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封城那天，我在隔离区生了一个孩子｜三明治
作者｜Celine
编辑｜邱不苑
我的小崽子生于2022年4月4日。
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呢？
它是我喜欢的春天；
它很幸运地错开了清明节；
20220404，它有很微妙的节奏感；
它在一个始料未及的疫情里；
它是上海浦东浦西合体封锁的第一天，从这一天开始，上海全市整整封锁了两个多月；
也是这一天，所有人疫情两年赖以生存的健康码因合体封锁崩溃了，我没能进入正常的产科。
就在这一天，我和我的小崽子见面了。
我是4月3日晚上破的水。
这一天没什么特别。我们所在的区域，这已经是封锁的第11天了，我们已经逐渐适应不断抢菜、各种钻营的日子。
这天全家人的早餐，是荠菜煮鸡蛋。是爸妈在小区里摘的野荠菜。上海人爱吃荠菜，但只爱嫩荠菜，用来包馄饨饺子吃。湖南人则不然，偏等到农历三月初三，春光越发明媚，荠菜长出三角形的小叶子和白色星星顶花时，才采摘下来，用它煮鸡蛋，老话说“三月三，荠菜赛仙丹”。于是老小区杂草丛生的角落里，就布满了这些本地人看不上的、过老的荠菜。爸妈如获至宝地采摘了回来。一大把洗好，大锅清水、鸡蛋，一同煮开，再加糖。不吃菜，光吃鸡蛋、喝汤水。清香扑鼻，很是甜蜜。这是陆续封锁之后，家里很难得地吃到了一次特别的菜式。
早餐吃得清爽，又收到了前几天在叮咚上盲抢到的一大包菜，很是安心。心想着，这下有两天不用为食物发愁了。
爸妈摘回来的荠菜，还插花瓶当了大半天的桌花，
这是封城时期的生活情趣
自打疫情阴影逐步蔓延，从楼栋、小区开始逐一筛查，大着肚子的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彼时，糟糕的次生危机事件频出。我们跑了好几次居委，填了无数份表格，跟不同的社工、负责人不断不断地报备。
社区的核酸是给街道居委做管理的、医院不认。想要进妇幼院产检，还得需要三甲医院的48小时核酸和本院的快速核酸。这几乎是这一段时间我们的主旋律：每日在社区做1次核酸，凭社区核酸出门，去三甲医院做核酸，等一日出结果，再去妇幼院门口做一个即时核酸，若干小时后，再进门做产检。往常一两个小时的产检，演变成了医院门口大半天的盘旋，我们常常无处可去，只能躲在车里吃家里带出来的凉掉的包子。
进院门的核酸
“已经不知道今天被捅了第几回了，”我啃着包子说，“最近人生的意义，好像变成了做核酸。”人和宠物鼠没什么不同，进了轮子，就只顾着狂奔旋转。踩下这只脚，再抬起那只脚，周而复始。
尤其是临近预产期，手握三甲医院48小时核酸变成了每日必打卡的工作。频繁地报备和申请，终于让居委大部分工作人员都熟知了这一信息：“在小区的这个楼栋，有一个很快临盆的孕妇”。这太重要了。我知道，当我需要救生圈时，我在离抛救生圈的那个人最近的海面上。这是我现下能为自己争取的全部主动权。
所以，3号的下午，我们也顺利拿到了当天出小区去医院做核酸的许可。
从医院做好核酸回家的路上，一辆车一个人也没有。很奇怪，环境景致道路并没有什么不同，却充满了末日的萧瑟感。我们像是回到已经变成废土的家园，除了感慨一路无话。
唯一的插曲是，回家路上，我在微信里看到小区邻居群里的一条求助。他的父亲因为瘫痪常年住在社区医院接受护理治疗。而疫情失控，社区医院已受感染，需要马上关闭、清空所有的病患。而他被封锁在小区、出不去，他的父亲瘫痪无法自行回家，救护车、110都已经供不应求，没有人为这个情况这些人开辟通道。
我皱着眉头读完这条信息。老李头沉默了一会儿，问：“我们要去帮忙吗？”
那个沉默里有很多疑虑，首当其冲的是：有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在身边，我是否有能力去帮这个忙？可现在我们就在“外面”，我们应该用这样的“特权”去做这件事。
我们联系了邻居。邻居先是疑惑我们为何能够出门，在了解了我们的情况之后，又说，没事他再想想办法。
