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自杀之后｜三明治
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导师指导完成。，邀请你来写下属于自己的个人故事。
8月里最热的一天，三叔变成骨灰从惠州回来。我带着妹妹们，包括三叔的女儿，一起看动画电影《马达加斯加》。再过一个月，她就要上三年级。
“他们说我爸爸死了。”
妹妹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话，眼睛从动画电影上收回来，扭过头看着我。另外两个表妹也看着我。
16岁的我只会做题。我下意识摇头：“不是的，没事的。”座机响了，是我妈。
“带你妹妹下来吧，差不多了，要把三叔带回老家。”
“不能不去吗，她这么小？我可以看着她。”
妈妈叹气：“没有人想这样。”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措辞、什么表情，好像是用一次性餐具的态度，把这句一次性的话就这样说了。妹妹好像什么都懂，又好像是什么都没来得及懂，神情之上浮着一种无师自通的平静，甚至像说了一件别人的事情。我走到阳台，往下看，人还没出来。救护车还停在那里，没有让人心脏紧张的警铃声，它只是在等待。没有人敢告诉爷爷奶奶，他们的三个儿子只剩下两个，如同三角形抽走一个边。爸爸不敢，二叔不敢。过去三天，收到噩耗、医院签字、火化运回，每一个环节都让他们大量脱水。
曾经是军人的表姑父在客厅的沙发上，握着爷爷的手。表姑父带回来不少勋章和荣誉，这次他要转交一个包好的意外。
三叔是自杀的，但爷爷奶奶只能知道是交通意外，比起留下一个能反刍一辈子的无解之谜，一个不需要解释的意外，更能接受。
面对规则、意外、身不由己，客家人说得最多的是“冇变喔”——“没办法”。小到逼迫小孩喝中药，大到让老人接受意外丧子，都适用。这个说法拥有极强的妥协感和劝说力：没有变化，没有转机，天定的，事情就是这样。“冇”音近“谋”，跟粤语基本一样，但比粤语“冇”发音更低厚。“冇变喔”说出口，胸腔下沉，横膈膜收缩，一部分怨气和悲伤被挤出体内。没办法。然而有个“喔”，像一只小小的手，轻轻安慰。
而“自杀”，客家话说出来，像“刺杀”，爆破音仿佛从嘴里吐出一把刀。
救护车在等。等这个消息如一发子弹，从耳朵穿进爷爷奶奶心脏里。它像一个门阀横在一楼门口，尝试堵住这个意外带来的滔滔洪水：老年丧子、幼年丧父，从那个小小的三室一厅冲出来，凶猛、无法自控。所有能在半小时内到达的亲戚都来了，他们把孩子们放到楼上，由最年长的我照看，像是到了某种不得不下水的关头，也要先脱下衬衫，抽出皮带，叠好在岸上。我就在岸边呆呆坐着，看着102房的湖水一口一口吃掉他们的头顶。
102房，一个在我家502正下方，几乎一模一样的三室一厅，前身是单元楼下的空层，平时散停着些摩托车、自行车，虽然散漫，也会避开老人的麻将桌椅。地面灰不少，偶有小孩踩到玻璃留下血脚印，便被灰尘封边做成暗红色的标本。一楼开发建房后，十分紧俏。不仅阳台更大，还有个小几平米的院子，运气好的话，还带一棵物业的小树。
