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特稿 | 朱理：美国专利法下的惩罚性赔偿——Halo案之后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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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朱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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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18879字，阅读约需36分钟）
2016年6月13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了Halo Electronics v. Pulse Electronics 和Stryker v. Zimmer两案（以下简称“Halo案”）的联合判决。[1]该联合判决废弃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关于美国专利法下对故意侵权给予惩罚性赔偿性所适用的Seagate检验标准。[2]在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从三个方面改变了Seagate标准：1.废除了Seagate标准中的客观轻率（objective recklessness）要件，将惩罚性赔偿的关注重心集中到特定案件中侵权人恶意行为的主观方面；2.将专利权人的侵权证明标准从“清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据”降低到广泛适用于侵权行为的“优势证据”标准；3.采纳了“滥用裁量权”的简单上诉审查标准，要求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地区法院的惩罚性赔偿裁决给予更大尊重。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新检验标准，专利权人获得惩罚性赔偿将比过去更为容易。
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引发了很多有趣的法律问题。这一新标准是否比先前的Seagate标准更为适当？是否存在更为恰当的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标准？新标准对专利诉讼和创新会带来何种影响？在决定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时应考虑哪些因素？是否需要改革完善专利法下的惩罚性赔偿规则？在新的检验标准下，为缓和原告寻求高额惩罚性赔偿的动机，是否有必要引入分割赔偿制度（split-recovery system）？本文将运用经济分析工具探讨上述问题。本文的主旨在于探索专利侵权案件中确定惩罚性赔偿的适当标准。
二、美国专利法下惩罚性赔偿的历史脉络
理解Halo案及其影响，有必要回顾美国专利法中的惩罚性赔偿的历史以及对其含义进行解释的后续判例法。
（一）惩罚性赔偿在美国专利法中的演进
1. 1793年专利法
美国国会于1790年制定了第一部专利法，三年后的1793年专利法首次引入了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3] 1793年专利法规定，“任何侵权人均应判处没收并赔偿专利权人一定金额，该金额至少应等于专利权人通常销售或者许可他人使用其发明所得的三倍”。[4]该规定即为美国专利法下三倍赔偿制度的起源。根据这一规定，只要认定侵权，三倍赔偿是强制性的，法院对此并无裁量权。
2. 1836年专利法及现行专利法
美国1836年专利法修改了1793年专利法关于专利侵权赔偿的规定。修改后的条文规定：“法院有权作出高于陪审团认定的原告所受实际损失数额的判决，但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不超过该实际损失数额的三倍。”[5]
与1793年专利法相比，1836年专利法改变了强制性三倍赔偿的规定，赋予了法院对惩罚性赔偿的裁量权。这一规定是现行美国专利法惩罚性赔偿的雏形，其实质内容依然存续于现行专利法中。
美国现行专利法规定了专利案件中所有可获得的救济，包括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该法第284条规定：“一旦认定原告胜诉，法院即应判予原告足以补偿其侵权损失的赔偿，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少于侵权人使用该发明应支付的合理许可费，连同法院确定的利润和成本。当赔偿数额非有陪审团裁决时，法院应对其进行评估。在任何情况下，法院均可将赔偿数额提高到该裁决或者评估数额的三倍。本条规定的提高的赔偿不适用于本法第154条(d)款规定的临时性权利。”[6]
（二）惩罚性赔偿标准在美国法院判例法中的演进
1. Seymour v. McCormick[7]
由于美国专利法对于判予惩罚性赔偿未规定任何明确标准或者条件，美国法院不得不竭力明确惩罚性赔偿标准。第一个对1836年专利法下裁量性三倍赔偿进行解释的判例是Seymour v. McCormick。最高法院在该案中作了如下阐释：惩罚性赔偿由将无知或者善意行为的被告与恣意或者恶意侵权的被告同等对待所产生的不正义引发。[8]该院进一步解释道，“当侵权损害是恣意或者恶意时，陪审团可以施加报复性或者惩戒性损害赔偿，目的并非补偿原告，而是惩罚被告。”[9]
2. Underwater Devices[10]
