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融城之困
1996年出生在云南曲靖农村的张维锦，还是一个大男孩。当《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昆明市南坝路人力资源市场见到他时，穿着蓝色运动外套和牛仔裤的他，正茫然地站在贴满招聘启事的信息发布栏前寻找工作信息。
去年，张维锦中考失利。进不了高中读书，考上了中专又觉得学费太贵，他就和几个年龄相仿的朋友来到昆明，开始了在这个城市的打工生活。不到一年时间，张维锦已经换了十来份工作：卖场销售、在街上发传单、为小吃店送外卖……
今年春节后，他进入一家安保公司，先后在饭店和写字楼做门卫。最初约定的2500块钱工资降到了1900块，张维锦感到不满，索性辞职重新找工作。虽然没有签劳动合同，所有的事情都是口头沟通，但公司并没有拖欠他的工资，这让他稍感欣慰。
“我也不知道自己想找什么工作，”他说，但有一点很肯定，那就是他再也不想回农村老家了。
张维锦出生的年份是一个标志性的时期——第一代农民工年龄增大陆续回乡养老，新生代农民工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十几年后的今天，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中国农民工总量的七成以上，成长为群体中的主体力量。
这些怀揣着“城市梦”的“张维锦们”，想要真正融入城市，要走的路还很长。
“我要在这个城市立足”
今年28岁的邓丽华已经在昆明呆了整整十个年头。回忆起最初从贵州六盘水来昆明时的情形，她说：“第一个感觉就是人多、车多、房子多，我之前都没有见过那么高的楼。当时最突出的感觉就是想要在这里留下来，在这个城市立足。”
邓丽华“在城市立足”的愿望代表了相当一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态。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大部分老一代农民工不仅接受‘农民’这一称号，也愿意返回家乡，而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不会把自己看成农民。他们中很少有人愿意回到农村。”
2010年6月，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发布《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成长经历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
在受访专家看来，虽然近四年时间过去，但情况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高于老一代，但与其父辈相比，他们少有种田经历，农业生产劳动的经验与技能薄弱。他们离农村、农业越来越远，多数人已经成为“难以回去”的一代。
“回去也没什么意思，天天面对着大山。”张维锦告诉记者，他不喜欢种地，也不会种地。他小时候和在昆明打工的父母一直住在城里，到了六岁才回到曲靖老家上学，跟着爷爷奶奶。“家里农忙的时候会帮忙干一点活，抬水到山上去浇地之类，复杂一点的农活就不会干了。”
“事实上，受失去农村耕地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也很难返回家乡。”卢晖临说。1995年出生的李隆隆在北京当保安。来京之前，他在河南老家有一亩耕地，外出后，这亩地就分给了表哥。但他“对土地没概念”，觉得一亩地太少，有和没有都一样。
家住河南省许昌县的刘阳2002年刚满16周岁就南下广东打工。打工十年后，他曾短暂回过老家，但却不知道在家该干什么。“我只会维护工厂的机器，而家乡并没有这样的工厂，十年前学的家电维修也早已忘干净，对农活更是一无所知。”刘阳对本刊记者说，“我不想成为农民，我要到城市中生活、买房子。”
不要做农民，而要做“市民”，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身份认同的变化引起了很多差异。卢晖临说：“老一代农民工大部分只为挣钱养家，新生代农民工来城市打工则出于多重目的。他们不仅对聚会、旅游、电子产品等现代性的消费有着强烈的愿望，还关注个人发展前景。”
在广州，本刊记者采访中见过的十多位IT行业新生代农民工，几乎都拿着苹果或三星最新款的手机，动辄三五千元。他们穿着也比较时尚，能看到“阿迪达斯”、“耐克”等运动品牌，偶尔还有奢侈品牌。消费、休闲、穿着……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方面与城市同龄人趋同。
“压力最大的是生存”
“压力最大的其实不是工作，而是生存!”来自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农村的27岁女孩肖欢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一字一顿地说，微笑中透着无奈。
去年，肖欢研究生毕业，并通过了司法考试。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实习律师的她，坚信自己未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只不过，每月2000元的工资和占工资半数的房租，让她在失眠的夜里反复思考着如何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
生存的压力，也让在北京一家旧货市场卖童装的马莲莲动了回老家的念头。“要在市场卖东西，最少得交几万元的‘入场费’，还得交不少租金。”她对本刊记者说，最近她经常失眠，“一睁眼就感觉欠人好多钱”。
工作状态的不稳定和对职业前景的迷茫，是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压力的重要来源。而“不知道干什么”则是他们中很多人的共同困惑。
张维锦在昆明打工一年换了十来份工作，现在最想要的工作是“稳定一点，收入也过得去”；邓丽华十年前刚到昆明的时候，迷茫和不知所措包围着她，从建材销售做起，不停地变换工作，卖过衣服、卖过鞋子、卖过油漆，最后又回到建材城；李隆隆觉得干保安没前途，想学点技能，又不知道学什么；刘阳在城市打工12年，觉得自己“到头来还是个农民”。
“在城市里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说到底就是没有自己的事业，不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刘阳这样说。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个体障碍很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认为，一方面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职业技能缺乏，他们只能从事低端劳动，难有机会进行职业技能培训，难以获得长期稳定工作；另一方面，他们的交往圈子还是基于亲友、同乡，同质性很强，社会交往范围狭小，与本地人的交往多止步于工作关系。
而且，他们的居住环境多与本地市民相隔离，难以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由于流动性强，他们很难深入了解当地民情文化，成为在城乡间游走、在城市中徘徊的“边缘群体”。
