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唯一的一次旅行 | 荐读
陈思呈是我的同乡师姐。很少有人能把我们成长的那座粤东小城里的人和事写得那么饱满。这篇回忆妈妈的文章，读来令人动容。
文 | 陈思呈
（一）
1981年的那个冬天发生了一件小事。五岁的我在那个冬天拥有一件新毛衣。这是一件属于春节的设备。那个年代，很多小孩都只有新年才有新衣。从它买回来之后我就开始盼望时光加速，春节早点到来。
有必要描述一下这件重要的毛衣。它粉红色，符合一个五岁小姑娘最正常和欠缺想象力的审美。它开襟，两边各用当时流行的针法编出一道麻花纽。与平时常见的童装毛衣略为不同的是，它有个外翻的方形领子，可以使这件毛衣的主人拥有一种超出年龄的庄重感。
毛衣是妈妈买的，有好几个晚上，妈妈打开衣柜拿别的衣服时，我央求妈妈把这毛衣也拿下来看一看。它柔软地停在我手上，像一朵粉红色的云朵，把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温馨起来，都变成一种淡淡的粉红色。我看了看又摸了摸，满心欢喜地把它放回原处。
大年初一那个早晨，我穿着新毛衣在家里巡演了一圈，由于想象中赋予自己的光彩，难免有几分轻骨头。我在台阶上跳上跳去，在天井里蹿来蹿去，终于，早餐还没有开始，已经弄脏了手。然后又去开水笼头洗手，然后，最后，就不可避地把新衣服的袖口打湿了一截。
是冬天，打湿了的毛衣穿着无疑非常难受，手腕一截又湿又冷。这一天还没开始，我还没来得及走出家门，让这件又新潮又高档的毛衣为我赢回些羡慕的眼光，难道就要把它褪下来？我小时候很没眼色，完全不知道当时大人在忙什么，也不管大年初一最忌哭闹。我被自己这件小事打垮，哭哭啼啼地纠缠着我爸，一定要他帮我把衣服袖子变干。
我爸正忙得一头烟，大年初一的上午，在我们老家，除了要煮一种极为复杂的早餐之外，还要祭拜各路祖先神灵，同时还要准备招呼前来拜年的亲戚客人。说不定除上面所说的这些，他还有别的烦恼事。总之，在这个最不应该哭闹的早上，我大哭大闹，在这个最不应该打小孩的早上，我爸痛打了我一顿。
那件毛衣在回忆里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我不再记得它的命运。只记得我妈和我爸大吵一架。一直以来，我妈维护起孩子来有一种母兽般的凶悍，那不是她第一次因为我而跟我爸吵架，也不是最后一次，但这一场架格外猛烈。
（二）
在这个本该歌舞升平的大年初一上午，我爸妈的战争迅速升级，妈妈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带着我出了门。
我们先是去了外婆家。我呆头呆脑地坐在外婆的床上吃东西，完全不知道我妈和我外婆在谈什么。没等我手里的东西吃完，我妈和我外婆也吵起来了。她们一边吵，妈妈一边把刚刚摊开的行李又收拾了起来。然后，她又一手拉着我，气呼呼地走出了外婆家。
即使我当时那么蠢傻，也能明白我们的处境：我妈没处去了。她能去的地方，除了自己家就是外婆家。那个年代不兴投奔闺蜜，再说即使有闺蜜，大过年的，我妈又还拖着一个五岁的我，去谁家显然都不合适。
我妈带我徘徊了一会儿。最后，她带着我来到一个招待所前面。我们办下了入住手续。
那个白天怎么过的我完全空白，理论上，作为新年的第一天，那天街上应该很热闹，鞭炮声此起彼伏，街上充满了暖色调。人们来来往往，嘴里说着吉利话。大喇叭响着，播放各种正能量的歌曲。整个世界应该是活色生香的，但我的回忆里，那个白天没有任何痕迹。
只记得晚上。很晚的时候，妈妈还拉着我走在街上，商铺都关门过年了，路上没什么摊子。走了很久，才看到前面有一处灯光融融，是一个水果摊。几个年轻人坐在灯光下，一边抽烟，一边打牌，一边说笑。
我说我想吃雪梨。
