“那些也都是我买的！运费是我出的，一共花了我两千多新币（折合人民币一万）呢。”男人叫嚷起来。“上个月她妈去世，我也给了她两千。我在她身上花了多少钱，多少真心！“
我默默地心算了一下，这个男人每个月固定给她的“生活费”，加上各种昂贵的礼物，交往不到一年，已经给了五万多人民币，怪不得他抓狂。
我有些自嘲地想，结婚十年，老公给我买的礼物加起来还不值这么多钱呢。
“可是她，还背着我去找别人的男人，卖淫拉客！”
他补充道，“就是你们隔壁楼那个法国家庭，也是你们的朋友吧，他们家的女佣奈莉，带她去的！”
我认识那个叫奈莉的女佣。她的雇主，丈夫瑞杰是法国人，妻子凡妮是加拿大华裔，我们是在小孩幼儿园家长群里认识的。由于有着相似的经历和文化背景，藉由小孩们认识了以后，我们两家就经常聚会，常一起去骑车、打球、聚餐。我对他们家女佣奈莉的主要印象，就是她很年轻、活力十足，带孩子手脚麻利，骂孩子也干脆利落、中气十足。瑞杰凡妮家的一儿一女都是活泼好动型，大人一不留神，俩人就一个往东跑，一个向西爬。几次看见奈莉在外面带娃，都是大步跑追上冲向马路的哥哥，转身反手拎住正从推车里往外爬的妹妹，一手一娃，大声训斥他们不要调皮，隔着条马路都能听见她的声音。因此，我也时而听凡妮抱怨，奈莉有时候对孩子太凶了。不过，平心而论，对这样两个都处在调皮好动年龄的娃，大人一秒钟不留神可能就会出事故，换了我，可能也会偶尔忍不住对他们大喊大叫吧。
就是这看起来头脑和行动都很简单粗暴的女孩奈莉，会带卡罗琳出去卖淫？
“你不知道吧，周六晚上，你偶尔放卡罗琳出去，她都和那个奈莉混在一起，结识男人。周间， 她们要在雇主家做工，不能跑远，奈莉还会把男人带来你家附近跟她们见面！”
我坐在他对面，眼前的情景太奇特了。一个素不相识、长相可怕的男人，嫉妒使他双眼冒着仇恨的光，痛苦又令他神情黯淡。他带着这样一副别扭的面孔，带着奇特的深情，在讲述卡罗琳，我的女佣的故事，一个每天和我们同吃同住同进出，每天照看着我尚年幼的小孩，每天嘴里挂着那句“Yes, Madam”的人的故事。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人的故事。
在我来的新加坡以前，就有不少“过来人”警告过我，面试的时候，一定要问女佣有没有交男朋友，不然会带来无尽的麻烦。我不以为然，觉得这是她们的私生活，只要她们好好工作，交不交男朋友我可管不着。
直到我面试了好几个女孩，都无一例外地向我提出“周六晚上要在外面过夜”的要求，我才开始觉得不对——用先生的话说，我们找女佣就是为了有人帮我带孩子，好让我们周六晚上出去玩的啊！要是她们周六晚上出去玩，我们在家带孩子，那还需要女佣干嘛？
我第一次问卡罗琳有没有男朋友时，她如实告诉我，有，他们周日休息日的时候才会见面。但是再问往下问，就不多说了，还是她一贯寡言的风格。联想到之前面试时卡罗琳提出，希望我们允许她节假日前夜偶尔在外过夜，我大概明白了为什么。不过，只是公众假日而已，又不是每周六都要出去过夜，新加坡一年也就十天左右的公众假日，这也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对于她男朋友的情况，我也就没有再追问下去。
2020年4月，由于新冠疫情，新加坡进入“断路器”封城时期，政府鼓励大家无事不外出。新加坡的劳工局也发来邮件，建议雇主在女佣的周日休息日，让女佣在家休息，不要出门。但是，建议只是建议，卡罗琳周日要出门，我并不阻止；毕竟，这是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休息日，我认为自己无权干涉她的人身自由。
有一天，邻居阿姨突然神神秘秘地问我，“你知不知道，卡罗琳在休息日里，是去客工宿舍见她男朋友？”
