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这些深度贫困的地方，是用什么方法脱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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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弄合村，蒙玉强（左）和堂哥蒙玉涛在七百弄的高峰上 王婧嫱
◆ 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尽管情况各异，但都面临脱贫成本高、贫困户返贫概率高、贫困恶性循环破解难等共性问题
◆ 除了依靠“输血”，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增强对贫困人口的带动“造血”功能，仍是下一步攻克贫困堡垒的重点
◆ 新春佳节到来之际，《瞭望》记者深入西藏、新疆、四川、广西、湖南等省区的深度贫困地区，近距离观察感受各地干部群众攻坚克难的魄力和脚踏实地的干劲
西藏：雪域高原脱贫曙光
新疆：春天里的南疆四地州“脱贫故事”
广西：拔除深度贫困地区“穷根”
四川：易地扶贫搬迁的达州“三部曲”
湖南：两个“国贫县”扶贫观察
雪域高原脱贫曙光
▲ 贫困户在西藏山南市乃东区颇章乡雪村苗圃基地内为雪松除草 刘东君摄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洪明
作为我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西藏整体仍处于深度贫困状态，致贫因素多重叠加，实现全部脱贫任务艰巨。在党中央、国务院关怀和援藏单位帮助下，西藏在顶层设计、产业扶贫、易地搬迁等方面精准施策，雪域高原出现脱贫曙光。
2017年，西藏减贫15万人，1705个贫困村居退出，25个县区达到脱贫摘帽标准；2016年，西藏14.7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2013年以来的五年，贫困人口减少53万人，贫困发生率由32.3%降至12.4%。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深入藏区深度贫困一线，看优势特色产业的发展，观易地搬迁农户的新生活。
因地制宜强产业
当《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进日喀则市南木林县艾玛乡，一股苜蓿草香味扑面而来，100多个白色大包整齐堆放，割草机与打捆机一前一后，村民忙得不亦乐乎。“我们从8点到下午6点一直在割草，每人每天能挣130多元，想着有钱挣就不觉得累。”26岁的索朗说，“以前，全村劳力一般到那曲等高海拔地区帮人家盖房子。”
日喀则被称为“西藏的粮仓”，耕地、草场面积分别占全区39%、16%，有大量可集中连片开发的宜草荒地。日喀则逐步把小草做成大产业，使农牧民转移为草产业工人，以草业带动养殖业、加工业等产业发展。2018年西藏首次大规模由南部农区向北部牧区售草，拉开了草畜一体化发展的序幕。
艾玛乡人工种草合作联社理事长、拉布村党支部书记久列告诉本刊记者：“乡里成立了由8个村1030户参与的人工种草合作联社，青壮年每天能挣100元，有了可持续收入来源。”
草畜一体化发展是西藏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2017年初平整沙荒地近5万亩，建设了5.8万亩高标准人工饲草基地。合作联社采取‘科技+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方式，带动贫困人口6500多人，人均创收1700元以上。”南木林县副县长洛次说。
本刊记者调研了解到，西藏近年来筛选出城关区净土产业、白朗县蔬菜产业、南木林县人工种草产业、隆子县黑青稞产业、林芝藏香猪养殖产业、贡觉县阿旺绵羊产业、芒康县葡萄产业、高原特色牧业产业、班戈县牧业科技产业合作园区、改则县物玛乡抢古村牧业集体经济合作社“十大优秀”扶贫产业，重点扶持培育龙头企业，试图通过龙头带动促进群众增收。
发展产业是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西藏创新发展思路、拓展投融资渠道，已投入逾百亿元支持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培育了旅游文化产业、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业、天然饮用水业等。截至2017年底，全区共落实到位产业扶贫资金逾124亿元。
西藏自治区扶贫办副主任陆华东告诉本刊记者，“产业扶贫资金包括，自治区统筹安排60亿元，撬动金融信贷19亿元，市地、县区和援藏投入超过7亿元，吸纳社会资金38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106亿元，累计开工建设产业扶贫项目1195个，直接带动脱贫近7万人。安排560家非公企业结对帮扶551个贫困村，投入资金4亿多元，精准带动3万人脱贫。”
为解决产业扶持融资问题，西藏先后多次召开全区金融支持产业扶贫座谈会，深入研究探讨和解决金融信贷问题。4家银行与区直单位签订了产业扶贫贷款战略框架协议，与7市地签订逾24亿元产业扶贫项目放贷协议。7市地与13家企业签订28亿元的产业扶贫合作项目。
易地搬迁辟新路
西藏脱贫攻坚过程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当属易地扶贫搬迁。
深冬时节，朝阳初上高原山头，阳光洒满水草丰美的暗红色土地，温暖万物生灵。崭新的藏式房屋错落有致，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自来水、路灯、垃圾箱一应俱全，有些村民正忙着修整院子。这是《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昌都市达修天津新村看到的场景。
达修天津新村距所属的卡若镇26公里，于2016年11月由原先的6个自然村合并搬迁建成，共172户、585人。搬迁以前最远的自然村瓦布村距公路18公里，只有摩托车才能通行。
“以前出门到镇上，走3个多小时下山到路边坐车，来回办个事一天就没了。”44岁的丁增绕吉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人畜混住，臭味大，很不方便。“从没想过能住上这么亮堂干净的房子。”如今，他们一家分到了90平方米的新房，“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山上靠天吃饭，种青稞、养十几头牦牛，一年收入2000来块钱。”
采访中，记者感受到村民们信心满满，不仅生活条件改善了，收入渠道也增多了。“这边靠近公路，打工也方便，我上个月贷款买了一辆卡车跑运输，一天能挣200多块。”丁增绕吉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
