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丨扶贫产业能抗过市场风险吗？
◆ 某基层扶贫干部告诉记者，当地搞大棚种植带动了农民致富增收，但之后，周边地区也都跟着搞起了同样的产业，产量大幅提升的同时，价格大幅下降，种在地里的农作物农户都不愿收
◆ 选准产业并增强产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是推进产业扶贫取得成效的根本
◆ 切实啃下脱贫攻坚“硬骨头”，对帮扶力量整合提出了更高要求
◆ 村里有村“两委”干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和帮扶干部等多支扶贫力量，但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总负责人
◆ 有受访干部表示，对于少数正向激励和引导难以见效的贫困户，是否也应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和失信惩戒机制
原题《乡村振兴“奠基战”一线观察》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把脱贫攻坚作为专门章节在乡村振兴规划中作出部署，着重强调的是，在未来两年多的时间里，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要同向而行、相互促进，并在2020年贫困县全部摘帽后实现两大方略的无缝衔接。
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司长苏国霞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贫困地区是基础薄弱、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是乡村振兴的短板。打赢脱贫攻坚战将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反过来乡村振兴又将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作为乡村振兴的“奠基”战役，脱贫攻坚近期捷报频传。日前，国务院扶贫办宣布，2017年第二批申请退出的85个贫困县符合脱贫摘帽条件，实现脱贫摘帽。至此，2017年申请退出的中西部20个省区市的125个贫困县全部脱贫。加上2017年已摘帽的28个县，全国已有153个贫困县脱贫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乡村振兴的基础正日益夯实。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对全国多个省区贫困县的调研中发现，按照中央部署，各地都在狠抓产业扶贫这一根本，省、市、县各级帮扶力量也不断下沉。这些都为脱贫攻坚取得巨大成效提供了保证。但实践中，地方也面临着产业方向“跑偏”、扶贫力量分散等难题，在调动干部积极性和群众主动性方面也有待提升。需以更扎实、更有成效的工作，推动剩下的679个贫困县顺利摘帽。
扶贫产业能不能抗过市场风险
实地调研中，《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注意到，无论是发展核桃、火龙果、中草药等特色种植产业，还是发展养羊、养牛等养殖产业，再或者是直接建在贫困户家门口的扶贫车间，这些产业对脱贫攻坚的带动成效都十分显著。产业扶贫被各地认为是促进贫困人口持久脱贫最根本的举措，一些地区甚至明确提出“把贫困户‘绑’在产业上”。
产业脱贫是中央明确的大方向，但如何发展好则面临挑战。东部某省基层扶贫干部告诉记者，当地搞大棚种植带动了农民致富增收。但之后，周边地区也都跟着搞起了同样的产业，产量大幅提升的同时，价格大幅下降，种在地里的农作物农户都不愿收。同一地区的另一位扶贫干部也坦言，当地曾遭遇过搞肉牛养殖因市场波动遭受损失的情况。
“推进产业扶贫过程中，发展什么产业和产业发展到多大规模，既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也要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一位参与过扶贫专项审计的审计干部指出，要避免出现违背市场规律大力投入资金建设，最终因为价格下跌造成损失或扶贫效益低下的情况。
选准产业并增强产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是推进产业扶贫取得成效的根本。最近刚摘帽的广西龙州，在发展产业时就尤为注重风险的防控与分担。龙州县委副书记谢国志说，聚焦贫困群众稳收增收，龙州狠抓“种养贸游工”五大扶贫产业。当地坚持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作为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的重要抓手，采取产业委托、共同管理、风险分担、效益共享的模式，引导支持贫困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抱团发展。
同样不久前刚摘帽的江西瑞金市，“以主导产业打头阵”，提升了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在黄柏乡坳背岗万亩脐橙产业基地，乡党委书记陈佛保指着成片的脐橙对记者表示，脐橙已成为了赣南农民致富的第一产业。通过统一规划流转、统一技术培训、统一农资供应、统一病害防治、统一市场销售，有效解决了果农“资金少、技术弱、销路窄、风险大”的问题。
“瑞金的脱贫主导产业规模比较大、效益比较高。”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瑞金市委书记许锐说，瑞金通过选准一个产业、打造一个龙头、建立一套利益联结机制、扶持一笔资金、培育一套服务体系的产业扶贫“五个一”模式，鼓励引导贫困户直接发展产业，或通过土地资金入股链接到产业链上，实现了产业扶贫100%全覆盖。瑞金已形成了蔬菜、脐橙、油茶三大主导产业，通过产业脱贫的比例达到62.6%。