我吓了一跳。当时新加坡对新冠疫情管理非常严格，每天都会向民众公布新增新冠得病人数。当局将“社区新增病例”和“客工宿舍新增病例”分开来计算，理由是社区封控严格，每日新增只有寥寥几例，而客工宿舍由于是八人到十二人间，条件较为恶劣，因此一人患病往往整个宿舍甚至整栋楼都会感染，每天新增几百例是常事。民众对客工宿舍的数据十分恐慌，那里就像个大病毒库，一般人避之不及。卡罗琳如果真的是去客工宿舍，那染病的概率就太大了。
“卡罗琳上周不是感冒吗，是不是还传染给了你家小孩，你可要当心啊！好好管理她，不要再让她出去了。”
邻居阿姨的话着实令我恐慌了起来。卡罗琳如果真的是去客工宿舍，感染了新冠病毒，那我们全家岂不是都危险了？
当晚，我便直截了当地问她，周日休息的时候，是不是去了客工宿舍？
卡罗琳瞬间变了脸色。“No，Madam，我的男朋友不住在客工宿舍，他不是外籍客工。”她的脸涨得通红，仿佛我关于外籍客工的猜测，侮辱了她的男朋友。
那天，卡罗琳告诉我，她男朋友是新加坡人，做IT行业，与人合租在新加坡东郊的三室一厅。还是我们一贯的我问一句、她答一句的方式，多余的话她一句也不说。听说对方是新加坡人，我又问她，有没有打算和男朋友结婚，因为我曾听人说过，有些女佣嫁给了新加坡人以后就离职了。
卡罗琳的眼神黯淡了下去。过了几秒钟，她才回答，他们没有结婚的打算，因为她远在菲律宾的丈夫不打算和她离婚。“我还要养我的两个孩子，他们现在都住在我丈夫的姐姐家，我们是不能离婚的。”
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目前执行的仍是西班牙16到19世纪殖民时期留下的婚姻法——禁止离婚，也是世界上除梵蒂冈以外，唯一一个不允许离婚的国家。战后东南亚殖民地国家们纷纷独立，但许多旧殖民法中的陈腐条款却留了下来，比如菲律宾的这一条“不可离婚”。在前宗主国已经废除这些法条的情况下，已经是独立国家的前殖民地却仍然残留着这样的条款，很难说是殖民留下的伤痕，还是某些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所驱使。然而笃定的是，受害者一定是在国家机器、社会制度和婚姻法这三座大山之下的弱势人群，尤其是女性。
这便是当时卡罗琳面临的情况，对婚姻不放手的丈夫，两个寄养在丈夫亲戚家中未成年的孩子，都在裹挟着她的自由和未来。
那次问话以后，卡罗琳周日不再出门了。不过每周日中午，总有外卖送到我家，指名给卡罗琳，每次都是她爱吃的披萨、炸鸡。她说是她男朋友为她点的，因为他们现在暂时不见面了。顿时，我有点愧疚，是不是因为我的问话，让她觉得疫情封控期出门不合适，所以不再见自己的男朋友？
卡罗琳却轻描淡写地说，是她自己觉得封控期间外出见面不安全，所以自己暂时不想见面了。
为期两个月的封控期结束了。开放后的第一个周六，我们全家包括卡罗琳一起，去餐馆吃了顿丰盛的大餐，庆祝封控终于结束，餐馆开放，可以下馆子了。次日是周日，卡罗琳的休息日。早上起来，我以为她出门去了；结果到了午餐时间，却见她披头散发地从房间里出来，去厨房煮泡面。她的脸有点肿，不知道是没睡好，还是哭过。撞见我诧异的眼神，她低下头去，低声道一句，“早安，Madam”，快速从我旁边离开。我犹豫了一会儿，最终没有问她。
“你知道卡罗琳换男朋友了吗？”几天后，邻居阿姨突然跟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她脖子上的金项链不见了？那是她那个男朋友送她的，她的男朋友是印度客工，还是个有妇之夫呢，老婆孩子都在印度。现在他回印度去了，他们就分手了。”
确实，我很早就注意到，卡罗琳似乎很喜欢金饰，她的脖子上一直挂着一根金项链，耳朵上也有不断更换的金耳环。在新加坡的印度人很喜欢买卖、收藏和赠送金饰，金子对他们来说就是硬通货。看来卡罗琳的男朋友确实是印度客工，而非她之前说的新加坡人。她为什么要骗我呢？
“肯定是因为她不愿意让你知道她实际上去的就是客工宿舍呀。”这么说来，卡罗琳之前应该就是去了客工宿舍，只不过不想被我责备，或者是自己害怕被传染，就不再去了。她对我说的，到底有哪一句是实话？
