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设计职教大国

　　职业教育为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提供重要支撑，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连日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津、川、粤、鄂、辽等数十省市展开调研，把脉职业教育现状，找寻发展症结，问计改革方向。

　　广大师生和学者官员认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职业教育建立了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形成了基本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探索了灵活多样的办学模式，培养了数以亿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经济社会做出巨大贡献。

　　职业教育也面临巨大挑战。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持续调整、人口结构变化等压力之下，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法律政策体系、顶层设计等根本性问题需要破解，校企合作、师资培训等现实性问题有待解决，职教园区“大跃进”等苗头性问题应当关注。

　　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基层师生和干部、学者建议，职业教育应该把握机遇加快发展、直面问题持续改革、统筹兼顾保证落实，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优先发展，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又到一年毕业季，800多万学生将从中职、高职、技师学院等职业院校毕业，在获得相应学历文凭以及职业技能后走向社会，进入生产和服务部门第一线，成为支撑实体经济持续发展和战略转型产业大军的主体力量。

　　经过“刘易斯拐点”，维系我国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慢慢消失。得益于职业教育的优先发展，“人才红利”正加速释放。2002年以来，职业院校毕业生已经累计超过8000万，还有每年达1.5亿人次职业培训的学员。他们在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作用，在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共建共享，在服务农业现代化中实现自身增值，在服务中小企业发展中提升能力。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位于太仓中德企业合作基地内，院长魏晓峰介绍，学院与德国企业共建培训中心，合办“订单班”，培养出来的学生理论知识和操作能力出众，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目前，由于健雄学院的人才培养优势，合作基地内的德资企业持续增加，已经从最初的40多家增长到现在的两百多家，为地方经济转型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服务中小企业方面，职业院校主动对接产业，有效助解了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人才和技术瓶颈。统计显示，2012年全国在300人以下规模企业就业的高职毕业生有近六成，成为推动中小企业产业集聚发展的生力军。

　　在推动科研创新技术突破上，职业院校在技术转化、生产工艺创新等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李登万给本刊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南海油气钻探开采需要特殊钻头，研究院设计完成后如何生产出来却难倒了不少大专家、大教授。全四川不管是知名大学还是大型工厂至少需要半年，而这个学校的老师学生研究一个月后搞定，为重大国家项目赢得了时间。

弥合社会分化促进教育公平

　　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扬长补短的教育，在弥合社会分层、促进教育公平上意义重大。

　　天津市机电工艺学院是一所中等职业院校，目前有在校生7000余人。院长宋春林说，目前上中职的学生，一般都是学习成绩上的“弱势群体”，存在家庭问题和心理问题的比例较大。“我做过一个统计，全校学生父母没有一个科级以上干部的，有一个班里三分之二的学生家庭不完整或者存在问题，还有一些学生有不良嗜好或者心理问题。”

　　职业教育使毕业生提高了就业能力，获得比较好的收入，有利于打断贫困“继承”，弥合阶层分化。据统计，2013年全国中职学校毕业生就业率为96.81%，超过四分之三的毕业生就业起薪在1500元以上。高职毕业生情况更为乐观，有关机构统计表明，2012届高职毕业生就业率为90.4%，毕业半年后月收入为2731元。毕业后工资涨幅为120%，整体上在毕业三年后就实现收入倍增。

　　“职业教育为‘低分学生’成长成才提供畅通途径，使其掌握一技之长立足社会，过上体面生活。个人命运得到改变，社会因此更加和谐。”宋春林说。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持续发展，其社会意义更加显著。尼玛德吉来自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边耳村，是“9+3”免费职业教育计划的首届毕业生。“9+3”免费职业教育，即在国家9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藏区孩子提供3年的免费中职教育。尼玛德吉从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毕业后，平均月薪已由实习期的800元升至5000多元。如今，他已是一家六口的经济支柱，家里老人看病、修房全靠他。

　　四川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处长罗大宪介绍，通过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开辟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新途径，培养了大批对党有感情，基层需要的人才，形成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新模式，为民族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强有力支撑。

　　“办一所职业院校，就少建一座监狱，这句话说得有些绝对，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职业教育不可取代的社会功能。”北京市商业学校党委书记史晓鹤说，“超过95%的中职学生和20%的高职学生得到国家各种资助，88%的高职毕业生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他们的命运得到改变，国家教育公平得以实现。缩小阶层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发展职业教育是不折不扣的善政。”

办学活力进一步显现

　　通过十多年的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完善，各地在发展职业教育上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在推动校产融合校企合作、注重质量提升实现内涵发展、建设职教园区实现组团共进、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推动地方新建本科转型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经验。

　　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把加强校企合作，服务企业发展创新作为学校的战略选择。据其院长张兴会介绍，得益于深入的校企合作，中德学院为中国及天津支柱产业和滨海新区企业提供了大量高技能人才，目前已经与中广核风电项目合作，服务空客项目发展航空航天专业，还为长征火箭落户天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

　　教育部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天津、河南、四川等地建设国家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办学规模稳步扩大，职教资源得以盘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职教内涵质量得到提升。同时，各地的职业教育园区也开始显现出优势。在天津海河教育园区、辽宁鞍山职教城等地，理顺管理体制，实行统筹管理资源共享，规模化优势开始显现。

　　天津职业大学校长董刚最近几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如何从注重规模扩大过渡到谋求内涵提升，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为此，他主导建设实训基地，完善培养目标，进行课程改革，鼓励科研创新，实现开放办学。“盖楼容易，立德树人不易。把教育做精，提高培养质量，才能实现内涵发展。”董刚说。