这天的半夜11点半，我被一阵宫缩突袭，痛得我一个大喘气，连声都没发出来。好家伙，看来是要来真的了。果不其然，我一起身，破水了。我故作镇定地跟老李头说：准备去医院吧。
家人们迅速动了起来。我感到家里弥漫着肾上腺素飙升的味道。拿到通行证、上了车，爸妈的笑颜看上去十分别扭勉强，爸爸的眼睛在夜晚也亮晶晶地闪着。我拉上安全带、调平座椅、用躺姿，马上转头看向车窗外的父母嬉皮笑脸说：
“你看，我专不专业？你们放心吧！”
我当时还不感到害怕，但腿却不自觉地发抖，我仍然灿烂地笑着，宽慰着两家父母——说来惭愧，来上海多年，成家立业，但如今仍租住在老小区。而上海封城期间，我们这个老小区的小房子里，住了三个家庭、六个大人，把小小的家里塞得空气稀薄。
本来说好，老李头的爸妈在孕期帮助我们做准备，等到生产的时候，再换我爸妈过来，我的妈妈为这此还认认真真学习了育婴师，准备跟月嫂一起照料我坐月子。可计划赶不上变化，上海成了疫区，我们被封锁，老李头的爸妈有家难回，半年前已经付过定金的月嫂也不愿意再进上海。我书到用时方恨少，没有专业知识可能搞不定新生幼崽，只好在3月底时临时把我远在湖南家乡的爸妈叫来——他们赶在浦东全面封锁、只进不出的前一天到达了我们的家。
我爸妈到上海后，我心安定不少，但六张嘴巴的吃喝问题又来了。在老社区、作为租客，我们享受了封锁补贴的双重debuff。在封城物资运转困难的前期，市里发的菜，小区总是较后一批拿到；菜总是又次又少的，没有日用品；当然也不管你家实际有几口人吃饭，尽管几乎隔三岔五报备实际居住人数，但好像仅仅适用于核酸筛查统计，分配物资时却没有分别。我和老李头作为家里唯二的中青年，靠着手机里七八个软件和二三十个原来见都没见过的冷门小程序，凭闹钟和手速才间歇地抢到些可以维生的物资。之后团购之风兴起，生存焦灼才逐渐缓解。
车窗摇上，老李头缓缓启动了车子。我拿着手机，自拍了一张我们俩的照片，然后开始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无数个邻居群、网购群里，盘点我们家将要收到的菜，那是两家父母未来几天的口粮。接着我拨通妈妈的电话：
“这是前天抢的肉，在这个群里，联系人是群里的这一位，留的是老李头的电话，团长大概会在明天中午居委门前发，你们记得看；那是今天抢的青菜，后天才能送到，这是直接跟小区门口商店的老板买的，没群，留的是我的电话，需要在小区门口用这个号码拿……”
林林总总，交待了得有十五分钟。
“你都要生孩子了，还要操这些心。”妈妈心疼地说。
零点过后，我们顺利进入了妇幼院，但没能进入正式的产房。我们被拦在了隔离区待定。隔离区门口没有人，值班的椅子上是一只睡着的小猫。我的心脏本来突突猛跳，看到那只小猫，莫名平复了些。
医院的看门猫
护士让我打开健康云，可是本应在半天前就刷新的核酸结果，始终没显示。护士喃喃道，可能因为今晚浦东浦西一起封城筛查了。
疫情对于国家来说，是民生仗，对于普通人来说，却可能是场信息仗。
2019年年底，我们第一时间在网络上嗅到了武汉失控的端倪，于是电话远在湖南的家人，敦促他们立即买口罩戴口罩。家人惊异：“没有这么吓人吧？”又说，“这大街上没人戴口罩啊，我戴出门别人都像看怪物一样看我。”
短短一个星期之后，口罩脱销。此后一个多月，全家就靠反复使用那最早买到的一包口罩捱过了口罩紧缺的新年。
这样的情况在此之后反复上演。越是小道消息，就越被证实可信，不管它是否与当时的官方信息相违。只要有小道消息，就务必做好万全准备。后来好几年，这似乎都成为了我们的思维定式。我们抢过菜、抢过饮用水、抢过特效药、补液盐……我们逐渐放弃了十几年寒窗苦读培养出来的理性，在能力范围内不假思索地all in所有能为全家保命的东西。
2022年伊始，已是新冠疫情的第三年，武汉之殇逐渐褪去，在高强度的人员流动管理之下，一切都好像变得平稳可控起来。三月初，距离我的预产期只有一个月，我正在公司上着班，同事突然凑过来：“你听说了华亭宾馆的事儿吗？”
又是小道消息。我心里一沉。“怎么了？”
华亭宾馆是一间上海知名老牌五星酒店，本来准备歇业重装的，现在作为外来入境人员的隔离区使用。“但听说出事儿了，”同事说，“这酒店好像管理有问题，通风管道之类的都是通的， 等于一个酒店里的人全都在互相感染，好像已经查出了十几例还是几十例了……”