“当然，客观因素也不容忽视。”杨菊华认为，“制度层面，目前的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在户籍制度下的城市公共服务，如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还无法实现同城待遇；结构层面，一些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此外，本地市民的接纳程度不高，也给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带来困难。”
融城要过几道关
最近，28岁的女工张前锋特别苦恼，孩子来京上学的事情成了她的“心头病”。“在老家，婆婆不认字，家里人都出来打工了。孩子学习跟不上，很想把他接到北京来，可是又没有关系。”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一家西餐厅做店员的张前锋对记者说，“挣钱多少不是最关键的，孩子的教育耽误不得。”说这话时，刚来北京没多久的她眼眶有些湿润。
在湖南和广东，《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接触到的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对老人、孩子甚至配偶不能“随迁”而备感痛苦，他们想方设法多挣钱，千方百计争取机会，在陌生的城市构筑家庭生活。
湖南籍广州出租车司机刘良乐告诉本刊记者，因为很难进入当地公立学校，女儿从小就在湖南石门县老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十多年来一家人始终聚少离多。作为广州的纳税人，他也希望女儿能有机会到广州公立学校上高中，参加高考。
在杨菊华看来，城市还没有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很容易让他们产生“无根感”。“值得关注的是，与时代特点和社会变迁相关，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等城市公共服务需求较高。”杨菊华说。
本刊记者走访中，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普遍面临几道难关：
一是住房。在很多城市，半数外来务工人员住在雇主或单位提供的宿舍、工地的工棚或生产经营场所，部分与他人合租或独立租房。受访的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希望国家加大保障力度，让他们在城市不仅有遮风避雨的栖身之所，更有作为“新市民”的温馨家园，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二是社保。本刊记者发现，受访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在两个甚至三个以上城市工作过。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备受城乡医保不衔接、异地医保不挂钩、城乡重复参保等问题的困扰。他们切盼真正享受医疗保障的“市民待遇”，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全覆盖，缓解离乡背井进程的后顾之忧。
三是教育。因为户籍限制，无论是职业岗位还是生活方式都已经和城里人无限接近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子女只能上“民工子弟小学”，好不容易读完了初中、高中，却又要遭遇“高考户籍壁垒”。新生代农民工希望，自己也能分享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
卢晖临认为：“在讨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这一话题时，很多人会强调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一些因素，但我认为完善客观的制度因素更为关键。”
改革将带来什么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既有利于社会稳定，也有利于城市的劳动力积累。”杨菊华说，“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城市应尽量多地吸收年轻人就业。当地老百姓也应该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发展和建设，这对于解决劳动力短缺、助力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从长远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可能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谢建社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人由于自身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都比较高，较快地适应城镇生活，融入城镇的过程比较顺利，成为可市民化群体。他们一旦被城镇接纳，便成为准市民。
目前，处于这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在被城镇接纳只是经济上的接纳方面，但他们融入城镇的关键还在于身份的接纳，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心理、权益保障等多方面拥有平等权利，才能真正融入城镇成为新市民。
谢建社说，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另一部分人由于受到就业排斥和分配不公，在融入城镇过程中极为不顺且充满艰辛，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个城市，成为“漂”一族；还有一部分人由于自身的文化程度较低和就业机遇不利，在城镇化进程中不断受阻，只好回到农村做“新农民”。
“不进则退，新生代农民工如果融入不了城镇，既不能成为城镇市民，又退不回农村，长期徘徊在城乡之间，必将陷进融入城镇与背逆城镇的两难境地。”谢建社说。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愿望，以及与此相关的改革关节点，其实早已进入决策层的视野。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决定》提出，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
可以说，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改革路径已经拟定，接下来是细化落实的“施工”阶段。按照改革部署，各地因地制宜、分门别类制定的具体改革措施，将深刻影响数以亿计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轨迹。
现实中，新生代农民工们仍在忙忙碌碌地为自己的“城市梦”奋斗——张维锦打算一时找不到工作就去做兼职；邓丽华已在昆明结婚安家生子，夫妻俩努力挣钱让孩子过得更好；刘阳正在学装修，打算开个装修公司；保安李隆隆发现送快递是个好工作；肖欢怀着“律师梦”在努力工作……
未来，他们的命运都可能因改革而改变。□（文/周洪鹏 苏晓洲 刘良恒 叶前 刘金辉 屈辰 张静瑾，《瞭望》2014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