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回家过年 ｜ 三明治
作者｜Harper
2023年9月中，爸突然打电话给我说，爷爷快不行了，在ICU抢救，要准备好随时回家。那时我已经从正职辞职一年做实习兼职，瞒了家里大半年，从香港到北京。就在爷爷送进ICU那两天，我刚刚失去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
我在电话中问爸：爷爷在抢救，那你还好吗？你情绪怎么样？
爸：我还能怎么样，就这样，医生说爷爷人不行了，没办法。
我：那你多跟他说说话，多陪陪他，交流交流感情。
爸：医生都不让我们进去看他，怎么跟他说话？什么叫交流感情？你现在给我示范一下，你怎么跟我交流感情？
我说不出话来。我和爸已经很久没打电话了。
后来爷爷转进普通病房。当国庆节前我鼓足勇气跟爸说，虽然我顾虑你们干预我的职业选择，但我想回家看望爷爷。爸却说不必回来了：现在爷爷生命没有危险了，不必担心，你现在做兼职撰稿的事，我对周围人都闭口不提。
我感到刺痛， 问爸：你是觉得，我做兼职撰稿，你在周围人面前抬不起头吗？
就业市场极其寒冬。即使我在读研期间攒了多段实习、有不错的作品，但市场上没有岗位就是没有。我本来打算，在国庆节前拿到那份不错的杂志的正职后，就能给家里有个交代，能没有负担地回家了。但现在，工作机会没了，爷爷又生了重病。
一年以来我辗转几个城市、被若干朋友收留、两个行李箱寄来寄去，靠着积蓄和稿费生活。电话里瞒住家人，内心已经从愧疚到麻木。市场上行业内可能隔几个月才放出一个岗位，市场上有很多经验丰富、被裁员的人在求职。我短期内难以找到合适的岗位再回家。一年来的压力重叠涂抹，像一层层壳一样套在我身上。
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抑郁是什么感觉，人为什么会毫无动力。起床也要耗费巨大的力气，原来刷牙、洗脸、洗头都需要生命力来支撑。To-do list很长但不想动，很想哭但哭不出来。不想再扑腾了，因为这次终面失利，好像是出于我在疫情中求职习得的生存欲——要多展现自己，要争取每个微小的机会，但这次却因为急切让大老板不舒服。长期以来让我支棱起来的求生本能让我栽了跟头。
我破天荒地花了几百块钱找心理咨询师。咨询师说：你被外面高竞争的世界和老家传统社会的两股力量撕扯着，你可能会被撕坏。以你家的情况，回家对你有很多负面因素，可以少回家，不要有道德负担。
从小到大，周围所有人跟我说要理解体谅孝顺亲人（奶奶每年过年给菩萨磕头说“惟愿几个孙儿光宗耀祖”“要信爸妈的话”“不要忘了你是x家湾的人”）。这是我第一次从一位专业人士那里听到，我可以少回家。我知道这是诉诸另一种权威，但是真的我太需要解绑了。
现在我可以承认，如果不管道德伦理，如果过年意味着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来问工作问工资问婚恋、一边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一边催婚催育、甚至少数人来挑衅，那么我内心感受是不喜欢过年的。这在老家是大逆不道的，但我至少能承认内心的感受了。
当我接受“不用出于责任感而打电话”后，不用每周例行公事般汇报自己的生活（我爸称之为“汇报”），不用忍受对话里沉重的石头和随大流的偏见，不用被妈电话督促我在家做饭省钱，确实更自在。
经济归经济，我受了养育之恩，我有赡养义务；感情归感情，过往的恩与怨不必再纠葛，但我不再渴求他们的爱了。
