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个香港新移民｜三明治
作者｜Ariel
编辑｜童言
“麻烦过来照身份证照片，笑一笑，照三张，选一张你最中意的。”
周一一早，我陪客户一同前往香港入境处办理身份证，入境处主任核实文件与身份、照照片录指纹一气呵成，递出了半张A4纸的临时身份证，俗称“行街纸”，一周之后，就可以获得正式香港身份证了。
我看着客户忙碌的样子，回想十年前，也是这样的一个秋天，亚热带的酷暑稍稍有所收敛，烈日洒在身上还有些炙热，入境处的冷气呼呼吹着，像是最直白也最朴素的欢迎。
当年的我，也坐在同样的位置，糊里糊涂地照下了一张青涩而茫然的照片，学生气十足，憋着嘴似笑非笑。
和每个新到香港的港漂一样，初来乍到的我还对香港的一切充满陌生，也没想过会在这里呆多久。
从小，我随父母从西北到广东定居，童年的日子流淌的慢，恍恍惚惚的青春期后，我已经到了上海读大学。毕业后，冲着离家近，又在深圳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当了两三年的社畜，在最后一年的那个忙季，我已经连续半年没有在天黑前下班、没有享受过双休日，还不到25岁的腰和肩膀就已经加速折旧疼痛不已，公司附近的骨科医生都一上手就知道又是四大的，扔下一句“你们天天找我来正骨也没用呀，你们也得自己动一动呀”。
更可怕的是，那个冬天，我身边三个同事都流产了——有的是夹在客户和老板之间精神压力太大，有的是身体太差留不住，至于常年怀不上的，那就更多了。
到底什么工作需要拿命去做？我开始心生退路，可接下来何去何从呢？作为仅有本科学历又没啥背景的女生，想转行几乎只有两条路——财务和内审，都是我丝毫提不起热情的事情，对比而言，去香港读一个多快好省的MBA，就成为了我衡量一圈后最好的选择。
当时，香港的大学向内地学生敞开校门招生已经有十年。2003年非典后，香港的经济和民心都落到了谷底，为了彰显回归后来自祖国的关怀，北京特地出台了不少专属香港的利好政策，像是香港自由行和香港高校放开在内地直接招生，香港与内地进入了甜蜜期。
到我入学的时候，大学校园里内地生司空见惯，甚至研究生和博士生中内地生已经占据了大多数。像是我们班里，内地学生和国际生各占半壁江山，香港本地学生只有稀稀落落的个位数。
毕业时，我倒没有想着非留香港不可，但在内地的面试多少让我有些受挫。
几乎所有面试，都会问我的个人计划，具体来说，就是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生子。可就算我斩钉截铁地说，目前阶段以工作为重，HR也总是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直到有家公司彻底激怒了我。
那是一家内地排名前十的风险投资公司，我顺利通过网申、笔试和HR面试、用人部门面试……所有流程后，HR一边握手，一边恭喜我部门老大已经口头同意，接下来一周左右等offer就好了。
可是两周过后，仍然杳无音信。按耐不住的我打电话去问，HR却带着三分悠悠然和七分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内部讨论了下，还是想招一个更稳定些的男生。”
我一下愣住了，都怪当年太年轻，连吵架都没气势，甚至还有那么一丝感动于HR的真诚。挂了电话才火从中来，收到我简历、和我一轮轮面试的时候，都没发现我是女生吗？折腾半天我是来陪跑的吗？只恨自己没来得及给这通电话录音，往网上一发，说不定还能上热搜呢。
几乎是在同时，我在香港面试时，最后一轮和内地大老板面试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一如既往的表示以事业为重，没想到大老板说，“没事，什么阶段就做什么事情，也别耽误了，我们都是很人性的。”
与其说是我选择了香港，不如说是香港选择了我。
在香港工作三四年后，我决定和师兄师姐们一起辞职从事海外财富管理，借助香港是连同内地与海外的门户地位，为内地客户提供各类境外投资及咨询服务，移民自然也是我们业务的重要部分。
2023年初恢复全面通关后，香港终于从2019年的社运、紧随持续了三年的新冠缓过劲来，马上面临的困境，就是这几年里有数十万人，由于各种能说不能说的原因，短暂或是永久的离开了香港。