村里的扶贫干部谁“领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累计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43.5万名，累计向贫困村选派驻村干部277.8万名。目前，全国在岗的第一书记19.5万名，派出以扶贫为主要任务的驻村工作队23万个、驻村干部77.5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有力推动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落实。
但实践中，一些地区存在着各自为战或是工作作风不实等情况，脱贫攻坚成效不明显。江西吉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万安县委书记李伟平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村里有村“两委”干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和帮扶干部等多支扶贫力量，但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总负责人。与此同时，部分扶贫干部作风漂浮，“打卡上班”“到此一游”现象较为突出。
国务院扶贫办日前约谈的8个贫困县，其中3个就存在着一些驻村工作队挂名走读，贫困村第一书记没有脱离原单位工作，驻村工作队员拍照片留痕迹以应付上级检查等情况。
切实啃下脱贫攻坚“硬骨头”，对帮扶力量整合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万安，当地改变过去县领导挂乡镇、乡镇班子其他成员挂村的工作机制，由领导干部直接包村负责，以村为作战单位，把责任精准压实到人。2017年开始，该县在全县推行脱贫攻坚“大村长”制，在135个行政村下派“大村长”，61个“十三五”贫困村实现了县级负责人包村全覆盖。
“大村长”对精准识别、入户帮扶、政策落实、工程推进等各项工作全过程负总责，同时带领各类扶贫干部分析致贫原因、找准脱贫路径、落实帮扶举措，将责任一一传导压实细分到人，形成一个责任共同体。
由于“大村长”大都由县级领导干部和正科级领导干部担任，资源更广、经验更足，因而抓落实能力和水平也更强。比如万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委办主任肖文担任“大村长”后，其所包的夏造镇横江村，在脱贫攻坚“百日行动”中仅一周时间就拆除危旧房62栋，完成了过去一两年才能完成的任务。
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同样通过对帮扶力量的整合，提升了脱贫效能。当地统筹整合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镇级包村干部、村“两委”四支工作力量，组建联合党支部，推行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工作模式，由支部对接合作社和企业，带动贫困户致富增收。
一些地区通过整合工作力量、管理职能，加强管理考核，强化组织领导，全面提升了脱贫攻坚的水平。也正是得益于“大村长”制的实施，万安县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不力的被动局面得到了根本性扭转，并已于今年7月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
“懒汉”可以上“黑榜”
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成为愈加重要的工作。现实中“等靠要”和“养懒汉”的情形，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脱贫攻坚的成效。
广西一位扶贫干部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讲述自己经历时说，上级政府对种植特色农产品提出了明确目标，扶贫干部动员贫困户改种优质高产的品种。一些贫困户不仅要求帮扶干部免费提供秧苗，还要求帮扶干部去翻地。“在他们意识里，你有目标任务，反正完不成挨处分的是你。”该干部说。
在江西，一位扶贫干部对一些“惰性”行为也感到无奈。一贫困户家里墙开裂了，帮扶干部查看后提出，可以新建房屋，按政策规定可享受危房改造资金，其他资金由贫困户筹措，该贫困户说自己没钱。帮扶干部又提出修缮加固，该贫困户也不同意。“他认为自己是贫困户，一分钱不出帮扶干部也该为他建新房”。
“这类人虽是极少数，但负面影响极大。如果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帮忙给解决了，就会给其他贫困户形成负面示范，至少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不想办法解决又影响工作的进度。”一位受访干部说。
有受访干部表示，对于少数正向激励和引导难以见效的贫困户，是否也应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和失信惩戒机制。陕西一些地区建立的“红黑榜”或是这方面的雏形。“红榜”晾晒季度变化最大贫困户、优秀互助组及互助组长等人的典型事迹；“黑榜”曝光思想转变不大、脱贫成效不明显的个别群众，鞭策和激励后进。
群众的主动性外，扶贫干部的积极性也需要更好调动。从调研情况看，需从两方面为扶贫干部“减负”。
一是建立容错机制，让扶贫干部轻装上阵。有扶贫干部对此前媒体报道的“监督检查的人比干活的人多”深有体会。一位扶贫干部告诉记者，当地各类监督检查的人员占到了当地干部队伍相当的比例。而在面对监督检查时，扶贫工作往往难以做到尽善尽美，甚至有一些失误，检查后班子成员里面好几个人都背着处分。“不排除有极少数干部不作为，应该严厉惩处。但绝大多数扶贫干部都是兢兢业业、尽心尽责的，动不动就给处分伤士气。”
二是调整和改变层层加压的状况。面对脱贫攻坚艰巨任务，地方往往在脱贫指标上层层加码，有基层干部形象比喻为“头顶一口大锅”。为确保脱贫攻坚成效顺利通过第三方评估，地方适当自我加压有其合理性，但层层加压则让基层干部不堪重负。中央明确提出了“两不愁三保障”的要求，并一再强调不吊高胃口，也不能降低标准。相关地方需严格对标中央要求，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既不过多增加基层干部负担，也能让脱贫成果经得起检验。LW
刊于《瞭望》2018年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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