回望去年写的这篇文章，字里行间的纠结，遥远又无谓。23年底，在北京入职一月后，我在电话里告诉爸妈，22年我在香港就辞职了。他们没有追问我这一年怎么过的，我也没有追问他们这一年怎么过的。我知道，当爷爷住进ICU时，爸必定也辗转难眠。而我一年来多少失眠的夜晚，我曾经想象中对爸妈坦白的“万语千言”，也失去了心境去讲。
今年过年我会回家。要去关心人的生命，但不必被他人的催促所绑架。想见的人就去见，不想见的人、各种袭来的偏见，也不必赔笑，而是水来土掩。
1
对于一个辞职数月、不敢回家过年的人，与父母交流的最好媒介是语音消息。打电话是不敢的，如临大敌，最怕爸妈问最近工作怎样，回一句“还可以”就生硬切换话题——实时对话像随时脱轨的列车一样不可掌控。文字又太冷冰，“你血压还正常不”“外婆感冒好了吗”，最多加上表情符，像手机另端发送文字消息的电子客服。
语音消息最好了。有人味儿，又不像电话，即时问要即时答。聊琐碎之事也能带上柔和的口吻，若有若无的松快玩笑，母亲问到“年底发奖金吗”，我避开说别的，也不突兀。
爸爸不会发语音，总自动转成文字，看文字都能听到他那方言腔调：“明天你你没回来，但是啊。我们那个。把你的座位给你留着啊，回来再坐，回来再参加啊。”
乡下老家一小方桌，十几人一起吃饭，小辈和妇女平时都自觉站在一旁吃，只在年饭时一定要挤着全部坐下。
“不用这么形式化，太挤啦。”我说。
2
年饭前一天，爸爸就提前预定好我打视频拜年的时间，很郑重。
我出生在湖北大别山区的一个脱贫县城，平时住县城，爷爷奶奶住乡下。过年时，大伯家、我家、三叔家要回爷爷奶奶家住几天，土砖房是几十年前爷爷自己盖的，挤下十一二口人。
我的视频电话打过去时，土房子里在大中午也是暗的，吊灯泡下，十几人围坐在一方木桌前，座位按长幼男女排，饭菜冒着热气。一个空位、一份空碗筷是留给我的。
在一桌亲戚每人手上轮一遍的视频电话，大概是世界上最难熬的长镜头。我无法掌控手机另一端被递到哪人手上。与一人对话时，也要对其他人表演。
爷爷还好，虽然老派，但话里是真诚关心的：“祝你：第一，在香港好好搞工作，步步高升；第二，在外面要好好保重身体，家里永远是你的后盾；第三，虽然香港也是祖国的一部分，但毕竟体制不一样，在那边要学会保护自己。”
大伯在一旁接过手机。我提心吊胆，最怕大伯。
大伯说：“怎么你在香港上班，我们家还要花那么多钱呢？”
“我怎么让你们家花钱了？”
“我家特地花了几万块钱，买了新电视机，买新频道，就是为了看xx电视台。”
那家电视台，我几个月前辞职了。
大伯这种绑架式玩笑，我有记忆以来忍了十几年。我不好发作，说：“你别逗我玩了。”
“怎么逗你玩了？是真的花了几万块钱买电视，专门为了看你的节目。”
周围人呵呵地笑。
千里之外，我居然也逃不过手机另一端的大伯。
手机终于传到妈妈手上，她打着圆场，我仍能听到背后一桌人簌簌的谈话声。我仍然感到不安全。
妈妈终于出了一桌人的屋子了，笑得红光满面，“大伯逗你是爱你”。
3
2022年夏天，我研究生毕业，暑假在一家电视台实习，正式入职一两个月后，我辞职了。当时组长不跟我说话，不回我微信。我在微信上确认这样执行是否可以，他不回答，只是说，“严格按照邮件执行”，不要做多，不要做少。我用邮件询问，他也不回。若不合他的意，他就在办公室当众吼我让重做。小组开会、录棚时将我排除在外。就连我完全不知道的业务，他也断定“以前一定教过你”。
辞职一事没有跟爸妈讲，近乎崩溃时也没跟他们说。我高中刚进省重点班时压力大，给爸爸打电话，后来听妈说，爸爸叹气失眠了几晚上。他们在毕业包分配的年代就进体制内，哪了解当下的就业市场，跟他们说也无济于事。