搬迁以前，村民们买菜、看病等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极其不便。如今不仅出行方便了，孩子们上学也成为近在眼前的事。“今年计划在村里建个幼儿园，学生读完幼儿园可在邻村读小学至三年级，这样就方便多了。”选派村党支部书记贡嘎赤林说。
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西藏坚持搬迁与产业、安居与乐业同步，易地扶贫搬迁三年26.3万人的工作扎实有力推进。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羊八井高海拔风湿患者易地搬迁一期150户625人已入住；昌都“三岩”片区2县7个乡镇1.16万人的整体搬迁已启动。同时，西藏正在争取国家对高海拔等特殊区域农牧民群众搬迁工作的支持。
西藏自治区发改委副主任姜太强告诉本刊记者：“截至去年底，2016年安排的342个安置点全部开工建设、竣工338个，累计完成投资53.5亿元，入住7.55万人。2017年433个安置点已全部开工建设，竣工133个，入住1.99万人。”
“十三五”时期，西藏扶贫搬迁群众预计达26.3万人，占全区59万贫困人口的44.6%。
决战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西藏自治区扶贫办主任尹分水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介绍，2018年西藏计划目标减少贫困人口14万人以上，2100个贫困村居退出，25个贫困县区脱贫摘帽，全面完成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以上，全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8%以下。
2017年12月，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在研究《西藏自治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实施方案》时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西藏脱贫攻坚工作不仅是经济问题、民生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经过精准识别和综合考虑，西藏确定了44个深度贫困县、315个深度贫困乡镇、2440个深度贫困村，分别占全区县、乡、村总数的59.5%、45.3%、44.6%，44个县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9.6万人，占全区贫困人口总数的82.7%。
“从致贫因素看，受历史和自然的影响，西藏海拔高、气候恶劣、资源匮乏，生存条件差，社会发育程度低，仍有30多万人口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方。因病因残致贫8900户、4万人，因缺劳力致贫23000户、14万人，贫困人口综合素质低、内生动力不足，是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重点人口。”陆华东对本刊记者分析指出。
记者了解到，从生产结构看，深度贫困县区中农区县17个、17.6万人，牧区县14个、10.3万人，半农半牧区县13个、11.7万人。从产业支撑看，西藏传统农牧业生产占比高，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没有真正形成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产业，农牧业产业化经营率、科技贡献率，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5个和16个百分点。从基础设施瓶颈制约看，全区还需实施200个村通畅工程，12个县未实现主电网覆盖，102个建制村不通动力电。
陆华东说：“44个深度贫困县的致贫因素多样，综合起来看，西藏脱贫攻坚具有建设成本高、改善难度大、致贫返贫易、巩固成果难的明显特点。”
决战深度贫困地区脱贫，西藏明确将90%以上的新增脱贫攻坚资金、项目、举措集中投向深度贫困县乡村，规划投资817亿余元，其中申请国家新增专项资金307亿余元。当地将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目标，紧紧瞄准深度贫困人口，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
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徐伍达指出，发展生产和易地搬迁更多的是帮助贫困户建立起“造血”机能，从根本上阻断贫困的发生。下一步应加大精准扶贫的投入力度，健全脱贫攻坚的评估体系。LW
春天里的南疆四地州“脱贫故事”
▲ 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吾库萨克乡4村的居麦·库尔班（右二）和老伴在广东援疆资金支持建设的“农户车间”中安装手机充电器 陈寂
◆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新疆还有190万人需要脱贫，其中大部分在南疆四地州。产业扶贫成为新疆破解深度贫困的关键之策，扎根基层的带头人更是不可或缺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熊聪茹 关俏俏
环布于塔里木盆地边缘的新疆喀什、和田、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阿克苏四个地州，是国家确定的深度贫困“三区三州”之一，既是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也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极度干旱、风沙肆虐、地广人却不稀，属全国脱贫攻坚中的“硬骨头”。
十八大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全党全国、援疆省市、企业行业、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向贫困宣战。扶贫力度之大、受益人口之多，在新疆发展历史中前所未有。
新春到来之际，《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进四地州，感受正在改变的大漠边疆风情，听村民们讲述“脱贫故事”。
专业合作社成脱贫致富“领头羊”
