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史料丨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央文献研究室供稿)
大敌入侵，危机深重，自“九一八”第一声枪响，民族危亡成为了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中国共产党毅然肩负起了带领人民抵御外侮、争取独立的历史重任。
来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供稿的一组文献，尺牍无言，见证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业为重，始终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民族利益高于政党利益，将中华民族紧紧凝聚成牢固的命运共同体，在错综复杂的情势中，坚定推动中国抗战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极端艰苦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保持着高远的理想追求，始终以争取民族解放、民族独立为己任，不图任何私利，以实际行动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竭力为群众服务，极大地调动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点亮了革命之魂、民族之光。
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切实树立和兴起新风正气，逐步积累局部执政经验。在领导人民救亡图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得到了极大提高，政治理想更加坚定明确，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思想也逐步成熟，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作出了更为深刻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抗日战争的参加者，更是领导者，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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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文/张长江
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纲领性文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而且继续领导着轰轰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战争。这个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1936年10月开始，毛泽东在红军大学给学员们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发生。这里所说的红军大学，是1936年成立的“西北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在演讲中，他系统地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澄清党内在军事路线问题上一场大争论的是非，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和“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界限。后来，在讲义的基础上，整理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光辉著作发表。
为什么会在此时撰写这样一篇著作？毛泽东是这样讲的：“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他在1960年12月时谈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要结合实际总结革命战争经验。”
为了写好这篇著作，毛泽东作了充分的准备。他广泛听取了学员的意见，阅读了大量的军事理论书籍。按照毛泽东本人的说法，“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除此之外，他还看了一些国民党的军事材料。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著作之一，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成熟的重要标记。
在文中，毛泽东首先批驳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或者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或者只要抄用北伐战争的经验，就可以解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错误意见，进而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社会和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出发，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
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国民大革命的基本格局是：敌人强大，红军弱小，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实行了土地革命。这些特点既规定了中国红军可能发展和胜利，又规定了它不可能很快发展和胜利，战争是持久的。战争形式主要是“围剿”和反“围剿”、进攻和防御的长期反复。只有在反“围剿”中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发展红军，才能最后取得胜利。按照这些特点，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应该是：在战略上，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在作战上，当强大的敌人进攻时，一般应实行战略退却，保存实力，准备反攻；在战略反攻中，要慎重初战，战则必胜，并不失时机，连续再战；要集中兵力，以运动战为基本作战形式，力求打歼灭战；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等等。
毛泽东创造性地阐明了军事辩证法的诸多范畴，包括：战争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客观的物质基础与自觉的能动性，全局与局部，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战略上藐视敌人与战术上重视敌人，进攻与防御，持久与速决，内线与外线，消耗战与歼灭战，灵活性与计划性，人与武器，军事与政治，技术与战术……进而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一部通过军事科学的论述而深入到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它对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战争的攻守和进退等种种辩证规律的论述，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对此，党内很多领导具有相同的认识。1978年6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1981年3月，陈云建议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为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加以提倡学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最早只有油印本，1941年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在延安发行了单行本。毛泽东还专门为这个铅印的单行本写了一段话。他说，这本小书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战略转移，政治工作，及其他许多问题，因为西安事变，没有工夫再写了。这是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目前的抗日战争还是有用的。”LW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准备 文/毛胜
全国抗战来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大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和战略总后方
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作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此后十年间的延安，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照耀着中华民族的前程。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延安大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和战略总后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关系和国内形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来自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中的党组织的正式代表218名、列席人64名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这篇政治报告中，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方针，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分析了时局变化及其影响，强调“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产生了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国民党开始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要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
围绕这个总任务，毛泽东明确提出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具体任务：一是，红军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二是，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三是，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四是，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同时，毛泽东冷静地估计到：国内矛盾虽已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依然存在；国民党的政策变化，也只是初步转变。所以，必须把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地批评、推动和督促国民党，团结国民党内的抗日分子，推动动摇犹豫分子，排除亲日分子，实现国民党的彻底转变。因此，他特别强调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并提出两方面的改革意见，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深刻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他指出，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那么，无产阶级又怎样通过它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呢？毛泽东提出了四个条件：首先，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发展和巩固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