爸妈大概会让我继续熬下去，毕竟总有脾气不好的领导。但我再呆下去，大概会精神不正常。父母是贫困县体制内底层职位，干了一辈子没动过。退休金让他们安心，县城凋敝经济下小生意人的颠沛困苦，就是明证。我回家，便劝我考公。
八月底入职前，爸爸在电话里说，希望我至少在那家电视台工作二十年。
我笑说“二十年后还不知道这家公司在不在呢”，毕竟这个行业在走下坡路，“二十年”也只是虚指。没想到爸爸倒认真计算起来：“二十年后，它应该是还在的。”
后来我辞职了，一直瞒着爸妈。
到了十二月底，消息传来，疫情闭关三年之后，香港和大陆要在2023年1月初恢复通关。原本“不通关”是不可抗力理由，可借此不回去，现在不行了。
爸爸在微信上问我：“过年能回家不？”
我很纠结，说：还不确定。
4
2020年春节，我大四快毕业，二外公（外公的弟弟）在饭桌上和蔼地笑着敬酒，对我爸说：“祝令女找到好工作！”
爸爸转过头对着我，重重地说：“听到了吗？”
我知道二外公是善意的，但我很不舒服，在日记里写：“大家认为我是我爸的资产，我的工作首先是我父母的，其次才是我本人的，而我爸确认我对这种安排的服从。”
2020年，受疫情影响不能返校，很多招聘延迟大半年，我又没有大厂实习经历，到六月份时，我在家已经呆了半年。阿文伯（爸爸的堂哥）问我爸，我有没有找到工作。
我爸说没有。但那时我已经有offer了。
阿文伯为人宽厚，他说，今年疫情特殊情况，工作难找是正常的。
我后来问爸：为什么我明明找到了工作，你还说没有？
爸：要有签约意向才算，你有吗？你除了新东方，还有别的吗？（想来体制内的或者老牌的单位在爸妈眼里才算得上工作）
我：还有北外那个校企啊。
爸：你能去吗？
我：能啊。
爸：就算你能去，你现在也去不了啊。
去不了是因为疫情滞留在家，但爸这样问我，仿佛是我无能。
在老家县城，近几年妈妈都住在舅舅空置的房子里，就在她单位院里，上班两步路。爸爸懒得做饭家务，也随妈住在那里。
我自己住在一里之外，自家七楼高的房子里。妈妈有心脏病，一直抱怨上七楼太累。如果我与妈共处一个空间，三两句就容易吵起来。我乐得在另一间房子里做事，不受打扰。
但午饭是一定要去爸妈那里吃的。“要给自己的孩子煮饭吃”对妈妈来说好像是底线，绝对的义务。
午饭没有精确时间，妈总是提前半小时连环电话催，令人神经紧绷，我偏迟到，妈妈便会大吼发脾气。我让爸妈先吃，他们一定要等我到才吃。
如果我想上午多睡会儿，自己做饭，妈又一定要从单位院里跋涉到七楼来给我做饭。她一边爬楼一边就来了怨气，到门口就边喘气边骂：“我有心脏病，非要我上这么高的楼！”“你们家姓x的就是要害死我！”
如果我碰上刚好在中午的线上面试，说不去她那边吃饭，面试完自己做饭，自在清净。她又不肯——孩子考试，怎么能不给孩子做饭呢？我一边面试一边听着她上楼的脚步声和喘气声，去关房间门也不是，不关也不是。
爸妈不时从熟人家长听来，我哪个初中同学考了省银行，哪个银行行长的女儿在考编制，还发来烟草局的招聘公告——哪怕专业不对口，只要福利好。我爸从没学过英语，也从其他父母那里学会了“offer”一词，问我：“那个词叫什么offer来着？你现在有没有？”
2020年疫情爆发后，本科大四的我没法返校。到2021年，年后我去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时，已经在家呆了一年。妈妈说：“你知不知道，你在家呆了一年没有着落，我和你爸都心里不好受啊。”
5
