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 | 18大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
◆ 2016年中国GDP达到74.4万亿元，同比增长6.7%，高于印度的6.6%，三年后重夺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第一
◆ 按照IMF测算，2016年度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2个百分点，而美国只贡献了0.3个百分点，欧洲也仅0.2个百分点
◆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74.83岁提高至2015年的76.34岁，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2010年的0.699上升至2015年的0.730，进入世界高人类发展组，使得该组人口总数达到史无前例的25.17亿人
◆ 十八大以来中国最大的成功是战略决策的成功。支撑一系列战略决策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创新在过去四年里厚积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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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挂云帆”这五年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健君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这是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同志以新一届党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向13亿多中国人民许下的重诺。蓦然回首，今日之中国、今日之中国共产党乃至今日之世界，已在过去的1500多个日日夜夜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6年12月底，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自2013年以来，有100余万名党员在反腐行动中受到惩处。习近平要求加强对政治权力的约束，创造一个“制度笼子”，确保党员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文章认为，在领导层积极开展反腐斗争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巩固执政党根基方面正在发生质的飞跃。
“2016年，很多美国人已开始感觉到中国发展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在购物中心，在付款时——而且感觉到世界权力中心正从美国转向中国。”2017年1月20日，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所长罗伯特·戴利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撰文称，“2016年，中国的宏伟规划可能开始使天平向中方倾斜。”
西方世界的这种感觉在2017年1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尤其强烈。德国《商报》在会议期间刊文感慨，“这个世界看上去好像颠倒了。即将就职的美国总统对世界发出实施惩罚性关税的威胁。同时，中国国家主席发表了支持公正的全球化的主旨演讲。当今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达沃斯的经济精英年会上成为维护自由贸易最强有力的先锋。”
▲1月17日，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国际会议中心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兰红光摄/本刊）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分析说，十八大以来的四年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大事、议大事、干大事，纲举目张，战略布局和总体布局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进展，并使我国胜利完成“十二五”规划所确定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24个主要指标完成率高达96%，为历次五年规划完成率最高的一次，“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特别是综合国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东琪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解读说，2016年中国GDP达到74.4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高于印度的6.6%，三年后重夺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第一。按照IMF测算，2016年度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2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33.2%。而美国只贡献了0.3个百分点，欧洲也仅0.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的贡献率远超所有发达国家之和。
四年多过去了，胡鞍钢回顾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手笔不断”，最精彩也最有意义的一件大事，就是“四个全面”国内战略布局加上一个“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战略布局，为我国开辟了空前的“天时、地利、人和”新局面，也创造了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国际影响力、最具全球领导力的纪录。
“党中央顺势而为，应势而动，乘势而上，不仅进一步延长了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而且更加自信、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战略机遇期。”这位专注中国国情研究30余年的学者给出的结论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最大的成功是战略决策的成功，而战略决策的成功是中国成功的根本原因。”而支撑一系列战略决策的基础，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创新在过去四年里厚积薄发。
沧海横流之千年变局
“进入新世纪后，人类文明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突出的标志就是，西方国家的经济效率、社会效率和制度效率都在持续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影响力快速上升的新兴国家迫切需要找到可持续发展的自主道路。”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自己看到的场景就是，“剧烈的全球性结构性调整，正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新的平衡。”
从外部环境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引爆，直接导致冷战结束后兴起的这波最大规模全球化进程的重创乃至停滞，西方发展模式漏洞百出、缺失尽显。发达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以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为资源配置中心主导的“中心-边缘”国际生产和消费大循环，产生了自身难以有效克服的制度性矛盾，出现断裂和崩溃之态。
与此相伴，20世纪最后十年，以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人》一书为标志达到巅峰状态、以“市场万能”论、“政府失灵”论和“经济人”假设等理论装配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全球化发展模式，似乎不可思议地在西方中心美国“触礁”，掀起一场震荡全球的金融大危机，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受到全面重挫。8年来，面对世界发展环境日趋复杂动荡的新现实，以该理论为支撑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和西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几近束手无策境地，至今难以从根本上解除金融危机风险……