在报告的最后，毛泽东强调要向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和尾巴主义作斗争。他认为，在党的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严重妨碍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都要予以肃清。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这个重要报告，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和中共中央接着召开的白区代表会议，使全党明确认识当时的形势、任务以及党的政策、策略，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LW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 文/张长江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抗日战争的参加者，更是领导者，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当抗日战争即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时，国民党片面抗战无以为续，中共党内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已经破产，日本侵华战争重点转向敌后。此时，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日益突出，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任？
1938年10月14日，在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作出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他在报告的第七部分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一问题,正是为了全党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
文章开门见山，直面问题，毛泽东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明确提出“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从而领导抗日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
首要的问题是认识自己。就是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肩负的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抗日战争的参加者，更是领导者，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毛泽东看来“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他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拿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
关键问题是如何加强自己。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先锋模范作用。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在和友军发生关系时，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或官僚主义的政客。
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党还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毛泽东强调：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是发展党员的正确方针。
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自己的历史重任，毛泽东号召大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民族的历史和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他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对于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必须不断地进行认真的过细的研究，否则不能担负起指导责任。
团结自己，就是要全党团结一致，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也就是抗日战争的领导核心。只有经过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民族的团结，只有实现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因此，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LW
《〈共产党人〉发刊词》 首次提出党的建设是“伟大的工程” 文/王翠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党内生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思想开始走向成熟
1939年8月2日，八路军115师在山东梁山泊地区战斗中歼灭日军600余人
1938年10月，广州失守，武汉沦陷。日本调整对华政策：在军事上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在政治上对国民党进行诱降。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如毛泽东所分析的：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日益发展着；另一方面，是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而党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克服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出乎意料的损失。
面对新的形势，如何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统一战线，坚持长期抗战，成为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39年9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出版一份党刊，在党内发行。10月4日，《共产党人》在延安创刊。这是一本党建方面的理论刊物，主要刊登党的决定、政策，以及领导人撰写的阐释方针政策的重要文章。
毛泽东为《共产党人》题写了发刊词，文章有7700多字，通篇贯穿着智慧的光辉。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主要观点：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党的三大法宝。
在文章中，毛泽东明确创刊的宗旨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毛泽东认为“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党的建设是“伟大的工程”。之所以称之为“伟大的工程”，是因为党的建设担负着崇高的使命和繁重的任务，不是一般的工作，而是一项系统的持续的工程。
“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为这一伟大工程提出的总目标、总要求。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在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和白色恐怖的城市，要建设这样一个党是何其艰难的任务。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伟大壮举，在世界政治史上也是罕见的，所以毛泽东豪迈地称之为“伟大的工程”。
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18年来的奋斗历程，毛泽东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
关于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对资产阶级要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只有在统一战线中掌握领导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掌握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才能保住革命的成果牢牢控制在党的手中。
关于武装斗争。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18年来我们党逐步学会并坚持了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大声疾呼：“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关于党的建设。毛泽东认为,党的建设的过程，经历了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这三个阶段，党已经有了较为坚实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在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政治信仰，对于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有了更加深入、统一的理解，我们的党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
对于这三大法宝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党的建设在三大法宝中起着主导作用，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如果不能把党建设好，没有一个能够正确而有效地“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那么，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法宝就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我们也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共产党人〉发刊词》是毛泽东的一篇经典之作，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构成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这是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党内生活实践中，从战略高度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提出的新论断，也标志着毛泽东党建思想开始走向成熟。LW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共产党员成长的经典教科书 文/林小波
