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在加拿大又上了一个师范 ｜ 三明治离散写作
作者｜珍妮
移民面试只用了一分钟。我递进去粉色的临时工签，里面推出来“移民登陆许可证”。
核对一下信息，后面写“旖旎绣”。里面的女人说。
什么？我没听清。
旖旎绣，丈夫说，你姓和名的首字母。我写了，黑色的水笔潦草画了两个英文。我的脸发烫。里面的女人说，你们显然结婚了，那么恭喜移民成功。
妈妈，你问我这里秋天的枫叶是不是很好看。现在丈夫和我在路边等公交，我拿着盖好钢印的移民文件看了看周围。马路上很干净，没什么枫叶。丈夫问我接下来想做什么？跟你离婚。我说。我们互相看了一眼，笑起来。对有些人来讲，这不是一句玩笑。阿姨过去给我发微信，问我到底真结婚还是假结婚。假结婚的话，外婆的墓碑就不用刻丈夫的名字了。
一年多以前，我站在丈夫家后院的松树底下，身上是一件从唐人街买的黄色旗袍，手里拿了杯黄色的香槟酒。婚姻登记员趴在桌子跟前，他的英文字写得很好看。结婚证上写谁的姓，他问，我说自己的。爸爸，你在微信上表扬我，说我果然是你的女儿，不忘本。其实你不了解我，你的姓对我没什么要紧，我是外婆带大的，现在她对我也不重要了，她过世那天，我准备结婚。为什么我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女儿，好像在中国人眼里没有良心的女儿？
我不知道。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去弄了第一个纹身。纹身师的床挺窄，黑色皮革的。我打开衬衫的领口，躺到上面。锁骨下面是个很痛的地方，纹身师嘴一歪说你真有个性。他戴上黑色手套，拿起纹身笔，手腕碰到我的锁骨。这个陌生男人离我很近，呼吸里有很淡的烟味。你们大概不知道我喜欢和这样的男人约会。大学毕业以后，我约会过很多这样的男人，但在星期天，我穿上黑色高领T恤回来吃饭，只是告诉你们我在上海找到工作，最近搬走。
我跟别人合租好几年，你们没来看过。凡事自己拿主意。爸爸，你表扬我这是独立，让我出去闯。妈妈，你睁着蓝色的看不见的眼睛说，好的。你们不问任何细节。膝盖半月板手术，我打车回来自己拿了住院用品，再自己打车去医院手术。去上海的行李箱只有一个，我坐在火车站等高铁，给你们打电话，你们问我要不要回家吃个饭再走。我知道这是客气，说车要开了。几年以后，我眼前放了四个行李箱，在浦东机场等去温哥华的航班，告诉你们我的英文名字是护照上的汉语拼音，你们才知道出国要护照。
十八岁我没想过自己以后会出国。外婆帮我填了三个大学志愿，都是家乡唯一一所大学的二本师范。开学，她背了棉被，水壶送我到宿舍。她告诉舍友，我的父母有残疾，来不了。外婆活着，说长大以后你爸你妈全靠你了。对的，我怎么可以离开像你们这样的父母？我内心感到不安。
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去当老师，在外面租房子住。你们都不理我。过了几个月，我给你们寄了本杂志，打电话告诉爸爸去看邮箱，爸爸说，外婆住院了，在病床上气得张牙舞爪，要我去看看她。
我站在外婆床边，妈妈让我不要讲话，她把杂志递到外婆眼前，诺，她自己找了工作，在杂志社，爸爸说写得挺好的。外婆一眼也不看，妈妈的朋友在旁边拿过杂志看了两行，是写得好的，她说着合上杂志。过后你们就不多问我到底做什么工作。妈妈说，外婆老担心你跟别人合租会不会吸毒，卖淫，公司工资能不能按时发。要我们多打电话。哎呀，她得了癌症，眼睛看不见，脑子里净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和爸爸相信你肯定很忙的，就不来打搅。
在你们眼里，离开你们，因为我忙，忙表示成功，有正事，反正一个很忙的人不会走上歧途。我也不敢走上歧途，而且也没有那么忙。有阵子没跟你们说话，我大概是想绕开那个问题：我和你们究竟什么关系？为什么我的人生里，一点感觉不到你们的分量，为什么每一次离开，我都没想过回来？答案像一口古井，里面有妖怪，一靠近，它就要出来咬我的脑袋。