　　近年来，社会资本大量进入职教领域，办学活力进一步显现。教育部职成司办公室主任刘宝民介绍，从山东蓝翔技校，到成都新东方厨艺学校，一批民办职业院校全国闻名，一大批毕业生因此受益。在广东省清远市，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正在加紧施工。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告诉本刊记者，学院以“办慈善高校、助贫困学生、育精英人才、为社会服务”为办学宗旨，为学生提供全免费的职业教育，使学生达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顶层设计亟待完善

　　2013年，欧盟各国在柏林召开首次青年就业会议，形成了加强职业教育的重要共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3年国情咨文中专门提到学习德国发展职业教育的经验。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以及俄罗斯、巴西等“金砖”国家，纷纷增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改革力度。把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作为重振实体经济、重塑国家竞争力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大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不约而同的战略选择。

　　面对外部竞争压力之时，来自国内的巨大需求则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近年来，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频现，技术工人常年供不应求。全国总工会预测，我国技工缺口至少在2200万到3300万之间。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加速进行的背景下，提升农民转移就业能力，使他们能够带着知识技能转移为新市民、新产业工人，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

　　“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时不我待，党和国家应该以更大的力度发展职业教育，以更大的魄力推进职教改革。”杨国强说。

　　一些职校师生和官员学者认为，明确建设什么样的职业教育、如何加强顶层设计等问题，是下一步改革发展的关键。

　　孟庆国认为，现在职业教育还存在两种办学思想，一种是把职业学校办成普通学历教育，校领导从普通高校任命，老师招毫无实践经验的硕士、博士，这条路有现成的模式，领导、老师也省心省事，但培养不出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另外一种思路则是按照知识加技能的教育方法，从职业能力训练出发教育学生，这样做要求领导教师从内而外加以改变，还有可能吃力不讨好，但符合职教规律。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理事、首都经贸大学党委副书记孙善学表示，不能像原来那样，用办清华、北大的标准办职校，要真正从产业分工和企业需求出发培养学生。

　　法律政策顶层设计不完善、主管部门分割难协调，也是困扰职业教育的“元问题”之一。专家表示，在法律体系上，职教法律法规在结构内容和立法技术上存在问题；在部门分割上，不同行政部门各管一块，协调工作量和难度较大，相互掣肘现象严重。

　　这些问题从职业教育法修法过程中可见一斑。一些专家指出，1996年颁布实施的职业教育法存在上位法定位不规范、原则性条款过多而规范性操作性条款不足、法律规则要素不全等问题，迫切需要加以修订。教育部职成司综合处处长刘宏杰告诉本刊记者，修法规划在十一届全国人大时已经被列入规划。但由于教育部和人社部在一些问题上未达成一致，修法被长时间搁置。

投入不足与“校热企冷”

　　在法律法规缺失、顶层设计不完善的情况下，办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也长期困扰着职业院校，亟待通过加快制度建设和政策落实来加以解决。

　　首先，投入不足使很多职业院校生存困难。德阳安装技师学院副院长李选华告诉本刊记者，不同于归教育部门管的其他中职学校，办学经费除了中职生国家资助学费和一些培训项目外，其他都需要自己去挣，可是，市场“揭不开锅”。“本来德阳类似我们这样的技师学院有四个，现在其他三家都关门了，只有我们还在苦苦支撑。”

　　由于缺乏长效投入机制，职教经费占比始终低位徘徊，总投入不足。2012年职教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的12.1%，无论与有关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历史相比，都处于较低水平。

　　没有钱办不了职业教育，但缺钱并不是职业院校普遍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校企合作过程中的“校热企冷”困扰着许多职校。魏晓峰说，很多企业缺乏配合意识，没有校企合作的内在动力，学校只能是“单相思”。他希望能够出台相应的鼓励性或者强制性政策措施，把校企合作变成“法治推动”。

　　同时，尽管国家提出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已经多年，但师资力量仍然是职业教育的短板。天津市东丽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校长郝德礼说，现在学校进老师必须先笔试再面试。但笔试只考理论却考不了实践，还有可能把很多懂理论会操作的人才挡在门外。现在学校缺编很多，但不敢轻易招人。“想要的人才进不来，在职的老师培训难，兼职教师不好用，师资成了制约我们的最大难题。”

　　另外，一些苗头性问题在近年来开始出现，应该及时关注。比如，近年来江西、辽宁、广东等多地都在建设职业教育园区，但一些职业园区只是把职业院校“物理集中”，专业共建资源共享的平台却没有建立起来。孙善学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这种远离产业、远离社区的职教园区不利于职业院校发展，其实是违背职业教育规律的，应该加以规范。

加速政策落实完善配套改革

　　一些官员、学者和职校师生建议，应该统筹谋划加速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并严格实施。同时，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之际，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进工资分配体制、人事制度改革等，促进经济社会更好发展。

　　中国教科院研究院研究员孙诚对本刊记者说，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已经确定，实现路径和具体步骤也形成共识，应该在落实上下功夫，把此轮职业教育改革落到实处。

　　“其实，现在职业教育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法律法规落实不力造成的。比如，如果落实了法律规定的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或者2.5%的比例提取教育培训经费，职业教育经费问题肯定很好解决。”教育部一位工作人员建议，“要在落实上下功夫，把重点任务和进度安排分解下去，做好监督保障实施。”

　　杨国强认为，职业教育要想发展好，法律法规要落实到位，必须跟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挂钩。“通过国家的宏观指导和监督考核，各地政府才能够真正重视推动加紧落实。”

　　受访专家表示，改革过程中不能就职教看职教。职教改革与人事制度改革、劳动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密切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应该把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当成一次机遇，为相关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鸣锣开道。□（《瞭望》2014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