70多年来，这本书影响教育了几代共产党人，对于从思想上建设和巩固中国共产党，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先后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和讲演，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也被列为整风学习重要文件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下文简称《修养》）是刘少奇于抗日战争烽火弥漫的1939年写成的，被誉为“一部培养合格的成熟的共产党员的教科书”、“一本深入共产党员之心的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进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大批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涌向延安，为革命增添了大量新生力量。同时，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后，各地党组织采取多种措施发展党组织，党员数量迅速增加。
对此，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多次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写信，谈自己的看法：对延安和敌后大批涌进来的新党员，表示极大的高兴，但同时强调对这批新党员要加强教育。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提出“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的命题，更引起了刘少奇强烈的思想共鸣。他开始思考共产党员怎样才能加强自身修养，并于1938年底提笔写下《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
1939年1月初，刘少奇在中共豫西特委党员训练班上作关于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报告。之后，他在竹沟再次讲了这个问题，并在题目前加上“论”字，至此《修养》初稿完成。
1939年7月8日和12日，刘少奇在中央马列学院为学员做专题演讲，引起极大轰动。后将演讲内容整理成文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高度评价其“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应当快登。”
同年，《修养》先后在《解放》周刊连载。之后各根据地相继翻印，广泛流传。1942年，中共中央将《修养》的有关部分编入《整风文献》，成为全党开展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思想武器。
这本小册子出版后，先后印刷数十次，总印数以千万计，历时几十年而经久不衰。新中国成立后，还有英文、日文、捷文、荷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译本在数十个国家发行。这是刘少奇对党的建设理论的最重大贡献，填补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史建设的空白。
一本书缘何有如此大的魅力？1961年刘少奇曾说：马恩列斯解决的是党建路线问题、理论问题，路线问题解决后，要提高党员的修养，要解决党员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矛盾问题，这方面我们有新东西，有创造。
《修养》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论述共产党员理论修养的教科书。它深刻地论述了共产党员所要加强的自身各方面的修养，以及修养的标准、途径和方法，并特别强调了实践和理论学习对共产党员修养的重要性。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等。
《修养》把个人修身养性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结合起来，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个人修养的有益成分，如他在书中大量引用了古代思想家孔子、孟子等先贤哲人的名言。如“吾日三省吾身”；“人皆可以为尧舜”；“慎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并结合党员党性修养赋予其新的内容和生命，要求党员抛弃唯心主义、博取虚名的闭门修养，牢固树立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尚道德风范，从而把个人修养引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正人品、修德行、改造世界观的实践行动。
《修养》通过党性修养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以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党建思想杰出的理论贡献。邓小平曾评价说，“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和其他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教育了全党的广大党员，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LW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抗战时期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 文/李红喜
这是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的一次飞跃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遭受严密封锁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公开走上全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受到人们越来越密切的关注。人们渴望了解中共对时局和中国未来前途的看法。中共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也必须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来，把人们吸引到自己高举的大旗下来。
而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在武汉时期时就拼命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主张，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更加变本加厉。1939年9月，蒋介石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鼓吹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把“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十分尖锐地抛到每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的面前，要求中共必须系统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有了大革命10多年来成功和失败的丰富经验，成为了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能够系统地回答前面所说的问题，将党关于现阶段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纲领这面大旗更加鲜明地打出来。
1939年12月，在创刊不久的《共产党人》杂志上，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一次飞跃，是一件前人未做过的事情。不仅回答了时局中的种种问题，而且初步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明确规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文章首先从分析中国社会着手，指出：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决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这两项革命任务是互相关联的。
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谁能完成呢？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状况等方面的特点进行分析后，毛泽东得出结论：中国无产阶级有着许多突出的优点，能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但如果单凭它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必须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文章明确提出：“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这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成为反革命助手的危险。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还指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抗日战争中，对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应加以区别。前者是投降派，应该打倒；后者是顽固派，具有两面性，对他们应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此外，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表，大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它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作出了如此系统而清晰的说明，使原来令人眼花缭乱的纷繁的社会现象顿时显得井井有条而易于理解，使人们在复杂多变的局势面前感到心明眼亮，能够始终清醒地把握住基本的方向，保持一致的步伐。LW
《纪念白求恩》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文/麻伯颜
毛泽东这篇文章，是为悼念白求恩而作，更是对中国人民在抗战中所面临问题的深入的思考和回答
1939年10月24日，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涞源县临时手术室里为伤员做手术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进程中，有许多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其中就有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撰写《纪念白求恩》（原题为《学习白求恩》）一文，号召全党向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学习。