人口出生率全球最低的香港，本来就缺人，这下更需要紧急引进年轻血液。得人口者得未来，于是，新的一轮放闸大抢人政策出台，不到一年时间就批准了超过10万申请者获得香港身份证。
一时间，香港身份变得炙手可热，疫情三年期间门可罗雀的入境处，忽然满负荷工作都赶不完一波又一波的人潮。只要看看香港入境处就知道，每天早上还不到九点，楼下大堂已经排满了队，几乎每人都是一手拿咖啡一手拿手机，整齐而沉默地等待着到点了开门办证。
赶上了这股香港身份热潮，我们都顾不上往年主流的欧美移民，几乎把全部的人力放在了香港移民业务上，短短时间就做了两百多个成功案例。
因为助理临时生病，我亲自陪着客户到入境处办理香港身份证。等到这一天可不容易，助理连续几个半夜在网上趴着抢号，才约到了两个月之后的档期。
我的客户一家，就属于香港政府最想要的那种人——年轻、毕业于英国顶尖大学、拖家带口带着新生力量、家里还有产业，有可能把生意发展到香港，移民申请一提交，才一两个月时间，就拿到了入境签证，一家都成了“香港人”。这一批优才和高才移民，多数都是为了孩子的教育而对香港身份动心的，这次的客户也不例外。
网上各种宣传说，以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参加内地高考，重点大学录取线分分钟减免一两百分，这可比花大价钱上各种补习班立竿见影多了。还可以参加香港高考，考取香港八所大学的录取率也比从内地考来香港高得多，甚至家在深圳的，还可以跨城来香港上国际学校，学费更低师资更好，比在内地上国际学校性价比更高。
网上还说，香港可以“移民不移居”，只要半年来一次香港，再开个电话卡、开个银行户，买些理财保险什么的，就能算是和香港有密切联系就能续签，似乎香港就是在敞开大门送身份。
可别把香港政府当傻子，哪个政府愿意养闲人呢？真正拿到香港永久居民，需要在七年的时间里续签两次，每次续签都需要严格考核与香港的联系和对香港的贡献——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别扯那么多有的没的，什么定期入境香港、开户投资这些都是虚的，关键还是看在香港有没有创造足够多的收入、有没有纳税。
如果解决不了续签和转换永居身份的问题，上面一切好处，都不过是如幻如梦。
可是真的要拖家带口的来香港生活工作吗？许多人又不置可否。香港居住条件差、压力大、物价高、地方小，似乎并不那么有吸引力。
如果问我的建议，我倒是觉得不妨来香港试试，说不定会喜欢上这里。在这十年间，我和先生的确收获了自己想要的。在香港，我们都留下了许多情。
我和先生选择香港，都单纯是为了自己更好的发展。
当年刚工作没多久的先生，有次从上海来香港出差，清晨醒来打开电视广播，听到的大多数频道居然都是各种英文财经新闻。这和内地太不同了，这才是国际化，先生心里想，并埋下了要来香港工作的种子，并在几年后争取到了公司内部调动的机会，顺利登陆香港。
来到香港后，更是如鱼得水，无论是在工作时和各种多元背景同事的相处，还是下班后happy hour在中环和兰桂坊喝一杯，都是他当年在英国留学读书时熟悉的放松感。
而我，从偏远山旮旯里的大学校园毕业后，转场到了简直要患上密集恐惧症的中环，也开始适应真正的香港生活。
站在栋栋高楼压迫下的中环，有时难免觉得既迷惑又渺小，天空被高楼切割成一片片不规则矩形，密密麻麻满街的银行和商铺，也似乎一模一样。
可慢慢的，一切都习惯了后，又长出了些熟悉的眷恋，也许抬头就能望见碧海蓝天的工位，也许是下楼几步就走到了海边的日常，时常可以幻想把中环上环西营盘一带的中西区就当做是一个独立的小城市，就像佛罗伦萨、像阿姆斯特丹那么大，哪里都是走走就到了。
曾经有一个晚上，我在路边等车，偷懒没带伞却遇上了小雨，淅淅沥沥的整个世界都变模糊了，一辆老式两层叮叮车缓缓开过，里面欢歌笑语载歌载舞。
对了，老式的叮叮车是可以包一晚上开party的，喝着小酒兜个小风，朝车里的俊男靓女们挥挥手，多半还会收到飞吻。这一切梦幻的像是在《午夜巴黎》里，也许坐上这班车，就能去到黄金时代。
还可以在SOHO区的各种街边小咖啡店，惬意地点上一份brunch，看着外面行色匆匆的俊男靓女，穿梭在车水马龙中的红色的士，渡过一个洒满阳光的悠闲周末上午。