故意侵权的惩罚性赔偿原则在Seymour v. McCormick案后历经多次变化。在Underwater Devices v. Morrison-Knudsen案中，当时新设的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首次对此问题展示其权威。该案中，Morrison-Knudsen公司是一家工程建筑公司，该公司投标夏威夷桑德岛的水下管道工程项目。为此，Underwater Devices公司向Morrison-Knudsen公司发出要约，欲以20万美元的价格许可该公司使用其两件专利铺设水下管道。Morrison-Knudsen公司根据内部法律顾问出具的仅有8句话的咨询意见书拒绝了该要约。该咨询意见书认为，Underwater Devices公司欲以许可的专利应属无效，建议除非Underwater Devices公司提起诉讼，否则应拒绝进一步协商专利许可费。[11] Underwater Devices公司撤回其要约，起诉Morrison-Knudsen 公司专利侵权。地区法院认定Morrison-Knudsen 公司故意侵犯专利权并判决三倍赔偿。[12]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该判决，并认定：“如果潜在侵权人实际知晓他人专利权，他负有实施合理注意的积极义务以确定其是否构成侵权。这一积极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在实施任何可能的侵权行为之前，向法律顾问寻求并获得称职的法律意见。”[13]
Underwater Devices规则对惩罚性赔偿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该规则开启了以收到通知函外加疏于充分调查为基础的惩罚性赔偿大门。该规则以他人的专利权通知为依据，向被控侵权人强加了合理注意的积极性义务。这一合理注意的积极义务要求潜在侵权人从法律顾问处获得咨询意见函。[14]为满足这一积极性义务，咨询意见通常需要说明可能被侵犯的专利权的有效性及被控侵权人的行为是否侵犯了他人专利权。[15]这一积极性义务的效果是将证明责任转移到了被控侵权人。也就是说，被控侵权人必须获得咨询意见并且证明他并非故意侵犯诉争专利权。未予满足此项积极义务将导致对被控侵权人的不利推定。即使被控侵权人主张以“律师——客户”代理关系作为未予提交咨询意见书的抗辩事由，法院也会允许推定被控侵权人没有获得咨询意见或者咨询意见实质上不利于被控侵权人。[16]因此，任何人一旦知晓他人专利权，从法律顾问处获得咨询意见就至关重要。显然，这种不利推定原则增强了被控侵权人提交咨询意见的压力。[17] Underwater Devices案之后，为避免惩罚性赔偿，被控侵权人严重依赖独立法律顾问关于其产品或者方法是否侵犯既有专利权以及是否有适当理由相信被指控侵犯的专利权应属无效的咨询意见。
3. Knorr-Bremse[18]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识到了上述不利推定所产生的不公正效果。
在Knorr-Bremse v. Dana案中的全席审判中，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Underwater Devices规则。该院在该案中认可了律师客户代理关系特权的重要性，并解释说，在其他任何法律领域，法院未曾通过否定律师客户关系特权进行不利推定。[19]该院进一步说明，专利法与其他法律领域并无不同，没有理由在专利领域对律师客户代理关系进行差异性操作。[20]律师客户代理关系的核心重要性必然要求被告自由主张代理关系特权并免受不利推定所造就的负面影响。因此，虽然Knorr-Bremse案之后积极性注意义务仍然存在，但是法院已经不再在一方当事人未寻求或者未选择披露咨询意见书时对其作出不利推定。不过，Knorr-Bremse 案并未完全消除被控侵权人的困境：获取并披露咨询意见，因而放弃律师客户代理关系特权，依然是被控侵权人证明其履行积极性注意义务的最好方式之一。[21]
4. In re Seagate[22]
面对这一依然存在的困境以及来自于学术和专利实务界的批评，巡回上诉法院在In re Seagate Tech., LLC案中作出了又一全席判决。该案中，Seagate试图依据来自外部法律顾问的三份意见书来抵御恶意侵权指控，并提交了有关该意见的法律顾问工作成果。巡回上诉法院在裁决中一致同意推翻Underwater Devices案的积极性合理注意义务。在回顾了故意侵权的历史之后，该院承认Underwater Devices案的积极性合理注意义务“对故意侵权设定了更加类似过失侵权的过低门槛”。[23]该院还认为，这一积极性合理注意义务及与之相应的反向证明责任与故意侵权的一般理解及最高法院的新近判例不相协调。[24]
在此基础上，巡回上诉法院宣告了证成故意侵权和惩罚性赔偿的两要件检验标准。首先，“为证成故意侵权，专利权人必须以清晰和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侵权人不顾其行为具有侵犯一项有效专利权的客观高度可能性而轻率行事。被控侵权人的主观状态与这一客观性的调查无关。”[25]这一客观要件应根据“侵权过程中生成的记录来决定”[26]其次，在证明客观轻率（objective recklessness）之后，专利权人必须以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这一客观定义的风险是被控侵权人已知的，或者是如此显然以致其应当知道。”[27]进而，法院在Seagate案中创设了惩罚性赔偿上诉审查的三分标准：对于第一要件，即客观轻率，适用重新审查标准进行审查；对于第二要件，即主观轻率，适用实质证据标准进行审查；对于最终是否应该判予惩罚性赔偿，适用滥用裁量权标准进行审查。[28]
Seagate案从多个方面实质性改变了故意侵权法律规则。第一，Underwater Devices 案所强加的积极性合理注意义务被废除了。这一义务的废除带来了两个必然结果。一是证明故意侵权的责任重新转移给专利权人，即使被控侵权人采取行为之前已经知晓专利。 Seagate案之后，确定无疑由专利权人承担证明故意侵权的责任。[29]二是被控侵权人必须提交法律咨询意见的强制要求被取消了。[30]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咨询意见与故意侵权不再有关联性。在特定情况下，被控侵权人关于侵权及专利有效性的法律意见可以防止其行为被认定为轻率或者帮助其免除惩罚性赔偿责任。[31]