从内部压力看，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日趋紧迫。“中国也是国际金融危机最大受害者之一。”胡鞍钢研究发现，2016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33.1%，数据回归到了18年前的199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在2006年达到64.8%的顶峰，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两年开始下滑，直到今天降至十几年前的比例水平，说明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极其剧烈。”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速2010年后下降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同时也印证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发展转型的内在紧迫性，一直是现阶段和未来相当长时间主导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核心内因。
从发展矛盾看，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最突出的变化是：一方面，全球化迅猛发展，各国发展所需要的协调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任何单边或双边的方式都难以解决诸如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抑或气候和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必须是多边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冲击下的发达国家的国家治理日益分裂和破碎，西方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思维意识不断强化，正在加大全球发展的协调难度。
尤其是西方发展模式急剧衰颓，世界各国发展共识日趋分化，人类面对着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大抉择。为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践者和研究学者都开始反思，并寻求新道路、新理念和新理论，以期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包括中国在内，人类未来向何处去？亟待发展新思想、新理念、新方略的指引。
刘尚希认为，审视这个复杂的世界格局，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全球的变化与中国紧密关联，而中国日益全球化的发展特质，也决定了“要搞好全球的治理，就要搞好中国的治理。中国内部的治理搞好了，那么全球的治理也就有了希望。如果中国内部治理搞不好，全球的治理也很难有前途。因为，不管中国怎么干，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都在那里。”
正是在这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沧海横流时刻，十八大报告向世人宣告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刘尚希看来，这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宣言书，也是13亿多国人为实现民族复兴大业对执政党的时代要求，更是中华民族再次为人类发展探索全新道路拉响的启航汽笛。
世界看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习总书记对此不但感同身受，更是身体力行。”参加这次座谈会的胡鞍钢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改革开放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内，一些人的经济学学习和实践，被西方经济学完全覆盖，“回头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理论才是真理、才是基础。这一点，习总书记给我们带了个好头。”
2001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东南学术》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的学术论文。当时，时值习近平同志在清华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的学习期间。这篇长达18000余字的论文，关键词就是《资本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他结合自己施政实践经验研读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结晶。
现在，阅读这篇当时流传不广的文章，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西方经济学“如日中天”的新世纪之初，作者娴熟而坚定自信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以包容和吸收古今中外人类发展智慧的气度，对如何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了极具启示意义的独立思考：
比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新的伟大社会实践，它一方面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又要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学习和掌握必须‘学以致用’。”
比如，“中国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人的主观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其内在的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的本质运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须充分发挥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优势。”
采访中，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田应奎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谈到，正是源于长期积累的深厚理论素养，和坚定不移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但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全面建成小康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而且在执政实践上不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一系列全新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呈现出喷薄而出的活跃局面。他列举说：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
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
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
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
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
田应奎认为，实践表明，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充分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成果，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的21世纪新生，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明了最优路径。
决胜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四个全面”
正是对先进理论的成熟驾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了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目标，四年来进行了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系统性、长远性的谋划，先后通过四次中央全会，协调有序地完成了“四个全面”的国内战略布局。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60条、336项改革措施，超过了历次改革决定。三年多来，中央深改组通过32次会议绵密部署，目前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改革基本出台。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全面部署，提出六大任务、30项重大举措、180多项具体措施，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具体路径，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司法公正的改革重点难点指明了方向。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规划了31类重大任务，据此制定了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20篇、80章。