不过世界上并没有妖怪，是妈妈，你的声音经常来咬我的脑袋。你说：邻居的小孩一直呆在家里，啃老，我跟外婆说女儿都不怎么回来。帮你数数，不知道前后跳了多少个槽。当然啰，是越跳越好。过年，有时候你也要出去旅游，跟朋友，去上海以后，你好像认识了不得了的朋友，还有加拿大的朋友。爸爸高兴的，反正你挺好，我们就相信。
相信两个字，妈妈都喜欢加强语气。当然还没说完：去加拿大这事，我们没敢告诉外婆。她快不行了。你都计划好了吧，是不是，钱够的吧，现在工作辞了领导不会来跟你烦了吧。
这种情况下其实我已经走神很久了，只等你说完，接上。
把移民登陆证放到柜子里以后，我上网报了一个英语老师培训学校，指望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又能多学点英语。丈夫说，我搞不懂你，学英语和当老师是两码事。爸爸，你要说我当时学的中文师范又管用了。可丈夫说对了，我最恨当老师。大概我痛恨所有权威的东西，要控制我的东西，外婆的计划，你打我的巴掌，妈妈的期待。我想妈妈过去对我有很多幻想，幻想我以后在家附近的学校当老师，嫁给一个有房有车的本地人，每天开小汽车接送你们。上小学二年级，我的胳膊和腿被你打得全是青紫块，因为多喝了妈妈那一份椰子汁，你说现在就这样，还不知道今后会对妈妈有多坏。不过你可能已经忘记这件事。离开中国以后，我也忘记很多事，家乡的梅雨季，你走路的一瘸一拐，带妈妈出门要抓着她胳膊下的摆摆肉，上台阶，下台阶。外婆过世后，中国的生活像海王星一样遥远。
温哥华夏天基本不下雨，我每天七点跑到公寓外面，马路另一边赶公交，出很多汗，在公交车上咕咚咕咚喝下一瓶矿泉水。学校在市中心一个商场的二楼，教室里只有一个韩国老师，三个东亚同学。我剃了一个光头，又买了一顶银色的帽子戴上。爸爸，我说到东亚这个词，你可能不喜欢。第一次接触这个词还是你告诉我的，东亚病夫。侮辱性的称呼。但东亚，是一个地理位置。
这个韩国老师叫坎蒂，翻译过来是糖果的意思，但她一点不甜。坎蒂一靠近我，就像一座山倒下来要把我压扁了。妈妈穿四艾克斯的大码衣服，她估计要穿五艾克斯。几根手指头像一堆小土豆串在一起。她的指甲又红又尖，阿姨看了，要说像个老妖婆。每天早上，胖手会把一堆讲义按在我桌上。我们的桌子和椅子连在一起，坐着屁股不太好动。这些讲义关于怎样教英语。爸爸，你大概只知道伦敦口音和美式口音，你不知道我的同学和我都有口音。你记得幼儿园的老师看你腿不好，过几天我们丢了一把锁，她就怪到你头上。口音就像你的腿，人家看一眼就自以为知道你是什么人。
从第一天起，上午上完理论课，下午要给真的学生开试讲课。妈妈问我是怎么讲课的，要不要跨上讲台，一边在黑板上写粉笔字，一边组织纪律，像她在贵州聋哑盲校，老师一边上课，一边跑到外面把不听指挥随地乱走的聋哑人找回来。其实来上课的同学都不是小孩，她们跟你们差不多大，都是女的。这里学英语跟中国不太一样，不用一本正经死记硬背，也不考试，她们来是为了玩，找人说话，交朋友的。
秘鲁的老太太染了红头发，嗓门很大，她皮肤也黑，喜欢穿大红大紫，外婆会说她野刺刺的。有个韩国老太太很少讲话，好像也很少洗头，妈妈坐在旁边要偷偷在我耳朵底下说，她的头，馊掉了。盲人鼻子都很灵。但妈妈不用学英文，盲文世界通用。温哥华很多公共场合都有盲文点点，妈妈摸了就知道。那我不会跟人家讲话怎么办？妈妈问。住在列治文，你也不用讲英文。中餐馆里，亚洲超市里，你看到的外国人比在上海看到得还要少。跟丈夫讲话，我不用“外国人”这个词，移民才是“外国人”，不是吗？但跟你们，如果我说白人，本地人，你们可能听不懂。外国人，你们可以想象我丈夫的样子，妈妈问，他是不是鼻子很高哇，眼睛很蓝哇。
这个英语老师培训学校，一个外国人都没有，但坎蒂希望我们把自己介绍成另外一种意义的外国人。第一次讲课，日本和韩国同学介绍他们的国家，我说我是一个移民了，温哥华就是我家。坎蒂说，你这样不对，又仔细看看我的眼睛，是不是因为害怕被歧视，不敢说自己是中国人？不，我没想过。我真没想过。媒体上看到别人录视频，白人对东亚面孔喊，滚回中国，支那，支那。这只是让我对人性的阴暗面失望，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你想对别人捅刀子，什么都可以，肤色，五官比例，声音，走路样子，穿的衣服，衣服上的图案，图案里的每一个细节，或者，你也说不出原因。
