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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田：《民法典》是知识产权的法律母体和精神家园
知识产权之于《民法典》，如江河入海。
作者 | 刘春田 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注：本文于2020年6月10日首发《中国知识产权报》，作者授权知产力推送未删减版。
编辑 | Matt
编者按：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这部重要法律无疑具有时代性意义。那么，新颁布的《民法典》存在哪些亮点？对于知识产权制度而言有何影响？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刘春田这样说——
对新颁布的《民法典》如何评价？《民法典》的出台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有何影响？
A:
《民法典》在建国71年之际问世意义重大。它具有宪法意义，宪法是国家的总章程，规定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规定国与民的关系，规定国民的基本人身及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人身和经济权利即私权或民事权利，也称市民权。
《民法典》可谓宪法的民事权利编，是民事权利的总章程。以往，用单行法律分散规定民事权利，《民法典》则是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第一次对市场经济的全貌做出了系统的法律表达，第一次为私权划出了一块完整的的领地，对私权的范围、行使规则和违反的责任做出了完整的规范。
《民法典》在私权与公权力之间竖起了法律的界碑，它展示了这样的图景：吾国之下，公权力与私权利，政府与国民既是共于一炉、休戚相依的命运共同体，又有各自的专属区域和各自的行为规则。
《民法典》就是私权和私行为规则的总纲目，它与14亿人命运攸关，关系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在新中国前所未有，是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具有划时代意义。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民事立法落后，知识产权单行法律的立法是独立于民事立法之外进行的，导致知识产权体系性的、先天的欠缺民法思维和制度营养的浸润。《民法典》的颁布，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
《民法典》中涉及知识产权的规定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
A:最大亮点是《民法典》为知识产权和民法建立起来的逻辑关系，以及为知识产权法律的未来，包括为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的制定等确认了性质，框定了范围。
总则部分是纲领，第一百二十三条对知识产权的规定提纲携领，具有决定性。有了它的统领，其他在分编中的各项具体规定如水银泻地，顺理成章。有人统计，《民法典》共有50多处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我粗略看了一下，不止这些。
我突出的感受是知识产权和《民法典》的互动，知识产权之于《民法典》，如江河入海。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彰显了一个事实——知识产权的主体和肱骨上已经融入民法体系。《民法典》从总则到分则，包括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所有权、合同等法律行为、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等制度，水乳交融，已经系统地将知识产权纳入其中，自恰而和谐。
这一情况表明，作为“地道”的民事财产权，包括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以及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的实体内容，已经是《民法典》体系的组成部分，其余如具体权利细目以及程序性等非根本的规范，留在《民法典》之外，无关大局，也因此打消了知识产权特殊，不适合用民法规制的种种顾虑。
二是知识产权实体内容入《民法典》，可实现制度资源的科学配置，促进知识产权规范的体系化乃至术语的规范化，降低法律成本，提高制度的功能。如,主体制度，最初，商标法、专利法违背民法原则，以特殊为由自设商标、专利权主体。专利法至今不肯放弃计划体制的术语，用“单位”“个人”这种非法律语言表达法人、自然人。《民法典》的颁布，势必要求专利法修改这类谬误。
体系化，是技术和制度的要求，归根到底是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宗旨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我之所以把技术和制度归结为同一问题，是因为二者的本质一样，技术和制度都是对人的规范，规范对象都是人的行为，因此，性价比就成为衡量技术和制度优劣的统一标准。合同法就是例证。最初，叠床架屋，并存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三个合同法，这种荒唐的局面持续近二十年，除去制度成本浪费，经济实践的损失无法计量，并阻碍了经济的进步。
归根结底，技术和制度都是生产力。追求知识产权法律的体系化，进而融入民法体系，既是制度创新，也是技术创新，它以规范的力量与经济活动融为一体，无疑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
在《民法典》的编篡中，知识产权学界关于将知识产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呼声较高，但并未如愿，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A:首先，知识产权属于私权是一个事实，这既为WTO特别申明，也为世界各国法律所认可。其次，体系化是民事法律性价比的最优选择，其载体是《民法典》。知识产权作为财产的新形态，融入《民法典》，名正言顺，客观可行。立法面临的挑战一方面是知识产权法律自身的体系化，以及它融入民法体系的技术问题。另一方面是潜在的原因，是我国《民法典》优先参照来自《德国民法典》的思维，而120年前的《德国民法典》中，没有知识产权。从立法机关对知识产权未独立成编“入典”给出四点理由专门说明来看，立法机关对此是重视的，也做了研究。对此，我认为这些理由都属于相对条件，并非不可改变，故主张持积极态度。
总之，无论从逻辑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而言，知识产权法律融入《民法典》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大势所趋，如前所述，知识产权法的实质内容事实上已经“入典”，余下则是形式上的体系化任务。市场经济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有与之匹配的同样庞杂、精微民法体系。中美贸易纠纷告诉我们，市场竞争归根结底是科学技术、知识产权的竞争。要保障对创新的激励，必须对知识产权实施充分有效的保护。以知识产权编方式汇入《民法典》，不仅有形式上的意义，而且可以在立法上提高知识产权的法律层级，具有重要价值和实质意义。
国外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有哪些好的做法和经验，我国应当如何借鉴，以便进一步发展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A:按照《民法典》思维，可以借鉴的外国经验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知识产权法律融入《民法典》，采用这种做法的既有发达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金砖国家俄罗斯，还有独联体国家、越南等。其中俄罗斯最彻底，全部废止知识产权诸单行法律，把它们统统装进《俄罗斯民法典》，这反映了新的技术时代民法典的立法趋势。另一方面，是知识产权单行法律自身的体系化、规范的具体化、条文的细密化趋向，让法律变得更方便操作。以著作权法为例，英国版权法条纹繁复，译成汉语近17万字，美国版权法更是近20万字。即便是发展中国家，乃至于我国台湾地区的著作权法，篇幅也呈现扩张趋势。反观我国著作权法自颁布实施以来，技术经济巨变，但30年一贯，保持在寥寥数千字，落后于时代。
可见，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建设，无论是提升体系化，融入民法典，还是强化与提高单行法律的规制能力；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矢言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愿景，不相适应。
此外，随着数据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手段对技术的监控日益困难，创新成果的保护出现了新的趋势，商业秘密日益成为企业技术保护的重要手段，如台积电90%以上的技术是由商业秘密进行保护的。欧盟、美国都开始重视商业秘密法，尤其是在判例法传统的美国，2016年实施了成文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影响深远。
总体来讲，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修法工作，滞后于技术进步的要求；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于国际社会；滞后于我国国家地位和期望。4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知识产权领域的资源丰富、人才济济，只要立法机关解放思想，配置得当，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足以构建一套合用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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