第二，Seagate案为故意侵权和惩罚性赔偿新增了客观轻率要件并创设了两步检验标准。根据这一新标准，构成故意侵权必须同时满足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法院只有在两个要件满足之后才能行使裁量权以决定是否判予惩罚性赔偿。[32]新增的客观要件引发了一定争议。后续的判例表明，在侵权诉讼过程中，如果被控侵权人“对于专利有效性及侵权与否提出了实质性疑问”，则不会认定构成客观轻率。[33]也即，有关质疑专利有效性或者侵权的合理抗辩事由能够否定客观轻率，即使被告在行为当时并不知晓其后来主张的抗辩事由或者该抗辩事由最终并不成立，亦不影响对客观轻率的否定。[34]例如，在Butamax Advanced Biofuels LLC v. Gevo, Inc.案中，[35]地区法院针对Gevo公司的动议作出了不构成故意侵权的简易判决，其事实根据在于Gevo 公司所谓的专利无效和不侵权主张是“可信赖的和合理的论点，得到了专家意见的支持”。[36]
第三，为了限制赔偿性赔偿，巡回上诉法院将故意侵权的证明标准提高到“清晰而有说服力”的标准。有评论认为，Seagate案对故意侵权设定的证明标准高得令人震惊。[37]
Seagate案之后，许多观察家预测上述变化使得专利权人获得惩罚性赔偿比较困难。[38]例如，已有证据表明，Seagate和Knorr-Bremse两案使得故意侵权的认定比例相较此前降低了26个百分点。[39]
三、Halo案的新标准：规则变化简析
（一）Halo案背景简介
正是在前述背景下，美国最高法院去年抓住了审查Seagate标准的机会。在Halo Electronics, Inc.,v. Pulse Electronics, Inc.和Stryker Corpration v.Zimmer, Inc.案中，[40]两个案件的请求方申请最高法院对Seagate标准是否符合美国专利法第284条进行审查。在前一案件中，电子器件供应商Halo公司以侵犯其有关表面贴装电子组件的三件专利为由起诉Pulse公司。由于Pulse公司的一个工程师断定Halo公司的专利应属无效，Pulse公司继续售卖其被指控侵权产品。[41]该案陪审团认定Pulse公司侵犯Halo公司的专利权，且具有故意侵权的高度可能性。不过，由于Pulse公司的抗辩并非客观上毫无依据，地区法院并未判予惩罚性赔偿。另言之，Halo公司未能证明被告构成Seagate标准下的客观轻率。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这一判决。在后一案件中，Stryker公司起诉Zimmer公司侵犯其有关脉冲冲洗装置医疗设备的专利权，该设备用于在整形医疗的特定医学程序中提供加压冲洗。Stryker公司赢得了陪审团作出的Zimmer公司构成故意侵权的裁决。地区法院认定Zimmer公司“几乎就是指导其设计团队抄袭Stryker公司的产品”，然后“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竞争策略，马不停蹄、咄咄逼人地进入脉冲冲洗市场”，同时选择将“对法律后果的担忧置之事后”， [42]在此基础上判决了7610万的补偿性赔偿和1亿5220万的惩罚性赔偿。上诉审过程中，巡回上诉法院撤销了惩罚性赔偿判决，理由在于Zimmer在案件审理中提出了合理的抗辩主张，Stryker未能满足 Seagate检验标准中的客观检验标准。
最高法院撤销了两案的原审判决并发回重申。下面简要归纳这一联合判决的主要内容。
（二）关于美国专利法第284条的解释
最高法院首次对第284条下法院的惩罚性赔偿裁量权作出了解释。该院认为，惩罚性赔偿不应“在普通的侵权案件中作出”，“相反，应该作为对极端侵权行为的惩罚和报复而设计”。[43]地区法院拥有是否给予惩罚性赔偿以及具体赔偿数额的裁量权。[44]最高法院认为，尽管巡回上诉法院的Seagate标准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这一标准过度僵化，无法容忍地妨碍了法律赋予地区法院的裁量权，并且可能具有使得最恶劣的专利侵权行为人免受惩罚性赔偿的效果。[45]
（三）废除Seagate标准的客观轻率要件
最高法院仔细审查了Seagate的两步检验标准，毫不犹豫地废除了其中的客观轻率要件。最高法院担心，“客观轻率要件使得最应受惩罚的违法者逃脱惩罚”。[46]该院表示，“在故意侵权的场合，我们不清楚为何独立证明客观轻率应该成为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条件”。[47]在援引其新近的Octane Fitness案裁判规则之后，[48]该院重申，“一个能够呈现主观恶意的案件本身足以使其从原始案件矿中分离出来并确保获得赔偿”，[49]“惩罚性赔偿的判处不应考虑侵权行为是否客观轻率”。[50]法院特别批评了由Seagate案发展出来的合理抗辩：“这一抗辩的存在使得侵权人免受惩罚性赔偿，即使其行为并不以该抗辩为基础甚至根本对该抗辩一无所知。根据这一标准，即使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其侵权行为是可以辩护的，某些侵权人也能够仅仅凭借其法律顾问的智谋而逃脱第284条规定的任何惩罚。[51]
对于客观条件，最高法院申明，可罚性应当根据行为人在被控行为时的认知状态来衡量，而不是根据被告在行为当时不知道也没有理由知道的事实来决定。[52]
（四）降低证明标准
延续Octane Fitness案的法律逻辑，最高法院否定了Seagate标准中关于惩罚性赔偿应该根据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证据予以证明的要求。该院认为，Seagate标准不符合第284条的规定，因为其要求以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轻率”。而且，法院注意到，“没有任何过往实践支持这一提高的标准”，“专利侵权诉讼向来由优势证明标准支配”。[53]