因为贴地方便，一楼基本都是子女们给老人住，同栋最好，常来常往，我家就是如此。离婚后的三叔、带大一批孙子孙女的奶奶、市中医院上班的二婶，在102各住一间房。那时，爷爷和二叔还常居在乡下村里，爷爷要照顾几片竹林，二叔要照顾狮子口发电站的水。只有在时间稍微宽裕的节日，一楼才会装满人，爷爷和二叔探亲一般回来，其他家人也如磁铁般引到这个中心。饭厅太小，只是一个正方形过道，做饭的人叫一句饭好了，阳台围成一圈抽烟的男人们便摁灭烟头，抬起屁股，走进来把饭桌挪到客厅。“兜凳——”客家话，意思是搬椅子，在我家是专门分配给小孩的活。积木一般的红色的塑料椅一层一层解散，圈起一个边框。饭桌，一个家庭里需要用红色笔画圈出的重点。饭桌中心也是一个同心圆，一个大不锈钢盘上，白切鸡整整齐齐，晶莹剔透。爸爸极其看重家庭和节日，特别重要的节日，他会寻一些与平日不同的食材：托关系才能拿到的野珍珠鸡，菜场老板提前预留的水库大头鱼和老得让人不太敢吃的鳖。清蒸或者白水火锅煮，姜蓉油碟在旁，蘸一些各有千秋但皆本味的岭南食理，白切鸡在中央坐镇，人在桌边坐齐。
阳台两个长方形高脚竹鸡笼在客厅外咕咕叫着。每逢节日，亲朋戚友的往来货币：红冠公鸡、百日小母鸡、大阉鸡，一只一只往里进出，两个竹笼便有了生命，对着停进来的一辆男式摩托、一辆女式电动车、两辆带篮自行车说话。摩托是爸爸的，买小车之后便过给小叔开，电动车是妈妈的，自行车是我和二婶的。我白天第一个取车上学，晚上最后一个回来，照例停在最外一层，就这样在没睡醒和快睡着的循环中过了好久的中学时光，有时候摩托车好久不在，有时候像是完全没动过，座包上落下一些浅灰。
在三叔跟三婶离婚、变卖了他们曾经的共同财产，一家幼儿园之后，他便没有什么固定的生活主线，这是后来摩托车告诉我的。幼儿园名字架子不小，叫“明日之星”，让人感觉卖掉它更像是丢掉了一个好意头。三叔有过好几份工作，第一份是银行职员，最久的一份是幼儿园园长兼司机，最后一份是在小姑的会计师事务所里做些财务碎活。很多年后，说起他，想起他，一个在银行柜台上班的小叔的样子仍会第一个出现，我7岁生日的放学后，爸爸妈妈都还在厨房，三叔进门，一左一右抱着两个半人高玩偶，头盔都没来得及摘，钥匙在腰间晃荡的脆响穿过客厅和走廊，意气风发。穿着蓝色T恤的Hello Kitty给我，黄色的天线宝宝“拉拉”给小表妹文文。文文是小姑的女儿，和我相差四岁零一天。我俩都高兴极了，我从没拥有过这么大的玩偶。每晚睡前，我都要把这个硕大的Hello Kitty侧躺着放好，背对着枕头砌起一堵墙，这样，门墙夹缝中、床底深处、和想象中那些黑色的没有形状的恐怖，全都能挡在睡梦之外。Hello Kitty在三叔走了三年之后彻底坏掉，我们从五楼搬走了，它也走了。
我没有去三叔的葬礼，不想去，不敢去，也没有人顾得上教训我不出席。中式葬礼是一个能够摧毁我的场合。在此之前，还未上高中的我经历过外公的葬礼、太婆的葬礼，我不害怕白布下的遗体、遗体脸上的红纸和阴阳交界的寿衣，只害怕所有成年人瞬间爆发的嚎哭，随着他们一个接一个跪下，如同一根又一根柱子断裂崩塌。我下意识地想要扶起他们，却发现我怎么也复原不了、负责不了。我在葬礼上没有怎么哭过，妈妈对此的评价是坚强，恰恰不是。
