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95天刑满，刺死霸凌者的男孩不再是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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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没那件事，今年6月，22岁的陈泗翰大概会从一所大学的计算机专业毕业。这个春天，他会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忙于写论文、找工作。
现实则是，4月8日上午，他在母亲李荣惠陪同下，在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司法局办理了解除社区矫正的手续。
7年前，他因刺死一位霸凌他的同学入狱，刑期2495天，从15岁到22岁。现在，他终于自由了。
△陈泗翰出事前与母亲的合影
重获自由
2021年4月8日，是陈泗翰假释期的最后一天。
上午10点，他随母亲李荣惠一起到司法局办理了解除社区矫正的手续。下午，在母亲的安排下，他泡了温泉，理了头发。母亲比他更在乎这样的仪式感，“要把霉运都赶走！”
假释出狱这半年来，父母很少见到陈泗翰笑。他们彼此不再讨论以前发生的事，生怕触及对方的痛处。父亲陈善坤试着问过他一次，“那件事，有什么想聊聊的吗？”沟通在陈泗瀚生硬的回绝中结束，“没啥好说的。”
但是，事情总还是摆在那里。
2014年4月30日，在瓮安四中读初三的陈泗翰被“校霸”李浩选中，成为霸凌对象。在食堂排队时，李浩几次故意去踩他的脚，双方发生肢体冲突，陈泗翰被七八个人围着打。
之后，李浩等人分别在课间和中午找到陈泗翰挑衅，多次提到要“单杀”——一人一刀对决。
下午放学，陈泗翰没有等到约定好来接他的表哥，被李浩等人从五楼教室一路拽进校外的巷子，进入没有监控的花竹园小区。在那条小巷里，一位同样被欺负的男生，往他衣服口袋里塞了把卡子刀（弹簧刀）。
陈泗翰和李浩分别拿出了刀，之后，两个少年成了社会新闻的头条。陈泗翰背部被刺伤，病危入院，李浩因主动脉破裂导致急性大失血死亡。
陈泗翰始终坚持自己没有“单杀”的想法，刀子也是别人塞给他的。但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是，陈泗翰准备了卡子刀，主观上有伤害对方的动机和故意。他最终被判犯故意伤害罪，获刑8年。
△案件发生的巷子已装上门禁
去年，陈泗翰因表现良好获得假释。刚出狱的时候，他又黑又瘦，一米八的个子，体重只有一百斤出头，身体也不太好，脸上痘痘很多，背部满是湿疹。
半年来，母亲用四处打听来的方法给他调理身子。她摘来艾草、三角枫等中药材，给陈泗翰煮水泡澡，每天早上熬小米粥，泡西洋参茶。现在，湿疹慢慢消下去，陈泗翰脸上的气色也终于好了些。
“别说陈泗翰了，孩子他爸最近气色都好多了。”李荣惠笑道。工友们也发现，儿子回家后，陈善坤变得爱笑了些。
陈泗瀚出狱前，陈善坤特意把一头白发染成了黑色，就怕儿子担心。即便如此，陈泗翰还是明显察觉出父亲的变化。父亲在家里话少了很多，也迟钝多了，说话时聊着一个话题，总会不着边际地引到别的话题上。他以前可是老家村寨里的“金牌调解员”，村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冲突总会招呼他回去帮忙。母亲也老了很多，以前那股子要强的劲儿消失了。
这半年中，陈泗翰偶尔也会跟父母聊起在少管所的事。他讲起有次过节，食堂炒鸡肉，食堂阿姨不知怎么的，给他打的全是鸡屁股。说起这段经历，大家都笑了起来，陈善坤听得有点心疼。
4月8日假释结束这天，李荣惠晚饭点了酸汤鱼，和亲戚一起为陈泗翰庆祝。“祝陈泗翰以后一切顺利！”倒满葡萄酒的杯子碰撞在一起。
申诉
刑期结束了，事情还没有画上句号。