我也害怕回家要应付亲戚们的询问。平心而论，大部分亲戚的询问是出于关心，是“不懂你的人在帮忙出主意”。真正热心的亲戚，是我真心想见面的，比如外婆、阿文伯、阿敏妹妹、阿芳姑姑等等。
无奈的是，有些讨厌的人，我没法拒绝不见。
尤其是我大伯，我爸的亲哥，那个在视频电话里对我说“怎么你在香港上班，我们家还要花那么多钱呢”的人。
大伯有种天赋，每次开口，都建立在“别人欠了他的债”的假设前提上。从我小时候开始，大伯就用貌似开玩笑的方式，一直在主动侵扰我。
我六七岁时，数学考一百，语文九十多，大伯反问我：“怎么没考两个一百呢？”小孩子懵懂，难受了很久。
高中我参加生物竞赛，没能进省队，后来大学考了211。元宵节去大伯家拜年，大伯当着我爸妈的面，戏谑地笑着问我：“某某是你竞赛同组的同学对吧？她保送清华了对吧？”我爸妈在饭桌上沉默到冰点。
大四那年端午节，我回乡下老家，大伯问我：“你考研是考xx大学吗？非要考这一所？”
我：这不一定，我不想说。
大伯：这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你一定得考上啊！你记不记得你当时承诺过我。
我非常懵，自己的学习变成了对大伯的承诺？不知道以前又在什么场合，大伯用看似玩笑的方式，在我狼狈的应付中骗取了所谓承诺。
本科毕业后我到北京工作几个月，暑假回到老家，大伯追着我问我工资多少，我婉拒了一次，走出屋外躲他，他还要跟到屋外问，我又婉拒，他还要问，连问了三次。
对大伯的回避与恐惧，多年来刻入我的本能。偏偏过年时要跟大伯在同一个屋檐下住好几天，年初我家要先到他家拜年，他家再到我家拜年（长幼顺序不能反，两家还曾因此差点闹翻），有时元宵节还要一起过。
在大城市偶尔碰到一个无赖也就罢了，消失人海皆不见，在老家像大伯这种血缘近的亲戚，无可回避。
一想到等他老了，我还要带着孩子到他家拜年，在小辈面前尊敬他，给他敬酒，明明在脑海里排演回怼了无数次，仍在饭桌上回以笑脸。他现在还没老，还要年年见，见几十年，想到就窒息。
记忆与感觉是弥散的。我对过年的整体记忆也温吞水，像拜年时的拉拉扯扯，时间在闲话中流过，间或一些刺痛。长大后分析变量，若能避掉大伯这个因素，与其他亲属相聚也是暖调。
我隐秘地安慰自己，还好大伯不是我亲生父亲。但大伯对自己的儿女似乎并没有对我这样紧紧逼迫。我怀疑过是否自己主观防御心理太强，但若抽身从第三视角看，也觉得他并非普通的说闲话亲戚。有年春节，我无意间听到土屋厅堂里，大伯仿佛醉酒一样向爷爷哭诉，说二弟（我爸）、三弟太无用，而他为整个大家庭操碎了心，但那哭声并不像醉后吐真言的哽咽或胡言乱语，而是带着某种调子，有规律的高音和旋律起伏。
6
之前用“还不确定”搪塞过了爸爸，过几天妈妈在家庭群里问：过年放几天假？什么时候回来过年？
搪塞不过去了，拖着没回复。
于是每天晚上辗转反侧。
我住在香港朋友老雷家，暂时没有房租压力。老雷七十岁了，肾衰竭晚期，刚做了肾腹膜透析手术，每天要洗肾三次。他手术一事一直瞒着在美国生活的妻儿。
相比于我对家人的摇摆不定，老雷对家人是坚决的隐瞒派。
老雷住院时，心细的大儿子在电话里听到医院仪器的滴滴声，老雷打哈哈说是在例行体检。后来，妻子的堂妹告诉她老雷手术的事，都纸包不住火了，老雷还是坚决瞒住，在电话里说自己在路上开出租。
“不说大话，干不了大事。” 老雷说。
我则没法这么洒脱。一边是告诉实情回家，一边是瞒住父母不回家。两边都像悬崖。
如果撒谎，我不仅要瞒住父母，还要在拜年电话中对十几个亲戚撒谎，要编织一个又一个谎言才能兜住。撒谎痛苦，也会反噬，妄充上帝创造世界上的事实，但只能编织出一套假象，必定无以为继。假装在职，打肿脸充胖子，助长熟人社会里彼此的虚荣心，是自缚。也会失掉父母对我的信任。