三叔的葬礼，据说场面惨烈。一个小女孩捧着父亲极其年轻的遗像，可能只是他的一张证件照，在哭声中跪在地上，跟着旁边的大人喊：“爸爸……回来啊——”妈妈说，当时爸爸的样子，跪着泥地上几乎晕厥，他的灵魂软绵绵地吊挂在妹妹叫魂的声线上，往下滴水。以祖屋为圆心，村里的乡亲邻居们远远近近地散落着，被这个稚嫩的声音钉住，扛着锄头或扶着扁担，晒着花生或红薯干。村里老人多，葬礼也多，日子好了，平安终老的喜丧也多。老人走了，锣鼓哭一场，鞭炮哭一场，子孙哭一场，风水师傅的罗盘抖两抖，在后山定一块地作为他们的句号，句号是圆满的。句号后面，新句开始，可以以一种思念的基调再换句话说，而叔叔这一句不是。
这一句话一直说到了8年后，妹妹在市人民医院的病例上被标记为：2019年，患者17岁，性别女，文化程度高中，重度抑郁。
三叔不在了，那辆摩托车好像也被偷了。葬礼完，大家又回到了一楼，客厅的灯管已经老了好一阵子，阴阴暗暗地亮着。爷爷坐在沙发中间，眼睛和脸红成一片，原来一个人的心流血时，在脸上就能看出。潮湿高热的天气几乎占领了这片土地所有日子，今天也不例外。在此之上，一个家庭的集体泪水又再叠了一层瘴气。所有人沉默，都急急忙忙地、热乎乎地流泪。爷爷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我们家……从来没有过这种事，以后，还要团结。”
大家点头，整齐，缓慢。一些家庭必备的鸡毛蒜皮和难念的经，在这场罕见的大型湿气登陆中暂时消弭。爷爷又再说了几句，主题基本还是要团结互助，要家和万事兴。说完他也不再展开，转向一些实际的事务性的话题。大家心里和身体里，鼓鼓囊囊地装满了重物，脸皮被撑大，像松松垮垮的麻袋。还能说什么呢？难道要反思些什么？还是引以为戒些什么？这样做像是嚼骨吸髓般的践踏。三叔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在保护和照顾之下过了一生，他长得白净周正，清瘦好看，又爱说说笑笑，不缺女孩子喜欢他，更不缺女孩子包容他，和三婶的恋爱、结婚、生子，火烧一样窜起发生。人太年轻时，一切新鲜和刺激都想一口干了，反正有人收拾酒瓶和烟头，多的是人给他尽心尽力地收拾，骂骂咧咧地收拾。三叔上初中时，我妈妈是他的老师，毕业后工作有人安排，结婚有人操持，孩子有人照顾，开幼儿园了、离婚了、过不下去了，全家人劳心劳力。
走了之后，女儿当然也有人接住，或许这就是为何他能干脆地跳下来。大地接住他，破碎他，再熟稔地送他去另一个空间，他只需要负闭眼的责任。另一个极端，作为大哥的我爸，睁眼就是长兄为父的一辈子操心命，永远也无法理解，无法理解三叔还这么年轻，他的女儿还这么幼小，他的家庭如此支持和包容，人世的牵绊将他五花大绑。他怎么能做得到，就这样纵身一跳，任由这些线在空中极尽拉扯，再尖叫着弹崩断掉？
所以三叔走了，我爸非常自然地也成为了我妹妹的爸爸，说准确点，是堂妹的爸爸。至于妹妹的生母，三叔的前妻，则被视为全家公敌。爷爷一锤定音：就是因为她跟三叔离婚，就是因为她在离婚时没有积极争取妹妹，没有做成一个好妻子，更不是一个好母亲，那就不需要她了，我们全家人会做到应该做的。妹妹的父母就是我们全家人。
爸爸让妹妹住进家里，教她练字，给她报数学补习班。即使妹妹更想和奶奶住在一起，她也全都照做。我上高中，一天在家只有睡觉的7个小时，很多时候回来，家里那股奇怪的氛围还没来得及钻进鼻孔，我就睡着了，跟妹妹也无甚交流。但我感觉到我需要做些什么，需要去说些什么，至少需要找一个关心的切口，然而我什么也没法做。她看起来只是一个乖小孩，乖乖地上学，乖乖地练字做题，乖乖地接受老师对她字迹的赞美，乖乖地回到家，当别人的女儿。太乖了，你能对一个乖小孩说什么？上学挺好，老师挺好，今天开心吗，开心。明明她的开心就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能在剩下的狭窄空间里能活下去。顺从是她全身的润滑油。
