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 | 农民工欠薪又多发

　　来自“用工大省”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的统计数据显示，近期浙江欠薪形势总体稳定，案件发生数和涉及劳动者人数与上年基本持平，但所涉金额有一定幅度上升。

　　安徽省劳动监察执法局局长唐正亮介绍，近期安徽拖欠工资涉及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4％，而拖欠工资总额同比增加41％。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解到，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各地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等因素影响，与往年相比，农民工欠薪事件呈现“多发、早发、常态化”态势，并有从传统高发领域向更大范围行业蔓延势头。其中，制造业欠薪占比快速上升，一些资产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的民营企业逐渐成为新的“欠薪风险源”。

　　同时，农民工讨薪呈现借助网络新媒体、出现组织化以及易被恶意利用等新特点。受访业内人士建议，各地需尽快开展排查、强化监督，妥善处理年末出现的欠薪讨薪案件。长远来看，需从强化政府监管、提升农民工维权意识、发挥工会等第三方组织作用以及优化法治环境等多方面着力，从源头根治欠薪顽疾。

又到年底“欠薪时”

　　多个省市的劳动监察部门干部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介绍说，目前农民工欠薪现象在建筑、水利、公路、铁路工程及劳动密集型行业高发的基本态势依然存在。

　　“工程款问题仍是引发欠薪的主因。”西安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杨瑞平说，在近期排查出的58个建筑施工项目欠薪隐患问题中，涉及工程款拖欠、工程款纠纷或工程量核算的达到41起，占总数的70.7％。

　　当前，垫资施工、工程项目层层转包现象十分普遍。开发商、总包单位、劳务分包、农民工四方之间形成3个紧密结合的链条。一旦前两个链条因为工程量、工程款结算出现问题而导致工程款延迟支付，作为支付农民工工资责任主体的劳务公司就会因无力兑付而产生欠薪问题，处于链条最末端的农民工就会成为风险的最终承担者。

　　“受整个经济形势影响，建筑业、制造业企业日子不太好过。但两者相比较，建筑业资金链条较长，工资支付周期也较长，一般大规模爆发式欠薪发生在春节前后。”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副总队长陈伟分析说，而制造业对市场波动更灵敏，资金链一旦断裂随时容易出现欠薪问题。

　　近年，制造业欠薪占比快速上升。2014年前11个月，浙江省制造业欠薪案件占所有欠薪案件的49.5％，建筑业欠薪案件占比约为43％。

　　不久前，安徽省当涂县一家服装厂因经营不善濒临倒闭，欠下80名农民工工资120万元，当地法院为企业联系到买家解了“燃眉之急”。但该厂所在的大公圩地区服装企业众多，大多为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受市场波动影响大，欠薪风险高发。

　　此外，一些资产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的民营企业逐渐成为新的“欠薪风险源”。这些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数量庞大、覆盖面广，是吸纳就业能力最强的“金字塔基”。即使其欠薪单笔数量和涉及人数不多，但一旦呈“多点开花”态势，对经济社会基本面的伤害极大。

　　北京市人社部门相关统计显示，近期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行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拖欠工资问题明显增多。“近年发生的欠薪案件，以用人单位倒闭，剩余财产不足以完全支付劳动者工资为主，恶意拖欠劳动者工资的相对下降。”长期从事农民工讨薪维权的北京致诚公益律师事务所主任佟丽华表示。

　　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背景下，有的民营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自身难保”，“无钱可发”成为欠薪主因，甚至波及少数大型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前段时间安徽文达集团员工也被欠薪几个月。讨薪的不是农民工，而是集团的工作人员，这也是近年来比较少见的。”唐正亮说。

　　个别民营企业主则以逃匿的办法逃避责任。佟丽华介绍说，租赁经营企业成为欠薪逃匿案件新的风险源。从各地情况看，此类企业发生拖欠甚至逃匿的案件上升幅度较大，个别城市此类案件占所有欠薪逃匿案件的七成，而租赁经营企业大多为民营企业。

　　同时，各地农民工非理性维权、群体聚集及因讨薪引发的恶性事件也屡有发生。2014年前11个月，浙江共发生跳楼、堵路等事件约200起，同比上升10％；西安市人社部门2014年前10个月处置因讨薪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21起。

讨薪也现“新常态”

　　安徽阜阳临泉县是一个外出务工人员集中的人口大县。24岁的李武已经打工六七年了，2013年他带着十几个人拉起了个水电施工队，承包了常州一家房地产的水电项目。谈到欠薪问题，他说自己并不担心：“现在大家都用微信、QQ，只要我们放出风说这家老板欠工钱，其他队就不会来接活了。一传十十传百，他这工程除非烂尾，要不就得给我们结清工钱。”