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的外科医生。为了帮助中国抗战，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1938年来到中国。同年3月，白求恩到达延安，毛泽东接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长谈。1939年10月，在一次手术中，白求恩手指被刺破后感染，11月12日病逝。
白求恩逝世后，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准备编一本白求恩的纪念册，专门请毛泽东撰写一篇文章，收入纪念册。虽然毛泽东只在白求恩刚到延安时见过一面，但对白求恩的情况十分了解，因此，毛泽东很痛快地答应了。
在毛泽东一生中，专门为纪念某一个人牺牲或病逝而写文章的事是不多见的，特别是为外国友人的故去撰文更是少有的。12月21日，毛泽东彻夜未眠写下了《学习白求恩》一文。1940年，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在延安正式出版了《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毛泽东的《学习白求恩》一文收入其中。
毛泽东这篇文章，虽然是为悼念白求恩而作，但却不是单纯地将自己的情感停留在追思和怀念，而是对中国人民在抗战中所面临问题的深入的思考和回答。
从抗战的国内形势看，当时距离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刚刚过去两年，中国和日本相比在军事等力量对比上还处于劣势，中国的抗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这个时期抗战局面最艰苦、最困难，迫切需要国内民族力量的团结和国际的援助。
从抗战的国际形势看，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抗日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应该贯彻实行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路线，世界革命才能胜利。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因此，毛泽东认为，白求恩来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决不仅仅是个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而是代表着一种国际主义的精神。
从共产党内部存在的问题看，毛泽东赞扬白求恩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即针对革命队伍中的某些不良风气：一是有的同志工作的责任心不强，怕挑重担，怕负责任；二是个人主义，喜欢打小算盘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好表现作风；三是缺乏群众观点，官僚主义，对人民群众缺乏应有的革命热忱；四是鄙薄技术工作或缺乏钻研精神。毛泽东试图借助对白求恩精神的宣传，来克服革命队伍中的某些不良倾向，从而引导和建设有利于抗日战争的政治氛围。
在《纪念》一文中，毛泽东在简要介绍了白求恩、介绍了他因何来延安，以及他不幸以身殉职之后，笔锋一转，写道：“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毛泽东突出写道：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这也是这篇文章的核心。毛泽东高度概括了白求恩精神的实际体现：“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
在文章最后，毛泽东强调要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泽东把对白求恩精神的评价提到共产主义精神的高度，从而赋予白求恩精神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毛泽东对白求恩的概括是中肯的，是实事求是的，真实而又深刻地反映了白求恩精神的精神实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于毛泽东这个评价，白求恩也受之无愧。
毛泽东在文中对白求恩精神的高度概括，挥洒自如的文笔，立即吸引了延安党政干部的关注。许多人将此文阅读多遍，作为对照自己，提升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的宝贵文件。有的干部还将毛泽东此文一字字抄到笔记本上，时常拿出来读上一遍。随着《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传到其他根据地，毛泽东的文章中所颂扬的白求恩高尚品格和精神境界，给共产党和八路军干部战士以极大教育。LW
《新民主主义论》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文/张长江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完整论述，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右图，在延安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单行本封面；左图，《新民主主义论》的开头部分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顽固派除了从军事上进攻共产党之外，还在思想战线上发动攻势，反共宣传变本加厉。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代表人物虽然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抗战不力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战争的前途也抱有疑虑。此时，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关系重大的理论问题。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后经修改、补充成文，于15日完稿。
一个月后，这篇演讲首先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2月20日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上，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刊载了这篇文章。
按毛泽东自己的说法，这篇讲话的“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讲话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建国的纲领。
讲话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十分明确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国际环境，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才是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这两个阶段又必须相互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并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蓝图和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在政治上，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在经济上，实行“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在文化上，要挣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奴役，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针对当时国民党顽固派散布的“承认三民主义就要收起共产主义”的论调，毛泽东也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他在文章中具体分析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
这篇文章在党内外引起重大反响，它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和前景，对当前奋斗的目标和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了清楚明白的了解，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胜利信心，使越来越多的人奔集到新民主主义的大旗下来，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对这篇文章，毛泽东酝酿的时间很长。1956年3月，他曾讲到：“《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
新民主主义理论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经过长时期的思考和探索提出来的。这个理论以中国的实际国情为出发点，而要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国情，并且依据它提出正确而完整的革命理论，是极不容易的。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曾多次提到。1962年1月，他说：“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1965年8月，他说：“《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写的。我参加共产党，打了13年仗，在这13年之前还有6年，一共19年的时间，才认识到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花了19年的时间，你看，认识客观事物是多么困难。”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篇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的文章，也是一篇有着很强论战性的文章。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完整论述，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LW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建立不可缺少的一支文化军队 文/李平
《讲话》使广大文艺工作者成为抗日战争胜利不可缺少的一支文化军队，成为动员民众抗日的重要力量
1942年5月2日、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两次精彩的发言，后来被整理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1943年10月19日，这篇讲话在《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同时出版了单行本。各地又很快出了各种翻印本，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10月到1953年3月，国内出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约有85种，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反响。