我妈满脸堆笑地走向水果摊，用她略带讨好的热情搭讪和问价。那几个年轻人吊儿郎当，不知是节日的原因，还是我们母女在这个节日之夜流落街头的情形，令他们格外起劲。其中的一个突然对我妈说了句什么，另外几个人爆发出一阵大笑。
以我当年的智商，自然不能理解他们说的是什么，只知道那是一句戏弄。我妈对他们的不友善很感错谔，她愣了一下，赶紧拉着我走了。
我知道她是落荒而逃。感觉到这些令我很难过。但我不懂得如何向我妈传达我心里的感受。不要说那个五岁的小孩，就是现在的我，都难以描述。我跟着我妈走在夜大街上，她把我背在背上。她因为买不成雪梨而惋惜，半是向我解释，半是安慰自己地说：“那几个人是神经病，我们也不稀罕买他们的东西。”
我伏在妈妈背上，闻得到她头发的香气，一种熟悉的、妈妈常用的洗发水的气味。后来，我就睡着了。
（三）
回忆在这里有点跳跃，不知道妈妈用了什么办法，总之后来，我和妈妈在招待所的房间里，两个人，吃起一大搪瓷缸的粿条。
粿条是我家乡特有的一种小吃，类似于广州的河粉。我妈对食物似乎一直有很高的热情，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她最重视的，是我的肚子，而当我回忆妈妈，也是记得很多与吃有关的事情。
在冬夜，那是一碗配置版本最高的粿条，它配置了肉丸、鱼丸、猪杂、香菜、油渣、蒜茸和芫荽，以及最为适当的温度，令这个本来颇感凄楚的夜晚，以及在这个搪瓷缸上热气腾腾上凑在一起的那两个脑袋，都增添了一份奇异的温暖。
多年以后想起这件事，我感到费解的一点是，事情是我惹出来的祸，但我记忆中妈妈为何对我没有一句责怪，甚至于，那几天的回忆尽是一种“现在只剩下我们了，我们要相依为命”的温馨感。在平时，妈妈并不是什么深明儿童心理的人，情商也不高，脾气也不好。现如今我自然也无法考证她当时的心理了。
夜里，江边的招待所很安静。招待所的窗是一块小小的方型，路灯的光线就是从那一小块方形中漏下来，让这个万家团圆的夜晚显得特别宁静。
还听得到江上传来的轮船的低鸣，来自轮船的胸腔，十分悠长低远，这一切都在加重这个夜晚的宁静。
我已经忘记最后我们是如何回到家里的。事实上，我爸和我妈之间类似的吵架，后来也发生过。但是一年后，我妹就出世了，我妹的出现，使我妈在这个家庭中夯得更实，就像一块桩，在地里被扎得更深。
直到她去世后，有一次姨妈闲聊说起来，说某年过年，我爸和我妈吵架，我妈带我离家出走。我爷爷奶奶很生气于她在这个万众团圆的日子还有意破坏了团圆，但为表示高风亮节，他们在饭桌上还是摆上了一付我妈的碗筷。我们都很为我爷爷奶奶的想象力折服，一边听一边笑，这件事，终于被描述成了闹剧。
（四）
事实上，我怀念那个夜晚。我对那个夜晚感情复杂。也许我潜意识深处，是希望我妈与我，能把离家出走，持续下去：相依为命，尘埃落定。
现在，我才看清楚她的愿望，她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可以与我，以及我妹——而不是我爸——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和我妹工作之后，她把全部的积蓄拿出来给我们买房子，那一套更换了几遍的房子寄托了她的全部人生希望。
回想起来，她的一生确实没有过过什么好的日子。之前的生活不必再提，2006年，我儿子出生，妈妈把一生剩余的全部爱，都爆发出来，她如痴如狂地爱这个婴儿。那本来可以是幸福的几年，但是妈妈的焦虑同时也平方性地扩大。
妈妈身体不好，我婆婆年老，也无法帮我们带孩子，我们长期雇请保姆。在小宝的婴儿时期，妈妈最担心的的两件事是，一，保姆在喂给小宝的奶粉里掺杂了安眠药。二，保姆把小宝拐卖走。每一天，小宝睡着了，妈妈担心，小宝睡不着，妈妈也担心。小宝兴奋时，妈妈担心，小宝安静时，妈妈也担心。但凡保姆带着小宝走出妈妈的视线，哪怕只有几分钟，她都可能崩溃。