“最可怕的是，那些工作人员一开始并不知道，他们上完班还坐地铁公交回家……”
我心里隐隐觉得，上海要被卷进漩涡。
果不其然，三月中旬开始，先是定点，按单元封控，然后是楼栋、小区，再然后是街道，接着是整个浦东。差不多大半个月时间，官方消息一直在变， 小区门口的封条，每日自动延长天数。好像整个城市触发了什么开关，满50自动再加100。即便发言人不断澄清、声明可控可防，但所有人心知肚明，控不住了，可能会封城。4月1日起，浦西陆续加入封控。上海的“大白”明显不够用了，小区里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外援大白”，有时上午一队、下午一队、晚上一队，简陋的核酸台子上出现了不同的地名横幅。4月4日上海启动全城筛查，24小时需完成全员核酸采样，网友笑称“鸳鸯锅终于合体了”。
而我，在4月4日上海启动全城筛查的这天，正躺在隔离区的病床上，在一阵阵宫缩阵痛中祈祷孩子的顺利降生。在最初宫缩阵痛的间歇，我焦虑地拿着手机，不断点击健康云上的刷新键，直到它，突然白屏跳出故障码。我打开微博，热搜上除了上海封城，还挂上了健康云崩溃——护士猜测得没错，全城筛查，系统崩溃了。
唯一能证明我“身家清白”的东西没了。
隔离区是家属不能进入的，只有几架孤零零的病床，设施略显简陋。隔离病房里，只有我和另一个因疯狂呕吐输液的孕妇。我们互相看不见对方，没有任何交谈，偌大的空间里只剩她的呕吐声和我的呻吟声，此起彼伏。
护士隔了一会儿进来看了看我，开指不多，并不理会我的阵痛，然后又去看了看她，听到护士的声音断断续续传过来“你缺钾的话，多吃点香蕉，补点钾”，那个姑娘微弱的声音道“我买不到……”
我打电话给老李头，让他进来找我。老李头钻了个护士不在的空当，溜进来了。他以为我难受需要陪伴，我只跟他说，把从家里带回来的两根香蕉拿出来，给那边那个姑娘一根。老李头照办，去姑娘床前，还把香蕉给剥好递了过去。
在阵痛越来越强烈之前，我也吃了我的那根香蕉。那是我24小时之内吃到的唯一的东西。
我的宫缩开始变本加厉。开始时我还能拿起手机记录持续与间隔时间，后来连手机也快要举不起来了。阵痛像是潮汐一波波袭来，演变成能打倒人的巨浪。之前练习的呼吸法，越来越用不上，常常痛起来全身不由自主地抖动，话说不出、哼也哼不出，除了闭紧眼睛，什么也办不到。
疼痛过去之后，我又重新睁开眼睛，虚脱而空洞地看着天花板。两年过去了，自我保护的大脑选择性遗忘了很多痛苦，但我还记得那里的天花板上，有一个三角形的洞。
从半夜苦熬到早晨8点，进隔离区时做的快速核酸终于出来了，阴性，可三甲医院的核酸还是无法显示。规矩是死的，我被告知我只能在隔离区生孩子，待产时家属不能陪同。
我被一个老护工挪到另一架床上。眼前长条白炽灯管快速略过，我看到老李头奔到我的床头扶着床把手帮我推了一段。我记得他低头看了我，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跟他说话。眼前的世界一片恍惚。然后我独自进入了一间拉着两扇帘子的待产病房。
之后是不堪回想的两三个小时。老李头说，我的嚎叫，整栋楼都能听见，在隔离等待区丈夫们无尽的沉默下显得特别刺耳。而他除了无能狂怒之外，什么也做不了。我抓住每一次护士查房的机会，歇斯底里地哀求，给我无痛吧，要么给我一刀吧！求你了，求你了！说完这些我可能又会痛得晕过去，待意识恢复又继续哀求。护士十分不耐烦，后来几乎不再来我的病房，也无视我几乎用尽全部力气按下的呼叫铃。
我从没见过医生。当天的产妇，没有一个人用上无痛。
后来我意识到，当天那栋楼里，可能根本就没有麻醉师的存在，或者仅有的麻醉师都只呆在特定的手术间。这栋隔离病房里，都是已经关了将近三个月的医护人员。整整三个月，她们没能回家，人员本来就紧缺，还一直在减员，很多人无法正常倒班。她们全是年轻人，大部分刚进医院。这场仗，她们站在了最前线。她们也有说不完的怨怼，她们24小时穿着这身笨重的防护服，她们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每天都在变化的政策和极度恐慌的产妇、家属。她们不懂，也解决不了。无视和不耐烦，这些已经是当时情境之下，她们能给出的最专业体面的反应了。