走进和田墨玉县托乎拉乡塔什坎特村，和南疆许多村庄一样，向北望是浩瀚沙漠，向南看是巍巍昆仑，一排排笔直的白杨树保护着耕地和房屋少受风沙侵袭。《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沿着村里的柏油路一直走，远远看见几栋高大的厂房，一个搭着葡萄架的大院，村民告诉本刊记者，这就是“一休的合作社”。
合作社的创办人吐尔逊·托乎提担任村干部、开了村里第一家小商店，话不多但头脑灵光，被称为“聪明的一休”，合作社也因此得名。
走进东侧的厂房，牛羊满圈，顶上还有几百只鸽子。西边的厂房里，村里的姑娘媳妇利用冬闲在这里织地毯，一排排地毯编织架上挂着颜色艳丽的羊毛地毯，紧密平整，吐尔逊告诉本刊记者，大多出口到中亚，一平方米价格在1500元以上。
谈及合作社的发展，吐尔逊回忆道，2014年以后，驻村干部来了，帮扶资金多了，合作社棚圈扩大到1200平方米，养了2000只羊、200头牛，肉鸽一年出栏3000只，还有“身价”过万的观赏鸽。2016年合作社总收入超过350万元，参加合作社的七八十个村民有一半脱了贫。
眼下，吐尔逊琢磨着继续扩大“立体养殖”规模，并把村里的200户鸽子养殖户集合起来，“肉鸽为主、观赏鸽为辅”。他还加入了和田地毯协会，正要送几个手艺好的年轻人去制衣厂学技术。
在南疆四地州，扶贫奔小康步伐开始加速以来，像“一休的合作社”这样的农村专业合作社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领头羊”。
塔里木盆地虽干旱少雨，但冰雪融水滋养的绿洲却长出优质的核桃、红枣、石榴……在“中国核桃之乡”喀什叶城县，仅“核桃合作社”就有30多个、核桃加工厂7家，核桃乳、核桃糖、核桃油，还有桃仁中间的分心木，据说可入药，一家公司正以20元/公斤的价格收购曾经一扔了之的废料，生产线今年开工。
夏合甫乡优科赛尔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了村里几十户贫困户来剥核桃。村支书买合木提·艾力说：“一亩核桃收入2000元，卖完核桃再到合作社剥核桃，一个月又能挣1600元，初加工的核桃仁能卖28元/公斤，这样脱贫就有希望了。”
实施精准扶贫以来，南疆农区渐渐浇灌出一二三产融合的“新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不仅种植、销售，冬闲还去下游企业参与加工，从而获得更多现代农业的红利。叶城县林业局局长吐尔孙江·买买提艾力说，今后每个村都会建电商服务点，每两个村建一个卫星工厂，引导农民介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获得更多脱贫动力。
优势产业助力脱贫
和田策勒县亚博依村，人均耕地仅有1亩多，靠天吃饭、土里刨食让这里的贫困发生率高达36%。为了脱贫致富，村委会主任阿卜力孜·阿力木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村里想尽了办法。比如，种特色林果，刚开始可以，现在种的多了，价格下来了；出去打工却没技术、没门道；办企业缺资金，产业基础又薄弱……2014年，新疆“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驻村工作启动，每年7万多名机关干部到乡村牧区驻村一年，重点任务之一就是扶贫助困。来到亚博依村的是新疆电力公司驻村工作组。驻村干部看到了当地的优势资源——阳光。
2016年，166千瓦的分布式光伏电站在亚博依村建成。蓝色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铺满村委会楼顶，还覆盖了附近钢结构综合市场的整个屋顶。村委会院内，一架跟踪式光伏电站像一个巨大的向日葵，每天跟随太阳的方向调整角度。
在整洁的运行维护室里，阿卜力孜操作鼠标查看当日实时发电数。他指着电脑屏幕笑着告诉本刊记者：“这个绿色柱子越高，发的电就越多，村集体收入就越高，帮扶的贫困户也就越多。”
驻村工作组组长阿斯卡尔·阿合买提向本刊记者介绍，到去年底，村里光伏电站发电量逾5万千瓦时，销售电量所得近4万元全部转入村集体，并通过村民民主评议帮扶贫困户。今年，村集体此项收入将达18万元，可兜底60户贫困户，今后持续收益还可用来培育特色产业，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随着光伏电站逐步产生效益，越来越多村民自愿清扫太阳能电池板上的沙尘，越来越多村民希望学技术、学普通话。截至目前，有200多村民参加了电工、焊接、计算机技能培训班，20多人签订了就业合同，28岁的阿布力艾则孜是其中之一。他在和田上乐电器成套有限责任公司当上了技术工人，主要负责装配高低压配电箱，工作后挣的8000元全部寄给了父母。
本刊记者了解到，根据规划，南疆四地州将建26个光伏扶贫试点项目，覆盖19个县市，规模超过60万千瓦，总投资70亿元，每25千瓦扶持1个贫困户，可精准扶贫14万人。每个试点项目贫困县还将选择2～3个具备建设条件的光伏设施农业、光伏农业大棚或利用荒山荒坡的光伏电站场址，作为光伏农业扶贫的重点项目，以期增加光伏扶贫效益。
十八大以来，产业扶贫成为新疆破解深度贫困的关键之策，其中，仅劳动密集型纺织服装产业就投入25.6亿元，南疆四地州林业生态和林果业专项资金达7.78亿元。自治区还实施“千企帮千村”工作，911家民营企业帮扶821个贫困村，累计投入55.6亿元实施1.3万个项目，转移就业近90万人次。五年来，新疆35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2.2%，其中南疆四地州年均增长13.1%。
“第一书记”扎根贫困一线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眼前的郎丰军矍铄干练，正在通过对讲机布置工作。作为喀什叶城县依提木孔乡塔勒克村“第一书记”，郎丰军在乡亲们眼里，是个让人佩服、感动，又有点害怕的人。
让人佩服的是自他从县发改委到村里担任“第一书记”后，贫困发生率高达53%的塔勒克村有了脱贫的办法，一笔笔资金、一个个项目，随时都有新鲜事；让人感动的是，他似乎有使不完的劲，白天走访，晚上值班，带着驻村工作组干部硬是把贫困户房屋西侧的杂树园清理改造出192亩地，让每户贫困户新增了4.2亩地；让人“害怕”的是，他随时都会来“检查”分发的扶贫羊、扶贫鸽养得好不好，院子屋里打扫得干不干净，想“偷懒”根本不行，每一家贫困户的情况都印在他的脑子里。
村民告诉本刊记者，“清理杂树园”是村里脱贫“十个一”措施之一，原本废弃的杂树园清理出来后建成了一排蔬菜大棚，每个贫困户分得5个大棚，农民没有钱就联系企业免费送苗，不会种菜就找技术员手把手教，几个月后种西红柿、豇豆的一个棚就收入五六千元，蔬菜大棚的肥料来自农户“立体养殖”棚圈的有机肥。
什么样的“第一书记”就会带出什么样的村。原本脏乱的房前屋后整洁了，连牲畜棚圈都打理得有条不紊，闲散的村民忙起来了，大家明白：只要不懒，奔小康的路就在脚下。
南疆四地州，越来越多农民进工厂、上城镇，追寻致富梦想，而数万党员干部与他们“逆行”，扎根乡村，担任“第一书记”。四年来，新疆共有20余万“访惠聚”干部驻守9000多个乡村，与基层组织一起千方百计拓宽群众脱贫门路。今年，为确保驻村工作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自治区决定，去年驻村工作主体力量保留60%，充实40%优秀干部，连续驻村三年。此外，自治区11万党员干部与贫困户一一结对认亲，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在团结中助脱贫。