奇怪的日子只开始了一点点，每个人都浑身别扭，习惯了照顾所有人的爸爸也不例外。虽然爸爸本性沉重而严肃，但也并不是时刻都板着脸，反而，有时候一些非常小的事情都能逗笑他。爸爸大笑起来又急又快，像倒完一圈多米诺骨牌。小姑的女儿文文两三岁的时候，爸爸最喜欢问她，你今年几岁？无论几岁，文文都会大声说出同一个答案：两岁四个月！全家人便哄堂大笑，爸爸跟一个领笑员一样，笑得最大声，笑得脸最红。但面对妹妹的时候，他总是像一个班主任，用问话来交谈，用训导来关心。妹妹偶有贪玩，他便十分不满。难道一个身负悲惨命运的孩子，不应该如教科书一般，比常人更加刻苦奋斗，最终有一个教科书般出人头地的结局？爸爸总是忧心忡忡。
爸爸对妹妹，像对着一摊拼图碎片，重建秩序是第一位。他要求妹妹学着写计划，写时间表，起床，吃早饭，练字，娱乐。“娱乐”两个字规规整整、方方正正地放在田字格的中间。妹妹也像活在一个田字格里。
爸爸也知道自己严厉，所以他暗自希望妈妈能负责温情的部分。然而人和人的感情，怎么是田字格能够规整出来的？只能从第一次整理衣领、第一次牵手过马路开始，一点点搓开生疏的边界。父母的争执越来越多，爸爸希望灾后重建得跟无事发生一样，但是这不可能，妈妈说。不是不愿意，是不可能。
“一团乱麻。”我在日记里写。
我也写：我该怎么办？在家里，我甚至不敢大声叫爸爸妈妈，只怕刺痛妹妹。这种敏感从笔尖流出，透过纸背，再把我扎一遍。我们相隔的年龄太多，河对岸的两人，只能迷迷蒙蒙看到对方的身影，更不用说看对方的心，连对话都要用手拢成喇叭大喊，极其刻意。我抵触这种像是故意伤害的刻意。
妹妹会不自觉地延长放学后的时间，在教室里做完当天的作业，或者在小区花园里玩一会儿再回来。仙泉花园是家乡小城第一个大型住宅社区，得益于“安居工程”，别名又叫安居，我和妹妹们在这里一茬一茬地长大。几十栋住房划分成好几个区，中心塞下一个有着巨型铜雕塑的绿地花园，雕塑的主题稳妥而经典：厚重的弯月为底台，男人和女人齐头躺在月牙一端，男人枕在交叠的双手上，女人向前伸出怀抱。翘起的另一头，坐着他们的婴孩，咧嘴大笑。大型菜市场、商超、银行、幼儿园和小学如行星一般在盘上公转。
我的父母最先搬了进来，然后是小姑一家、二叔一家、爷爷奶奶、三叔。最远的小姑家，不过也就是三分钟内的走路距离。家门口的小学送走了我，接进来文文，再接进来妹妹，她们踩着楼梯上我的脚印，坐到我曾经的书桌上，我们的目光在同一块黑板上重逢。虽是客家人，但我没有住过围屋，对它却有一股熟悉的安全感。坚固的城墙抱着双手，如同一个低沉的宣誓，宣誓墙内的人同为一体，亲密、紧密、不可侵犯。
围屋里两个小女孩在玩耍。文文只比妹妹大三岁，五年级和二年级，同一种语言将她们俩亲密的搂在一起。一起上学之后，就不仅仅是节假日一起吃饭的亲戚了。妹妹的同学问，每天那个来找你的是谁？妹妹说，是我姐姐。
亲姐姐？嗯，差不多。