李荣惠说，全家会坚持申诉下去。陈泗翰当年的行为到底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这是关乎整个家庭尊严的事，“这件事有了回应，这个家才能回归正常生活。”更现实一些，以后陈泗翰不论是找工作还是找女朋友，有案底总会有影响。
事实上，影响一直存在。事发后，不论身处高墙内外，一家人都背上了巨大的压力。
收到一审判决的那天，夫妻俩从法院回来，躺在床上哭了整整一天。有时走着走着路，李荣惠整个人会毫无预兆地瘫在地上。请了两个月假后，单位解聘了她。
三年前，李荣惠在姐姐们的建议下开始学太极，以释放心中的郁结。陈善坤有些生气，觉得她开始发展新的爱好，可能是打算放弃儿子了。直到现在，李荣惠觉得丈夫仍陷在自责中，“作为父亲，没能力帮助儿子，他觉得自己很窝囊。”
他们的房子也没了。出事后，医药费、赔偿款，都需要他们自己承担，家里的房子廉价抵押了20万。过去5年，一家人寄宿在姐姐开的宾馆阁楼里。直到去年陈泗翰假释回来前，李荣惠才在亲戚的帮衬下贷款买了套廉价的回迁房，装修费也是姐姐资助的。
出事后，李荣惠曾在瓮安目睹了几起初中生的霸凌事件。她看到十几个学生追打着一个人，从学校大门，沿着一条三四百米的商业街追打，领头的人手里还拿着一把20多公分长的西瓜刀。那孩子被人重重踢了一脚，倒在李荣惠面前不到一米的地方，额头、鼻子、嘴角都被揍出了血。李荣惠赶忙找到一个隐蔽处，打了电话报警。两分钟内，警察赶到现场。这时候，被打的孩子已经被施暴者带走，没了踪影。
这个场景在她脑海里反反复复，她会把受害者想象成陈泗翰。她有时想，要是儿子当时手里没拿刀，死掉的可能是他吗？
2015年1月22日，二审维持原判后，她向黔南州中院、贵州省高院都提交了申诉材料。州中院和省高院分别于2015年、2018年驳回申诉，一致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
去年9月3日，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发布了一份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对于符合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应当矫正“谁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并且，“双方因琐事发生冲突后，一方又实施不法侵害，对方还击，包括使用工具还击的，一般应当认定为防卫行为。不能因为行为人事先进行防卫准备，就影响防卫意图的认定。”
李荣惠觉得，这好像就是按照陈泗翰的案子写的。这也给了她继续申诉下去的信心，“都已经等了这么久，还怕什么？”今年3月初，林丽鸿向最高院提交了申诉材料，目前仍在等待回复。
落差
服刑这些年，外面的世界变了很多，重回社会，陈泗翰需要慢慢适应。
有时候，陈泗翰还像是活在十几岁的年纪。同33岁的堂哥坐在一块，他会跟小时候那样亲昵地搂住他。和妈妈一起出门，陈泗翰会主动握紧她的手，李荣惠跟他开玩笑，以后有了女朋友，可不能再牵妈妈的手，“女朋友会叫你‘妈宝男’的。”
△从15岁到22岁，陈泗翰已经比妈妈高出一头，但走在街上，他还是会挽起妈妈的手
假释后，家人给陈泗翰新买了台智能手机，注册了微信。聊天时，陈泗翰给同学发了个“呵呵”过去，同学纠正他，“不能发‘呵呵’，会有点奇怪。”后来他又被告知，“嗯嗯”也不能发，会显得你很不耐烦。“以前可不用这么有心机地去想一个词”，陈泗翰挠了挠头。
在少管所时，初中同学们陆续寄来的100多封信是他的精神支柱。晚上睡觉时，借着走廊微弱的灯光，他会拿出信件来反反复复地读。这让他知道，他起码没被同学们遗忘。这些书信，现在就摆在他房间的书桌上。
△在少管所期间，同学写来的100多封信是他的精神支柱
和陈泗翰聊天，大多数时候他都很平静，从脸上很难看出喜怒。但是一提起曾经的初中生活，他就变得兴奋起来，手舞足蹈地比划着。