以后你要有身份危机的。坎蒂接着说。身份危机？爸爸，这个词是不是挺搞笑。从丈夫和妻子变成父亲和母亲，你和妈妈有过“身份危机”吗？啊，不，你们可能没有，没有给我开过家长会，因为不方便，不陪我出去玩，因为不方便，最后也没有去外婆外公的葬礼，因为阿姨也说你们不方便。你们温顺，听话，安静，小心翼翼在自己的公寓和菜场之间安全地移动。我脑袋里有一个别人的声音，他们能活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小学五年级，我开始跟外婆住，好多年，好好学习学习学习，我给你们打电话说想你们。爸爸轻快地回答，那你就回来呗。我知道这不是真的。还是妈妈诚实，她让你不要逗我，我要是真的回来你们俩怎么弄得了我？坎蒂不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有身份危机，究竟我是不是你们的女儿，还是谁的女儿，或者谁的也不是？我只能在旷野里走，寻找大海，灯塔或者又一块看不到尽头的荒地。
星期天，我和丈夫去列治文吃早茶，对，温哥华最早的移民都是香港那边过来的，我们能吃到正宗的广式早茶。早茶店全是讲广东话的人，一家子一家子，小孩吃完了绕着桌子跑，跌到父母怀里。家乡没什么早茶，也许有钱的朋友开车来接你们去吃过一次，两次。你们大概是很少数不会来加拿大的父母。我想不出一个机会开口请你们来这里。爸爸会说，我们不方便。你代替我们吃就行了。
小孩生出来，父母替你们养，小孩长大了，她替你们过你们过不了的人生。我和你们像生活在平行时空的两个故事。我们现在最强烈的联系大概是，父母，女儿，这两个纸面上的称呼。打开视频电话，看到妈妈靠在屏幕上的大下巴颏，我喊妈妈，声音像几颗灰尘从身体里掉到外面。我对自己失望，最终连妈妈也不会喊了。我怀疑自己有没有父母，或者父母不见了，或者比父母更早出生。算了，我开始厌烦说这个事，哭哭啼啼像个林黛玉。
跟家里一样，温哥华到了十月份还挺热。学校楼下几个固定的流浪汉，成天呆在太阳底下。你们没见过流浪汉吧，他们把穿过的袜子，开封的卫生巾，注射毒品的针头都扔在地上，哈哈大笑，用一个捡来的黑色大音响放迪斯科。我已经习惯怎样踮着脚尖绕过地上的尿迹。流浪汉冲我吹起口哨。商场的自动门在我面前打开。站在扶手电梯上，我突然想到，今天坎蒂会把第一个作业测验发下来。
我们一共有三次作业测验，一次通不过就不能毕业。她依次把每个人的评分按在各自的桌子上，大家都很紧张。轮到我，她突然笑出了牙齿，差一点要让你不及格，想想还是算了。旁边的同学动也没动。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感受横膈膜扩张，紧缩，再扩张，再紧缩。没有碰她放在桌上的评分，我从包里拿出一本本子叠在上面。我的同学得了优减，他们商量着重做。我也重做了自己的，发邮件给坎蒂。她回复说谢谢我的努力。坎蒂的署名上有她的姓氏，我没见过，上网查了一下，是德国裔。名字下面还特意写了，教育艺术双硕士，好像这件事跟名字一样重要。
没过几天，课间，坎蒂抱着一个透明的塑料袋进来，里面一团团纸卷。吃吧，她把袋子放在教室前面的讲台。这是韩国超市最好吃的爆米花。接着她说，她的母亲，移居到加拿大以后，很久才习惯韩国超市不够正宗的炸鱼饼。以及她的奶奶，一个一句英文也不会的韩国老太太，为了训练仪容仪表，要她吃饭端起碗，韩式的小银碗没有碗底，坎蒂的小手很难托住，她急得哭起来。原来她是韩国人呀。开始我没有想来加拿大，坎蒂有一天说，我想去美国。但是美国，像个大熔炉，强行把每个人都变成美国人。我不要做美国人。在加拿大，我强烈感觉自己还是个韩国人，住在韩国社区，每年参加韩国文化节。加拿大的政策尊重每个人的文化。爸爸，你知道吗，现在他们都叫我禅妮。坎蒂说，我的汉语拼音名字应该是这样用英语发音。