时间推进至我破水之后的第11个半小时，我终于开了十指。ICU产房里一字排开七八个产妇，三五个医护转得像是流水线上的女工，隔着口罩面罩都能看到她们的麻木和疲惫。我的孩子于午前11：08降生。
之后一段的记忆已经模糊了。我没有体会到任何电视剧里新生的狂喜，亦或是劫后余生的感慨。只有空洞，无尽的空洞。我看了一眼小崽子，他就被抱走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我不知道要在产床上躺多久，没说话，也没有力气或心思回复老李头的信息，我只是像具空壳一样，呆着。我终于明白了我在撕心裂肺分娩时，侧头瞄到其它已经生完的产妇的冷漠的脸。
后来我想，我也算是进过ICU的人了。可这ICU一点也不像ICU，没劲。
我不太记得我是怎么被缝针、推进产后病房。我终于见到了老李头，还没开始说话，就流下了热泪。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而哭。
我从地狱回来，又回到了魔幻的人间。
“我去偷了半包纸巾。”生产完第二天，老李头凌晨回到病房，小声跟我说。
刚住进来第二天，我们已经物资短缺了。按照网上攻略备齐的待产包，大多根本用不完，最平常的，却意想不到地缺了——比如，水和纸巾。医院里只有开水，我们带了个小保温杯，质量还真的经得起考验，放俩小时还烫嘴，一天喝不上两口水。
可是，水？额外的纸巾？两个月前我们整理待产包时，怎么可能想到这些还需要装在箱子里呢？这些哪不能买？谁又能想到一个多月没有社交接触、天天勤勉核酸打卡的我，会被卡在隔离区呢？
短缺的结果，首先带来的是常识的失效。
上海是座商业之城，有人的地方就有商业。上海全城大约有6000多家品牌便利店，还有数不清的社区小店、小卖铺。我2012年从北京来上海时，上海的街道商业曾对我产生过不小的冲击。北京的马路又宽又大，从这边望不到那边。除了社区周边、胡同里，但凡走到“市里”，就不指望能在“街边”买到什么东西了，人走的路，与数不清的高高天桥一样，只是去到公交站、地铁站的过程而已。可上海有些不一样。越是上海的中心，越是小街道密布、商业如烟火繁盛，五步一个便利店、十步一家咖啡馆。我对城市的常识在这里被重新塑造。
可这样的常识失效了。生产完，我已经十几个小时没喝过一口水。老李头安顿完我，就开始了几天的“打野”生活。他带回了这些信息：每个楼层的自动贩卖机都是空的。楼下有一家罗森，供应这一整栋楼的医患，也是空空如也。平日大门紧闭，只固定在傍晚5点上货，只上两种冷藏便当。需要提前蹲守，如果幸运，能抢到一两盒。楼外还有一家全家，不知道开没开，反正我们也出不了楼。他找过护士、护工，她们一声叹息：“我们也买不到……”
于是就有了上面的对话。老李头凌晨帮助完我喂奶之后，出去溜达了一圈。白天他就看到护士台旁边的公区小桌子上有半包纸巾，凌晨去看，果然还在。他认定这是别人不要了的，就给“顺”了回来。
他回来的时候很兴奋，捧着纸巾，像是在邀功，也像是好学生终于做了件坏事的刺激感。那包纸巾我们用得很省很省，生怕用没了，直到出院，还把剩下的几张带回了家。这个品牌的纸巾我没用过，但我想，再过十年，如果这个产品还在售，进了超市，我还是能一眼认出它来。
我们只是缺了水和纸巾。这大概是这栋楼里最无趣的故事。
这里有很多人，并不是像我们一样，照着日子、在家破水、顺利拿到出门证、带上行李开车来到医院的。就算没能进入正常产房，在这里我也算是绝对的“幸运儿”了。对于早产或毫无准备直接被送进产房的妈妈们来说，在这栋楼里的体验就更精彩了，或者说，更像荒野求生。在一瓶水都买不到的地方，每一张纸巾、每一张纸尿裤、每一张产褥垫都得靠借，而你几乎想像不到这些纸品的消耗量有多大。刷牙洗脸怎么办？衣服都湿透了没得换怎么办？想喝水怎么办？基本生存都得不断开口求人，更别说奶瓶、吸奶器这些不可能靠借的高端需求了。听说有一个孩子回家时，是包着爸爸脱下来的毛衣出院的，他们连宝宝的衣服都没有。