心系南疆四地州脱贫的还有对口援疆干部。新一轮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先后有1.5万名内地干部来到天山南北。在喀什地区伽师县，来自广东佛山市的援疆干部除了引项目、建园区，还为当地职业技术学校联系了佛山10所帮扶院校，以智力援疆“组团式”教育帮扶为支撑，几年下来，毕业生就业率从36%升至87%，去年累计“定岗”培训产业工人1710人，实现就近就地稳定就业。智力援疆系列措施已累计培训伽师县党政干部、专业骨干和农村实用人才3.8万人次。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新疆还有190万人需要脱贫，其中大部分在南疆四地州。“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艰巨而繁重。”自治区扶贫办总经济师陈雷说。
一位在南疆扶贫一线工作多年的干部在日记中写道：扶贫是一个人的奋斗、一群人的战斗，未来有一种情怀叫：“‘十三五’你干过扶贫没？那些年你在南疆不分昼夜的扶贫队伍里奋战过没？”LW
广西拔除深度贫困地区“穷根”
▲2月4日，广西南丹县八圩瑶族乡吧哈村村民正准备搬往新家 周华摄
◆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不仅靠加大投入和补齐“短板”，更重要的是扶贫干部的用心付出。在广西多个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正成为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连心桥”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夏军 农冠斌
南国之冬，寒风在大山里呼啸而过，春节正一步步走近。39岁的贫困户韦德强刚刚与大山里那间四面透风的木瓦房告了别。
“搬出山了，以后就在美食城里打工，今年年底准能脱贫。”看着亮堂堂的房子，韦德强信心十足。韦德强家住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深山里，这是广西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当地七百弄乡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不适宜人类居住地”。但就是在这样的贫苦之地，去年9800多人告别了贫困。
广西深度贫困县达20个，这些县集中在滇黔桂石漠化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历新年将至，《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进大化瑶族自治县和都安瑶族自治县这两个典型的深度贫困县，看看那里搬出深山的贫困户，脱贫是否有了保障，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搬得出，努力稳得住
韦德强原居地大化瑶族自治县百马乡中和村弄坡屯，水少地薄，田地稀缺，一家人日子过得紧巴巴。韦德强一直想搬出大山，靠着易地扶贫搬迁补助，加上自筹资金，今年1月搬进了县城移民新区。一家人搬进新房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天然气灶，“以前看到城里人用天然气，心里很羡慕，老家不通路，只能烧火，柴火潮湿，冒出的烟熏得人眼泪直流。”韦德强说。
大化扶贫干部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越来越多的贫困户明白，搬出深山，无论是吃水、用电、出行，还是孩子上学、看病都要方便得多，如今动员他们搬迁比前两年要容易很多。
在“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山路蜿蜒崎岖，一侧就是悬崖，但乡党委书记韦艳华一遛弯就把记者甩下了一大段路。“在山里工作久了，这样的路走习惯了。”韦艳华说。走了约1个小时，终于听到鸡鸣犬吠，住着20来户瑶胞的弄确屯渐入眼帘。
瑶寨里几乎所有村民都认识韦艳华，韦艳华一遍遍给他们算搬迁账、未来发展账，终于说服了瑶胞们。“现在党的扶贫政策真好。”一位中年汉子用瑶话说，“搬出去肯定也能找到活干，我们相信你。”
在大化瑶族自治县六也乡华善村移民安置点，本刊记者看到一排排水泥楼房整齐划一，安置点内还有篮球场、小舞台，马路对面便是村小学和卫生所。68岁的韦爱新正在新家里织藤编。
韦爱新每天可以做20个藤编篓子，每个1.5元。每月都有老板沿着公路到各村收购，除去寻找藤条的工夫，一个月能有三百多元的收入，韦爱新说，要是还住在山里，年纪大了，一分钱都难挣，如今挣这些钱勉强能维持生活。
春节临近，在都安瑶族自治县永安镇安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区，记者遇到了打工归来的袁永华和爱人正拉着行李回到家。34岁的袁永华以前住在永安镇永吉村连真屯，屯里有13户人家，不通公路。两口子外出打工，最担心的就是拜托亲戚照顾的3个孩子，“一年要回好几趟家看孩子，来回次数多了，一年到头打工也赚不了几个钱。”
如今整屯搬迁出山，移民新区不远处是高速路出口，附近还正在修高铁站。“高速路通到家门口，踩在水泥路上的感觉跟做梦一样。”袁永华感慨说。扶贫干部告诉他，县里还在移民新区里搭建了扶贫车间，引进都安县乐宜玩具厂，每人每天能挣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袁永华和妻子当即决定，今年妻子留在家去扶贫车间上班，以便能照顾孩子上学。
自治区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对搬迁贫困户的后续扶持，广西出台了许多针对性帮扶举措和优惠政策，比如，对搬迁贫困劳动力新注册个体工商户和创办服务型、农林产品加工、旅游等企业且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经县级验收合格，给予不低于1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对没有劳动能力的，实行政策兜底。
为确保贫困户搬得出，还能住得稳，本刊记者在我国唯一的仫佬族自治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看到，当地将县城黄金地段用于易地扶贫搬迁。县扶贫办主任黄镇告诉记者，为打消顾虑，所有搬进县城的贫困户都有三种选择：一是加入合作社，每年享受一亩猕猴桃65%的产值分红；二是每户获得一间门面，由政府代付租金5年；三是在电子厂或周边企业安排就业，确保每户至少1人有稳定的就业岗位。