两个小女孩越来越亲密。在三叔离世这个事实降落停稳之后，家里另一个重大主题也随之更新：最年长的孩子，我，越来越接近高考。像是一个巨大的红灯，让其他事情都暂且缓缓。所以妹妹又回到了奶奶家，只是数学班还是要上，字还是要练。寒暑假，姐妹俩动不动就要找对方，妹妹便十分自然地住进文文家。小姑、小姑父的新房买得离大家远了些，在新开发的市政公园，龙山公园脚下，不再是三分钟能走到的距离。
龙山在围屋之外，是谁也没去过的自由的飞地，人少树多，相当安静。小姑审美不俗，墙砖和地板定了一种近乎琥珀的白色，柜子的光亮烤漆如同镜面，家具的每一个转角都圆润，如同她柔软的心。妹妹和文文一样，住进了这颗心。新家的一切都崭新亮堂，除了安居带过来的一个老座机号码。这个老号码也在三婶的通讯录里保留着。拨通，接起，文文说，喂？三婶问，文文，妹妹吃饭了吗，问她今天下午愿不愿意跟妈妈出来玩？文文点头：吃了，好。扭头递出听筒，妹妹早已把在一旁等着。母女俩约定好出发时间，约定在哪个门见面，约定好回来的时间，妹妹就开始换衣服、穿鞋。小姑下班回来问，妹妹呢？文文如实回答。小姑放下钥匙，提着菜进厨房，叮嘱一句，那你不要告诉外公外婆，还有大伯，就说去跟同学玩了。文文说，好。妹妹说跟她妈妈在外面吃饭。
“哦，好。”
小姑拉出米桶，挖了满满一量杯米，再轻轻地抖落一层。
晚上，妹妹回来。她几乎没有空手回来的时候，偶尔是几件新衣服，偶尔是漂亮头绳和小熊饰品，两个。在迎春巷买的，姐姐。她开心地说，另一个开心地收下。小姑把水果洗了端着出来说，回来洗手。妹妹便一蹦一蹦地去厨房。天鹅颈般的水龙头亮晶晶，喷出来的水也齐刷刷，像被预先切好，一份份存在水管里。不像一楼的，老式水龙头开水像开花。冲掉绵密的泡沫后，在方正的雪尼尔布上擦干手，她觉得自己也得体极了，不再那么慌乱，像一只时刻竖起耳朵的鹿。
回到客厅，湖南卫视正在重播一些台剧，剧名改得不三不四。“微笑百事达”“难听死了。”每次开头，文文都要准点表达不满。耳朵听着，妹妹坐进沙发，看着小姑戴上眼镜，坐在板凳上削第二个苹果，天花板主灯从白光切成暖黄，柔柔地打在她垂落到脸颊的发丝上。妹妹往后靠，身体挨到松软的靠垫，肩膀沉下来。
才七点半，这一天漫长得十分美好，再慢点，妹妹想。
龙山的阳光太好，每逢开学，妹妹回到安居，总感觉从夏天回到冬天。一楼太矮，阳台太大，阳光走到一半就停下，即使在白天也要开灯。阴阴暗暗的，妹妹想。也还好，有奶奶在。
刚开始，奶奶也只是妹妹的奶奶，寻常做一个幼儿的保安，确保她温饱、干净，不要被捉摸不定的水、电和她自己所伤。时间越来越久，久到每次追着喂饭，妹妹都会比上一口饭跑得更快一些，久到两个人自然地向彼此撒娇，像一对真正的母女。久得甚至超过她的父母，直到本应在场的两人彻底缺席。世界上只剩下一老一小，在阳台的竹编椅子上，如往常一样依靠彼此。不需要任何推拉和过渡，最爱她的人从未离开。妹妹靠在奶奶怀里，奶奶也把头轻轻抵在她头上。
奶奶忙家务时，椅子上抱妹妹的人换成了爷爷，坐久了累了，爷孙俩便起身，朝着屋里喊一声，手牵手走出门去，对着路上的每个东西，用客家口音的普通话读一遍。到大花园，他们一圈一圈地围着铜像走。妹妹说，阿公，我要去那里。爷爷便把她举到铜像的石台座上，妹妹举起小小的巴掌，拍得铜做的月亮乓乓响，爷爷在一旁赫赫笑起来，爷爷是农民，他的笑声像倒谷子一样。
二叔的儿子这时候出生两年了，奶奶又多了一个要照顾的孙子，妹妹也被要求帮忙搭把手，一楼充满了尿布和哭声。日子就这样过到我高考结束、离开。妹妹再次搬回我家，直到初中住校。