（五）废弃三分框架式上诉审查标准
同样沿用Octane Fitness案的逻辑，最高法院取消了Seagate案的三分框架式上诉审查标准。因而，主观轻率以及应否判处惩罚性赔偿的最终裁决均应根据滥用裁量权标准予以审查。[54]
下述图表显示了Halo标准相对于Seagate标准的主要变化：
Seagate 标准 | Halo标准 | |
客观要件 | 客观轻率 | 废除客观轻率 |
主观要件 | 被控侵权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其行为构成侵权 | 被控侵权人主观故意或者明知均可能使其被判处惩罚性赔偿 |
证明标准 | 清晰而有说服力 | 优势证据 |
上诉审查标准 | 针对不同对象分别适用三种不同标准 | 统一适用滥用裁量权标准 |
四、Halo案的影响：利弊分析
Halo案的新规则将对法院判处惩罚性赔偿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废除客观轻率要件将实质性提高惩罚性赔偿的支持比例，进而导致更高的有意无视（intentionalignorance）风险；二是降低证明标准将极大提高被告的法律成本，并进一步强化恐吓效应；三是惩罚性赔偿标准更加不确定，进而导致更高的法律错误成本。
（一）惩罚性赔偿支持比率的提高与有意无视效应
1.客观轻率要件的废除与惩罚性赔偿支持比率的提高
Seagate案的客观轻率要件实质性地限制了判处惩罚性赔偿的范围。由客观轻率要件发展而来的合理抗辩通过质疑专利有效性及侵权，进一步为被控侵权人提供保护，使其免除惩罚性赔偿，这一抗辩可以建立在侵权人行为当时并不知晓的要素基础上。即使对诉争专利有效性和侵权的质疑最终失败，这种合理抗辩仍可以否定客观轻率要件。[55] Halo废弃了客观轻率要件，建立起单独的主观轻率要件足以保证判处惩罚性赔偿的新标准。客观轻率要件的废除显然使得被控侵权人逃脱故意侵权更为困难，并将显著提高惩罚性赔偿的判处比率。基于西曼所做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合理预测，Halo案之后判处惩罚性赔偿的案件比率将比此前大约提高11个百分点。[56]
2. 主观轻率要件与有意无视效应
根据Halo案的新标准，主观轻率要件本身足以保证判处惩罚性赔偿。主观轻率成为认定故意侵权和惩罚性赔偿的最关键要素。在美国法上，轻率（recklessness）被界定为“这样一种行为，行为人并不追求损害后果的发生，但能够预见到损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并有意冒险”，或者被界定为“行为人对其行为后果毫不在意的主观状态”。[57]通常，主观轻率由行为人采取被控行为时的主观认知所决定。因此，侵权人知晓专利这一事实即可满足主观轻率要件，并将侵权人置于故意侵权和惩罚性赔偿的危险之中。“任何时候，任何个人或者公司获知与其产品相关的一项专利，该公司就会陷入麻烦。”[58]
为避免被认定故意侵权并承担三倍赔偿责任，生产商和研发人员就会产生尽量不去阅读或者获知与其产品或者方法类似的任何专利文献的强烈动机。“他们认为，你的所知无疑将伤害你，因此通常来说最好别去知道。”[59]这种现象被称为“有意无视”。[60]多个观察者注意到，有公司或者律师告诫工程师在开展其研究之前不要去阅读专利文献，以免他们对该专利的认知会导致故意侵权，从而对公司不利。[61]有些观察者还发现，许多工程师从来不把了解专利放在首要位置。[62]当他们的研究将造就一项发明时，他们的专利律师在寻求自己的专利保护之前从来不检索现有技术；当他们将自己的产品投放市场时，在投放市场之前不会进行专利研究，仅仅是坐等是否有专利权人主张该新产品侵犯了其专利权。[63]
显然，客观轻率要件的废除以及主观轻率要件重要性的提高将加重这种有意无视效应。面对被认定故意侵权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更高风险，公司将有更强的动机在被诉侵权之前忽视专利文献。这一效应会损及专利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促进技术信息的传播。法院早已多次申明过这一思想，“专利权的授予以该发明向公众公开为交换条件。”[64]实际上，专利法中许多基础规则的设计均以实现促进信息传播、确保专利人向公众公开其发明以及公众从该种公开中获益作为目标。与之有关的最重要的规则就是关于说明书的规则，要求每个专利权人以完整、清楚、简明和准确的语言描述其发明，使得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够实施和利用该发明。[65]如果公众为免于故意侵权而避开专利文献信息，专利制度的公开目标就会受挫。[66]因此，这种加重的有意无视效应可能对信息传播造成负面影响并对合法模仿及基于模仿的改进形成妨碍。
美国最高法院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在Halo案中，该院提及，被请求人担心，无限制的三倍赔偿裁量权将妨碍创新，因为公司会尽可能避免介入任何专利权。[67]但是，最高法院相信这种现象不会发生，却对此未给出进一步的理由。
（二）证明标准的降低、法律成本的提高与恐吓效应
1.证明标准的降低与惩罚性赔偿的更高可能性
Halo案将惩罚性赔偿的证明标准从清晰而有说服力的标准降低到优势证据标准。事实上，即使在清晰而有说服力的标准下，证明被告知晓在先专利权的门槛已经非常之低。证明被告获知专利以及从官方公报中看到附图，收到停止行为通知函或者专利许可要约，拥有对特定产品市场的广泛知识，对竞争对手与之竞争的产品的过分关注等，均足以证明被告知晓原告专利，并将被告置于故意侵权或者惩罚性赔偿的危险境地。[68]被降低的证明标准将进一步降低证明门槛。
这将产生两个效果。一个是可能引发专利权人发出欺骗性通知函或者滥发通知函。[69]另一个明显效果提高了专利权人证明故意侵权和获得惩罚性赔偿的可能。这一效果还会因客观轻率要件的废除进一步放大。受这两股力量的同向推动，故意侵权和惩罚性赔偿的胜诉率将提升超过11个百分点。[70]