从小，陈泗翰对吃的、玩的没多大兴趣，就喜欢钻研功课。他印象里，化学很简单，只要背熟那些化学方程式就可以了；做物理题最容易粗心，分析物体的受力情况时，重力、浮力、压力、摩擦力……一不小心就会漏掉；他最喜欢的是数学，老师还没教呢，自己就开始提前写作业了。
以前，班里按名次选座位，陈泗翰总和名次排在前几的朋友凑在一块，大家研究数学题时，有时候自己做出来，别人都不会，“特别有成就感。”
他记得清楚，年级排名最差的一次考试，全初三1000多名学生里他排到了300名开外。那次是因为数学题没来得及做完，“那时间根本不够用！”陈泗翰懊悔地拍了拍大腿，说起来，好像是发生在昨天的事。
△入狱之前，陈泗翰是学校评选的“文明学生”
出狱后，陈泗翰感觉到和同学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感情还在，只是“共同语言”消失了。初中同学们大多分散在全国各地上大学。没上大学的，已经订了婚。
大多数同学，他都没再联系。微信上的几个铁哥们儿，也只是过节时借着祝福聊上几句。“最近在干嘛？”“有在学什么？”来回寒暄几轮，对话很快就结束了。
从15岁到22岁，陈泗翰的整个青春期都在少管所里度过，跟同学们相比，他错过了很多东西。
最初的一年多，是少管所最难捱的日子。他还记得，当审判长向他宣布8年刑期的结果时，他一下就懵了，大脑一片空白，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我后来想明白了，既然靠自己的能力没法改变现状，那为什么不好好活着呢？”
于是，他在少管所里尽可能多地学习，希望缩小和朋友间的差距。他从小就喜欢计算机，好奇“大数据”，在少管所里面报了计算机专业的中专。
但少管所里的计算机专业，更像是“台式机的维修与组装”。探视的时候，陈泗翰让家人给他带过C语言的教材，学了段时间，他发现没有实践，光看书还是不行，“你需要去验证写的代码是否正确。”
他成了少管所里的“模范囚犯”：给监狱的报纸投稿，自学写诗、弹吉他，也参加唱歌比赛，加入“音乐班”，学习萨克斯。因此，他获得了两次减刑。去年5月，代理律师林丽鸿向检察院提交了陈泗翰的假释申请，顺利获得批准。
出来后，他还是明显感受到和同学之间的差距。前几天，一位同学在朋友圈发布了考上研究生的喜讯，陈泗翰把这事告诉母亲。李荣惠回道：“嗯，我也看到了，还给他点了个赞。”
之后，母子俩陷入沉默。
“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陈泗翰还在少管所里考了法学专业的大专。获得假释后，代理律师林丽鸿让他当了自己的实习助理，做些律所里的工作：写法律文书，编辑律所微博、微信公众号的内容。
少管所的生活完全由教官安排，和社会脱节。林丽鸿说，一开始，陈泗翰甚至不理解“工作”意味着什么。有时候手头的任务没时间完成，他压根不会想到要跟同事交接工作。等到任务已经过了时限，同事再去催他的时候，他才会给出理由：今天给亲戚辅导功课，又或是帮妈妈洗了碗。一些常识性的认知，他需要重新建构，例如，一项工作任务必须要有结果和反馈；如果你要请假，就必须遵守单位的制度。
实际上，陈泗翰服刑期间也有自己的“工作”。在少管所里，他是狱友们口口相传的“最文明组长”。
他曾在新犯区当了两年多的组长，前后管理过四五百个少年犯。一开始，教官不信任他，因为组长们大多“以暴力服人”，以陈泗翰内向、温和的性格，恐怕很难压住。
出于组长的职责，每个新犯进来，陈泗翰都需要了解他们涉及的案情。抢劫、故意伤害和强奸，是少管所里最常见的罪行。
陈泗翰尝试着去理解这些少年犯，他们当中有父母离异的、有遭遇家暴的，还有留守儿童。陈泗翰觉得，这些人大多心眼不坏。很多孩子是受到家庭影响，跑出来和社会上的混混们接触，沾染了不良习气。“他们觉得欺负人有种快感，伤害别人，名号就能响亮起来，谁都不敢惹。”事后想起来，这些大多觉得当时的想法“太幼稚”。
陈泗翰说，“缺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有时候，给点小恩小惠，“哪怕给包干脆面，他们都会感激到不行。”
除了需要与人接触的公事，在少管所里，陈泗翰还是喜欢一个人静静待着，发呆、看书、练吉他，或者写诗。
