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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不该是增加“有效投资”的指挥棒 | 国是论

2015-03-12 文/王仁贵 瞭望

转自瞭望微信评论公号【国是论】



投资这个“角儿”,一是绝对不能少,二是切不可滥用。对“投资”前的“有效”二字,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今年是什么形势?政府工作报告讲得很清楚: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矛盾,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怎么干?也有路径——既要稳住速度,确保经济平稳运行,确保居民就业和收入持续增加,为调结构转方式创造有利条件;又要调整结构,夯实稳增长的基础。


  稳速度与调结构并行,投资这个“角儿”,一是绝对不能少,二是切不可滥用。政府工作报告在“协调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的整体部署中,非常明确的是“增加公共产品有效投资”——这就划出了增加投资的新路数:大方向是公共产品,大原则是“有效”。


  在“投资”前面加上“有效”两个字,还圈在“公共产品”上,说明决策层是极为清醒的。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投资见少之下,地方为保GDP,投资冲动的惯性,不是说压就能压得住的,因为中国几十年的高增长,已使一些地方和部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路径依赖。


  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紧绷,环境污染等等发展中的弊端,与滥投资粗放发展大有关联。


  投资本身是个好东西,全世界多少地区眼巴巴地盼着投资而不得。问题是的关键是为什么投、投什么、怎么投、谁来投。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这些方面,要么“正在转”,要么“正在调”,要么两者并存。“新”还没立住,“旧”还未抛弃,“稳”的难度相当大。“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必然是政府的核心重点之一。投资的拉动作用,当下不是可轻可重,而依然是“关键性因素”。


  一些人嫌GDP的目标增速7%左右定得“低”之时,宏观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表示,预期目标虽调低了,但要达致这一目标也绝非轻而易举:中国经济盘子已然这么大,外需不给力,消费能稳住增长就不易,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某种程度上还要看投资。


  新常态下,投资需求绝不会小。经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投资需求旺盛;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改造传统引擎,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必将要增加研发投入。


  无疑,新常态、新任务、新目标,要求增加投资也要新,而新的关键就在找准投资的新方向。找得准,投资就有效;找不准,投资就没效,甚至是负效。区域发展拓展新空间,培育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开工建设一批综合交通、能源、水利、生态等重大项目,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推进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推进农业现代化,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就业创业,加强社会保障和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等等,在新常态下都该是真金白银地加大投资的对象。


  新的“投资”,不是过去那种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盲目投资”,而是一定要用来补齐发展短板、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投资”。也许,各地过去对投资拉动的情结过深了,GDP增速一下来,首先想到的就是靠千方百计增加投资保GDP增长不失速。GDP不是增加“有效投资”的指挥棒。对慌慌张张地滥加大投资的冲动,不可不防。万不可打着保GDP增速的名号,再在那些低效甚至无效项目、过剩产能上耗神耗资。


  要摆脱老套路的眼光认识“投资”,不要忘记在投资前面加上“有效”二字,这样在加大投资时就不会乱、不会滥,在此前提下,用新常态的发展任务要求调度加大的投资,特别是注重在公共产品的投资上下大功夫。英国《金融时报》曾有一篇报道,对中国应该“减少投资”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中国在未来多年仍需持续保持较高投资,但需将投资引导到不同的领域。


  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超过7000美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还有台阶要跨。要把有效投资与助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联系在一起。


  特别是与有效形成整个国家创新驱动力量联系在一起。


  2020年,我们要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这就要求把投资和与之相配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有效地联系在一起。公共产品有效投资不仅能够直接增加未来消费,还会为未来消费升级奠定物质和技术基础,达成“三驾马车”和谐拉动的愿景。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消费水平的提高是增加生产、增加物质财富存量的结果,在没有充分提高产出的情况下,空谈提高消费水平,某种程度上是望梅止渴。


  不必在旧的思维、老的套路中纠结是否该加大投资问题。迫切需要做到位的是,准确认识投资需求出现的新特征,精准用好投资发力的新指向,更好调适投资方式的新效能。


  看得出,宏观政策在这方面下过一番功夫。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政府层面已经选择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意义的七大类重大投资工程,包括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工程、健康与养老服务工程、生态环保工程、清洁能源重大工程、粮食和水利重大工程、交通重大工程、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工程。这些工程项目,主要是聚焦中西部铁路、棚户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都是为了扩大公共产品供给,更好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


  这些投资方向,都是群众急需,也是迟早要干的事。在这些领域加大投入,既能补足发展中存在的短板,又能更好服务百姓,还避免重复建设,为什么不干呢?


  “有效”两字,给各级政府一个警醒:管住旧思维的投资冲动惯性,别再在老套路中打转,不要嘴上高喊“有效投资”,行动上只取GDP所需。绝不能把低水平建设、重复投资、盲目投资都冠以“公共产品”“有效”的名头。若如此,不仅坏了“有效投资”名声,还会阻滞民间投资的进入。


  各级政府官员一定对“投资”二字前的“有效”二字有敬畏之心。“有效投资”不可随心所欲,要按中央的要求,校准靶心,在增加公共产品上多花心思。


  一组数据或许能窥见中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需求。以城镇化为例,有关机构研究说,2015~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的年均增长约为2.3个百分点,由此带来的城镇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公共服务等投资需求将达42万亿元。


  这都是急迫的补短,是“有效投资”应对准的靶心。


  空间这般巨大,资金从何而来?就单凭政府手中那点钱,哪里满足得了!答案大家都清楚,不可能再以政府投资为主,只能是政府与社会合作。


  民间资金不像政府资金那般“任性”,见不到兔子是不会撒鹰的。这就需要认认真真创新投融资体制,比如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大力推行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就为社会资金投入公共领域建设开启了通道。最关键的还是让大幅减少投资项目前置审批、大幅放宽民间投资市场准入的政策,在“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


  未来的投资图景,应是政府通过提供更好的服务,搭建好投资平台,以少量政府资金,撬动巨量社会资本深度参与到国家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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