2. 法律成本的提高、滥诉的增加与恐吓效应
随着原告获得赔偿性赔偿的证明标准的降低，被告将有更大的压力去提交证据以对抗原告诉请。对于被告而言，对抗惩罚性赔偿诉请的最有效方法是法律顾问咨询意见。Halo案之后，法律顾问的咨询意见函将更加重要，潜在被告将不得不获取价格昂贵的咨询意见函。这将提高被告的法律成本，尤其是在专利权人滥发通知函的情况下。根据《美国知识产权法律协会2015经济调查》，自2004年至2014年，仅涉及专利权效力的咨询意见的中位价格约为每件专利1万至1.3万美元；仅涉及专利侵权的咨询意见的中位价格约为每件专利1万美元；同时涉及专利有效性和侵权的咨询意见的中位价格约为每件专利1.5万至2万美元。[71]一位曾为柯达公司提供咨询的顶尖专利专家讲述了他的故事：在推出商业产品之前，他花了7年时间审查专利，花了3年时间审查柯达公司正在开发的方法的50个实施例，以确保其不会侵犯既有专利权。尽管他付出了67个法律意见的艰巨劳动，柯达公司最终还是被认定侵犯了来自7项不同专利的20项权利要求。[72]
降低的证明标准、滥发的侵权警告函和被告成本的增加预示了滥诉的可能。一般认为，原告在如下条件下会选择起诉：
Pp × V– Cp > 0
这里的Pp代表原告的胜诉概率；V代表诉讼的预期价值；Cp代表原告的诉讼成本。[73]显然，如果原告预期其诉讼所得超过其在诉讼中的预期花费，他会选择起诉。Halo案降低了证明标准，因而提升了原告胜诉的可能性。诉讼的预期价值因之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将激励原告提起诉讼。
被告在诉讼中的愿意支付的最高赔偿额是P×V + CD，其中CD代表被告的诉讼成本。Halo案后，诉讼的预期价值因原告胜诉概率的增加而提高。被告的诉讼成本也将因昂贵的咨询意见而提高。被告在诉讼中的愿意支付的最高赔偿额也将因之提高，这意味着被告将比此前损失更多。
这将激励原告发起更多的无谓诉讼，以威胁被告进行和解并借此渔利。
专利侵权诉讼的法律成本在美国已经非常之高。根据本森和穆勒的研究，经历审判程序、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到250万美元之间的专利诉讼的平均花费为210万美元；经历证据开示程序的同等诉讼的平均花费为120万美元；经历审判程序、诉讼标的额超过250万美元的专利诉讼的平均花费为414万美元；经历证据开示程序的同等诉讼的平均花费为259万美元。此处的所有数额均以1992年的美元价值计价。[74]我们应该注意到，专利故意侵权的原被告之间可能存在成本不对称问题。为了反驳故意侵权和惩罚性赔偿，被告通常不得不提交更多证据，比原告花费更多的诉讼成本。这将使得原告的滥诉威胁更加可信，并进一步放大了恐吓效应。
（三）地区法院裁量权、法律不确定性与错误成本
Halo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强调了地区法院在判予惩罚性赔偿方面的裁量权，并批评Seagate标准不当限制了地区法院行使裁量权的能力。因此，该院废除了Seagate案的上诉审查三分标准框架，对惩罚性赔偿统一适用滥用裁量权的上诉审查标准。不过，该院并未进一步阐述如何在具体案件中行使裁量权。相反，面对地区法院可能过分轻易作出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担心，美国最高法院相信，历经近两个世纪发展而来的良好法律原则能够导引裁量权的行使。此外，法院还降低了惩罚性赔偿的证明标准。[75]所有这些变化使得判处惩罚性赔偿的标准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更为不确定的法律标准，加之更多的专利侵权无谓诉讼，将进一步提高法律的错误成本。一是更多的专利侵权无谓诉讼会导致更多的假阳性案件（第一类型错误）。二是惩罚性赔偿的更低证明标准和法律标准的不确定性会扩大法律错误的分布。这将同时导致更多的假阳性和假阴性错误案件（第二类型错误）。[76]从社会的角度来看，Halo标准将导致更大的法律错误成本。
五、Halo之后路在何方
概言之，Halo案使得专利权人获得惩罚性赔偿更为容易，同时也会导致更大的社会成本。在保护专利权和维护技术创新之间的冲突中，Halo标准更加偏向于专利权人的利益，未能审慎地维持两种冲突利益之间的平衡。为有效维护这一平衡，或许可以考虑如下措施。
（一）重新考虑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恰当标准
通常认为，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在于惩罚被告的恶劣违法行为，威慑被告及他人将来不再实施类似行为。[77]为实现适当威慑的目标，如果被告确定无疑将对其应负责的行为承担责任，则最优赔偿数额（包括补偿性和惩罚性赔偿）应该大致等于侵权人行为造成的损失。其理由在于，如果赔偿数额等于损失，则潜在侵权人在理论上将具有从社会角度来看采取预防措施的适当动力，同时具有从社会角度来看实施风险行为的适当动力。如果侵权人的损害赔偿数额低于其造成的损失，则会发生威慑不足。相反，如果侵权人的损害赔偿数额高于其造成的损失，侵权人将被迫采取过度预防措施，产品价格将会不适当地提高，虽有一定风险但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可能会受到不当阻碍。当侵权人有机会逃脱责任时，其应承担的恰当损害赔偿总额应等于其造成的损害乘以其被认定承担责任的概率的倒数。[78]
利用这一理论，布莱尔和考特将上述思想形成如下公式：[79]假定某人侵犯了他人专利权，侵权人因此提高的利润数额以π表示；设定发现侵权行为的概率为P，而侵权行为未被发现的概率为1-P；设定侵权惩罚数额为F，则侵权行为的预期回报（以E[R]表示）可以表示为：
E[R] = P (π - F) + (1- P) π；
故此，我们可以得到：
E[R] = P π -PF + π- P π=π- PF
由此很容易知道，如果被控侵权人因侵权所得的利润少于其不侵权的利润，则其将被成功阻吓。因此，我们得到如下公式：