胡鞍钢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分析说：“十三五”规划纲要篇幅为历次五年规划最多，并精心设计和科学论证了23类、165个重大项目，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是数量最多、水平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领域最全、服务人口最多的，许多开工项目将成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的奠基之作。
▲河北沧州渤海新区黄骅综合大港码头。（摄影/本刊）
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对全面从严治党做出了全面部署，制定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十八大以来的四年多，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进展，深得党心、军心、民心。通过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巡视利剑震慑、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等“组合拳”，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显现。
从2013年至2016年9月期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1.8万件，创历史纪录地对101万违纪党员干部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赢得了8800多万党员党心、13亿人民民心。这不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政治意愿和决心，也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和办法“吐故纳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上述四次中央全会，对国家大局和长远未来的重大问题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书写了新篇章，绘制了新蓝图，也吸引了全世界对中国高效而充满决心和勇气的治国理政决策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胡鞍钢观察认为，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基础上，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党中央顺势而为推动构建基于合作共赢的国际战略布局。
一是积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打破冷战思维，推动中美两国走一条没有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
二是积极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贯穿连接欧亚非三大洲，共同打造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三是做好周边外交工作，充分利用中国是周边国家第一、二大贸易伙伴的经济优势和贸易优势，加速区域一体化；
四是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四年多来，在2014年APEC北京峰会、2015年9月联合国发展峰会和11月巴黎世界气候大会、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和11月APEC利马峰会上，中国最高领导人以出色的大国领袖表现，在全球治理众多领域发挥了负责任和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
2015年10月1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举措，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利益，增加了我国同各国利益汇合点。”
“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
田应奎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认为，在党中央“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战略布局下，四年多来，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五位一体”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经济建设方面，一是经济实力再上大台阶。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增长低迷、全球贸易持续低迷、逆全球化更加明显、主要经济体走势分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速仍居世界前列，主要经济指标占世界总量比重进一步提高。
胡鞍钢特别指出了2016年我国GDP总量的里程碑意义。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力争国民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按不变价格计算，2016年我国GDP相当于2000年的4.22倍。也就是说，到2016年我国已经提前实现了总量翻两番的目标。
尽管近些年中国外贸增长疲软，但占全球的份额持续上升，已连续四年居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在全球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13.8%。这是美国在1968年曾经占到的比重，此后任何国家一直都望尘莫及。然而，2016年，中国的这个比重进一步提高到14%。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首超第二产业，2015年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50%，201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1.6%，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1%，中国居民消费和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整理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三大差距明显收缩：城乡居民收入持续上升，且相对差距不断缩小，从2010年的3.23倍缩小至2015年的2.73倍；且各地区人均GDP差异系数持续缩小，从2010年的50.6%缩小至2015年的43.0%，为建国以来最低；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持续下降，从2010年的0.481下降至2015年的0.462，年平均趋同化为0.80%。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本质上讲，就是把内在潜能释放出来，释放出高质量有效经济增长。”陈东琪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介绍说，2016年中国经济6.7%的增量，高达6.7万亿元人民币、近1万亿美元，相当于改革初十年的GDP总量，“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主动调控、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所取得的，具有很高的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预计将有4.4亿左右中产家庭，中国消费动能的潜力还很大。”
政治建设方面，制度建设进一步发展。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和增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基层人大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比例；扩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完善协商民主制和工作机制，发挥人民政协践行协商民主的主渠道作用；推动和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等等。