有时候，小宝不明原因地哭个不停，我满头大汗，无法止住他的哭声。如果我爸在场，他必责问我，你是他妈妈，你怎么能说没办法？那时候我想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我本来就是无能的人，真不应该贸然生孩子。
其实我希望妈妈不要与我住在一起，我希望她轻松，快乐，只有她轻松，我才能轻松。但是妈妈从我这里离开后，还是偷偷打电话给我的保姆，询问我们母子相关的一切生活细节。她牵肠挂肚，无法放心。
我无法处理我妈的焦虑，更无法处理她的焦虑带给我的焦虑。我和她一样，我们是任由着各自的无力感所蹂躏，并彼此担心互相怨怼的两个人。
很多年来，我经常做的一个恶梦是，梦见我和我妈吵架。因为一些很小的事，不管我怎么说，怒吼着说，哭泣着说，挣扎着说，自残地说，从我口中说出的话，就像雨水滴落于荷叶，荷叶丝毫不为之所湿。我为这种沟通的阻塞而绝望，而我妈当然也在发怒。我们在激烈的对峙中，也在对彼此的爱中，互相耗尽了能量。
后来，我阅读到相关的心理学资料，有很多的心理医生告诉我，这不是爱，这是控制。或者说，这不是健康的爱。他们甚至鼓励我，要对这样的爱说不，要承认，我受到了伤害。
这些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我。但是，这些类似的表述也令我感到不适。我知道，这种伴随伤害的爱，互相折磨的爱，也许确实不能得到读者的好感。我也知道，按心理医生所说，令我痛苦的爱，是错的。爱应是快乐。但我正是在这痛苦中，看到了更深的激荡，我知道，这就是我在人世间，所能获得、所能付出，最深的感情。我知道它就是我所能体会的，人类的情感中最深的那个底部。
相比于这人类的胸腔里能产生的痛苦的深情，心理医生的说法，有一种照本宣科的隔岸观火。
也许，是我悟性不足，或是力量不够。总之，直到妈妈去世，她仍然无法摆脱焦虑对她以及对我的控制。
有一次我告诉妈妈，你再活几年就好了，我也许可以赚到很多钱。其实我是骗她的，哪有什么赚钱之说。成长原因，使我无法直接说出感情；我希望她能多活几年的原因仅仅是，我觉得，再给我几年时光，我会强大起来，我需要时间来与我以前所形成的心理痼疾作战。我希望在她的有生之年，我能强大到可以自救并且救她。我希望能罩住她。
但你很快能读到，我没有来得及。
（五）
妈妈得了癌症之后，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到一个以山清水秀空气优良而闻名世界的村庄——巴马——去住一段时间。
我知道她有这样的愿望。但是每当提及成行的可能性，妈妈就提到了现实上的不便利，比如说，要带的药很多，她晕车，而我们也不便请假，等等。于是这个愿望便一直被搁浅。其实妈妈拖着没有成行的原因，是因为不想给我们添麻烦，她一生都没有理直气壮地提出一个“为自己”的愿望。
直到妈妈病疴愈重，几乎连走路都非常艰难的时候，她反而强烈地提出，想到巴马去。
那个时候肯定来不及了。她已经病得连走路都喘，下楼都需要坐轮椅了。
我后来猜测，去空气清新的巴马，也许是我妈能想得出来的、求生的最后一招。可是，这太晚了。
其实她一生都想走到更远的地方去，但前些年，我们总觉得：总会有一天，也许有一天，将来有一天，必然有一天……，到了那时候，再说。
那一场我妈在健康的时候应该进行的旅行，从没有实现过。前面我写过，我知道，唯有来自于脐带两端的母女二人，唯有这么一份充满了互相折磨、争吵的情感，是我能在人世上感知和付出的最深的感情。但是就算如此，我对她，竟然也只能这样，一点惰性，一点软弱，就能让我放弃。
人们常说，人类的爱都是向下的，没有人会爱自己的母亲像爱自己的孩子。这是不是人性中悲哀的真相？