阿姨告诉我，她之所以掌握这些消息，是因为她家的女佣伊达和卡罗琳关系很好，卡罗琳告诉伊达许多自己的私事，伊达都会转述给阿姨听。阿姨为自己和家里女佣关系亲密而自豪，我却觉得，伊达这样出卖自己朋友的信息，似乎哪里不太对。同时，我又隐隐地嫉妒她们，为什么她家的女佣就会一五一十地对雇主坦诚交待，而我家的女佣，却对我满嘴谎言呢？
我越想越觉得不满。一直以来，卡罗琳对我仿佛有极大的防备之心，从来不愿意告诉我自己的真实情形，永远都是用一句“Yes, Madam ”来敷衍我。就连男朋友的情况，也都是骗我的。她到底还有哪些事情在隐瞒我呢？虽然她每天与我们同吃同住，但我对她，其实丝毫都不了解。
我不知道双鱼座男人是从哪一刻开始停止述说的。或许是已经倾吐完了被女友利用和背叛后的痛苦，或许是意识到他闯入他人家里、对一个陌生人说出了许多可能令他背负法律责任的话，或许仅仅是酒精终于让他疲惫了，双鱼男眼神发直，呆呆地盯着自己在桌子上摊开的双手，终于站起身来，准备离开。
然而，他开门走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又令我心脏的全部血液都冲上头顶：
“我知道你家孩子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学校读书。上周五，卡罗琳从学校接他去游乐场的时候，我也在场。”
门在他的身后砰地关上，我冲过去，迅速将门反锁了两圈，拉了个椅子，徒劳地顶在门背上。我紧接着，我冲进自己的房间，将房间门也反锁，全身重重地压在门上，拨通了报警电话。报完警后，我又拨通了先生的电话，但是一听到他的声音，我突然反应过来——孩子跟他在一起，不能让孩子知道这件事。我尽量简明扼要地讲了事情经过，又强调警察马上要来了，希望他带着孩子在外面多呆一会。
无论如何，我不希望孩子经历这种场面。
挂掉电话，我从背靠着的房门上慢慢下滑，直到坐在地上。我想哭，想大声喊叫，冲着任何一个人骂脏话，这他妈都什么狗屁事，为什么要来找我，为什么是我，我做错了什么？
突然，客厅里传来椅子腿在地上摩擦的刺耳响声。有人用钥匙打开了门。
门口，卡罗琳怯生生地站着。从她红肿的眼睛，脸上的泪痕，以及回家时间来看，她肯定在楼下遇到了她的男朋友。
“Madam，我可以进来吗？”卡罗琳的声音像是被门夹过，细小微弱。
“请进，”我用尽最后的理智让自己冷静下来，手却控制不住地抖。我将双手藏到背后，“这是你家，你想进来就进来，想带谁来就带谁来。”
突然之间，我发现再也无法控制自己。
“卡罗琳，我平时对你很差吗？我克扣过你工资吗？我打骂过你还是亏待了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他说他给你钱，还说你在外面卖淫，你知道你做犯法的事，我是要跟着坐牢的吗？你知道你那个男朋友威胁我，说他知道我全家包括小孩子的信息，你们他妈的到底想干什么！”
我冲她大声叫嚷，眼泪不受控制地滚落下来。
卡罗琳也哭了，“Madam，对不起。我错了，你遣送我回家吧，我没资格继续在这里做工了。”
门铃突然响了。真讽刺，这是今天第一次有人在进我家前，按了门铃，我的家，我的隐私，在今天，居然第一次被尊重了。
我打开门，两个穿着制服、满脸严肃的年轻警察，站在门口。
出示了证件以后，两位警察将我们带到家中两个不同的角落，分开审问我们。审问我的那位是个华人，听完我的叙述，他问了我一些相关问题，做了笔录。大约审问了二十分钟，华人警察合上笔记本，平静地说，“原则上，这个地址也是卡罗琳的住所，她确实是有资格带朋友回家的。当然，前提是要经过你的同意，因为你们都住在这里。这就像是父母和子女住在一起，父母有权带朋友回家，孩子也有权带朋友回家。”