丈夫问，我口语好，雅思考试分数也不错，跟三个没有在加拿大生活的东亚人相比，是不是老拿第一？事实刚好相反。坎蒂每次都笑嘻嘻地把我的评估表和其他人的放在一起。其他人的是蓝色的英文字母，表示通过，我的是红色，没有通过。坎蒂不喜欢我在课堂上指挥学生换座位，或者讲太多话，给学生提问太少，我最恨拿到纸的那一刻，像当众尿裤子。爸爸，这时候你的声音在我脑子里响起来，咱不能让别人看笑话。下一句你又会说，别哭，有什么好哭的。我憋住眼泪，胸口闷得想吐。
平时我挺喜欢坐公交，车开过城里的跨海湾大桥，夕阳照着格兰威尔岛上那些有钱人的白色游艇，我觉得自己生活在你们从电视上看见的那个温哥华。自从拿到这些评估表，坐公交都很难让我喘上气。叮咚，流浪汉拉了一把黄色的下车提醒绳，他的鞋子烂了，旁边全是泥，三个脚趾头露在前面，裤子也掉下来，我看到他的屁股沟两边好多红色的针眼。妈妈听广播说美国很多人吸毒，加拿大估计要好一点，不过还是中国最稳定安全。幸好你们没有和我一起坐在这辆公交车上，不然也会对加拿大感到害怕。在温哥华租一个一室一厅，人民币一万左右。不好好工作不好好攒钱，会怎么样？以后我会像他一样吗？手里拖一个开口的蛇皮袋，里面几件脏兮兮的毛衣，和一桶别人捐赠的过期牛奶。不管做什么，我都害怕失败。失败了，只能死。爸爸，妈妈，外婆说咱们家人一定要往高处走。
我不开灯，含泪敲下一个又一个英文字母，想象把心脏放进冰箱冻格，就哭得不那么凶。继续哭要完不成作业了。敲完明天的教学计划，三张纸，大概一两千个英文字。丈夫回来帮我开了灯，看到我脸上的泪痕，说，这么不开心就不要去了。他没有吃过苦。我想。但人生为什么一定要吃苦。我只想自由生活，对你们，却什么都不能说。妈妈会被吓坏，睁着蓝色的看不见的眼睛说，哎呀，那怎么办呢？没人帮得了我，我也帮不了你们。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生下来就一直在找出路。
现在，我上课经常迟到，拿各种理由，肠胃不好，月经来了，反正不扣分。每天试讲结束，坎蒂表扬东京来的同学，今天又创造了什么奇迹，这些或者那些太有创意。你也有进步，她看看我，不过比其他人要慢好多。终于有一天，我的纸上也是蓝色的英文字母。坎蒂笑眯眯把纸递给我，其他人笑眯眯看着我鼓掌。我也笑。像一个坏孩子碰巧做了个好事，我已经不在乎了。爸爸，我一定没跟你讲过大学毕业是怎么没当上老师。我去了外婆要求我去的那个面试，穿了黑色渔网袜和红色漆皮超短裙，我有点幸灾乐祸地感觉自己看起来像家乡红灯区的妓女。讲完一节课，就用了十五分钟。台下的校长教务处主任目瞪口呆。我在表演“不在乎”。“不在乎”大概是我的法宝，像小时候，在马路上，有男孩子盯着你和妈妈做鬼脸，一开始我喊他们滚，后来我板着脸假装看不见，他们就扫兴了。
今天走进教室，讲台上放了饼干，韩国超市的爆米花，苏打汽水。学生来得比平时齐全，秘鲁老太太恭喜我们，叫我毕业回去看看父母，他们一定很想念我。东亚同学们领了毕业证书跟我吃饭，他们赞美我太坚强，被坎蒂虐待成这样还完成了学业。吃完饭，我走回坎蒂的办公室，去要我的证书。很遗憾现在不能给你。你的底子太弱，看在你坚韧不拔的份上，我再给你十五到二十小时的试讲机会。妈呀，我又要吐了，但我点了一下头问坎蒂，好的，什么时候再开始？爸爸，你大概会响亮地拍一下巴掌，说，好，有毅力，不愧是我的女儿。
在温哥华岛，我住过一阵子，身边一个熟悉的人都没有。城市在太平洋上，对面是日本，有时候早上下大雨，下午出太阳，傍晚有湿润的晚霞。每天回到火葬场对面的公寓，我琢磨着，要是我猝死了，你们怎么办？谁来帮我收尸？丈夫看不懂中文，我把微信上面一个生活在多伦多的舅舅设置成紧急联系人，写了英文备注，给舅舅打了微信电话，把丈夫介绍给他。想象如果我死了，爸爸会说，让舅舅来替我们下葬吧。