从纳翁乡板阳村大山深处搬迁出来的贫困户罗东贤，选择加入猕猴桃合作社，缴纳了500元“入伙金”，年底有分红，平日里去附近打工，每天工钱100元。“打工加分红，一年能有2万多元收入，心里踏实多了，生活比以前好。”罗东贤说。
延伸扶贫产业链
在大化瑶族自治县红水河现代农业示范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看到，1000多亩九娘河富硒沃柑种植基地里，一个个金灿灿的沃柑沉甸甸地挂在枝头。这是返乡能人唐伟今年所有的收成。他告诉记者，县里结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号召农户们种富硒沃柑，这种水果春节才上市，是水果淡季，完全不愁销路，今年首次挂果，预计出产45万公斤，收入准不会少。
扶贫产业是深度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最关心的话题，打造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是夯实贫困农户脱贫的长久之计。
富硒沃柑种植基地的土地，是当地农户流转过来的，其中不少贫困农户参与。在这片基地里，村民可选择收取租金，也可以选择通过土地入股，有50户贫困户还专门到基地来打工，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除草、施肥、修枝，每月收入2000元左右。“土地入股的分红，加上打工的收入，家门口就能挣几千元，比干啥都划算。”贫困户蔡色英笑着告诉记者。
都安瑶族自治县遍地石山，几无平地。面对这一自然条件，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力发展养殖业，在永安镇永吉澳寒羊养殖基地，17个羊棚整齐地分布于道路两旁。“都安引进龙头企业在当地建设养殖基地，带动农户养殖，有利于打造规模产业，也好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永安镇党委书记蓝力斌说，镇政府还引导其他贫困村把集体经济启动资金50万元入股到澳寒羊养殖基地，为每个贫困村建设一个400平方米的羊舍，饲养300多头澳寒羊羔，养大后由基地回收。这一举措明显壮大了贫困村的集体经济，为贫困村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多个深度贫困县发展产业时都很重视扶贫产业形成一个闭合的链条，并着眼于深加工、后续产业链的打造。大化瑶族自治县为万亩汁用丝瓜产业引进了龙头公司，通过建立标准化栽培示范基地，建立采后加工仓储中心，引导当地群众参与发展汁用丝瓜产业，实现统一质量、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统一价格目标。都安瑶族自治县采用“贷牛还牛”扶贫产业发展模式，政府引进成熟的肉牛经营公司，打造牛羊产业的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闭环产业链。
自治区扶贫办介绍，为推动各地产业发展，广西制定并印发县级特色产业目录，集中力量扶持特色产业发展，这在2017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发展产业带动了4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2017年计划脱贫摘帽村实现了每个村至少有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或产业示范基地。
移民增多带来发展机遇
在广西深度贫困地区，不少县的移民人口超过万人，整个县城新增人口增加幅度都不小，有的县甚至相当于再造半个县城。
部分基层干部担心，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公共服务、城市功能配套、治安管理、产业发展等一旦跟不上，还容易引发其他不和谐因素。“这是各贫困县面临的新挑战。”都安瑶族自治县移民局副局长覃大河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
记者在多地采访时看到，移民安置小区内大多配套建有篮球场、街心公园、小广场等设施。“通过举办民俗活动、体育活动、文艺晚会等，增强移民群众的归属感。”覃大河说，目前县里正组织编写培训教材，并免费发放给移民群众，目的是提高他们的文明礼仪、公共卫生意识等。
也有不少基层干部认为，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为贫困地区的县城发展带来潜在机遇。
大化瑶族自治县江滨花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在今年1月初，陆陆续续有不少搬迁户入住。本刊记者走访了江滨花园附近的商铺，不少店主认为，不需多久，商业肯定能繁荣起来。“以前每天能卖出一头猪，这两周来能多卖半头左右。”安置点附近的菜商黄洋萍说。
大化瑶族自治县发改局副局长陆生善认为，对于城市来说，易地扶贫搬迁能够促进城镇化进程，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虽然大多还是贫困户，但也拥有潜在的消费需求，有利于扩大内需，带动消费。
投入贫困地区的不仅是产业资金，更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效拉动了投资。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主任黄承伟指出，从消费来看，随着贫困人口收入增加和各项投入增多，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有助于提高贫困群众消费能力。LW
易地扶贫搬迁的达州“三部曲”
▲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姚市乡高平村 魏林摄
◆ 解决好“不愿搬”和“搬不起”问题，满足不同条件搬迁群众的居住需求，解决好就业、产业和长远发展，是为达州易地扶贫搬迁“三部曲”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任硌 陈健 吴文诩
位于川东北秦巴山区的达州市，贫困人口总量居四川省首位。秦巴山区坡地多、平地少，很多贫困群众居住在地势较险、发展条件较差的地方，存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现象。大力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是当地推进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达州大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将生存环境差、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搬迁到基础条件和发展前景较好的地方。在确保群众“搬得出”的同时，如何让群众“住得稳”“能致富”？《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深入达州调研采访，听迁入新居的贫困户畅想新生活，探寻达州强化“创造生产经营条件与就业机会”的易地扶贫搬迁经验。