《讲话》发表后，中央总学委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出了学习《讲话》的通知。1943年10月22日，《解放日报》评价《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毛泽东的《讲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批反映抗战的文艺作品，以各种形式来宣传抗战，鼓舞抗战。延安文艺界的人士以美术、舞蹈、音乐、戏剧、小说等各种文艺形式，热情讴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极大地发挥了文艺的抗战作用。但是文艺界也“严重地存在作风不正的东西”，因此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旨在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从1942年春天起，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开展起来，延安文艺座谈会，成为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艺界的党员少，大部分文艺工作者有一定的自由化思想。他们虽然来到了根据地，但是没有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真正结合。表现在他们创作的反映现实斗争生活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生活的作品还很不够，“对于活泼生动的边区生活不感兴趣，缺少政治责任感”，对工农兵“不熟、不懂”。有些作家在文章和作品中还描绘延安是一片“黑暗”，“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生活“单调”、“枯燥”。这些负面的观点和情绪在涣散军心、瓦解斗志上产生不良影响。这对于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是不利的。
《讲话》力求使革命文艺能正确发展，发挥文艺战线对军事战线的协助作用。毛泽东在《讲话》中开宗明义，“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毛泽东明确了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思想。抗日战争是当时最大的革命政治任务，完成这一革命任务靠“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
毛泽东提出：“我们有两支军队，一直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一年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时，这段话被改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毛泽东鼓励文艺工作者多描写反映敌后抗日战争的作品，还主张以文艺的形式批判和暴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和欺骗。他说：“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
同时，他还主张建立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但对统一战线中的不同同盟者，要有联合，有批评。
《讲话》为抗战文艺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使之成为争取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有力武器。文艺界开展了认真的整风运动，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自我反省、相互批评的风气。根据《讲话》精神，文艺工作者纷纷走向社会，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学习民间的传统艺术，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出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掀起了文艺创作的新高潮。
《讲话》使抗战文艺的发展寻找到新的方向，解决了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使广大文艺工作者成为抗日战争胜利不可缺少的一支文化军队，成为动员民众抗日的重要力量，密切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抗日斗争。LW
《为人民服务》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 文/胡昌勇
《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不仅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与担当
1944年9月8日，中共中央驻地延安举行了一场庄严肃穆的追悼会，悼念三天前因炭窑崩塌而牺牲的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这场追悼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讲演——《为人民服务》。
在讲演中，毛泽东深刻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抗战时期，人民的最高利益，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毛泽东高度评价张思德为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联想到千千万万的死难烈士和正在英勇奋斗的革命将士，毛泽东动情地说：“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在抗战的烽火中，《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不仅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与担当。
毛泽东发表《为人民服务》讲演的那一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大好，国民党军队却在豫、湘、桂战场大溃败，说明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担负起争取抗战胜利的任务。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担负起更大更重的责任。
在《为人民服务》讲演发表前后，毛泽东多次就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问题发表讲话。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发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提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
9月18日，毛泽东又在招待八路军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及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的大会上讲话，他说：“武汉失守以来，特别是最近二年以来，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巨大的变化。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人民部队抗击了在华敌伪军六分之五，国民党只打了六分之一。豫湘战役，敌人如入无人之境，情形极为严重。中国不亡，是由于有了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地由我们支持了抗战局面。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抗战形势。”
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他指出：“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人民都仰望着我们。”为此，要尽量发展自己的力量，向新沦陷区的敌后进军。他号召大家，“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解放！”
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毛泽东号召全党为解救正在受难的中国人民而努力奋斗。如何奋斗？就是在《学习和时局》中提出的，“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毛泽东指出：“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
为此，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军民做了这么几件事：
一是发起局部反攻，扩大解放区（抗日根据地）。1944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大量消灭敌军，拔除据点，使原有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同时，根据中央确定的“开辟河南、发展苏浙皖、进军鄂湘粤”、“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的战略方针，八路军、新四军挺进外线，进军河南，挺进湘粤边，南下苏浙皖边，开辟新的解放区。各抗日根据地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共作战2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收复大片失地，解放人口1700多万。
二是减轻人民负担，巩固解放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各抗日根据地经受着日军疯狂残酷的围攻，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部队、机关和学校的生活异常艰苦，解放区人民缩衣节食，支持抗战。为减轻人民负担，党中央一方面采纳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的建议，实行“精兵简政”；一方面，号召“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两项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改善了解放区的财政经济状况，对巩固解放区、坚持持久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是为全面反攻作准备。包括加强城市工作，开展大规模的军队整训等。为全面反攻最重要的准备，当属中共七大的筹备与召开。这次大会，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会议号召全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在七大开幕词中宣告：“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
历史证明，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担负起了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所提出的解救受难的中国人民的责任。LW
本组专题刊于《瞭望》2015年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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