又或者到太子的花墟道散散步，有别样的浪漫，不同的季节这里总有不同的花季——春节是蝴蝶兰的天下；夏日到来，四处都是茉莉姜花徐徐香气，而后荷花莲花开始含苞待放，到大朵大朵的牡丹绽放到了极盛；眨眼间，又到了圣诞季，圣诞树和圣诞花连绵的无穷无尽……
逛到花墟道的尽头，有家两层的花店是我和先生的最爱，一楼是精致的各式日本花草，二楼是咖啡，我每次都会点一杯百利酒咖啡，带着些酒香的咖啡，又为这人间美好添多几分醉意。
这些小小细节，慢慢地越来越浓烈，就成为了对香港化不开的眷恋。每当出游归来时，一过关入了香港，触碰到香港独特的气质——凉飕飕的空调、四处的中英文标识、冷静而井然有序的人群，当然还有更小更紧凑的空间，心里往往就踏实了起来，颇有种心安之处便是家的感觉。
香港可能是最小的中国超一线城市，我们总戏称她是“港村”，论面积不过上海1/6大，人口也就深圳的1/2，却有着任何超一线城市都比不过的自然资源，石屎（也就是混凝土大楼）森林和海阔天空，共同构成了香港的标志。
香港的小，在接近山海的时候就成为了便利。不管是西贡的海滩，还是大屿山的日落，一小时之内都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到达。疫情三年里，尽管香港被夹在海外和内地之间45度仰卧起坐，导致我们哪哪都去不了，但有了这片山海，也不会那么闷，每个周末都可以尽情享受户外的快乐。贯穿整个九龙的一百公里麦理浩径，被《国家地理杂志》誉为全球二十条最佳行山路线上，就留下了我连滚带爬一步步的脚印。
当面对着蔚蓝无际的大海和云雾缭绕的连绵山脉时，心情也一同舒展的如同展翅翱翔的鹰，一点不会觉得这里是人口最密集的都市，纵情山水之间，哪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人间琐事。
如果有一天要离开香港，这片山海之情，一定是我们最割舍不下的，我和先生一致认为。
就着吃喝玩乐的觥筹交错之间，我们和一些长辈朋友熟络了起来，梁叔就是其中一位。有次，梁叔带我们去流浮山吃海鲜，在一排又一排大排档的尽头，指给我们看远处的滩涂。
“喏，那就是我当初游过来的地方。哇，当年我才十几岁，放学了没回家，就跟着同学游水游到了香港。”
大概是退潮了，水面看着很浅很宁静，稀稀落落扎着些竹竿，是渔民用来养蚝的桩子。滩涂对面，就是如今深圳最繁华的后海和欢乐海岸一带，直线距离不过两三公里。
和典型的广东人一样，梁叔个头不高但十分精瘦，身上的肌肉像是牛肉干似得遒劲有力，黝黑的皮肤一半是操劳一半是户外运动的结果，广普说起来粗声粗气掷地有声，虽然五六十岁了，但在我眼前扎个猛子，跳进水里再游个两三公里，我都丝毫不会怀疑梁叔的实力。
“哇，都没给爸妈说一声就走了吗？他们不担心吗？”
“害，没关系的啦，大家都习惯了，我阿哥之前早游过来了，我来投奔他。”
那还是六七十年代期，为了吃一口饱饭，也因为一些大家都懂的原因，靠近香港一侧的深圳农村，几乎成了空城。只要游过来，不被香港警察抓住，沿着连绵的山路进了市区，投奔先到一步的乡里乡亲，从干苦力做起，总会有落脚之地，再后来赶上香港飞腾成“亚洲四小龙”的东风，发家致富改变命运易于反掌。
香港人均寿命冠绝全球，我常开玩笑，那多少是有些“不是猛龙不过江”的缘故。那些身体不够强壮、意志不够坚强的，当年千方百计过来香港求生时，就已经被淘汰出局了，能活下来的，那基因素质杠杠的。
后来，梁叔在深水埗一带开了家小电子产品店，然后攒下了180度海景的大平层，儿女送到了英国读书，过上了小富则安的寻常日子。
那是属于那个年代幸运儿的故事，还有被击毙的、淹死的、最终连个坟头都没留下的，就泯灭在历史的尘土中了，这是属于上一代人的香港移民故事。
到了我们这代，通过读书或者工作，又或者是优才、高才、投资移民计划，来到香港容易了很多，起码没了性命之忧，但同样和老一辈一样，当初的我们也带着几分试探与迷茫，经历过一次次的时代浪潮，最终与香港同甘共苦。
香港就像是最公正也最慷慨的母亲，有过矛盾有过纷争，最终还是以宽阔的胸襟接纳了每个人，为每个留下的人预备了命运的馈赠，也为那些停留过而又选择了扬帆远航的过客送上了祝福。
我们在香港的小日子过得如鱼得水，不过要说真的融入香港，我们新一代的港漂就只能撇撇嘴，比不上老一辈的“梁叔们”了。那一代的移民，都是与香港同宗同源的广东人，在语言和习俗上几乎毫无差异。但到了我们这代，粤语和岭南文化，甚至意识形态，都成了我们与香港本土社会的一道门槛。