贫困户花“小钱”住新居
赶在农历春节前，达州市渠县李馥乡凤凰村贫困户李述奎忙活了几天，把家从渠江边上的破旧潮湿的老房子搬到新居。“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今年可以在新房子里过年了。”李述奎满脸喜悦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李述奎家有5口人：生病的妻子、80岁的母亲，还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儿女。按当地人均不超过25平方米、每户总面积不超过125平方米的标准，李述奎家仅自筹了1万元，就住进了125平方米的二层小楼。
李述奎的新居位于渠江边一块较高的台地上，这是乡政府为了规避渠江洪涝灾害而科学选址的结果，这块大台地也是整个凤凰村易地扶贫搬迁的集中安置点。本刊记者见到，一栋栋美丽别致的楼房有序排列，硬化的通村路、篮球场、图书室、村活动室、垃圾箱……还有正在安装的太阳能路灯和天然气管道，凤凰村安置点几乎与城市里的住宅小区没有任何区别。
多年来，交通不便、人多地少，加上每年必有的渠江洪涝灾害让渠县凤凰村人生活艰难，外出务工成了村里人收入的主要来源。
如今，许多像李述奎这样的贫困户住上了新房子，过上了脱贫致富的新生活。达州市委书记包惠对本刊记者表示，2014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达州市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村828个、贫困人口63.66万人，贫困人口总量居四川省首位。当时，大量居住在深山、高寒等生存环境差、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以及生态环境脆弱、限制或禁止开发地区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都属于易地扶贫搬迁对象。“我们坚持群众自愿原则，精细甄别和精准锁定搬迁对象，不搞强制搬迁和行政命令搬迁。”
在达州市大竹县月华镇九银村贫困户陈德金新家所处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记者看到一条条平坦整洁的柏油路纵横交错，一栋栋银墙红瓦的小楼鳞次栉比，一个个庭前屋后的微田园郁郁葱葱……除此之外，党群服务中心、幼儿园、文化室、卫生室、健身小广场一应俱全。“广场能做操、图书室能看报，就连平时说话的人也比以前多。”陈德金高兴地向本刊记者介绍他的新居生活。
月华镇党委书记孔祥胜告诉记者，当地在每幢楼的前后都设计了“微田园”，用于满足农民多年的耕种习惯。同时，还组织搬迁户采取民主推荐、民主表决的方式，建立“易地扶贫搬迁小区临时业委会”，全程参与工程质量监督，并拟定社区管理规章制度，以及相关实施办法，深入开展“感恩奋进”教育，让群众入住开始就“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从而保证“易”到新环境、“易”来新生活。
贫困户如何花小钱就住上新房？四川达州进行了有效探索。据了解，达州市易地扶贫搬迁资金由中央预算内投资、省政府筹集的地方债务资金、国家专项建设基金、长期低息贷款、群众自筹资金等五部分构成。其中，群众自筹资金原则上不超过1万元/户，对于特别困难的可不自筹。
四川省发改委数据显示，2017年1月至11月，四川共建成易地扶贫搬迁住房14万户47.9万人，建成率145%，超额完成了33万搬迁人口住房建设任务，已搬迁入住9.3万户31.5万人。整个“十三五”期间，四川规划完成120万贫困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
搬得出更要“能致富”
在凤凰村安置点背后的山坡上，万亩嫩绿的花椒苗显得格外醒目。李馥乡党委书记余小波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为了让易地扶贫搬迁的贫困户“住得好、真脱贫”，每个安置点都有了产业作支撑，凤凰村引进业主建设的花椒产业基地可为附近农民提供400个就业岗位。
“故土难离、乡愁难忘，实施易地搬迁扶贫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月华镇副镇长周春华说，尽管安置点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但仍有许多贫困户不愿意搬，陈德金曾经就是其中之一。
陈德金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在老房生活了一辈子，搬到别处去种庄稼真是不方便，最初坚决不搬。后来，镇、村干部到他家仔细算账，花“小钱”就能住上新房，如果在原址修肯定要花更多钱，新的居住点条件好，出行、就医、务工样样方便，搬出后家里的田地可以流转。听完细账，陈德金终于答应下来。
“群众愿意搬了，但搬出来后，如何才能稳得住是更应该考虑的问题。”渠县县委书记苟小莉说，渠县把贫困户就业和产业发展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重要抓手，让搬迁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可巩固”。
待到搬进新家之后，陈德金越来越认定当初同意搬家的决定没错，心里高兴得不得了。“我现在正在附近的鞋厂学习包装，1个月能有1500元左右工资，以前哪有这种好事啊？”陈德金告诉记者。
同样在附近鞋厂务工的还有易地扶贫搬迁户焦云修老人，他如今正忙于新工作——为鞋厂的新鞋穿鞋带。一见面，他便一股脑地给本刊记者介绍他的新旧生活对比。过去，他和老伴住在月华镇一处半山腰上的土坯房里，出门全是烂泥巴路，附近没有打工的地方。“现在搬到新房子，我一边给附近的一家工厂扫地，一边给鞋厂穿鞋带，加上低保、粮食直补的钱，我一年就有一万多元钱的收入，2018年肯定能脱贫。”
在九银村安置点旁，只几分钟的路程，便是食品产业园，专门提供就业岗位解决群众就近就地就业。本刊记者走进一家生产醪糟的企业了解到，这家企业专门提供就业岗位120个、首批解决15名搬迁群众就近就地就业。企业负责人表示，贫困户就近就地就业，既有务工收入又照顾了家庭，大大提升了归属感和幸福感，成了企业稳定的劳动力资源，而企业不用提供员工宿舍、交通补贴等支出，节省了成本。在安置点周围，类似这样优先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的企业还有很多。
