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长征 | 长征中的这几次重要会议,都解决了什么问题?
◆ 关于长征,耳熟能详的那些语汇里,还有多少是你并不了解的?
◆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瞭望》编辑撰写的系列文章中,瞭望微信撷取其中一些文章和片段,帮你了解那一场伟大征途的重要节点:比如红军翻了多少座雪山,过的是哪片草地?长征途中这些重要会议都在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四渡赤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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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会议:通道转兵使蒋介石妄图在通道以北“围歼”红军的阴谋宣告破产;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的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
黎平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络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红军的军事战略方针的重要会议。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否决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主张,驱散了共产国际神圣化的迷雾,把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两河口会议:是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正确分析了会师后的形势和川陕甘、川康边的情况,确定了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两个方面军的行动指明了方向。
瓦窑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克服“左”的关门主义的错误,不失时机地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能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文/王平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冲破了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但红军却付出沉重的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此时,蒋介石在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失败后,觉察了红军的北上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四道防线,摆好阵势,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北去湘西的途中。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博古、李德仍坚持原定计划,在作战命令中一再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硬要把已遭受惨重伤亡的红军,往强敌的虎口里送。如按此意见办,中央红军可能会全军覆灭。
这时,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这是红军摆脱困境的唯一抉择。
12月11日,中央红军攻占通道,这是湖南西南端的一座县城,地处桂、湘、黔三省交界处,向北可去湘西,向西进入贵州,往南则通向广西,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通道”。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主力将由此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里,中央领导人对于这个关系红军生死的问题,不能不作出决断了。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主要讨论红军进军的方向问题,会议争论得很激烈。
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等人坚持北上的意见,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
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在决定大政方针的“三人团”中,周恩来明确表示应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博古虽没放弃最终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战略方针,但这时不再坚持,同意先到贵州再议。李德因意见被否而提早退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会后下午7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红军主力西进,于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
通道会议虽是一次短促的临时性紧急会议,但其历史意义却重大而深远。
首先,通道会议是血战湘江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通道转兵使蒋介石妄图在通道以北“围歼”红军的阴谋宣告破产。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战略方针分歧,只是改变了进军路线,但如果没有通道转兵,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万余人将全军覆没。
其次,通道会议是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的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开始后不断遭受的巨大损失,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成熟,逐渐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求生存、求发展。
第三,通道会议是长征以来毛泽东第一次真正地参与重大决策的讨论和研究,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初始基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首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支持,并被部分采纳。此后,拥护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的呼声渐高。LW
文/李纲
▲观众参观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展出的黎平会议美术作品(杨乐摄/本刊)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黎平。此时,转变战略方向的问题虽然在通道会议上提出来了,却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仍在进行。
12月18日,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召开。
会上,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人也先后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会议经过激烈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黎平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络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红军的军事战略方针的重要会议。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否决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主张,驱散了共产国际神圣化的迷雾,把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
同时,黎平会议结束了赣南会议以来长达三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在中央受排斥的局面,在重大决策问题中第一次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黎平会议不仅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也是大部分中央领导人思想逐渐趋于一致的重要转折点,为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打下了基础。LW
▲遵义会议纪念馆(林慧摄/本刊)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许多干部和战士对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军事指挥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逐渐得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他们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从老山界到黎平,再到猴场,一路争论不断。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把这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配合不够等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着重分析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的军事行动方向。
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等人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又明确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
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11日,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成立,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作出的。毛泽东曾明确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LW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 周年主题展览展出的两河口会议美术作品(杨乐摄/本刊)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实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制定的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总兵力达十多万人,红军士气高涨,战斗力大为增强。会师后,如何正确分析形势,尽快确定新的战略方针,打破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建立新的根据地,成为党和红军面临的首要问题。
1935年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问题。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少奇、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
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提出,必须迅速前进,去川陕甘地区,以实现“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发展战略。
周恩来报告以后,张国焘接着发言。他对周恩来讲述的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会师后的红军北进,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但是,他强调了执行的许多困难。
毛泽东在发言中表示支持周恩来的意见,并提出五点具体意见。
朱德、王稼祥、博古、彭德怀、邓小平、刘少奇、刘伯承、聂荣臻、凯丰等都发了言,一致同意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作的报告。
张闻天在周恩来作结论之前作总结发言。他指出,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大家既然意见一致,就应团结一致来实现。目前这个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要实现目前这个战略方针,首先就要进攻和控制松潘。他强调创造川甘陕苏区,只有依靠决战胜利,应用尽力量克服困难。
最后,周恩来作结论。他说,我们的战争方针当然是进攻的。过去在路上也讨论过,但那时是无后方的运动战。现在不同了,要转入反攻,建立根据地,进入更广大的地区同敌人战斗。
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同时,为了实现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决定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的时机,红一、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
两河口会议是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正确分析了会师后的形势和川陕甘、川康边的情况,确定了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两个方面军的行动指明了方向。LW
▲瓦窑堡会议旧址(摄影/本刊)
瓦窑堡,一个普普通通的陕北小镇,却因为1935年的那次著名的会议而在中国革命史和民族救亡史上大名鼎鼎。
80多年前,“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此时,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事实引起了中国革命形势新的变化,如何认识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动,如何把中国革命推向前进,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首要问题。
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17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
23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
当会议进入讨论政治问题时,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会上产生了争论。毛泽东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而博古则在发言中仍引经据典地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对此,毛泽东反驳道: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毛泽东还指出福建事变的失策,就在于套用“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这一理论。他说:“我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往床上一躺不说了。毛泽东在讨论过程中明确地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
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会议明确,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投降主义势力,确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明确地指出:“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
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克服“左”的关门主义的错误,不失时机地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能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LW
刊于《瞭望》2016年第40-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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