胡鞍钢认为，近年来，从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公开制度竞争局面观察，“西方制度弊端和劣势更加凸显。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制度创新、制度质量、制度优势、制度竞争力和影响力，显示出了越发强大的生命力。”
文化建设方面，我国构建了世界最大规模的现代公共文化体系，覆盖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提供了最丰富且多样化的文化产品以及文化精品。截至2015年，我国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8.17%；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8.77%；全国电影票房收入达到441亿元，居世界第二位；全国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博物馆服务人次达到近20亿。
我国不断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合作，主动“走出去”。截至2014年底，全球共有127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476所孔子学院和851个中小学孔子课堂；2015年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总数达到25个，其中2014年开展各类文化活动超过1000场，直接受众逾200万人次。
▲演员在意大利罗马“欢乐春节”庆祝活动中表演中国功夫。（金宇摄/本刊）
上述数据显示出中国正在不断加强文化建设、文化创新、文化繁荣，正在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
社会建设方面，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迈上一个大台阶。“十二五”时期，城乡居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7%和9.6%；城镇新增就业人数5年累计新增6431万人，创历史最高纪录；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年)，从2010年的16567万人减至2015年的5575万人左右，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7.2%降至5.7%；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大幅增长，从2010年的3.6亿人增至2015年的8.4亿人，参保率达到82%左右；城镇棚户区改造取得重大进展，到2015年已累计改造2680万套。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74.83岁提高至2015年的76.34岁，提高了1.51岁，主要健康指标已居上中等国家前列；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7年增至2015年的10.23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2010年的0.699上升至2015年的0.730，进入世界高人类发展组，使得该组人口总数达到史无前例的25.17亿人。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进入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排放等逐步脱钩阶段。2015年耕地保有量达到18.6亿亩，高于2010年的18.18亿亩，根本改变了过去长期（指1957～2006年）耕地资源持续下降的趋势；2015年，工业用水量已比2010年下降了7.8%，农业用水量比高峰年的2013年减少了1.8%，首次进入“双高峰”后的下降期；2015年我国每单位GDP能耗下降至7.007兆焦，已接近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至12%，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绿色能源生产国、消费国，2015年中国水电占世界总量比重为28.5%，风能占世界总量比重为22.0%，太阳能占世界总量比重为15.5%，其他可再生能源占世界的比重为17.2%；“十二五”规划提出的4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下降约束性指标，全部超额完成；碳排放增长率从2011年的8.0%下降至2014年的0.18%，且提前达到碳排放高峰，2015年首次出现负增长。
“十二五”时期，我国森林覆盖率从20.36%提高至21.66%，森林面积达到2.08亿公顷，人工林面积继续居世界首位，森林蓄积量达到151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原定143亿立方米；生态主体功能区逐步健全。国家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十条），开展前所未有的环境治理。这是中国绿色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的最好时期。
“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取得重大进展，更重要的是，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胡鞍钢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按照2011年国际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10年的13.89%提高至2015年的17.14%，2016年将达到17.80%，实际已经超过美国15.80%的比重。
对此，他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公开竞争中，不进则退，进慢也是退。当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综合国力相对差距的动态变化日益加速，形成了于我越来越有利、越来越主动的新的战略格局，这是过去四年多最令人瞩目的全球性发展现象。”
“山雨欲来”的全球化大抉择时刻
2016年底，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发的一篇题为《全球化死亡之旅始于2016》的文章悲叹，“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说：2016年是自由贸易遭遇重大挫折的一年，甚至是最新一波全球化进程终结的开端之年。”
尤其当以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为首的一些西方政要们，将问题归罪于全球化并企图逆转这一时代潮流的时候，全世界都将目光转向了中国。
“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1月17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用一场主旨演讲警醒世界，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采访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全球化是人类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自然过程，它的包容性天然地要求市场和贸易规则不断扩大和统一，“这一特征决定了全球化进程不可能被中断。所谓中断，也只能是中断通过权力让步和制度安排形成的具有排他性的一体化进程，比如TPP。”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进一步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分析说，经济全球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后，“贸易投资自由化向深度发展，要求各国国内体制实现更高水平开放，更多国家参与全球化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各成员方利益分配关系更为复杂，导致一些国家人为地停滞或反对参与全球化。”
尤其是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会感受到压力和冲击。
张幼文告诉《瞭望》记者，“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出发，通过自身的结构调整和内部改革，有效应对挑战。”
一是遵循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原理，注重自主创新，以创新驱动发展；二是遵循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发展新动能；三是遵循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规律，抓执政党自身建设、抓服务型政府建设、抓政府对市场的监管。
▲北京动车段西动车所的检修师傅在测量受电弓碳滑板尺寸。（陈晔华摄/本刊）