辞职不是受难，也不是罪，可是在经济落后的小地方，外出闯荡的年轻人辞掉有收入的工作，仿佛就要受到道义谴责，毕竟老家县城楼下邻居见到我会说“这么大了在家不工作干什么”。
撒谎的更深层痛苦是，我内心不敢相信我爸妈会理解我。是我自己主动放弃让他们去理解我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可能是爱，也可能是痛苦。但毕竟是我主动弃绝了被爱的可能性。
很多次我想直接打出那几个字“其实我辞职了”，但脑中后果惨烈如同跳崖。
有天晚上，终于想到最忠于真实自我的方法，突然安心：一方面直接告诉爸妈自己辞职了，另一方面直接表达自己不想回家过年，不想应付家族亲戚询问，希望父母理解。
这是最直的路，没有绕弯子，也没有毒性。撒谎有毒性，委屈自己做不喜欢的事也有毒性，长远看都会反噬。
虽然短期可能给爸妈冲击很大，但长期看是活得最真实的方法。
世界上再难的事情，解决方法都是两种，“真心话和大冒险”，即真诚和勇敢。
能这样，我就活得艺术了。
第二天早上去实习的路上，我跟朋友说到这个创新法子，朋友说，“看你现在有没有这个心力了”。
正在地铁上通勤一小时的我，笑笑自己，现在确实没有这个精力处理与父母真实交流的冲击动荡。
于是回复妈妈说，这边过年放假三天，不能回去过年了。
7
我回复妈说不回家过年后，没几天，妈寄过来的七八斤牛肉羊肉猪脚就到了。
我做饭从来怕麻烦，都是理科生方式：所有材料，按营养成分搭配好，下锅一起煮。我妈大概可怜我在外一人过年，寄来卤熟的牛羊肉，可以直接下锅，但生猪脚是要处理的，她发了很长的语音给我讲，要怎么用清洁球搓掉猪脚上的黑毛，第一遍出水要拂去血沫，再怎么煮怎么炖，“好搞得很，不要浪费我的劳动成果。”我就开玩笑说，我还是吃熟牛肉吧。
几个月前，爷爷过生日时，我已经辞职了，还是给爸发了几百块红包，让转带给爷爷。不成文的习俗，有收入的年轻人要给老人小孩发红包。爷爷奶奶对我的态度就变得似乎比往年亲热。那时爸催我尽早告诉是否回家过年，好回复爷爷奶奶。但我并没有特别开心。
大年三十晚上，我有点担心红包给少了，初一早上醒来看到我爸发给我的红包——爸往年不发的，这相当于爷爷奶奶返的——我顿时松口气，说明祖辈没有嫌少。
虽然爸妈从来不会明说需要我赚钱，也一直跟我说，他们体制内工作稳定，老了之后有退休金，不需要我操心。但我从小到大经历的那些细节，我妈会一边颤着手一边为几毛钱的菜价纠结许久、爸妈穿了七八年磨薄的秋衣、童年时给我过年买新衣也是尺寸过大而臃肿的、妈妈囤起来不用的新床单被套、连鸡蛋也舍不得吃的奶奶不解地问我“在北京一天吃饭要五十块吗”......这些深入骨髓的细节，让我会为二十多块的外卖纠结比价，让我在和同龄人一起点夜宵结账时发现人均四十多块钱时而肉痛，让我在辞职时会思前想后、凡事想两全。
我家并不贫困，爸妈对自己在县城的境况很满意，但如果我要去香港读研，就捉襟见肘。我来香港后的第一间房子，是双人间，空地只能容一人，我从椅子上起身，头就会撞到簌簌滴水的衣服——没有阳台，衣服晾在我头上。灶台和马桶相隔不到一米，中间只有一道没有锁的塑料拉门，我坐在马桶上，腿抵着门没法伸直。室友又常常在房间里跟男友打电话吵架。
即使这样的房间，房租也要我爸一个月工资的八成。我很心酸。
八月底入职之前，我很开心，跟爸打电话。自高中以来七八年，我几乎没有像这样，对爸畅聊自己的经历收获，讲起几个月前回家住时，自己怎样孤身一人到乡下农村走访做毕业项目，说老师好狠，还问我能不能在对方家里住几天采访。