初中在安居几公里外的城北。偶尔，三婶会偷偷地去校门口等她。妹妹没有手机，所以三婶寄希望于运气，尝试在乌泱泱一群校服中，找到和自己最像的那一张脸。有一次偶遇成功，三婶给了妹妹一张名片，上面是她的电话号码和工作地址，让妹妹放好，顺便问了班级教室。奶奶发现了那张名片，藏了起来。后来的暑假，妹妹在龙山住的时间断断续续，有时候回安居和奶奶住，有时候大姑小姑带着姐妹俩去两三日游，去佛山、去香港、去澳门，天南地北。母女的联系如风中的蛛丝。
妹妹准备上高中了，也是住校，在一楼收拾东西时才找到那张名片。在文文家，她拿出那张名片。
姐姐，我要加妈妈的微信吗，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加呗。长大了，没什么的。文文说。
剪开的脐带被重新接上。这时三婶已经改嫁，重新做了别人的妻子，和一个小男孩的母亲。那个叔叔给妹妹送过好几次饭，汤、菜、米饭、水果各一大盒，完全超出一个人的饭量。妹妹尽力地吃，将母亲的补偿都吃进肚子里，但每每看到送饭的那个人，都像看到一条清晰的边界。三婶时不时提出，女女，你这周末能出来吗，叔叔和我，还有弟弟，我们一起去一个地方玩吧，叫“外婆家”，很好玩。妹妹说，你们去吧。
“什么时候妈妈方便去你那里？”
“今天就可以，方便吗？”
“可以视频吗？让我看看你。”
“好，等一下。”
三婶偷偷给妹妹报了一个形体班，价格不菲。妹妹悄悄问小姑，我不知道要不要去，我可以去吗。小姑很犹豫，即使她肯。“大伯肯定不准的。”小姑跟妹妹说，妹妹也知道。纠结到最后，妹妹回复她的妈妈：奶奶身体最近不太行，可能要经常照顾一下。三婶说，好，千万不要跟自己家人有冲突。
妹妹问，妈妈，那个钱能退吗？
不能。三婶回答。早一点，可能还行。
我觉得我是罪人。妹妹哭了起来。
妹妹的成长充满了周旋。爷爷和爸爸，尤其是爸爸，连三婶的名字都不愿提起，连补偿的机会都不愿给她。我不知道大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妹妹也不知道。一年春节，大学放假，我回到到一楼吃饭，气氛不对。一问，是三婶想要带妹妹出去买过年的衣服。我下意识皱眉：为什么不行？那个是她的亲妈。爷爷突然拍桌而起，声音也因为哭腔变得浑浊：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人，你妹妹会这样吗？她不像你，她是没有父母的，你明白吗？”
我呆呆地站在客厅中央。
妹妹躲在房间里不出来。在这种争执、吵闹和拉扯中，她疲惫而莫名地感到困惑，为什么惩罚另一个人，也要先在我身上过一遍？为什么我什么都没做错，睁眼却好像在旋涡的中心？再想下去，她也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是不同的？大家庭合影里，为什么只有我不知道该站在哪个地方？她非常希望，在照片里也有一个区域，一个父母和自己组成的倒三角，和其他孩子一样。
这种不同无法掩盖，甚至在尽量把所有学生都漆成一个样的义务教育校园里也如此。何其敏感，青春。只要一次家长会，一次有意无意的聊天，秘密的边界就像水渍一样缓缓扩大。如果不幸，碰上一些血流比常人少的心，一些只在弱小面前残忍的怪物便迅速出现。他们一脚踩在这个秘密上，趁着喊痛的时机，吐一把盐和唾沫到对方嘴里。