后来，我还认识一个来自中国北方的退休中医师，在网上找到的。他的诊所让我想起国内公立医院十多年前的样子，有很多抽屉的办公桌，桌面上有一些碘酒的痕迹，一些边缘撕开的针盒摆在白磁盘里。他搬来加拿大十几年了。温哥华闹得慌，还是岛上清净。像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他说向往过一种与世无争的日子，自由自在，最好还能劫富济贫。我说，这是千古文人侠客梦吗？谈话在一个下雪的中午进行，一间铺着天蓝色床单的诊室里，我趴在有一股中药味的按摩枕上，脊柱两侧插满铜柄针灸针。他把灯光调暗，在录音机里放了班得瑞的磁带，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跟我讲家里三代都是中医师，十几年前北方大医院的官僚风气，甚至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他总问我烤灯热不热。不知道怎么就跟你话多，他咯咯笑起来。他也有一个女儿，跟我差不多大。一个治疗师，在本省的法规里，这样做，属于移情，违反职业道德。但我想他跟我一样，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多久才能碰到一个人，聊聊过去有意思的事情，用自己的语言。爸爸，你要是来了，会跟他是很好的朋友，你那么爱看书。要是腿好，你说自己也会努力考上大学，找个层次高的工作，外婆也不会再说你不上台面。你把你的腿和自己的一辈子拼命往后藏，怪不了你，怪不了我，我只能自个儿往前走，像你说的那样，代替你往前走。
过了一个月，我回到学校，坎蒂给我新的教学资料，身边又是几个东亚同学。我才知道这个项目专门从东亚招生。坎蒂对他们说我是这个项目的志愿者。新同学讲课，犯跟我一样的错误，拿到红色的评估纸，满不在乎，晚上约了吃烧烤。我还带了高级班，一个比你们年纪还大的日本老太太做阅读理解每次都满分。一个巴西女孩经常嚼着口香糖说她做梦都想去巴黎。一个伊朗男孩的母语是波斯语，第一外国语是法语。世界上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生活，我真替你们惋惜，你们每天看到的只是屋子后面的青山和菜场给你们打折的王阿婆。也没什么不好，妈妈学了你，告诉我，让我代替她看。
今天晚上给妈妈打微信视频，说我拿到了英语老师培训课毕业证。证书打印在一张白纸上，下面有坎蒂的签名，旁边盖了一个红色的章，日期是一个多月前。这张看起来不值钱的证书可以让我到很多地方，甚至政府里应聘，教新移民英语，但在这之前，还要做一阵子志愿者，让坎蒂为我写推荐信。但是，这根本是一种表演。像很多年前那个面试，每一次站在讲台上，我都觉得自己是个骗子。但万万不能把“骗”字说出口，不然就不是你们的女儿。你们对于世界的想象全掌握在我的手里，我好也罢，不好也罢，在你们心里统统都是好的。不好的事情说出来除了让你们害怕迷茫，没别的用处。
像妈妈，她也许并不感兴趣其他事情，她在听自己一问一答：他跟你很好的吧，好就最好了，知道你们好，你爸吃得多，睡得香。丈夫听得懂“好”这个中文，走到我后面，他冲屏幕里挥手，呣，嘿，你好，你们那里天气怎么样？妈妈那头的声音突然一亮，嘿，爸爸爸爸，女婿跟你打招呼呢。我听到妈妈的拖鞋声，厨房的天花板在屏幕里抖动，爸爸的额头和眼睛从右下角伸进来，哦哈哈哈，你的中文说得不错呀。
挂了电话，我对丈夫说，我还是最恨当老师，但我不敢跟他们讲。我早说嘛，学英语和当老师是两码事。丈夫说。我到现在也不懂，你干嘛一定要拿到这张证书。我，大概心里还是听外婆话的，我想象她活着会对我说，到了加拿大，人生地不熟，赶紧要找个稳定的工作，我看你也别挑三拣四，当老师最好。你看，我又上了一个师范，还是没办法喜欢这个工作。妈妈，我大概老这样子，有时候听话又不听话。就像我好像爱你们，但又感觉不到你们。人的情绪和行为真复杂。
我收到加拿大政府寄给我的永居证，移民登陆证可以作废了，之后呢，要不要入籍？很多人说，他们对于这个没有归属感的地方，不会考虑入籍。什么算是归属感呢？我每天睁大眼睛走在街上，从每一个经过的地方，每一种气味，声音，颜色，人的面孔中，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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