在新加坡，我时常听到这个比喻。女佣和雇主的关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雇佣关系，而更像是未成年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一方面，女佣在新加坡的工作签证直接和雇主签的工作合同挂钩，工作合同开始那一天，女佣的签证才生效；一旦雇主解雇女佣，她的工作合同就会在当天结束，雇主要么负责将她遣送回国，要么送回中介，总之女佣没有独自留在新加坡的权利。但另一方面，女佣如果犯罪，雇主是要跟着连坐、甚至判重刑的。所以，在新加坡工作的外国女佣，实际上并没有被真正当作一个可以负起民事责任的成年人来看待；这种不平等，对女佣和雇主双方，其实都是不公平的。
“那如果孩子的朋友不跟任何人打招呼，破门而入呢？朋友和孩子一起犯罪，是不是父母也得被牵连？不仅如此，这朋友还宣称，掌握了这家的隐私，要威胁这家小孩的安全？”
华人警察合上了笔录本，严肃的脸上，添了一丝同情。他将英文换成了中文，低声对我说，“其实，这样的事情，不是独独发生在你们身上。以前新加坡政府会打击拉皮条的组织，但是现在网络发达，有许多的约会软件，打的是擦边球；说是约会，但实际上，每一次约会都要送礼物，请吃饭，甚至给钱，这个界限，就很难认定了。不过，这种事我们都很清楚，到底是谁的问题。一般来说法律也不会随便给雇主定罪的。”
我想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又能怎样呢？这样的灰色地带，即使在以严刑峻法著名的新加坡，也是难以避免的吧，毕竟世界，从来便不是非黑即白的。卡罗琳拿了“男朋友”那么多的钱这件事如何定义，她到底有没有卖淫，大概法律也很难界定了。
警察走之前，也向我要了卡罗琳男朋友的身份证照片，保证会联系到他，警告他不准再不经允许私闯民宅。
然而，那个人知道我家地址，知道我小孩的姓名和学校，甚至知道他的行踪。就算他被警告过，谁能保证他不会再做出类似的、甚至更可怕的事来？而卡罗琳，我还能留着她吗？
接下来的几天，卡罗琳不断向我表示，自己后悔了，恳请我不要送她回菲律宾；因为疫情期间，一旦回去，她就很难再回来了。那几天里，我询问了女佣中介的意见，也找了周围其他邻居的女佣们了解了情况。有人告诉我，常看到卡罗琳和奈莉在放学后的儿童乐园里，当着她们照顾的孩子的面，约见男朋友；有人看见她们带着孩子去比萨饼店，或是坐在超市门口喝酒，有时候也会有男人过来。每次来的“男朋友”，并不一定是同一个人。她们也偶尔炫耀自己又收到了男朋友送的新手机。在她们的叙述中，我一次又一次，在背后握紧了拳头——为什么这些事，没人告诉我？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像傻子一样被梦在鼓里；为什么我努力信任她，她却将我和孩子放置于危险之中？
而向我揭发的这些女孩们，不约而同地，纷纷将自己和她们划清了界限。甚至包括卡罗琳，她又改口了，反复对我解释，自己和奈莉没有这么熟悉，很多时候都是奈莉带男朋友来，她并不知情。有时说着说着，她哭了起来，告诉我自己绝不能回菲律宾，否则就没办法挣钱养自己的两个孩子了。
我无法做决断，决定找奈莉的雇主，我们的朋友瑞杰谈谈。
在楼下的小酒馆，面前放着一杯啤酒，面色灰白、顶着两个黑眼圈的瑞杰，看起来状态很不怎么样。
那时是疫情的中后期，长达两年的疫情导致的经济问题逐渐显露出后果。凡妮于年中被裁员，只在香港找到了符合她职业发展的工作，不得不离开家人孩子，远赴香港；瑞杰所在的企业，则刚被一家本地大财团收购，他也面临换组甚至裁员的风险。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小孩、为了不被裁员而拼命在加班中挣扎的瑞杰，确实也不可能有太好的状态。
我预料到了他的消极反应，但没有预料到，听我讲述完奈莉的种种问题的瑞杰，竟然能够这么平静，在我看来，几乎是到了冷漠的地步。
“她出去喝酒，交男朋友，这是她的私生活，我也无权干涉吧。”