那时候很多话，妹妹只对备忘录说。
“最近真的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了这些事情压得我快要喘不过气来，也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他们闹起矛盾来了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闹到现在我终于看清了他们的真实想法，我也不知道我干了什么，他们这样讨厌我。”
“我应该要为关心我的人好好坚强，好好活着，大伯送我上学，家里人送我上学，我以后要报答他们。”
粤北小城的冬天是阴湿的冷。又一次跟同学争吵后，等宿舍熄灯，妹妹去洗手槽接了一盆水，缓缓把床铺浇透，躺进去，把水盖在身上。她闭上眼睛，和她的父亲一样，希望再也不要醒来。她知道自己死不了，但那一刻，在从内而外的彻底冰冷中，妹妹和自己的爸爸在一片安静的白茫中重逢。
“爸爸。”
痛苦是白色的，是一场大雪，把所有东西都遮盖掉，造出一个绝望的景来。小姑带着妹妹去精神心理科，她看着病例上的结果，雪也落在她身上。在雪中她看见弟弟的最后时刻，平躺在悬崖上，跟他离开前反常的长期卧床一模一样，身上没有一点希望的气息。那时，没有人知道是什么降临于他，只把人当作汽车，好像加油就能跑起来。小姑抬起头看着妹妹，一股宿命的悲凉在她眼里交汇。半晌，她拂去身上的雪，牵着妹妹的手取好药，叮嘱她，一颗也不能漏，绝对不能。
妹妹上大学了，要去昆明，去学声乐，真正变成了一只鸟儿，一下飞得好远，好高。家里全部家长一起出学费，给妹妹买新手机，买电脑。她的妈妈发了一个大红包，悄悄问她，要不我们俩偷偷去云南走走？她笑着回，等我再长大一点。她第一次离开所有人，只剩自己。妹妹平静地填写完入学家庭信息表和助学金申请表，交给辅导员，像关上一张抽屉，转身离开。她上声乐课，练琴，为唱不好的段落感到焦躁。每天都认识新的人，每一个都给她新的惊讶，原来我不是最不同的一个。
她身上带着本性的善良和细腻，和文文给她的爽朗，一大堆朋友喜欢她，陪伴她。她加入了街舞社，用电卷棒卷起长发，穿上黑色的紧身短上衣和松松垮垮的廓形长裤，跟她的姐姐，打了脐钉和唇钉的文文一样酷。在练舞室里，学姐教她，怎么听拍子，怎么踩点，怎么让每一个屈身、转动、绕环更加有力而自然。很累，她后背全湿。出汗之后，她感到体内那种与生俱来的，如南方气候一般的黏腻忧愁，瞬间消散，轻盈无比。回到宿舍，她顶着湿漉漉的刘海给爷爷奶奶打视频，截图三个人的笑脸，两张皱纹，一张饱满，发到朋友圈里。
有时候，妹妹会发微信给我，好大一段，关于男生和感情。她叫我大姐。她说那个男生不喜欢她出去玩，不喜欢她穿短皮裙，老找她吵架。我回：下一个。她便发过来一个咯咯笑的表情包，说好的。她跟朋友们拍了好多抖音，自拍、手指舞、转场，每一条都青春甜美。
走到窗边发现桂花开了。小小的，不引人注意的，闪耀着浅浅的金黄，躲在枝叶丛间。人们一般说桂花开了，是闻到了那股香气。桂花开了，不是每一棵桂花树都能活下来。
桂花开放时，我们应当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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