妈妈化疗的时候为了增强免疫力而开了一些补药，她总是问那个医生，这样的药，她那个“血气不足”的女儿是否适用，令医生啼笑皆非。最后病重时，妹妹给她买了台吸氧机，那台吸氧机令她有了两夜良好的睡眠，第三天她见到我，竟然提出让我也戴着这台吸氧机去睡觉。
我上大学时，有次妈妈来学校看我，我和她住在学校的旅馆里，挤在一张床上睡。那晚我突患上急性肠胃炎，手脚冰凉，上吐下泻。我妈雷厉风行地冲出去，给我买回来一堆药，当她发现我手脚冰冷，便毫不犹豫地把我的双脚抱在她怀里。当时我已经是一个大学生了，有点不好意思，便缩了缩脚，她怒吼我一句，我就不敢动了。然后，我就那样被她抱着睡着了。我想到这件往事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抱过我妈，即使她病得那么重，而我则只是肠胃炎。
（六）
是的，我没有带我妈去旅游过一次。
但她去了更远的地方，她离开地球了。
我们在一起的回忆，失去了时间的维度，小时候的事和后来的事打成一片，不分先后，混淆界线，在脑海中陆陆续续地时浮时沉。
于是，我就想到了五岁那一年的那次出走。阴差阳差，那就是我妈这辈子与我一起的，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唯一的一次旅行。
我猜测，那个新年我妈妈是什么心情，她知不知道这么一次旅行，是一种隐喻？会在三十几年后，越发清晰地被我放大了它的细节？怀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
那个很小很小的招待所，必定早已不知所终。在它有限的几个客房里，大概很少接待过离家出走的少妇，还带着一个懵懵懂懂的幼儿。她们在这座邮票大的城市里流浪了几个小时，然后她们把这场流浪偷偷修改了性质，变成一种犒赏。
我记得江边的夜晚是多么安静。风从走廊吹过，带来了江面上轮船的汽笛声，那么低回，辽远，像一声呜咽。天地间充满了巨大的宁静，我心里被不明所以的情感所鼓涨，仿佛轻轻一挤，就汁液淋漓。
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彻底的相依为命。
相依为命的意思是，其中的一个人死后，另一个人，也有一部分是死的。
在目睹、想象了我妈的苦痛之后，我曾经不确定，我的独活，是否可以理直气壮，是否可以顺理成章。在那么多的缺失、负疚、误会之后，我是否还有幸福的资格。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多么希望能与妈妈单独地相处一下。多么想和她，真正地到远方去一次。远离争吵，远离我们命运里的人际纷扰，以及俗规中的热闹。也许，在一种被世界抛弃的冷清中，我，便可以拿出我的心来向她描述，而她也不再像荷叶对待水珠那样，不，我们会像一盆水接纳另一盆水那样，我们能互相照见。
我现在常想象，我死了之后，是不是可以重新找到她，重新在一起。甚至我会想象到那个情景，她的样子和健康时一样，在天上居住的地方，看到我风尘仆仆地来了。
妈妈！我这么大叫。
她看到我，脸上那种惊喜、但又好像觉得我很傻那样的表情，我都可以想象。
人不可能再死一次，所以我们就不会再担心分离了。我对这场相逢有一定的信心，原因也在于人死了之后，就不可能再死一次。死去的人赢得了无穷。
时间终于失去了它的威胁。
我虚度的那部分世界
by 陈思呈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5-8-1
《我虚度的那部分世界》借回忆里的各种事物、心理事件，叙述出一个平凡脆弱的生命，所能感受到的爱、忧、痛、怕。当我探寻这些情感的底部，才能感受到自我真正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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