π - PF < 0，即F > π/P
这就意味着，为了实现对专利侵权的最佳威慑，我们在确定惩罚性赔偿时应该至少考虑三个因素：准确评估侵权所得；根据个案准确确定乘数（即认定承担责任的概率的倒数）；潜在侵权人可能是风险厌恶型主体。[80]
虽然Halo案并未阐明在确定惩罚性赔偿时应考虑哪些因素，但是巡回上诉法院事实上已有判例指引地区法院行使裁量权以决定是否判处惩罚性赔偿以及具体赔偿数额。[81]根据这些判例，地区法院在作出裁决时需要考虑如下9个因素： (1) 侵权人是否故意抄袭他人的思想或者设计；(2) 当知晓他人的专利保护时，侵权人是否调查过该专利的保护范围并善意相信该专利应属无效或者未被侵犯；(3)侵权人作为诉讼一方的行为表现；(4) 被告的规模及财务状况；(5)案件的角力程度；(6)被告行为的持续期间；(7) 被告采取的补救措施；(8)被告的损害动机；以及 (9) 被告是否试图掩盖其不法行为。[82]
从惩罚性赔偿的经济理论来看，上诉因素大多与确定惩罚性赔偿并无关联。或许只有三个因素与惩罚性赔偿具有隐含关联性。因素（4）和因素（6）可能与被告因侵权所获利益有关；因素（9）则可能影响被告逃脱赔偿责任的概率。法院应该根据经济分析理论重新考虑判予惩罚性赔偿时应该考虑的因素。
（二）区别对待特定类型的案件
根据惩罚性赔偿的经济理论，被告的利润、其逃脱赔偿责任的概率及其风险厌恶的行为偏好等是决定是否以及给予多少惩罚性赔偿的重要因素。[83]这些因素可能因个案情况而发生变化。如果我们能够从差异化的案件类型中识别出这些因素，将对惩罚性赔偿的确定有所助益。
从专利权人的角度来看，一些类型的专利侵权看上去可能比其他类型更容易逃脱追究。[84]布莱尔和卡特指出，侵犯方法专利权可能不会向外界释放任何信号；即使该方法用于制造某些商业产品，确定这些产品如何制造出来也是很困难的或者根本不可能。[85]另一种侵权类型是涉及中间产品的专利，该中间产品被置入最终产品当中并改变了其外形或者性质，导致其难以被发现。被告逃脱侵权责任的概率可能还与专利侵权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或者专利许可方式有关。如果专利侵权产品不在公开市场上销售，而是通过一对一协商式的竞标方式销售，则同样难以被察觉。对于上述专利纠纷，法院应该比其他类型专利纠纷更倾向于作出惩罚性赔偿。
（三）引入分割赔偿制度
Halo标准将显著提高惩罚性赔偿概率，降低证明责任，提高被告的法律成本。显而易见的是，这可能导致Halo案之后出现更多无谓诉讼，增强恐吓效应。诉讼数量越多，当事人承受的诉讼成本越高，整个社会付出的成本就越大。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判处惩罚性赔偿来激励诉讼是不可取的。[86]分割赔偿制度可能是缓解这一效应的有用工具。根据分割赔偿制度，原告只能获得被告支付的惩罚性赔偿的一部分，剩余部分将归属公共机构。这一制度削弱了原告发动无谓诉讼的动机，同时又不会减弱侵权威慑，因为被告应支付的赔偿数额并未改变。
目前，美国有13个州已经制定了分割赔偿制度，其中8个至今具有法律效力。[87]由于Halo案对于法律成本的负面影响，引入分割赔偿制度将是有益的。
六、结论——兼及对我国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启示
专利法体现了保护专利权和维护技术创新利益的微妙平衡。通过废除客观轻率要件、降低证明标准和提高社会法律成本，Halo案似乎并未实现这一平衡。Halo 案昭示着惩罚性赔偿大门洞开。从经济分析的角度而言，重新考虑行使裁量权的适当标准、区别对待特定类型专利侵权案件、引入分割赔偿制度，将有助于缓解Halo案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国现行商标法已经引入了恶意侵犯商标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88]如无意外，正在酝酿中的专利法修正案也将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89]针对Halo案的上述分析对于我国知识产权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亦不乏启示。第一，必须认识到，惩罚性赔偿并非越高越好。过高的惩罚性赔偿可能会引发滥诉，造成对社会有益的生产和研发行为的过度威慑。这一点值得我们警惕。第二，还应注意到，惩罚性赔偿的决定性因素是被控侵权人逃脱侵权责任的概率。这个概率越高，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就相应越高。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惩罚性赔偿数额（含补偿性赔偿）=侵权所得/（1-逃脱侵权责任的概率）。应该根据不同侵权类型和个案具体情形，确定侵权人逃脱侵权责任的概率，进而确定适当的惩罚性赔偿数额。侵权人的主观恶意与惩罚性赔偿并无太多关联性。第三，惩罚性赔偿对不同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作用机制可能所有差异。相比专利侵权而言，商标侵权和版权侵权行为更容易为权利人所察觉，除假冒商标和盗版行为外，商标和版权侵权人逃脱侵权责任的概率相对较低。因此，在商标侵权和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对于假冒商标和盗版行为应更多考虑惩罚性赔偿。对于专利侵权行为，则应根据个案情况慎重处理，避免过度的惩罚性赔偿引致影响科技信息传播和创新的寒蝉效应。
本文原载《中国专利与商标》2017年第1期。
注 释：
[1] HaloElectronics, Inc. v. PulseElectronics, Inc., Et Al. and StrykerCorporation, Et Al. v. Zimmer,Inc., Et Al. 579 U. S. ____ (2016).
[2] In re SeagateTechnology, LLC, 497 F. 3d 1360 (2007).