爸来了兴致，说等我下次回来，他就联系当地村干部，帮我找人，问：“听你讲得好生动，怎么之前不见你讲这些？”
我说：“之前我还没有经济独立嘛，感觉你和妈对我能不能找到工作也有压力。”
爸说，不存在这回事。
8
如果向记忆更深处漫溯，我辞职后害怕回家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关于生存与经济。我现在并不缺钱，借住在朋友家，没有房租压力，积蓄可以用很久，我没有拖累父母。我更没有信心的，是爸妈会不会接纳我自己。就像我已经七八年没有跟我爸畅聊一样。初中时，爸说，他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到现在，他也承认，他已经不了解我了。
读高二的时候，我过年在家呆不下去了，提着箱子想提前回学校。
高中以前，我都是县城熟人家长眼中最羡慕的孩子，中考全县第一，我妈常常否认赞美，然而笑得红光满面。只有我自己知道，小学初中时过着多么单一重复如死水的生活。初二时开始有强迫症，最严重的时候，每天上课考试时脑海里都在担心学校水龙头的水没关上，越责怪自己分心、就越想分心，为什么自己不能像旁人一样全神投入竞争，强迫症忍不住想的东西换了好几轮。我没有告诉妈，告诉了爸，但爸并不在意。
高中时我预录到市里重点中学，第一次知道原来家乡是贫困县，原来县城教育在全市垫底。不想再过单一重复的生活，因此没有选高考重点班，而是去竞赛班。竞赛生每周要花两天学竞赛，周围的同学很多天赋异禀，每天玩玩闹闹打游戏，成绩也很好。我的数学物理很快就在班上垫底了，每次在公开成绩表从最下面找自己的名字。数理老师上课又天马行空，在小县城考全县第一的我看到不及格的数学分数，简直血淋淋。借来朋友的试卷改错，我72分，朋友144分（因为粗心错了第一道选择题），刚好是我的两倍。
爸妈自然天天在家里互相吵，再与我吵。
我本来就给自己很大压力了，在高中从早到晚满课的强度下每天熬夜到十二点，我还在强撑，我还在苦战。但回到家，我妈躺在床上瘫在被窝里，那神情是绝望，仿佛我已经无可救药。
父母来市里租房子，轮流来照顾我陪读。饭桌上我们都不说话，压抑，我打开爸的智能手机放音乐，透口气。
他们都后悔让我去了竞赛班，仿佛天塌下来，“当初你要是去县一中就好了”。可我虽然在高中被碾压，但总算见过更大的世界，见过生物多样性极其高的同学们。县城只放爱国电影的电影院也被火灾烧没了，图书馆凋敝得连像样的书都没有，书城卖的书不能拆封，县中的管理更是军事化。但在省重点高中，同学从家里带来天文望远镜带全班同学看月亮，讲物理题的时候顺带讨论宇宙有没有边界，讲伊利亚特、古希腊神话和天文学之间的关系。
但这些是抵不过分数的。
跟父母到亲戚家拜年，爸对亲戚说“自己教育失败了”，一脸沉重叹气，得到对方亲戚一点安慰。父母之间互相比较孩子的境况，一位初中同学考到省会武汉的重点中学，也是被碾压煎熬。父母之间表面上说自己的孩子更差更惨，暗自心里觉得还好自己孩子没有去大城市的学校。
那时我已经不管亲戚说什么了，心如冷灰。反正我只有自己。高中时最绝望的时候认识到最坚定的事实是，我只有自己。父母对我解决困境没有用，反而是负面压力，父母当然想让我成绩好，但是吵架无用，不如自己做题；朋友不可能时时刻刻安慰我，同学都有各自的大山在扛；老师也要倾斜精力在高考种子选手上。我只有自己。
我只是觉得在家，太容易跟我妈吵起来，心绪动荡，不如早些回学校专心学习。我最佩服同在生物组的一位同学，与父母吵过之后，仍能强忍情绪继续写题，我很难做到。
高二那年春节，我不记得和妈是具体怎么吵的。后来了解到心理学理论，记不起来更难办，过往经历已经刻入直觉，却解不开。