香港是多元的，香港也是折叠的。本地人和本地人玩、港漂和港漂玩、鬼佬和鬼佬一起玩，就像是奥运五环，即便有那么些重叠的地方，但圈与圈都有着明显的边界。
MBA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被中资央企收购的香港私募公司，但整个部门里，只有两个内地人，其他全是清一色精明香港女人，也就是TVB职场剧中常见的那种“港女”。
暑假实习时，我尚觉得大家关系还行，不说深层次的交流，起码中午大家会一起出去吃饭，朦朦胧胧地听她们叽叽喳喳说一些家庭和公司的八卦。
可当我结束了半年的交换，从实习生的身份转换为正式全职后，一切忽然都变了。
正式入职后第一天，中午到了饭点，我正站起身想找人吃饭，发现所有人都走完了，静悄悄的，没有人叫过我。
我一个人出去买了份午饭，坐在楼下的添马公园，一边看着海景一边细嚼慢咽，想着一个人还清静，懒得听那些家长里短的破事，以及公司里那些我不认识的谁和谁怎么有一腿或者闹矛盾了。
办公室这些港女们茶余饭后的八卦，的确和TVB里一样，每句话似乎都包含深意，刀光剑影之间已分几轮胜负。还是个职场小土豆的我，没什么资格参与其中，他们说的人和事，再加上花式粤式俚语，更是让我听得稀里糊涂。
那就当个小透明做好自己的事呗，但接下来，我发现事情一点都不简单。
我的上一任走得匆忙，就一周的交接时间，还有三天请了假，甚至许多文件的密码都没来得及告诉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来不及，还是不想告诉我。在她临走前最后一两天，我发消息问，能不能一起吃饭专门请教下？她隔了许久到了下班后才回复，“算啦太忙了，以后有问题你发消息问我吧”，从此再也没收到过她的回复。
到了第二个月，另一位内地同事也辞职了，他的各种活也扔给了我。我俩私交还不错，私下吃饭时，他劝我能走就走，“这里水太深，虽然不至于淹死你，但一定会让你很难受”。
终于，我实在身心俱疲。也许是我遇上了什么八字不合或者水逆，也许是很不巧的赶上了时代剧变，我这么一个小人物身上，被迫承受了当时针锋相对的社会矛盾和分裂。究竟是为什么，就像一股迷雾笼罩着我，呛得我涕泪横流。与其死钻牛角尖不如走为上计，我迅速拿到了一家中资公司offer，仓惶离开。
心存一丝善念的我，还是更愿意认为，我遇到的终究是特例，人间自有温情在，可以跨越香港人与内地人的对立与隔阂。
在那段很难的时光里，有天晚上我打车回家，路上难过地和同学倾诉，都要把自己说哭了，临到下车时才发现现金不够车费，的士阿叔见状没说什么，挥挥手表示不用了，“都系小事啦”，他似乎是和我说钱不够是小事，又似乎是在安慰我工作那些不如意，也都是小事，都会过去。
在结束这份工作的最后一天傍晚，我又坐在楼下的添马公园，维港的华灯照亮了夜空，静谧而灿烂。此时社会运动已经停歇，公司那些破事也再也与我无关。
吹着海风，我沿着维港散步到了新公司的楼下，想着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会好的。
的确，一切都变好了，只是在这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事，我们也在香港见证了历史，也验证了我们对香港的爱，但限于各种原因，就此略过。
眨眼到了2023年，又是一个炎热难耐的夏日，台风过境之后，入境处人满为患，一圈又一圈的队伍像是盘起的蟒蛇一般。不知道等了多久，我才坐到了入境处主任办公桌旁的摄像头前，照了新照片，换上新的永久居民身份证。
新照片里的我圆润了不少，眉眼之间也多了份舒畅，只是脸颊上的法令纹开始显山露水，像是记录着我与香港，这个在我生命中占据时间最长的城市之间的点点滴滴。
拿上刚打印好的香港永久居民临时身份证（“行街纸”），还热气腾腾，正下楼转角就遇上了选民登记的柜位，我就趴在那小桌上填好了选民登记表，签好字交给头发花白、语气热情而真诚的义工。
这一刻，我成为香港永久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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