“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和改革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则。”黄卫平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为世界作出了榜样，“不是将问题归咎于别人，而是以自胜者强的进取心态，改革自身以主动适应时代变化。”
具体而言，就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世情、国情、党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领会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要求，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发展；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逻辑，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在手上，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最终通过自身努力，抵达民族伟大复兴的胜利彼岸。
因此，面对当前全球范围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大气候，多位国情权威研究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一方面，要清楚“一山放出一山拦”，提醒国人“常怀忧患之思”；另一方面，则必须“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一是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又好又快地继续做强国家经济实力、做大国民财富“蛋糕”；二是矢志不渝将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到底。
在黄卫平看来，经济发展就是逆水行舟，按照劳动生产率计算，2016年，我国8亿劳动力创造了11万亿美元GDP，美国1.7亿劳动力创造了18万亿美元GDP，“这意味着，我国财富创造能力，与发达国家差距甚远，决不能未富先骄、未富先懒。”
刘尚希认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总方略，是完整的战略部署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手段和保障。”
“这其中，全面深化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治国理政的核心问题，是牛鼻子。”所以，他强调，能否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
开辟通向共同富裕的人类新道路
刘尚希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主要是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长个子”，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不仅需要强健的体格，更需要健康的心理和成熟的精神。遗憾的是，以政府与社会关系为主线的社会化改革有些滞后。”
市场改革培育经济理性，社会改革培养社会理性，即公共理性。他说，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社会中，经济理性超前发育，而社会理性也即公共理性严重滞后，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伦理道德、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缺失；而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不讲诚信一度成风；创新意识不足，投机、泡沫、短期化行为频生。
这位财税研究权威学者，从自己几十年追踪研究中国财政改革的视角感受到，“社会改革应当成为整个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只有社会改革推进了，社会理性不断发育，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乃至生态文明建设才会有更稳定推进的基础。”
“在当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即意味着资本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工具，但不能一切任由资本说了算；推进社会改革，就是扩大社会主义因素、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形成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
在刘尚希看来，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还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包括“五大发展理念”，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文化富有时代内涵的极大创新、丰富和完善，“中国能不能引领21世纪的人类文明，就看能不能通过市场经济从先富带动后富，走进共同富裕。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最难解决的发展问题。”
采访中，胡鞍钢从国情研究层面也作了殊途同归的思考，“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发生三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一是用20年时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是到2030年构建共同富裕社会；三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其中，构建共同富裕社会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延伸，也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他特别强调，共富社会不是平均富裕，而是指社会差异相对较小，且可管理、可调整；共富社会的核心是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共同分享，使十几亿人能够共同享有发展机会、共同提高发展能力、共同提高发展水平、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富社会；共富社会的底线是发展不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消除各类绝对贫困人口。
▲“中国梦·劳动美”第三届全国职工摄影书画展。（才扬摄/本刊）
胡鞍钢认为，建设共富社会，必然也将延伸到国际社会，也就是中国与世界共同繁荣，“中国与世界既是利益共同体，更是命运共同体。只有世界特别是南方国家（指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繁荣了，世界和中国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繁荣。”
这意味着，中国不但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特别是帮助南方国家富裕起来；不但要支持和参与全球化，也要积极主导全球化，使之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均衡的方向发展。
“2020年，中国实现贫困人口全面脱贫和14亿人全面小康，进而将14亿多人从小康社会带向共富社会建设，这对人类发展理论、发展道路、发展模式都是史无前例的伟大贡献。”从这个层面，黄卫平把“一带一路”倡议看作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脱贫共富工程。
过去三年多来，中国正是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设立，将自己在全球化中获得的宝贵资金、发展成果、先进技术和脱贫经验，分享和回馈给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使得南方国家第一次集体搭上了驶向发展繁荣的“全球化高铁”。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所言，“中国人民深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艰辛，对各国人民取得的发展成就都点赞，都为他们祝福，都希望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不会犯‘红眼病’，不会抱怨他人从中国发展中得到了巨大机遇和丰厚回报。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港珠澳大桥主体桥梁合龙仪式现场。（梁旭摄/本刊）
现在，已是十九大准备“开题”的时刻，胡鞍钢认为，长远性、战略性、前瞻性规划跨越2020年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方略的时机已经成熟。LW
刊于《瞭望》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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