我提醒他，奈莉喝酒，是在她的工作时间，也就是白天她本来应该带孩子或者买菜的时候；她也不仅是交“男朋友”，而是在她放学接完孩子的时候，把这些男人带到孩子所在的游乐场，许多女佣都目睹了。
说到孩子，瑞杰似乎有所动，“等我回去，好好跟她谈一谈吧。”
回到家，我愤愤不平，向先生抱怨，瑞杰对自己的孩子和家事如此无动于衷，到了不负责任的地步。先生解释道，也许是因为妻子远赴香港，他一个人应付工作和孩子已经无暇他顾，所以暂时不想换女佣；或是觉得女佣也有人权，都不容易吧。
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他们是男人，体会不到我们女性时时体验到的暴力威胁？还是因为他们是父亲，所以对于自己的孩子不像我们妈妈们这样上心？或者，根本就是出于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思想，追求绝对意义上的平等，最终导致的，是对另一部分人的不公正？
这些问题，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答案。
出乎意料地，我收到了卡罗琳的男朋友，那个我始终没有记住名字的双鱼男，寄到家里来的一封信。信是他手写的，大致表明了两个意思，第一，保证以后再也不擅自闯入我家；第二，恳求我原谅卡罗琳，不要解雇她。
双鱼男看起来还是很爱她的；但这封信，也坚定了我再不能留下卡罗琳的决心。在新加坡，雇主是有权单方面决定解雇女佣的。雇主只要买一张单程机票，上新加坡劳工部网站“割准证”——取消女佣的工作签证，当天就可以将女佣驱逐出境，女佣也不可以再留在新加坡找其他的工作。因为外籍女佣的签证直接与雇佣合同挂钩；雇佣合同解除的那一天，就是她们再无资格留在新加坡工作的那一天。
我没有用这样的方式解雇卡罗琳。我只是告诉她，她的男朋友已经知道我家的地址，和小孩姓名等各种信息，我没办法防住他以后不上门来找我们麻烦，所以，请她另寻高枝，我们家是不敢留她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卡罗琳周日出门的时候，不再打扮得花枝招展；她穿上朴素的T恤衫和长裤，去面试新的人家。同时，我也在物色新的女佣。这一个月，我们还是让卡罗琳继续在家里做工；但我们亲自接送孩子上下学，去哪儿都带着他，没有再把小孩单独留给她哪怕几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们承担不起任何可能的后果。
一个月后，卡罗琳正式搬去新的雇主家——她找了一户孩子已经成年、不需要她照顾的人家，家里有两条狗，房子很大，还有车子——这对于手脚麻利、干家务活效率高、质量又好的卡罗琳来说，可能是一个更合适的去处。
我们的朋友凡妮，也终于从香港回到了新加坡。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奈莉摊牌，她不能再留奈莉继续工作了。和卡罗琳不同，奈莉自己选择了回家，因为疫情多年未能回去，她也想回家看看孩子们。于是，凡妮买了机票，将奈莉送回了菲律宾。我没有打听瑞杰对此的想法，但我相信自己与凡妮心照不宣——抛去那些西方男人们平日侃侃而谈的人权论、平等说，只“自私”地考虑自身和孩子的安全，可能只有面临过暴力威胁的女性、和自己做了母亲的人，才会觉得，这是无可争议的选择。
卡罗琳走后大约半年，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寄到家里来的信。没仔细看收件人，随手拆开来以后，我才发现信是发给卡罗琳的。这封信来自一家当铺：
“卡罗琳小姐，您典当的金项链将于x年x月x日过期；请在此日期之前，携款项xxx前来换取，否则您的商品将被我们拍卖，不再归还。”