大年初八左右，我便提着箱子要从老家回市里学校，我说为了学习，我妈仍歇斯底里。我已经走到县城车站了，接到班主任电话，劝我不要跟家里闹，让我过完元宵节再回校。
等我回校学习后，我妈说：“你在学校好像学习效率确实高些哈。”
其实我没有犯罪，没有做坏事，没有贪玩，我尽了全力，只是没有让父母满意的结果。我的高中生活，对我来说是一次拼尽全力的挑战，我看了很多风景，做了很多探索。但对闭塞县城出身、没有家底的孩子来说，唯一能拼的就是考学，没有把分数转化为经济利益最大的结果，仿佛是一种罪过。陈奕迅在给女儿的歌里说“若你决定做最后一名，绝对允许”，令我鼻酸。
高三时，只有自己的我，唯一的慰藉的是校外报摊亭卖的杂志上的故事，那些远方真实存在着的人、跟我一样体验着“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人，课间捧着看得落泪。我给爸爸看我最喜欢的一本杂志，问怎么样，爸看两眼后扔到一旁：“一般。”
但我那时已经对“努力学习争取父母的满意”全然放弃。我小学初中那么乖，努力到自己都有强迫症了，在家里得到的只是像“投资成就基本满意”的木讷反应，他们想要的是一个金灿灿的全县第一的我，不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我。我至今后悔小学初中时投入太多时间精力到应试上。高中卷到头之后发现，卷是无限的，而我能力平平。但我只有自己，只能靠自己，只想做自己喜欢的。父母是无法理解我的，他们也没有想理解我。
9
疫情三年后，内地防疫政策放开，2023过年前，爸妈阳了。
我担心的是，我妈有基础病，高血压加心脏病。乡下很多老人也阳了，也隐隐担心，不回家过年，会不会错过一些老人的最后一面，留下遗恨。知道妈和家里老人没事后，就不太急。在香港张罗买药想寄回家，但快递寄不出去，爸妈也就算了。
从老家回香港已经半年，给父母打了第一通视频电话。原本就很少跟父母打视频电话，辞职之后怕问，更是躲避。
不见脸，不听声音，大多数时候都可以回避对父母的思考。在视频电话里见到妈罩在被窝里水肿的脸，见到爸沉稳宽厚的脸，能从他们脸上读出对我的依恋。
长大后发现，当我在精神上不需要父母的时候，父母在精神上需要“我需要他们”。我不会油然而生地从本能上思念父母，但我会出于责任感，每隔一两个星期想起：“我是不是应该想起他们了”“我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了”。
我知道，就像我对他们瞒住辞职一样，他们也会对我瞒住身体上的不舒服。回复越短，“没事”两字，越有隐忧。于是我对他们的关心，也变成我小时候不满妈那样，只关乎身体，无关乎精神：发烧了吗，还咳嗽吗，最近吃什么药，体检报告拍下来发我一下……
长大后明白，自己是父母的投资品，再怎么在心里论证“父/母爱是无私的”，都无法让自己信服。并对这种“声称是爱、实质是投资的”关系，自舔伤痕，心含苦泪。
再长大一些，在疫情中找工作时明白，被投资也需要资格。未成年时，不用写企划书就能被父母投资，是上天最不坏的安排。
我不知道等到来年我安顿下来后，要不要告诉父母实况，还是干脆一瞒到底。这终究是埋了一个雷。
我知道，万语千言，到那时也只能说一句，“怕你们担心”。但我更希望，在这句之外，我可以讲出这万语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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