“以前大山村就是成片的荒山，整个村子剩下的只有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去外头打工了。”大山村贫困户徐伦志说，如今不一样了，易地扶贫搬迁同时，柠檬柑橘产业基地发展起来了，附近还有各种企业，各级干部帮贫困户找工作、发展产业，贫困群众都搬进了新房子、有了好收入。
四川省就业局局长黄晓东表示，
四川在贫困地区大力实施就业扶贫工作，建立贫困劳动力基础信息、就业培训、转移就业、自主创业、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名单并实行动态管理。
四川鼓励和引导企业、园区、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就近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贫困村建设就业扶贫车间，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四川还在贫困地区开发公益性岗位，用于托底安置特困劳动力。
“就业扶贫直接、有效。只要贫困家庭有一个人能够稳定就业，有了持续稳定的收入，就能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黄晓东说。
扶贫搬迁需注意“解决问题”
据了解，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实施范围为国家和省确定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非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户扶贫搬迁工作，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扶贫搬迁政策。
采访中，多位受访干部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在提供易地扶贫搬迁帮扶政策的同时，更应注重生产经营条件与就业机会的创造，推动搬迁户转型为脱贫动力强、适应市场环境、人力资本不断强化的现代农民或新市民。
“我们坚持合法合规、安全无隐患、与后续产业发展相结合，科学确立安置点。”包惠向本刊记者介绍指出，达州市积极支持易地搬迁贫困户发展农、林、牧、渔业生产，指导各地制定安置区产业发展规划，择优发展当地特色产业。对于依托工业园区、旅游景区、乡村旅游区等安置的建档立卡搬迁人口，支持发展劳务经济和现代服务业脱贫。同时，还引导搬迁人口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折价入股专业合作社，增加资产性收益。
对于各地正在开展的易地扶贫搬迁，相关干部结合达州的实践探索认为：
首先，要解决好“不愿搬”和“搬不起”的问题。对搬迁意愿不强的群众，达州通过政策宣传和思想动员，让其知晓易地扶贫搬迁的好处，使其乐意搬迁；对自筹能力差，想搬又搬不起的困难群众，量身定做搬迁安置方案，帮助实现搬迁。
其次，要解决好群众基本住房需要。建房面积、房屋户型设计等既关系到群众的基本需要，又关乎群众未来的长远发展，是群众十分关心的重要问题。达州根据当地农村生产生活特点、民风民俗和不同搬迁群众的家庭条件，设计多种户型供群众选择。
最后，要妥善解决好就业、产业和长远发展。对继续耕种原有土地、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可扶持他们发展养殖、林果、蔬菜等优势特色产业，提高经营性收入；对有条件的地方，可引进有实力的企业进入，通过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逐步提高搬迁群众财产性收入；对外出务工的群众，可加大技能培训力度，增加工资性收入。LW
两个“国贫县”扶贫观察
▲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的一处“扶贫车间” 周楠摄
◆ 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增强经济组织对贫困户的带动作用，是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和新田县这两个“国贫县”下一步艰巨的任务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周楠
出长沙城，穿越山川河流，往南行驶400多公里，就到了湘粤桂交界的南岭北麓。这里主要是湖南省永州市的辖区，多年来发展缓慢，贫困县众多，是湖南省的扶贫“主战场”之一。
冬寒虽未尽，早春气息已萌动。春节临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来到湖南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两个“国贫县”——江华瑶族自治县、新田县。行走在村庄，感受最深的是，随便敲开一家门，村民都能对扶贫说出个一二三。一位贫困户对记者说，“党委政府帮我们解决了生计，更帮我们解决了财路，这是最实在的措施，也是过去最大的困难。”
美丽祥和的乡村画卷后面，脱贫致富的道路上，这两个“国贫县”党委政府采取了哪些实在的措施，贫困群众获得了怎样的发展，《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就业一人、脱贫一户”
走在新田县的农村里，《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不时就能看到“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标语。
说起这八个字，新田县龙泉镇毛里坪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彭亚姣满心欢喜。家里经济状况不好，她一直想外出务工，多挣点钱改善家里的光景。无奈缺少技术，她外出挣不到什么钱。去年，镇里干部知道她家的情况后，帮她报名参加了技术培训，然后推荐应聘上县城一家家具制造企业的技术岗位。
“现在我们家情况好多了，我一个月最多的时候能挣4000元。”彭亚姣告诉本刊记者，“就业扶贫，实实在在地解决了我们一家子的财路问题。”
赢得群众称赞的就业扶贫，是新田县多年探索的结果。受历史条件、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新田县长期以来难脱“贫困”的帽子，当地群众曾经自我解嘲说新田是个“五缺县”，缺矿产、缺工业、缺交通、缺水资源、缺耕地。
随着“脱贫摘帽”时限临近，面对人多地少、土地贫瘠、缺乏工业、没有高速公路和铁路过境一系列现实，如何准时摘帽？一度成为新田县干部群众心中最迷茫的问题。
“我们讨论了一次又一次，发现我们也不是全无优势。”县委书记唐军告诉本刊记者，新田离珠三角比较近，农村剩余劳动力充足，推动劳务输出、实施就业扶贫不失为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