[3] Patent Act of 1793,ch. 11, 1 Stat. 318 ; Patent Act of 1790, ch. 7, 1 Stat. 109.
[4] Patent Act of 1793,ch. 5, 1 Stat. 322 .
[5] Patent Act of 1836,ch. 357, 5 Stat. 123.
[6] 35 U.S. § 284 (2013).
[7] 16 How. 480 (1854).
[8]Id.at 488-489.
[9] Id. at 489.
[10] 717 F.2d 1380 (Fed.Cir. 1983)
[11] Id. at 1385.
[12] Id. at 1386.
[13] Underwater Devices v. Morrison-Knudsen, 717 F.2d 1380, at 1389-90.
[14] Id. at 1390.
[15] Id.
[16] Kloster SpeedsteelAB v. Crucible, Inc.,793 F.2d 1565, 1580.
[17] Justin P. Huddleson, Objectively Reckless: A Semi-EmpiricalEvaluation of In re Seagate, 15 B.U. J. SCI. & TECH. L. 102,110 (2009).
[18] Knorr-Bremse Systeme Fuer Nutzfahrzeuge GmbH v. Dana Corp., 383F.3d 1337 (Fed. Cir. 2004)
[19] Id. at1344-45.
[20] Id. at1344-45.
[21] See Christopher B. Seaman,Willful Patent Infringement and Enhanced Damages After In Re Seagate: AnEmpirical Study, 97 IOWA L. REV. 417, 428 (2012). See also Christopher Ryan Lanks, Note, InRe Seagate: Effect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Willful Patent Infringement, 111 W.VA. L. REV. 607, 616 (2009).
[22] In re Seagate Tech., LLC, 497 F.3d 1360(Fed. Cir. 2007) (en banc), cert. denied, 552 U.S. 1230 (2008).
[23] Id. at 1371.
[24] Id.
[25] Id. at 1371.
[26] Id.
[27] Id.
[28] Id. at 1374.
[29] Kellogg v. Nike, Inc., 592 F. Supp. 2d 1166, 1171 (D. Neb. 2008).
[30] In re Seagate Tech., LLC, 497 F.3d 1360, 1371(“Because we abandon the affirmative duty of due care, we
alsoreemphasize that there is no affirmative obligation to obtain opinion ofcounsel.”).
[31] Id. at 1374.
[32]Id,at 1371.
[33] Bard PeripheralVascular, Inc. v. W. L. Gore & Assoc., Inc., 776 F. 3d 837, 844(CA Fed. 2015).
[34] See In re Seagate Tech., LLC, 497 F.3d 1360, 1371.See also Spine Solutions, Inc. v. Medtronic Sofamor Danek USA, Inc.,620 F. 3d 1305, 1319 (CA Fed. 2010).
[35] Butamax AdvancedBiofuels LLC v. Gevo, Inc. Nos.12-1036-SLR; 12-1200-SLR; 12-1300-SLR (D. Del. Aug. 3, 2015).
[36] Id.
[37] See Patent Hawk, Waiving Under Willfulness, PATENTPROSPECTOR, http://www.patenthawk.com/blog/2007/08/waiving_under_willfulness_1.html.
[38] See Monte Cooper& Don Daybell, In re Seagate Revises Patent Law on Willfulness, http://www.orrick.com/
publications/item.asp?action=article&articleID=1246.
[39] See Christopher B. Seaman, Willful PatentInfringement and Enhanced Damages After In Re Seagate: An EmpiricalStudy, 97 IOWA L. REV. 417, 444 (2012). 该研究给出了如下列表以证明上述结论:
Knorr-Bremse之前 (1983–1999) | Knorr-Bremse之后， Seagate之前 (2004.9–2007.8) | Seagate之后 (2007.8–2010) | |
故意侵权认定比例 | 63.8% (547件中认定349件) | 48.2% (137件中认定66件) | 37.2% （172件中认定64件) |
[40] Halo Electronics, Inc. v. PulseElectronics, Inc., Et Al. and StrykerCorporation, Et Al. v. Zimmer,Inc., Et Al. 579 U. S. ____ (2016).
[41] 769 F. 3d 1371,1374–1375 (CA Fed. 2014).
[42] App. to Pet. forCert. in No. 14–1520, at 77a.
[43] Halo Electronics, Inc. v. PulseElectronics, Inc., Et Al. and StrykerCorporation, Et Al. v. Zimmer,Inc., Et Al. 579 U. S. ____ (2016).
[44] Id.
[45] Id.
[46] Id.
[47] Id.
[48] Octane Fitness LLC v. ICON Health & Fitness Inc., 134 S. Ct.1749 (2014); Highmark Inc. v. AllcareHealth Mgmt. Sys. Inc., 134 S. Ct. 1744 (2014).
[49] Id.
[50] Id.
[51] Halo Electronics, Inc. v. PulseElectronics, Inc., Et Al. and StrykerCorporation, Et Al. v. Zimmer,Inc., Et Al. 579 U. S. ____ (2016).
[52] Id.
[53] Id.
[54] Id.
[55] See In re SeagateTech., LLC, 497 F.3d 1360, 1371. See also Bard Peripheral Vascular, Inc.v. W. L. Gore & Assoc., Inc., 776 F. 3d 837, 844 (CA Fed. 2015);Spine Solutions, Inc. v. Medtronic Sofamor Danek USA, Inc., 620F. 3d 1305, 1319 (CA Fed. 2010).
[56]同注42，可参见相应表格数据。
[57] Bryan A. Garner(ed.), Black's Law dictionary, P1053(8th ed. abr. 2005).
