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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丨量子通信这个赛道,中国能跑好吗?

《瞭望》新闻周刊 瞭望 2022-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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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5G技术一样,量子通信是我国又一条领先世界的科技“赛道”

◆ 国际上“量子争霸”日趋激烈,美方早已开始对量子器件实行严格管控

◆ 作为新兴产业,现阶段我国部分处于国际领先的量子产业基本处于在“无人区”成长阶段

 面临着国际竞争牵制、应用示范不足、市场认可度不高、支持科创企业的机制有待完善等“成长的烦恼”


原题《跑好量子通信全球赛》

文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超 王菲 陈国峰 李玉玲


  与5G技术一样,量子通信是我国又一条领先世界的科技“赛道”。随着“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和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的建成,量子通信日渐走向实用化。目前,国内多地正创新机制,向量子科技的高地竞发。


  在中美科技激烈博弈的当下,量子科研及其产业转化决定着国家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当前应加强机制创新,推动量子科研和产业协同,将我国在量子科技领域的“领先身位”优势转化为“代差”优势,同时制定兼顾监管与促进发展的政策,完善容错机制设计,创造对原始创新更为包容的环境。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量子通信京沪干线总控中心 刘军喜摄/本刊


应用转化有瓶颈


  随着量子通信技术的不断成熟,量子密钥分发和量子保密通信正逐渐成为量子科学实用化速度最快的领域。


  2017年12月,北京市政府发起,联合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建设了一家新型研发机构——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担任该院首任院长,共建单位研发团队包括谢心澄、李树深、向涛、房建成等院士。目前该院有“量子物态科学”“量子计算与量子通信”“量子材料与器件”“量子精密测量”等4大研究领域。


  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北京量子院”)相关负责人介绍,量子安全直接通信是我国学者提出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量子保密通信技术,可用于对保密要求极高的少数特殊用户的通信,可以作为一个安全通信信道,用于重要信息的直接保密通信或初始密钥交换等任务。北京量子院及其共建单位已经完成试验样机的研制,具有抵御环境噪声、对光纤振动和温度变化具有自动补偿能力,具有信息论可证安全性。


  2016年,中国科学院发起设立国科量子通讯网络有限公司,中科大潘建伟团队以技术入股,共同承担“京沪干线”的网络建设。


  中国科大潘建伟、郭光灿、杜江峰三位院士还分别在安徽合肥成立量子产业化公司,围绕量子技术的跨界融合,形成以合肥高新区“量子中心”为代表的发展集聚区,并孵化出了多家科创企业,已初步形成上下游产业链,引领全国量子核心技术发展及产业化。


  合肥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吕本富告诉本刊记者,目前在合肥高新区,直接从事量子领域的科研人员数达600人,近三年累计在国际一流期刊中发表论文达151篇,居全球首位。全市量子信息产业相关专利占全国12.1%,排名仅次于北京,位居全国第二。


  山东省济南市成立了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将量子科技发展列入“济南市十大千亿产业振兴计划”,启动了“济南·量子谷”规划建设,集聚了山东量子、国耀量子雷达、国迅量子芯等一批优势企业。


  济南市科技局局长吕建涛介绍,济南市已建成了实用化量子通信网络“济南量子通信试验网”,以及商用化的党政机关量子通信专网。


  业界认为,量子产业有着巨大的市场规模。多地科创企业通过科研团队技术参股或企业直接购买科研成果等方式,将来自实验室的前沿量子科技进行产业转化应用的同时,也推动了量子科研技术迭代发展。


产业在“无人区”成长


  “作为一种前沿基础科技,量子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决定国家安全和未来核心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杜志雄说。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作为新兴产业,现阶段我国部分处于国际领先的量子产业基本处于在“无人区”成长阶段,面临着国际竞争牵制、应用示范不足、市场认可度不高、支持科创企业的机制有待完善等“成长的烦恼”。


  国际上“量子争霸”日趋激烈,美方早已开始对量子器件实行严格管控。科大国盾量子总裁赵勇告诉记者,美国企业如果向中国政府类用户出口量子密码类商品或软件,必须取得美国官方的许可证。这是一种特别许可,其默认审查状态为否决。


  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发展和成熟都有赖于应用中的不断优化。采访中,不少行业人士反映,当前的制度设计上缺乏相应的容错机制,决策者对新技术的运用存在畏难情绪,不利于前沿技术的推广提升。


  安徽国科量子公司总经理黄伟表示,新技术的应用,客观上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他告诉记者,目前量子通信的用户以政府机关单位为主,对于采购部门的决策者来说,往往担心新产品新技术使用过程的不确定性,更担心因此会给自己的考核带来不利甚至被问责。这类情况的存在,使得量子信息相关产品的市场推广困难重重。


  杜志雄强调,一方面,政府应以前瞻性眼光看待量子技术对于我国的重大战略意义,进一步加大对原创前沿技术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从事量子技术研发运用的企业应对接市场需求找准定位,尽快实现从基础性技术突破到社会应用的转化。


“领先身位”优势转化为“代差”优势


  当下欧美等国纷纷将量子科技列入国家发展战略计划。德国教研部日前决定今年秋季启动资助“QuNET”项目,率先为德国政府打造以量子通信为基础的安全网络。我国如何在国际量子科技竞争中胜出?如何将量子通信的“领先身位”优势转化为“代差”优势?


  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副总经理陈文丰认为,应用场景是推动产业爆发的新生态载体。他建议政府部门加大场景设计运用,挖掘城市管理、公众服务中存在的问题与需求,将交通、医疗、教育等重点领域的服务供给逐步向企业开放,提供包容创新的新场景,打造前沿技术测试应用场景,同时充分发挥各企业的技术优势,促进各类高端技术融合创新。


  多位受访者表示,对于前沿产业和先导产业,政府应制定兼顾监管与促进发展的政策,完善容错机制设计,创造对原始创新相对包容的环境,建议通过政府采购、试点示范等多种形式,加强推广支持,营造有利于科学和技术创新的社会氛围。


  受访者表示,要保持中国在量子通信上的优势地位,必须对关键核心器件提前布局攻关,彻底扭转国内量子科研设备大部分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实现自主可控。


  受访的业内人士还建议,对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尤其是战略前沿技术创新的科创企业,在政府科研经费的支持上,要给予重点倾斜;在配套经费的比例上,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制订更为宽松的政策。让“真金白银”多去“雪中送炭”,而不只是“锦上添花”。LW


刊于《瞭望》2019年第24期


延伸阅读

☞ 瞭望|我国量子科技现状如何?会结出哪些产业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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