组里也有人在陈泗翰的影响下开始学习。有位比陈泗翰年纪大些的狱友，小学没上完就出去打工，在社会上混了七八年，来向他请教数学题，“这除法我活这么久都不会，你快教教我。”
当被问起，这些少年犯是否会让他想起李浩？陈泗翰只是说，“李浩”这个名字很少再在他脑中出现。
出狱后，陈泗翰和一些狱友还保持着联系，他们大多去了外地打工。
现在，陈泗翰工作上有了长进。他已经可以独立制作公众号推文。今年“3·15”，他给团队公众号制作了3篇消费维权的文章，这需要他自己在网上寻找案例，然后查找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分析。写好文章后，通过审核，再自己排版。大多数时候，一篇推文他都会在手机上预览数十次。
他还尝试着写了份行政复议书 ，花了五六天的时间修改，光是修改格式，就来回调整了3遍，“更不用说内容了。”陈泗翰从手机里调出这份文件，上下滑动着浏览，“我都不敢相信，这都是我写的。”
在去年律所的年会上，他远程连线，拿着吉他弹唱了一首华晨宇的《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被压抑的情绪不知如何表达 /无论我 在这里 在那里/ 仿佛失魂的虫鸣 / 却明白此刻应该做些努力”
△陈泗翰在吉他弹唱
假释结束后，陈泗翰被林丽鸿正式聘用为助理。
矛盾与平衡
陈泗翰原本想，假释出狱后，自己的人生轨迹会重新回归正常：和父母安安静静地在一块生活，自己也开始准备“专升本”的考试。
他的计划在出狱那刻宣告作罢。当天，他就接受了两位记者的采访。从那时起，李荣惠和律师商量，全家人都开始实名接受采访。
但是，陈泗翰不喜欢自己真名出现在新闻里，即便案子最终改判，也不希望别人议论他。眼下，全家人的生活似乎又都围着过去的事情回旋，这不是他喜欢的状态。他已经为过去的事情付出了代价，不希望再影响自己的未来。
假释期满的最后几天，记者的到访又频繁起来。李荣惠提前给儿子做思想工作，“以前都是妈妈在跑，现在你出来了，你就得是主角了，这是你必须要面对的事。”
李荣惠相信，儿子心底里是希望继续申诉的。她瞥见过好几次，陈泗翰会在关于他的报道下面，翻阅评论。
在少管所的六年多，他更多是在想好好表现，努力减刑。对于这件事是否能再审、改判，不敢寄予太大的期待。
半年来，他看到父母已经付出的心血，他也不愿让这些努力白费。推动案子重审，给自己逝去的青春一个说法，也是他的愿望。
只是，正视过去和寻找自己的未来，两件事总会在头脑里打架，陈泗翰的想法一直来回波动。
前一天，他说内心排斥媒体的曝光，以前的事频繁出现，“让人特别烦躁”；隔一天，他又说不排斥记者，“报道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杀人犯”。到底哪种想法才是准确的，他也说不清楚，“一半一半吧。”
陈泗翰明白，申诉的路注定漫长，“但不可能一直纠结这件事，而失去做其他事情的时间。”如何寻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是他现在要做的功课。
陈泗翰不怎么与人诉说心里事。即便是和父母，也很少提及自己的想法和顾虑，他觉得，只有自己是亲身经历的人，其他人不能完全体会他的心情。
他的压力还是很大，也说不清压力到底来自哪里，来自父母的，来自社会，也有自己给的。
陈泗翰常自己独自待在十平米的卧室里，书桌上放着他从少管所里带出来的书信、记者们送来的书，还有他自己买的一套Python编程教材。最近要处理申诉的事，吉他练得没以前勤快，手指没以前有力了。
没事的时候，他喜欢坐在床沿，透过窗户望向远方，发发呆，心情就平和多了。
陈泗翰和父母约定好，过些日子，要去趟铜仁的梵净山。晚上，他要静静地躺在帐篷里，欣赏广阔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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