县里一边在230个行政村对15723名转移就业贫困劳动力的情况摸底，一边以前些年在广州花都区、东莞市、深圳市等地设立的流动党组织为纽带，建立了异地劳务协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挨个企业登门拜访，签下了多份劳务协作框架协议书，一下提供了近2000个就业岗位。新田县扶贫办主任成清华说，“我们重点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这些企业用工多，收入也不错。”他们还发动了十几家劳务中介机构参与进来，对贫困户劳动力进行培训和推荐。
渠道建好了，如何让“产品”过得硬？对贫困户进行针对性的技术培训至关重要，不然即使推荐出去，也是做一些低工资的活。为了解外出人口最欠缺的技术，去年春节过后，新田县就业服务局局长刘大军“潜伏”在南下队伍中，跟打工人群去劳务市场、工厂里“搜寻情报”。
刘大军带着厚厚的调研报告回来后，县里很快组织开办了混凝土班、模具设计班、家政保姆班等专题培训班，一年下来培训了800余人，包括200多名贫困劳动力。为了方便流动人口，有的培训班直接办在了珠三角，开设免费的周末班、夜校。
金陵镇下兰冲村的何柏香去年参加了县里组织的育婴师培训，顺利拿到了育婴师从业资格证。经家政服务中介企业推荐，她很快就到了广东东莞从事保姆工作，月薪4500元，带动全家脱贫。“有了我这个榜样，我们那里很多妇女都去参加了培训，只要工作认真细心，现在都每月能拿到4000多元。”何柏香告诉本刊记者，通过就业扶贫这种方式，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贫困户真正脱贫。
“扶贫车间”挣钱顾家两不误
从新田县往西南再行驶100余公里，就到了湘粤桂三省区交界之地的江华瑶族自治县。虽说是大瑶山，近年来道路却修得好。一路上风光旖旎，山色青翠，是华南地区特有的冬季风景。
公路两旁，分布着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修建的村集体用房、村校等等。当地老百姓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这些房子荒废了好多年，这两年又开始变得热闹起来，还成为当地脱贫的“秘诀”所在。
带着疑问，本刊记者走进江华县大路铺镇洞尾村旁边的一栋旧屋。穿过老旧的屋门，里面别有洞天，原来这是一个简易车间，里面热闹异常，十几个工人正在进行皮具加工。
工人刘玉凤告诉本刊记者，家里上有生病的老人，下有两个不到10岁的孩子，为了照顾他们，刘玉凤前些年从广东辞职回来，但没有工作后，家庭收入紧张。“幸亏来了这里上班，我既可以照顾家人，又能挣到钱，月工资至少2000元。”
跟这家名叫君贤的皮具厂一样，这一段乡村公路的两边还聚集了七八家小工厂。这些工厂非常小，只是些简易的加工车间，但因为能解决村民几十年来的“就业、照顾家人两难全”问题，村民亲切地把它们称为“扶贫车间”。
以君贤皮具厂为例，厂里150余名工人，多为30多岁到50多岁的贫困户，他们大多居住在附近。过去，这些留守群体只能靠务农获得微薄收入，年纯收入不到两千元。
如何给留守的贫困人群提供就业机会，帮助他们增收脱贫，江华县党委政府煞费苦心。江华县委书记罗建华告诉本刊记者，留守群体不能离乡离村，大企业集中在园区，也无法进村办厂。想来想去，县里尝试吸引小微企业将操作简单、方便易学、用工灵活的生产环节转移至乡村工厂，帮助留守群体就业。
2013年以来，为了引导小微企业进村，江华县陆续发布了一揽子优惠政策：对进村办厂能安排100人以上就业的贸易加工企业，在物流运输、搬迁费用上给予50%的资金扶持；对优先使用村集体闲置房屋作厂房的，免费提供装修；对村民进行技能培训和达到一定就业时间的，给予企业500～1500元/人的岗位补贴；对企业购买设备的按购置费20%给予补贴。
在“真金白银”的吸引下，包括皮具、塑料包装、制衣、电子、门窗、制香、食用菌等多个行业的307家小微企业在贫困村建立了“生产车间”，其中在乡镇、村用工100人以上的工厂8家，用工50人以上的工厂39家。
江华县扶贫办主任李华林说，这些“扶贫车间”吸纳了7000余名留守贫困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多数贫困户每年增收1.8万元以上，部分贫困户有技术、懂管理，一年收入达5万元。“送钱送物式扶贫容易养懒汉，现在有了扶贫车间，家门口就能上班，大家都不好意思再等靠要，自力更生就脱贫了。”
培育地方特色产业迫在眉睫
穿过“扶贫车间”门口搬运货物的人流，穿过带着年货回乡的外出就业人群，《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看到，无论是产业扶贫，还是就业扶贫，都给这些贫穷多年的乡村带来了脱贫的底气，也不难看到这两个“国贫县”为了脱贫攻坚付出多年的艰辛努力后正在逐步迎来收获的希望。
在采访中，当地基层干部也向本刊记者表达了担忧，目前的发展模式意味着大量群众要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同时还需要谨防村庄办厂带来的系列风险。比如，需严防环境污染。近年来，我国多地已经出现工业污染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的事件。因此，在小微企业进村的过程中，既要把好“入口关”，防止鱼目混珠，防止污染企业进村，还要对企业生产过程严密监管，防止出现污染。再比如，要防止安全事故出现。尤其要防止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现安全生产隐患，保障工人和村民的生命安全与健康。
长远来看，一个地方的发展仍然需要地方培育自身的特色产业。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新田、江华两县虽然近年来在工业、农业企业、回乡创业上成绩突出，但仍然面临诸多困难。
主导产业培育不够问题突出。受地理环境、基础设施、资源要素等方面的影响，贫困村产业发展不平衡。李华林向本刊记者介绍，全县150个贫困村中，培育主导产业的仅有35个，占23.3%，且产业发展缓慢。尚未培育主导产业的村有67个，占44.7%。要实现全县所有的贫困村发展至少1个主导产业、每个贫困户发展1～2个增收脱贫主导产业的任务十分艰巨。
同时，目前仍存在多数经济组织对贫困户带动不强的问题。江华县有关责任人表示，全县目前已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380余家，但各经济组织出于对利益、风险以及政策透明度等因素的考虑，参与全县精准扶贫事业的积极性不高。目前只有8家公司以“公司+农户”的模式吸纳带动3000余人，确保每人每年增收1242元，相对全县脱贫总任务来说比例不大。
江华和新田两县受访干部指出，一些农民直接参与构成的专业合作社，由于各种原因，也存在没有充分吸纳贫困户参与产业发展的问题。LW
本组报道刊于《瞭望》2018年第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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