我看了一眼日期，已经过期了半个多月。想了一会儿，还是给卡罗琳发了一条短信。无论如何，是我不小心拆了她的信，总应该告知她一声。
卡罗琳很快回复了我，“谢谢您，Madam，我过得很好。这件事我已经处理好了，不必挂心。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
短信里，附上了一个笑脸表情符。那个笑脸，看起来很真诚。我也真心地希望，卡罗琳处理好了所有的事情；希望她现在，过得不错。
卡罗琳的事件过去了整整两年，我才有勇气把这一篇写出来。
在网上查阅了资料以后才得知，菲律宾是世界上仅存的两个法律规定“不可离婚”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梵蒂冈。理论上倒也有两种方法可以“离开”婚姻，一是“合法分居”，二是“取消婚约”。前者顾名思义，夫妻可以“合法”地分开居住，但婚姻仍然存在，若想再婚，仍然是不可能的；而且，申请“合法分居”的条件也极其苛刻，比如“重复性家暴”，光是家暴还不够，还得证明是重复发生的；或是“性无能或性变态”，“逼迫孩童卖淫”，“入狱五年以上”，“吸毒成瘾”，“伴侣无故失踪一年以上”等，并不适用于大多数想要离开婚姻的普通人。
后者则是指彻底撤销曾经缔结过的婚姻，如同没结过一样。“取消婚约”的程序大致是，确认资格——找律师——心理评估——请愿书——预审及共谋调查——审讯——法院判决，程序复杂，花费高昂，并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起的。据估计，完成“取消婚约”的法律程序少则三五年，多可长达十年，花销则在18到20万比索，相当于一名普通白领一年的年薪；除此之外，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心理医生，律师甚至法官，都有可能产生额外费用（讹诈/受贿）。菲律宾民间甚至流传着一个玩笑：走合法取消婚约，还不如雇佣一个杀手直接干掉伴侣来得低廉和快捷。
除了法律层面不允许，在菲律宾大部分底层社会妇女普遍外出做工的社会背景下，女性给家庭带来收入，付孩子的抚养费和学费；而很多男性或是务农，或是打杂工，没有固定收入，出外打工的妻子，就是他们的摇钱树。面对这样稳定的经济来源和舒适的生活，大部分男性自然不愿意轻易放手让妻子走出婚姻。听很多朋友说过，自己家的菲律宾女佣都向他们诉苦过，说丈夫在菲律宾早就找了情人，甚至还生了孩子。因此，外出打工的菲律宾女性，找个男朋友，倒也不稀奇。只是，要想离开家庭，与新人重组婚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对于卡罗琳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我深深共情她在那样社会下所遭受的不公，要一己之力挣钱养家，甚至包括养游手好闲、并且公然出轨的法定“丈夫”；另一方面，我对那一次的经历始终介怀。那是来自一个陌生男性天然的身体优势可能带来的暴力，和不健全的精神状态共同造成的威胁；更何况，他掌握了我孩子的全部信息，这是作为母亲的底线。那不是我遇到的唯一一次暴力事件，因此也令我再次陷入PTSD。有时候我怀疑自己可能这辈子都会在这种男权社会体力和权力的天然优势造成的双重不公之下，时不时进入这种多疑、暴躁的应激状态。
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它写出来。我希望卡罗琳能过得好，也希望所有像她一样的人，有一天可以脱离这些强加在她们身上的各种权力，活得好一点，坦然一点。包括我自己。
（注：文中关于菲律宾法律的信息来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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