如果放在往日，我大概会好奇心发作“那是怎么解决的？”“他们是怎么办的？”可在那时，我已无力发问。疫情以来，太多无解的题，我不想再听更多了。
到了我们的出院日，有一对夫妻求上了门。
他们有着传说中的最甜身高差，男生高大，女生娇小。只见他们略带畏缩和抱歉的神色，找到我，问：“你们出院的时候，能不能带我们回家？”
当时老李头去拿出院材料了，我正在艰难地收拾着行李。听到这个请求，我的直接反应是做不到。
在此之前，小崽子因为我们的不专业、喂养不当，变成了低血糖，被强制留院，我自责难耐曾大哭好几场。后来开始涨奶，双乳硬得像石头，只是挨着衣服都痛苦难忍，睡也睡不了，小崽子吸也吸不出，凌晨四点痛到遭不住了，老李头好不容易从其它楼层请来护工阿姨（护工阿姨也紧缺，一整层只有三四人，面对的是几十个妈妈和孩子），用手生挤，让我直接飙出眼泪。但只需一两小时，痛苦又如约而至。
我也太累太虚弱了，除了产后所有妈妈要遭的罪之外，临出院前一天，因为多次的核酸终于证明了我们的清白，我们又被迫因为这个荣幸的身份被要求搬到非隔离区。这实在是太荒唐了。我苦求：“要么就让我呆在隔离区吧，我太累了我不想再搬了。”
好心的护士为我们争取了一回，可还是拧不过这铁一样的政策。我们携家带小，重新打包、拆包。焦心、痛苦、疲累交揉在一起，我已经到了自己能承受的临界点。我只想尽快回家。尽快。
我痛苦地说：“我现在太难受了，不知道能不能撑到送你们回家再回去。”我还想找其它的借口，比如我们东西太多了、我的孩子喂养不良还在低血糖；但又隐隐害怕，万一他们真有什么事儿呢？
于是我顿了一下又问， “你们家在哪？”以及，“你们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早产被120送到医院的。孩子剖出来便被送进了暖箱，一眼都没见到，也没有医生或着护士告诉他们是什么情况。没有任何的信息，护士们都太忙了，顾不上向家长汇报。早产情况太紧急，没敢自己开车。可到了要出院的时候，全市已经封锁三四天了，恐慌和紧缺不断蔓延。120叫不到，110管不了，社区、街道、市长热线……他们一直没有找到能出门的法子。
后来好心的护士跟他们说，旁边病房有人要出院，你们要么，去碰碰运气？
我低头，眉头皱得更紧了。我说我们商量一下，你们先回去。
老李头回来以后，我义愤填膺，痛诉这个没有人性的封控，把在上海有工作、有房子、有车的体面人，逼到了这种地步。
“2022年了！想回自己家，居然要低三下四地求人！”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也很难受，我只想快点回家……”然后又洒了两行泪。
老李头摸摸我的头安慰我。我和老李头都知道，我们一定会带他们回家。
最后，还是老李头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叫上这对夫妻一起出院 ，先送我回家。我们家离医院更近，能减少我和小崽子的颠簸之苦。他不进小区，只把我放在小区门口，让我们的父母来接。接着他再送这对夫妻回家，也只送到小区门口，这样他再回家的时候，中间这诸多过程都不会被“记录在案”，就免去了层层通关。
我们逃出了那栋楼，又见这废土般的街道。它更空了，更萧瑟了。
在车上，我与这对夫妻聊彼此在医院里的经历，那些荒唐事儿一分钟前刚被我们抛在身后，又像噩梦一样回到我们的话语里。妻子叹了口气说，你们已经算好的了，我还没见过我的孩子……只希望他平安就好。
就这样，我终于回到了家。
我捧着这小小软软的崽崽下了车，两家父母已经站在小区的封锁线里等着了。他们的眼神有期待，也有疼惜。我把小崽子递到了妈妈的怀里，然后挽上了爸爸的胳膊，五大一小，向家里走去。爸妈好像很多话卡在嗓子眼，只不断小声念叨，崽崽你辛苦了，爸妈没帮上什么。
我却笑了。
我说：
没问题啊，都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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