　　本刊记者在安徽、浙江、陕西等多地采访了解到，就欠薪问题，新一代农民工大多表示不会采取激烈手段，而是开始利用网络新媒体曝光等“巧办法”。

　　在广东顺德一电子公司打工的王燕告诉本刊记者：“几百个人去政府门口闹，不仅会招来公安，而且成本也太高，不如选几名代表留在这跟老板谈，我们其他人上网发帖子、发微博，找媒体、大V，只要被他们关注，有关部门就会重视了。”

　　隐匿在农民工讨薪现象背后日趋复杂的利益交织，使欠薪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劳资纠纷，在一些地方甚至演变为各方利益博弈的工具。

　　一些非理性维权案件出现组织化苗头，其中的“老乡”身影，煽动还是协助性质较难区分。陈伟告诉本刊记者，在基层处理案件的过程中，部分激烈维权事件由一些较有“经验”的“老乡”煽动引发，他们在其中起到组织策划的作用，甚至从中牟利。

　　2014年11月7日，陕西省宜君县西园小区商住楼项目5名农民工在向所在劳务公司讨要工资时，被劳务公司负责人纠集的24名不明身份者打伤。本刊记者实地调查了解到，劳务公司负责人施暴触犯法律证据确凿，已被刑事拘留，但涉事包工头不按合同办事，一味向劳务公司抬价，并纠集农民工多次上访，亦是事件发生不可忽视的诱因。

　　受访业内人士表示，建筑行业在承包、分包工程上往往有不公开的“秘密”。项目部和劳务公司里外勾结，将劳务合同数额夸大，从中赚取回扣。一旦承包方和发包方就合同金额出现纠纷，就会伤及农民工利益。有的劳务公司更是以农民工为谈判筹码，以群体上访等形式要挟政府及开发商满足其要求。

　　此外，利用农民工讨薪索要工程款的情形也开始增多。2014年9月，许某等20余名农民工围堵浙江新捷建设有限公司安吉县丰华天逸城项目部讨薪。经调查发现，许某为该项目部的一个班组长，将员工12人虚报成20人，还将工程款与欠薪混淆，希望以此拿到政府工资支付保证金。在沟通过程中，许某等人还一度试图冲击县政府，并扬言到省里上访，加大了处理难度。

多方着力根治欠薪

　　尽管近两年欠薪讨薪问题有所缓解，但仍呈现高发、多发态势。相关人士建议，从长远来看，要根治欠薪顽疾，需从强化政府监管、提升农民工维权意识、发挥工会等第三方组织作用以及优化法治环境等多方面着力，逐步构建“无欠薪”的劳资和谐关系。

　　对政府来说，需强化监管并创新监管方式，将欠薪与企业信用挂钩，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约束机制。

　　北京市针对欠薪“重灾区”的建筑行业推出信用挂钩制度，对故意拖欠工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整改，并记入市建委行业信用系统。由于拖欠劳务分包工程款，造成农民工集体讨薪事件，北京城建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14年8月受到北京市住建委的通报处罚，责令其整改3个月，期间禁止承接新工程。

　　对农民工来说，需提升自身素质、增强权利意识。一些欠薪讨薪案件之所以久拖不决，与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没能留下相关证据不无关系，导致后续维权难、政府处置难。

　　北京致诚公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友说，随着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农民工的议价能力增强，在此情况下，农民工一定要提升权益意识，签订劳务合同、监督企业缴纳保证金，以确保在企业欠薪时可以及时拿到被拖欠的劳务费。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建华建议，政府应加强对农民工的基本法律知识培训，在务工时知道、敢于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充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此外，受访专家还建议，应更加充分发挥工会及一些农民工自发组织等第三方机构作用，改变劳动者对企业方的弱势地位。这些第三方组织既可以在平时维护劳动者权益，更可以在企业欠薪时统一行动、形成合力，通过协商谈判等形式从源头解决劳资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恶意欠薪虽已入刑，但其适用仍需进一步细化。近日，陕西一项目经理刘某因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47万余元，被白水县人民法院以“拒不支付劳动者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3万元，成为因恶意欠薪获刑的鲜活事例。

　　“现实中较少有人因犯恶意欠薪罪被追究责任，这与恶意欠薪罪立法存在缺陷有很大关系。”张志友表示，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内容来看，对追究恶意欠薪者刑事责任的条件层层降格，刑法威慑作用步步降低。“应该有更加具体的实施意见，让这个打击恶意欠薪最有力的武器充分发挥作用。”浙江嘉兴一位劳动监察部门工作人员如是说。

　　受访专家建议，调整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大幅提高违法欠薪代价，强化农民工维权的相关制度政策建设，简化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程序，用良好的法治环境保持深层次、可持续的和谐社会发展，是解决新一轮农民工欠薪问题特别是因经济下行压力导致的“硬性欠薪”的有效保障。■（记者/王政 陈晨 商意盈 刘彤 鲍晓菁 关桂峰，《瞭望》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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