[58] Mark A. Lemley &Ragesh K. Tangri, Ending Patent Law's Willfulness Game, 18 BERKELEY TECH. L.J. 1085,1100 (2003).
[59] Id. at 1101.
[60] Mark A. Lemley elaborated theIntentional Ignorance effect in several papers. See also Mark A. Lemley, Ignoring Patents, 19 MICH.ST. L. REV. 19 (2008); See also Mark A. Lemley & Ragesh K.Tangri, Ending Patent Law's Willfulness Game, 18 BERKELEY TECH. L.J. 1085,1100 (2003).
[61] See, e.g.,Edwin H. Taylor & Glenn E. Von Tersch, A Proposal to Shore Up the Foundations of Patent Law that the UnderwaterLine Eroded, 20 HASTINGS COMM. & ENT. L.J. 721, 737 (1998).
[62] John P. Walsh et al.,Effects of Research Tool Patents andLicensing on Biomedical Innovation, in PATENTS IN THEKNOWLEDGE-BASED ECONOMY (Wesley M. Cohen & Stephen A. Merrilleds., 2003), p285.
[63] See Mark A. Lemley, Ignoring Patents, 19 MICH. ST. L. REV. 19, 22(2008).
[64] See Festo Corp. v. ShoketsuKinzoku Kogyo Kabushiki Co., 535 U.S. 722, 736 (2002); J.E.M. Ag Supply, Inc. v. Pioneer Hi-Bred Int'l, 534 U.S. 124,142(2001); Bonito Boats, Inc. v. ThunderCraft Boats, Inc., 489 U.S. 141, 150-51 (1989).
[65] See Patent Act, 35U.S.C. § 112 1(2000). 参见我国专利法第2条第3款。
[66] Mark A. Lemley &Ragesh K. Tangri, Ending Patent Law's Willfulness Game, 18 BERKELEY TECH. L.J. 1085,1102 (2003).
[67] See Halo Electronics, Inc. v. Pulse Electronics, Inc., Et Al.and Stryker Corporation, Et Al. v. Zimmer, Inc., Et Al. 579 U. S.____ (2016).
[68] See Robert A. White, PatentLitigation: Procedure & Tactics, §11.07[3] (2011).
[69] Se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Policy (2003), at 31.
[70] See supra, note 42.
[71] See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ssociation, 2015 Report of the Economic Survey, p29.
[72] JamesBessen & Michael J. Meurer, Patent Failure: How Judges, Bureaucrats, AndLawyers Put Innovators At Risk (2008), p 55.
[73] Robert G. Bone, Civil Procedure:The Economics Of Civil Procedure (2003), p34.
[74] James Bessen &Michael J. Meurer, Patent Failure: HowJudges, Bureaucrats, And Lawyers Put Innovators At Risk (2008), p 55.
[75] Halo Electronics, Inc. v. PulseElectronics, Inc., Et Al. and StrykerCorporation, Et Al. v. Zimmer,Inc., Et Al. 579 U. S. ____ (2016).
[76]所谓假阳性错误，是指合法行为被错误认定为非法；所谓假阴性错误，是非法行为被错误认定为合法。
[77] David G. Owen, APunitive Damages Overview: Functions, Problems and Reform, 39 Villanova L.R., Vol. 363, 364(1994).
[78] For the elaboratedexplanation, see A. Mitchell Polinsky & StevenShavell, Punitive Damages: An Economic Analysis, 111 Harv. L. Rev. 869 (1998).
[79] Roger D. Blair & Thomas F. Cotter,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Damages Rules in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39 Wm.& Mary L. Rev. 1585, 1619-1620 (1998).
[80] Id. at 1621.
[81] Spectralytics, Inc. v. Cordis Corp., 649 F.3d 1336 (Fed. Cir.2011); Read Corp. v. Portec, Inc.,970 F.2d 816 (Fed. Cir. 1992)).
[82] Spectralytics, Inc. v. Cordis Corp., 649 F.3d 1336, 1348 (Fed. Cir.2011) (summarizing the factors found in ReadCorp. v. Portec, Inc., 970 F.2d 816, 826–27 (Fed. Cir. 1992)).
[83] See Roger D. Blair & Thomas F.Cotter,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Damages Rule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39 Wm. & Mary L. Rev. 1585, 1621(1998).
[84] See Thomas F. Cotter, AnEconomic Analysis of Enhanced Damages and Attorney's Fees for Willful PatentInfringement, 14 Fed. Cir. B.J. 291, 315 (2004-2005).
[85] Roger D. Blair &Thomas E Cotter,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Damages Rule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Law, 39 WM. & MARY L. Rev. 1585,1658 (1998).
[86] See A. Mitchell Polinsky & Steven Shavell, PunitiveDamages: An Economic Analysis, 111 Harv.L. Rev. 869, 922 (1998).
[87] Alaska, California,Illinois, Indiana, Iowa, Missouri, Oregon, and Utah currently retain theirsplit-recovery statutes. See Alaska Stat. § 09.17.020(j) (2004); Cal. Civ. Code § 3294.5(b) (West2006); Ga. Code Ann. § 51-12-5.1(e)(2) (2000); 735 Ill Comp. Stat. Ann. 5/2-1207 (2003); Ind. Code § 34-51-3-6 (1999); Iowa Code. § 668A.1(2) (1998); Mo. Ann. Stat. § 537.675(g) (2005); Or. Rev. Stat. § 31.735 (2003);and Utah Code Ann. § 78B-8-201 (2004).
[88]参见我国商标法第63条第1款。
[89]参见我国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68条第1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